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宗迪 | 夏朝王都在泰山脚下！？
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将上古华夏世界分为东、西两个集团，以夏为西方集团，主要活动于河南、山西、陕西地区，这一学说对古史重建和夏商考古的影响有目共睹，由于豫西、晋南、陕北等地多处大型龙山文化聚落遗址的发现，夏居西方几成学界共识。夏居西方说的一个重要根据，是《左传》叔虞封于夏墟的记载，周成王灭唐，封晋祖叔虞于夏墟，因晋居河东，故可推定叔虞所封的夏墟必在河东，汉魏以来，学者皆承此说。实际上，这一推定并不成立。详考古书所载周成王时期封国格局、唐杜氏及其后裔晋国范氏的世系、迁徙和祭祀传统，可知周成王灭以封叔虞的唐国，不在河东，而在鲁西。叔虞始封的夏墟，实在鲁西河、济之间，其子燮始迁于河东。既然夏墟在鲁西而不在河东，则“夷夏东西说”以及基于这一学说的夏墟考古和古史重建，都有重新审视的必要。
原 载 |《文史哲》2020年第6期，第51-72页
原 题 | 三星在天：夏墟地理与传说考辨扩展阅读刘宗迪 |《大荒经》地域考
据古书记载，山西河、汾之间为“夏墟”，而豫西伊、洛之间则为“有夏之居”，故自来考夏地者，最关切两处地方，一为晋南，一为豫西。豫西“有夏之居”一说，出自《逸周书·度邑解》，牵扯伊、洛地名的变迁和牧野之战的地理，头绪纷繁，请俟另文详论。河东“夏墟”之说，本自《左传》晋祖叔虞封于夏墟的记载，而为汉晋间学者所祖述，至今犹为考古史者引为典据，深信不疑。然而，详考此说源流，其中实隐藏一巨大的误解，而前人俱未留意。
夏墟所在，关乎古史重建的地理基础和华夏历史的空间起点，不得不为之详辨，故笔者不揣浅陋，略布管见，以就正于学界同道。
一、河东夏墟
尧、舜、禹都于河东之说，本自《左传》，正因此故，自古迄今，言古史者对于尧、舜、禹皆都河东，大都深信不疑。在傅斯年“夷夏东西说”的宏论发表之前，早在1926年，中国第一代考古学家李济及其同仁，就已经根据古书中关于河东夏墟的记载，到晋南一带进行“夏墟”调查和考古，1949年后的山西考古也长期以夏墟考古为重要宗旨。著名的山西襄汾县陶寺龙山文化遗址，正是在寻找夏墟的考古活动中发现的。由于夏墟已经被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占了先机，且在考古年代学上，陶寺遗址早于二里头遗址，既然自古相承有尧都平阳之说，而陶寺遗址正在古平阳附近，因此就被顺理成章地指定为尧都。
叔虞封于夏墟，夏墟在河东，其说出自《左传》，汉晋学者祖述而不疑，又有考古遗址为之见证，可谓证据确凿如板上钉钉，难道还有什么值得讨论的余地吗？
然而，正如王国维、杨向奎、沈长云等主张夏为东方民族的学者所指出，不仅古书所言上古帝王之都均在东方河、济之间，而且古书所见夏人的同姓和夏人所交涉诸族，以及有夏一代史迹所涉地理，几乎全在东方，尤其是大禹治水的传说，更只能发生于常遭水患的黄河下游，凡此种种，若以夏为西方民族，则终无法说通。至于河东地区，则除《左传》定公四年“夏墟”及昭公元年“大夏”两条记载外，先秦古书中罕见这一地区有与夏有关的记载，夏墟若果在河东，则古书所见河东的夏代史迹不当如此寥落。另一方面，若主张夏在东方，河东夏墟又该如何处置？王国维、杨向奎为自圆其说，以河东夏墟为夏人因遭洪水暂时西迁而留下的遗迹，凭空立论，并无史料支持，终难让人信服。
