今日评论｜易杉：器有多大，诗歌就有多大……｜《札记：一个写作者的诗学悖论》

札记：一个写作者的诗学悖论

   ■易杉【四川】

2016-1-11

诗歌，就是一种状态。一种契合了你的生物性的气质和你自己全部的历史现实的理解。毫无疑问，任何的理解都是朝向个人的，朝向个人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诗歌就是某种状态的准确表达。表达是一种综合。个人才华与语言意志的暂时性结合。其实，我们所说的灵光的源泉，就是状态的产生物。训练某种美学意义的警觉，对事物保持高度的差异性和细节变化的敏感度，发现事物的在感觉层面的惊奇，洞察事物的深刻和世界的神秘。训练就是与遗忘作斗争，我们因为遗忘可能分散对事物的专注，所以，我们在搜词索句的时候，可能得不到关于事物全部知识的支撑。我们的某次写作可以说是没有完成的，或者完成度不高。这样讨论是建立在具体一首诗歌的写作实践经验。

诗歌的完整性，诗意的饱满，全部在于语言的完成。一个技艺和语言都很娴熟的诗人，一定是有比较好的写作状态的诗人。这不仅仅是诗歌的态度问题，简直就是诗歌的立场。首先来说，诗人在写作的准备上是充分的，另外，诗人在诗歌写作现场，能够有能力充分调动经验（思想、技艺）。这里有一对矛盾就是，诗人永远面临着表达愿望和表达本身的矛盾。书写此刻的无碍，最大的自由的表达。诗人需要长期的修炼。自由不是全部思想、情感或者技艺的彻底的放纵。还在于诗人对语言的节制。控制情感的泛滥，控制思想的无边无际、装模作样的深刻，控制技艺的过度。状态就是一种综合管理诗歌的素材和全部的诗歌意图的能力。一个优秀的诗人，或者一个成熟的诗人都是有良好的诗歌状态。诗歌的状态，是在写作和阅读、思考中得到诗歌全部保证。所以，诗歌不是天才的价值，诗歌是劳动的高级状态。

传统诗歌对写作思想功能的过多依附，对情感过分的强调已经经过20 世纪的功能性转换成为对形式的创造期待。文学就是语言的乌托邦，打破了神话和形而上学的“后尼采主义”的西方思想包括文学的格局。走向了认识论的“怀疑主义”，和人生观的“虚无主义”。形式的创造成为20世纪以来文学的基调，诗歌的主流不再是朝向历史现实再现系统，而成为朝向美学的象征游戏系统。关于这一点，汉语的觉悟还远远跟不上西语甚至美国诗歌。汉语更多地纠缠于情感的真实和思想的深刻。所以，感动，启迪往往成为诗歌的好的标准。所以汉语诗歌语言、形式和叙述方式的觉悟，应该成为汉语诗歌发展合法的保证。同时提供更加广阔的汉语诗歌实践可能。

事实上，汉语诗人对于诗歌写作价值和立场的偏差，导致了许多诗人总是在诗歌外面花功夫，包括过度的意义张扬，或者过度的知识炫闪。新闻诗歌，百科全书似的诗歌，它们赢得的公共轰动，其实就是娱乐快餐。一首牛逼哄哄的诗歌，看上去光彩照人，其实，那未必就是钻石。往往是你耐着性子看完了，什么也留不下来。一览无余的诗歌，有深度吗？有境界吗？个体诗人不在状态的写作大多数是朝向诗歌外的写作，无法在诗歌内部去做艰苦卓绝的写作体验，从而在经验上保证个体写作的完成。诗歌根本上的趣味化，其实就是选择写作实践的方向和策略的偏差。因为诗歌，最终落实到文本。诗人状态和诗歌状态的美妙的结合。诗歌的内涵建设，不是疯狗一样的诗歌庆典（感伤的怀旧、盲目的现实乐观、不切实际的未来憧憬），不是虚构的大奖、媚俗的比赛，甚至不是铺天盖地的说好或者说坏。更不是网络的望梅止渴、隔靴搔痒似的广场舞般的诗歌泡沫。

诗歌的文本，落实到写作实践。朝向个人性，私人性。诗歌秘密的全部含义在于诗歌的生产过程和生产工艺的秘密。直接表现为诗歌形式的不一样。强烈的形式感，它体现的是私人性、创造性的劳动的价值。那么，诗歌全部的生产过程，是不是个人性状态的的表达交付过程。作为劳动者的条件就是，必须有足够的气息、体力去支持，另一个就是技术的足够。往往诗歌的完成度直接受这两个因素影响。诗歌的成品状态，往往是诗人最饱满的状态，最能够成为诗人独特的发声，形成某种风格。

2016-1-16

诗歌的终极价值如果涉及到死亡这个敏感的问题。我们是不是只能保持沉默。人的出路成为我们首先关心的问题。人活着的意义，存在的理由。我们如何在红尘滚滚中保持一份独立和幸福的感受。人存在的基础被质疑。肯定世俗的生活被质疑。汉语写作的价值保证恰恰是农耕文化的完成状态，所有写作的自信都来源于成熟的文化生态。存在价值的自足封闭系统成为文化生态的自我完成系统，诗歌最大程度的成为价值的生态的参考元素。

无论汉语文化青春期的夏商周时期，还是汉语文化的定型期的秦代，还是汉语文化的鼎盛时期的汉武大帝时期，儒家道德体系成为汉语文化的主流形态。哲学的诸子百家，生产工具的艺术理想，文学的《诗经》表达，都构成了价值的饱满内涵。文化历史研究表明，中国文化结构的内在革命，从唐宋以后基本处于停滞状态，社会深刻转型的缺位，导致了新价值的难以形成。所以，虚无主义的人生态度必然成为汉语的主流，虚无主义的后果就是物质主义、功利主义，娱乐、趣味文化应运而生。写作价值的不确定，导致写作方向的东张西望。不是诗歌态度问题，而是方向和策略的措手不及。

那么，当代汉语写作是否就需要新的价值体系作为保证，汉语的写作的立场受制于价值。我们做人都畏畏缩缩，写作肯定是模棱两可。而今天汉语的写作面临的是与社会转型相呼应的价值的痛苦选择。我们常常呼唤的人类悲悯情怀，只有写作的朝向未来，同时朝向我们头顶的天空。这是不是构成了汉语写作最基本的现实理由？！当全球历史文化视野开始动摇作为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地域文化根基，汉语儒释道的极端世俗化的存在生态必然导致从内部开始的深刻的反思。神性与理性的悖论成为汉语诗歌的必由之路。

汉语文化的一元论，导致了汉语发展参照系的缺位。同时可能导致汉语写作方向的迷失。汉语现实的美学趣味的滞后，包括形式革命的迟钝，都因为汉语诗歌创造能力的内在丧失。因为价值无法对写作形成庇护，文化成为过去式。汉语诗人不过是新时代的唐吉珂德而已。大多数号称革命和先锋的艺术只不过是在做没有对手斗争。那么，写作是不是内心的斗争，或者一场文化的自我拼搏。世界范围的圣经文化，基督上帝主体意识的根深蒂固，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互相激励，西方价值的整体性，完整性恰恰构成基督文化的合法。人的根本出路的现实象征，就在十字架上，神的绝对引申出人存在的全部意义：神在我们身上。死成为神的完成。活着的可信，完全因为神可靠。所以，西语写作完全有绝对理念作为价值保证。我们看到的西语诗歌的自信和从容，恰恰是文化的后劲十足。西语诗人在完成的文化中写作，汉语诗人是在可能的文化中摸索。两种不同的文化生态，决定了诗歌的价值取向，同时形成不同的表达风格。

汉语写作往往凌驾于神之上，而不是对神的敬畏。无所不在的集体无意识的高音，无所不在的公共话语的权利争斗，无所不在的语言暴虐，个人话语企图取代历史现实的宏大叙述。汉语如果取代了神立言，那么汉语只能是对神的遗忘。写作必然成为孤儿的胡言乱语。事实上，个体写作往往是对神的寻寻觅觅，事物的神秘部分恰恰构成汉语写作的诱惑。那些隐藏的神圣，与灵魂纠缠的部分，成为表达的终极幸福。生命成为神的意志与神力的单位。西语的自信源于生命的醒觉状态，它们由于有所期待，罪性成为拯救的可能。汉语没有罪性，也就没有拯救的期待。更谈不上拯救的言说。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数不少的汉语诗人为什么整天闹腾，打着诗歌的幌子，招摇撞骗。为什么我们不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思考上，放在阅读上，放在具体的文本实践上。汉语的浮躁、功利浪费了多少诗人的才气和激情。殊不知，任何一门艺术的成就，不是靠嘴皮子搬来的，也不是靠个人的投机取巧，更不是靠虚假的掌声。靠的是劳作——艰苦卓绝的磨砺！