前人相信夏墟在河东，是因为《左传》说唐叔封于夏墟，而唐叔为晋国之祖，既然晋国在河东，故夏墟必在河东，司马迁《晋世家》、班固《地理志》、服虔注《左传》、郑玄笺《唐风》以及后来的地理书如《括地志》《元和郡县志》等言尧都、夏墟所在和唐叔之封，无非是据晋国封域而推求。
前人一味在河东晋国封域寻求唐叔所封和夏墟，他们都理所当然地相信叔虞所封的唐国即后来的晋国所在。他们都忽视了一个可能性，即唐叔所封与后来晋国所封，可能根本就不是一个地方，唐叔封地可能根本就不在河东。
那么，叔虞所封之“唐”，究在何地？
二、叔虞封唐
综观《春秋》《左传》所记诸“唐”地，无一在晋境者。唐为晋祖之初封，必为晋人宗庙所在，若其地在晋都附近，以《左传》记晋事之详，不当对近在咫尺的故国旧都一字不提。可见，唐叔虞所封之唐，很可能不在晋境，而当求诸晋境之外。
《春秋》《左传》所记四“唐”中，成周、楚地、齐境之唐，都不可能是唐叔初封之唐：成周之唐既在王城附近，显然不可能是叔虞封地；楚地之唐为国名，春秋早期其国犹存，显然不会是成王所灭之唐；至于齐国之唐，《左传》僖公四年载管仲之言曰：“昔召康公……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则黄河以东，皆属齐封，必非唐叔之封所在。然则成王所灭以封叔虞之唐国，很可能为鲁西之唐。
成王所灭之唐国当即鲁西的唐邑所在，此可由数见史书记载的“唐杜氏”的历史得以证明。
唐杜氏为位于宗周京畿附近的一个附庸小国，为成王所灭唐国的遗民所徙居。
范宣子称唐杜氏“在商为豕韦氏”，《国语·郑语》载史伯之言，以大彭、豕韦并为商伯，并称彭祖、豕韦皆为彭姓，可见豕韦氏旧墟必与彭国相近，而大彭旧墟在今徐州，其地正与鲁国相接。唐杜氏既为豕韦氏之后，则其故土必去鲁地不远。
综合《左传》关于唐杜氏和范氏源流的记载，可见范氏确为源远流长的古国旧族，范宣子以“不朽”标榜其族，可谓名副其实。范氏为唐国之后，据范氏一族的世系源流和迁居之地，又足以证明范氏祖居鲁地，鲁地原有唐国。据此可以为唐国一族在西周至春秋的变迁勾画出一条清晰的线索：唐国原为东方古国，春秋时位于曲阜以西今鱼台县的唐邑当即其古墟所在；周成王时，周公东征商奄，唐国亦同时被灭，周迁其遗民至宗周附近的杜邑，是为唐杜氏；周成王将鲁地的唐国故地封给叔虞，称为唐叔，是为周初的唐国；周康王时，东土初平，唐叔虞之子移封于晋，是为晋侯；周宣王杀唐杜氏之君杜伯，杜伯之子隰叔逃往晋国，四世至于士会，鲁宣公十六年，士会率师伐灭占据卫土的赤狄，晋封士会于卫土范邑，以继唐国之后，故称范氏，而晋人则称其地为鲁县。唐国，这一东方古国的香火，竟借去而复归的范氏一脉而得以延续。
三、三星在天
《史记·封禅书》关于唐杜氏的记载还说明，这一由鲁地迁于关中杜邑的唐国，与《左传》所载成王灭以封叔虞的唐国，有着相同的宗教传统，两者皆主参星之祀。
《史记·封禅书》记述秦始皇整顿祀典，谓“于杜亳有三杜主之祠、寿星祠”，《索隐》云：“寿星，盖南极老人星也，见则天下理安，故祠之以祈福寿。”寿星一名老人星，即西方星图中的船底座α星(Canopus α)。老人星非常明亮，为全天恒星中仅次于天狼星的第二大亮星(视星等-0.72)，不过，老人星尽管明亮，但赤纬甚低(当前赤纬为-52°41′44″)，位置非常偏南，因此在北方中原地区很难见到，一年之中只有有限的几天能看到它低低地升起于正南方的地平线上。正因为老人星只能见于正南方，而不可能在其他方位出现，故古人据其出现的方位以定南极，从而名之为“南极老人星”。后世称寿星神为南极仙翁，即源于此。