事实上，汉语是在用更多的理性去消灭理性，越来越理性，加倍的理性。人成为绝对的神。不断造神，替神活着。狂妄和没有根基成为必然。既然生命没有意义，彻底的无神论。所以，汉语在理性的泥潭中越陷越深。理性主义其实只能是幻觉，作为生命的个体也不可能整体性的文化突围。因为诗人们生活在儒家的价值体系中，我基本上不是基督徒，也成不了基督徒。怀疑主义的认识论成为安身立命的方法论。所以，在充满矛盾、焦虑、怀疑的复杂语境中，写作的价值已经变得非常可疑了。

汉语诗歌的期望只能是一种可能，汉语诗歌更多的就是呈现一种可能。诗人们的困惑、矛盾、恐惧的表达成为正确。困惑比没有困惑更有希望，想突围又突不了围……只有在这样的背景下的写作，诗歌才有血性、体温。文学，因为不能解决哲学、神学问题，呈现困惑，使问题的解决成为现实的可能……

慢慢死掉的农业文化在前工业社会的今天依然做最后的表白。严格意义上，汉语的写作背景还停留在农业文化的强大氛围中，写作的基本价值取向还是农耕文化的记忆和历史反思。一堵墙，早就被推翻了，主流文化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建立稳定成熟的价值的铜墙铁壁，所以，汉语的写作的探索性，必然的牺牲成为现实的可能。既有的文化体系，它的完整性和统一性，会产生一种强大的对异质的排斥力，文化保守主义和教条主义成为文化发展的毒瘤。

死人在指挥活人，我们活在死人的阴影中。那么，我们替死者活着的同时，我们的写作是不是替死者言说。死者成为荣耀。向死的写作成为先锋和前卫。与死者对话是不是成为写作的潜台词。死者作为写作的前提，回忆和悟道成为生存的真理。写作者同时是死者。写作充满了死亡的气息。活，成为有意义，在于死照亮 37 41119 37 15287 0 0 3203 0 0:00:12 0:00:04 0:00:08 3202全部的活着。写作者与死者同体构成了写作的神性的特质。所以，诗歌的写作就是神性的表达。

2016-1-17

诗歌趣味，不是某种装饰，而是美学取向。趣味不是趣味化，也不是趣味主义。它的根本立场不是迎合权利话语，不是装腔作势，更不是哗众取宠。包括迎合少数的胃口，诗歌的趣味是某种修辞行为。也可能是精神立场。为了更大程度地拒绝艺术的媚俗，诗歌选择趣味。

趣必须通过行动去发现，首先是行动主义，偏向写作的实践。需要思考的洞察力，包括对世界细节的敏感度，对世界差异性的亢奋和全部的激情。那么，由此生发的滋味，就是个体性话语秘密。就是独特性的独特表达。无论词汇，叙述方式、语调，诗人的生物性的秘密构成诗人个体诗歌的趣味。趣味就是叛逆，就是对艺术趋同的最大反动。是对不一样的赞美。趣味的姿态就是与大众保持深刻的距离。诗歌生产的过程就是趣味不断被找到的过程，诗歌趣味使诗歌的传播成为可能，成为有效。趣味是对所有过去历史的质疑，同时对现实存在的质疑。趣味的方法，诗歌写作与趣味的关系。

汉语的无神论使汉语必须面对巨大的虚无。政治趣味的外在功利，文化趣味的娱乐快餐，都不可能使内在的反抗和外在的抵御成为历史的有效。文学的趣味成为先锋和革命的合法。诗歌的趣味如何与政治、文化达成一致，不是取决于诗歌的态度和立场，而是取决于诗歌的策略。对抽象和经验的依赖往往是汉语诗歌现代化的捷径，用语言捕捉事物的真相成为汉语某种信仰。由经验主义走向神秘主义已经被诗歌写作实践融入自己的传统。

诗歌的趣味就是诗歌的神秘主义。生活的真相往往处于被遮蔽状态，那些神性的万物永远在远方，诗歌的趣味抵达远方。事实上的汉语诗歌往往重视视觉的表达，经常疏忽的却是品味。兴趣，往往是激发诗歌的元初动力，那么，事物神秘的力量往往潜伏在暗处，潜伏在我们熟悉的每一个地方。神秘密地行走在大地的夜晚，我们身体的黑夜。我们与神相遇，我们与神秘对话，我们在身体与世界的关系中找到了神迹。语言就是神迹。诗歌是不是神的宣谕。

其实，诗人一旦选择了诗歌，他与外部环境已经没有多大的切身关系了。诗人写作他自己的诗歌，写作他自己理解的诗歌。一个真实的诗人，诗歌只能是与他的内心有关，外在环境的影响应该是微乎其微的。趣味成为诗人的理由。趣味，往往成为诗人的某种形式癖好。每一个诗人的趣味指向他自己的风格。个体诗人的趣味往往是不可复制的。趣味由个体生命气场培养的，包括主题倾向和形式选择。试想，诗歌如果只有思想，没有趣味，诗歌还能走多久。

诗歌的趣味不仅仅是诗人生物性趣味，后天的自我教育非常重要。就像一个人先天可能不喜欢喝酒、抽烟一样，社会生活会把一个生物性基础非常差的个体培养成一个酒鬼或者瘾君子。但是，诗歌的趣味，首先避免政治媚俗和文化的犬儒主义。趣味最大限度地使诗歌与神同在。诗人替神言说。在诗歌中，我们永远无法说清楚诗歌的理由，但是，趣味永远使诗歌继续。 

2016-1-20

事物的诗性，与事物的真相在一起。不是简单、清晰和明了。在混乱与复杂的间隙，甚至在事物的关系上，我们不是看见了死亡的秘密，而是感受了死亡的秘密，感觉事物的秘密。我们由此感知世界。个体的遮蔽性，在于个体生物的地域文化身份。由地缘、种族和时代构成的个体身份的独特性，构成了诗性的不可重复性。个体生物性生产个体的气场，其中个体的气场的信息决定了个体生物的气场的大小。而生物个体的气场的质量，往往决定了个体生物气场的质量。诗性等同于个体生物性。他的质和量决定了表达的质量。我们常常说的怪癖，就是事物诗性的表现形式。

那些违背个体生物性的表达，往往是诗性的背道而驰。诗歌历史上，许多优秀的诗人自称少数，是因为生物性的凸显，他们的生物性往往成为公共的特殊性。甚至与公共格格不入。也是许多优秀诗人与时代保持深刻的距离的生物学原因。诗人对语言世界的自我沉醉表达了深刻的精神立场。

写作中我们往往迷恋那些从未有过的东西，我们的头脑之中非常活跃的部分。那些梦幻中的人生景象，成为我们现实的某种补偿。尽管智性层面的想入非非被世俗看做多么愚蠢的事情。但是我的写作恰恰因为这些不真实构成了某种诱惑。

我企图在写作中找到那些从未有过的感受。尽管现实的追逼会影响我们置身梦幻中的勇气。大我们最终因为心灵的慰藉而抵达不知。情感和思想的动荡不安往往形成我们写作的动力。在复杂多变的生活节奏中，我宁愿诗歌是自己全部身心最安静的部分。让自己的天赋、才气或者潜藏的创造力如野草般自然地生长。

写作，我并不拒绝外在于自我的事物。它们构成了写作的丰富和骄傲的成分。不断挖掘成为有趣。诗歌让个体的生物性不断成为社会性。压抑和快乐，正是基于写作的自我完成性，诗人被写作培养。尽管，有限的自我教育成为命运。诗性，被命运磨砺。命运使诗性生生不息。

诗歌的对话期待成为通灵。只有生物性个体本身灵性十足，并且无限打开。万物之灵成为自由精神的象征。生机勃勃，在那里。无蔽状态，就是交流状态。人-诗歌-事物，诗歌成为十字架。人之灵，事物之灵使诗歌成为可能。所有的言说归于灵的言说。诗歌成为朝圣的行为。成为启示。人现实的遮蔽性与事物本身的完成性、敞亮相反相成。构成世界言说的推动力。

尽管，言说也需要情感、思想的力量，甚至修辞的力量。一切语言的策略成为中介。内外的斗争走向诗性。

2016-1-21

诗歌的对抗性在于不断地将外在的感受化作内心的品质。写作成为现代社会减压的方式。写作无疑地缓和了社会强势和个人无力的对峙。诗歌的立场就是把斗争化作质疑的分析元素。化作对事物的重新命名，诗歌的力量源自语言的穿透。诗歌发生的偶然性、爆发性、及时性成为语言革命的初衷。而诗歌生产的工艺化倾向，无疑地确立了技术性在写作中的突出地位。融入事物品性和诗人主观情感、思想的诗歌本文走向工艺品。使之具有质地上乘和创造美学的复合体，成为未来。