老人星纬度极低，因此在北方中原地区，可观察到老人星的时间甚短，一年之中，只有在春分前后的黄昏和秋分前后的拂晓，老人星才从南方地平线上低低地升起，升起不久即坠入地平线下不复可见。老人星不容易观察，但与老人星相邻的参宿却十分醒目，故古人很自然会借助参星以观察老人星。当参宿升上南中天时，老人星必然会随之升上地平线，因此，每当春昏或秋晓，只要看到参宿到了正南方，就很容易在参宿下方(南方)的地平线附近捕捉到老人星的身影，《夏小正》所谓“正月，鞠则见，初昏参中”，说的就是老人星和参星同见南方的现象。既然参星与老人星形影不离，以参星在古人观象授时和宗教神话中的重要地位，唐杜氏既祠老人星，必不会置参星于不顾，《史记·封禅书》云“于杜亳有三杜主之祠、寿星祠”，“三杜主”一说颇为费解，前人对此均无解说，区区杜邑一地，何以竟至于有三处杜主祀？“三”“参”音义俱同，参星共有三星，颇疑此处的“三”字即指参星，《封禅书》此句当断为“于杜亳，有三、杜主之祠、寿星祠”。
《夏小正》和《大荒经》关于鞠星的记载表明，华夏先民观察和祭祀老人星的历史十分久远。神祠历年愈久，民愈虔信，其神愈灵，故古人虽灭人之国，却不废其祀，秦人祀寿星于杜县，表明杜县寿星祠必有久远的历史，必为唐杜氏世代所守之神祠。唐杜氏世代祠祀而不辍的寿星之神，必为唐国遗民被迫西迁时从东方故土携来。子产称唐人“服事夏、商”，则唐当为一个由夏入商的古老方国，至周公东征时始为周所灭，唐人对参星和老人星的祭祀亦必定经历夏商，源远流长。
四、鲁西大夏
子产为晋侯讲述唐人主参、居于大夏的掌故，旨在说明晋国初祖叔虞封唐、称唐叔的来历，前人均据此认为大夏在河东，并因而断定夏墟在河东。实际上，这个故事恰恰证明，晋祖唐叔所封的唐国、唐国所因的大夏，不可能去商丘太远，因此不可能在晋地，而只能在东方。在天文学内涵之外，这一传说的还蕴含了明确的地理学讯息。
传说故事最初唯凭口耳相传，大多与本乡本土的地理、风俗、地名等有关，因此，传说中的地理知识所能涵盖的空间广度大都是十分有限的，不会超出本乡本土及其周边地区，这也就意味着，出现在同一个传说中的地名，必定相去不远。子产讲述的故事中，提到“商丘”和“大夏”两个地名，大夏与商丘肯定不会相距太远，也就是说，大夏之所在，只能求之于商丘附近、鲁豫之间，而不当求诸千里之外的山西。
子产称“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祝佗称叔虞“封于夏虚”，两说相关而有别。唐人“服事夏、商”，说明唐是一个历经夏、商一直存在的古国，它与夏王朝并存，则其所因的大夏，不可能是夏墟，至周初叔虞封唐之时，则夏亡已久，由于唐人原本与夏人毗邻而居，且系夏之属国，故周人径称其地为“夏虚”。是知“夏虚”与“大夏”，其地虽同，其义则别，“大夏”盖为地域之称，“夏虚”则为都邑之名，夏王朝之称“夏”，当因其都于大夏之地。夏墟在鲁西，则“大夏”其地必在鲁西。