对技术的偏好，生产者成为创造者。亚里士多德认为文学作品是创造的产品。强调了文学产品的精神性。个体社会性过程使意识对抗（经济、政治、文化、文学传统）加入到诗歌文本生生不息的自我整合，自我调节中。并且不断强化作品的艺术性。诗歌成为工件和工艺的粘合剂。写作成为难事。事实上，一首成品诗歌，突出地表现出生产者成熟的心智。对智性的强调成为现代诗歌的时尚。源于复杂诗歌历史语境的写作困惑，诗歌的表达走向策略。其中对智性的依赖让诗歌的艺术性成为可靠、可信。

现代社会情感和思想的多样性，多变性。写作难度日益剧增，认知的难度也越来越高，认知成本越来越大。对材料的取舍，包括对材料的成品期待，必然使诗人成为预言者，诗成为寓言。智性的投入量往往决定作品的质量。罗兰•巴尔特将近代西方文学视为无所不包的思想活动，从中可以获得知识。哲学家把获得知识看做写作的目的。传统诗歌的抒情和载道的功能发展为拓展人类的智性，开拓人类知识的陌生领域。

写作成为走向知识的途径。增加知识，发展智性成为诗歌写作的另一种魅力。作为学科性质的诗歌写作的内涵和外延不断的被现代社会发展变形。包括现在流行的网媒诗歌，使诗歌的可能性的场域越来越大。诗人有所作为，诗歌有所作为。作为一门古老的艺术，诗歌开始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地丰富自己，成为人类文明历史上一道靓丽的人文风景。诗歌，已不再是可以完美的容器，而是不断变化的容器。它承载着人类精神和思想的伟大和丰富。像一条永不倦怠的河流，激浊扬清，永远激励着它的子民在苦难与希望中前进，前进。

现代诗歌从情感的抒发和思想的表达，发展为游戏。彻底打乱了文学的古典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再现系统，成为以象征为主体的游戏系统。新系统的建立，在英美诗歌中甚至在伟大的俄罗斯诗歌中已经有相当成熟的表达。诗人的写作系统有相当的经验作为保证。事实上，汉语新诗歌的系统还没有定型。所有汉语诗人的写作往往得不到形式的保证。多少诗人的激情和才华因为系统的无法保证而被浪费。汉语诗歌的建元工作任重道远，我们的写作更多的时候还是在写作以外做艰苦卓绝的努力。某种意义的探索与革命因为仅仅是一种姿态。而不是孤绝的精神立场和文本立场在语言中的光明磊落。

汉语诗歌近百年的历史，经验为写作提供的保障相当有限。诗歌艺术的现代启蒙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到四十年代突然断裂，工具化、政治化、口号标语化使诗歌的现代化进程走向了诗歌的反动。到70-80年代，诗歌的第二次启蒙，情感的回归，诗歌部分地回到它的自己。经过90年代的狂轰滥炸似的艺术学习与艺术探索，诗歌开始摆脱了意识形态的单一化发声，诗歌的山头主义，开始呈现诗歌的江湖格局。21世纪已经走过了坚实的15年，诗歌的百年，伴随着政治、经济、文化格局的全球化，汉语诗歌的内涵结构已经发生了深刻的革命。诗歌的重新命名已经成为必然。后来的诗歌第三次启蒙必将成为文化历史的先锋。以各种名义风起云涌的诗歌活动蓬勃开展，纸媒和网媒的诗歌铺天盖地，诗歌新一轮美学调整必将成为汉语的时代使命。诗歌开始在沉寂中思考自己的命运。越来越多的诗歌文本成为实验。尝试，开始成为诗歌的推动力。越来越多的诗人开始觉悟到自己的位置和立场——永远的艺术牺牲精神成为诗歌的精神。

诗歌成为严肃的事业。越来越多的诗人意识到诗歌功利的无用，甚至语言拯救的无望。写作成为上帝的事业。诗歌成为少数，同时成为孤绝。诗人无所谓突围，无所谓出路。诗歌成为写作行为本身。诗歌的诱惑成为我们永远不知的秘密。诗人无限地向诗歌致敬，同时向自己致敬。

2016-1-25

在诗歌中，词语的声音往往不是诗人的全部发声。我们迷恋的部分，比如某种癖好，或者某种语调的抒情或者叙述。风花雪月或者生存的焦虑可能仅仅是我们生命总量的部分。诗人用力的地方不是他迷恋的部分，或者他自己不知的部分。生命的全息状态往往是考验一个诗人能力的着眼点。我们的声音不是部分的高音或者低音。肯定是我们存在的面貌，我说的是整体性。个体生命的总量等同于诗歌的全部信息。个体写作的最好状态是不是生命状态的全部兑现。诗人的全部写作构成个体生命的大厦。诗人的生命形态呈现为语流状态，仿佛表达汇入小流的江河。个体诗人写作正是朝向他自己的生命。个体诗人用自己的写作堆垒了自己的诗歌，同时堆垒了自己的生命。

诗人在写作中培养自己。无论怎样的风格训练，对于学习中的诗人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一个成熟的诗人需要时间的积淀，技术的成熟可能加速一个诗人的成长，但是如果没有与生命、生存、生活相匹配经验成熟，一个诗人不可能长大。我们偶然阅读到的诗人的部分抒情或者叙述，只能是个体诗人总量的部分。由此，文学史可能存在不公。所以，一个有写作抱负的诗人，完全可以忽略历史的评判标准，而成为一个具有自觉思想或者自觉批评的醒觉者。他深深地知道，生命的质量就是诗歌的质量。

诗歌的思维必须经过诗歌历史的背景不断转化。个体诗人在不断地转化中呈现的作品不断地擦亮所有的作品。所以个体诗人的某个作品仅仅是诗人多声部的表现形式。被诗人个体所统摄的所有作品互相照亮。所以一流的诗人为什么写作许多二流的诗歌根本原因在于二流的诗歌构成了一流诗人伟大的陪衬。事实上，二流诗人总是在写作一流的诗歌的真正含义是所谓的一流诗歌是被写作历史规定的诗歌，或者已经被表达的诗歌。它们构成诗歌的前写作障碍。

包括个体写作习惯，表达习惯。正是个体写作的不稳定的因素构成诗歌写作的活力。写作形态的相互斗争，推动个体写作的向开阔和深刻挺进。个体诗人写作的全部由波澜壮阔的写作形态形成了自身的伟大。

再次说到诗歌的大。其实不是你在写作中动用了多少技术。而是词语是否与文化、价值发生了关联。必然汉语的批判性、对抗性是否成为诗歌的精神，而在西语中诗歌是否具有普世情怀、绝对精神、终结关怀等等。大一定是一个人的写作背景，而不是在小上面贴大标签。诗歌的大更多的指向公共性——历史的宏大叙事。而诗歌的小恰恰是指向私人性。包括我们细节、场景的日常经验。甚至不是日常的私人性的感受，是独特私人性（相当的隐私成分）具体的生活。也不是生活的真实，是语言的真实。掺杂了多少私人的意图和野心。同时，私人的诚实对应诗歌的诚实。诗歌最终是语调的诚实。不是某个句子的真实，或者词语的真实。尽管，在高音中，只有更高的音才可能被公共听见，作为语言的策略，是不是作为存在的低音只能是被忽略的命。在今天，所有的诗歌文本，如果要听见内心的声音，诗歌只能是低空飞行器。暗含了那些卑微和被忽略的事物。它们收藏了万物的良知。包括我们梦幻的真实，不为人知的潜意识的生生不息。

个体诗人健康的写作形态，应该具备与之对应的生命与语言的有效通道（叙述方式、修辞策略、词汇选择）。个体诗人的诗歌过去形态，现在形态和生机勃勃的未来形态构成诗人的命运。语言活在诗人创造的亢奋中。写作就是诗人不断自我完善的过程。洞察力，想象力，感受力、表达力和批评力都是艰苦岁月的磨练。诗歌的品质在写作中养成，诗歌的全神贯注成为诗人一生的纪律。

2016-1-26

当代诗歌命定地走向综合。好的诗歌一定不是历史或者现实的简单化，不是情感或者思想的简单化。许多诗人写作的立场仅仅是政治或者意识形态的立场，而不是语言的立场。因为语言的立场就是专制，抵达自由、民主和独立的精神场域。当代诗歌的简单化，表现在复杂性不够。而我所说的复杂性不是写作策略的复杂，可能的事实是一首诗歌的复杂，它的语言可能是流畅的、清澈的、甚至是简单的。但是一首诗歌却表达了人类情感、精神的复杂性，表达人性的矛盾，生存的荒谬。相当多的诗人用诗歌简化了生活，简化了我们生存的复杂性。一首具有复杂性品质的诗歌，我们会读到某种宏大的东西，比如历史感、宗教感、文化价值等等。我们读到了沉重、疼痛的背景，而不是浮在语言表层的情绪泡沫。

写作，意味着你对这个古老的世界有话可说。问题是我们的写作一开始就面临着全部人类文明的成果的总量。那么，你的写作一开始是不是就对应了全部成果的总量，这样，写作是不是在检阅一个诗人对人类文明全部认知的正确。所以，诗歌就是某种开拓，抵达了世界的复杂。诗歌的复杂性不够，其实就是诗人对世界的复杂性认识不够。不是说现代诗歌占据了现代性此刻的时间性优势，而是，我们的世界观、审美观是否对应了现代社会生活。当代性指向复杂性。对过去时代美学趣味的流连忘返，是不是在浪费一个诗人的时间和才华。我们有话可说，是因为创造的本能，而不是简单化的抒情冲动，也不是简单化的骂人的冲动。

诗人是卓越的匠人，诗歌是语言的炼金术。诗歌的简单化导致了诗人表达的随意性。诗歌的快餐化，导致了阅读的无趣无味。许多时候，一首诗歌，你读完就完了，什么也没有留下来。简单化导致诗歌的平面化，诗人们沉浸在感受中，沉醉在直觉中，而不是把诗歌流向具有人类关怀的理性思考。人与世界的关系被简化为某种情绪、情调和情趣，诗歌很难有情怀。必然诗歌与政治、意识形态、历史、科学经济失去平衡，根本上是创造冲动的减弱，或者想象力的衰退。没有想象力就没有诗歌。诗人偷懒和走捷径必然导致诗歌的简单化。

许多诗歌都写得相当外在，把复杂性的社会与诗歌的对抗简单化为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历史的沉重感被削弱。沉重的历史场景变成了极度语言的快感，表达的快感。如果诗歌变成了语言的快感，诗歌的复杂度降低，那么，如米沃什般穿越岁月的澄明只能变成某种苦难的图景，而不是沉重的背景，或者宏大的精神场域。汉语诗人想抵达米沃什《礼物》般的简单而明澈是一种理想，因为我们没有二战的经历，更没有基督文化的背景。所以汉语诗人可能的道路就是学习生活，走向混杂的诗歌之思。

诗歌就是容器。诗人其实就是持器者，诗人本体与容器合二为一。器有多大诗歌就有多大。当代汉语诗歌，如果没有诸如基督文化或者圣经文化作为写作或者阅读的背景，诗歌的全球化语境就是一句空话。一个没有基督文化认知的诗人，他肯定无法读懂西语诗歌，看来，诗人的认知决定了器的大小、品质。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现实是当代汉语诗歌迷恋日常和世俗，在世俗层面的写作肯定是有问题的。

简单化是一个圈套，写作就会逃避难度，而不是诗人智慧的表达，写作成为认知的过程。简单化的相反是混杂。人类生存经验的复杂性是诗歌最后的表达。所以一个诗人的诗歌抱负、美学理想一定是建立在诗人的文化抱负和认知的渴望之上。逃避情感的复杂性，逃避人性的复杂性，逃避生存的复杂性，诗歌流于简单化。包括那些选取某种角度的诗歌写作，只能是诗歌的机会主义，诗歌个人化过程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自信心建立的过程，是对人类全部文明成果总量的攀登。所以，诗歌写作的难度，必然挑战人类的认知极限。

外在化、世俗化、简单化，成为诗歌的流行，必然成为当代汉语诗歌发展的绊脚石。内在化、宗教化、复杂化成为汉语诗歌现实的期待。在没有宗教背景的汉语语境中，我们没有理由拒绝成为一个文化的信徒。难度的诗歌，我们读到背景。复杂的诗歌把切身的苦难从浮光掠影的图景化变成生活的场景、真实的生活细节的不一样呈现。真实、具体、形象、生动、准确的历史生活成为诗歌的力量。

作者简介：

　　易杉（1964-），四川新都人，20世纪80年代开始诗歌写作。著有诗集《一只带风的鸟》（2005）、《螃蟹十三梦》（2014）、《拐角蜗牛》（2015）。主编汉语诗歌民刊《圭臬》。

易杉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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