《吕氏春秋》《新书》《淮南子》《史记》诸书将大夏与三危、扶木、雕题、交趾、流沙、幽都、狗国、人身鸟面、焦侥等四裔地名相提并论，很容易被理解为异域荒远之地，其实，这些地名大都出自《大荒经》。古人不了解《大荒经》的地域范围，因见《大荒经》屡言海外大荒，博载殊方异类，误以《大荒经》为异域职方志，因此赋予其中地名以宇宙论意义，用以想象和标示非我族类的四方异域。实际上，《大荒经》世界观与山东地理相表里，大荒四方所及，不出今山东省周边。诸书将“大夏”与出自《大荒经》的四裔地名并列，意味着“大夏”当与《大荒经》属于一个共同的世界观和地理学传统，则大夏其地亦当由山东周边求之。诸书或以“大夏”为北裔之地(《吕氏春秋·为欲》、琅邪刻石)，或以“大夏”为西裔之地(《新书·修政语》)，而《淮南子·墬形训》则谓西北方曰“大夏”，则大夏当为绵延于山东西北方的一片广大地域。
昆仑之所在，是学术史上一个众说纷纭的悬案，或以为在新疆，或以为在青海，或以为在甘肃，皆以其为某座中国西部大山，实际上，昆仑最早出自《山海经》，由《山海经》不难定其所在。《西山经》云：“昆仑之丘，是实惟帝之下都，神陆吾司之。”《海内西经》：“海内昆仑之墟，在西北，帝之下都。”《大荒西经》云：“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所言为同一神山。如上所述，《大荒经》版图实与今山东版图相表里，《大荒西经》《海内西经》《西山经》所述即为鲁西大野泽周边山川与方国。这座被视为帝之下都、众神所在的鲁西神山，只能是泰山。《山海经》中，昆仑为“帝之下都”，实为古人祭祀上帝之所，后世帝王登封泰山以祭天，即源于此。
阮隃或昆仑既然就是泰山，则“伶伦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阴”云云，表明大夏就在泰山附近。
《史记》之《秦始皇本纪》《李斯列传》载二世引韩非子说，称“禹凿龙门，通大夏，决河亭水，放之海”，谓大禹开辟龙门，疏通大夏，将积水排泄至大海，大夏为龙门上游的积水之域。那么，龙门何在？“龙门”又见《禹贡》“导河章”，前人皆指为西河龙门，即今陕西省韩城市与山西省河津市之间的黄河禹门口。其实，黄河在西河龙门上下，行于两山夹峙之间，山高谷深，水流湍急，周围地形沟壑纵横，既不可能有亭水(壅水)之虞，更不会有泛滥之患。明乎此，则知禹凿龙门的传说必不会发生于西河，最初的龙门必不在西河。
大禹凿以泄洪的龙门，在黄河下游，《淮南子》亦可为证，其《时则训》云：“龙门、河、济相贯，以息壤堙洪水之州，东至碣石。”河、济为水名，龙门为河水所经，所谓“龙门、河、济相贯”，其义谓河、济经龙门而贯通，则龙门不可能在与济水遥不相涉的黄河上、中游，而只能在与济水会通的黄河下游，据此实不难考见龙门之所在。
茌平黄河以东不远即为济水，其地古有石门。这座位于今济南长清区西南的石门，在春秋时就已存在，其始建则不知在何时。石门为济水上的水门，与位于茌平、长清之间的四渎口相去甚近，当即上古时期沟通黄河与济水的渎口所在，亦即四渎口的故址，由于黄河水道移徙，到北魏时，四渎口已北移，但石门故址犹存。
茌平、长清间这条沟通河、济的渠道除有运河功能外，应当还有分洪功能。河、济之间为兖州，兖州西为大河，东为泰山，黄河一旦决口，东为泰山所阻，排泄不畅，兖州之域即成泛滥之区，兖州自古多水患，正缘于此。长清石门作为沟通河、济的渠道，正可在黄河洪水时分流济水，借此减轻洪水对黄河的压力。明乎此，则知传说中“通大夏，决河亭水，放之海”的龙门非此石门莫属，而禹辟龙门以泄洪水的传说，也只能产生于这一地理背景，石门以上、河济之间、泰山以西的洪水壅积之区，即《禹贡》兖州之地，当即所谓“大夏”。
黄河由西而来，至东阿、茌平一带遇到泰山阻挡不得不折而北流，济水则沿泰山西麓而北流，故河、济二水在茌平、长清间相去最近，沟通最易。茌平、长清之间沟通河、济的水道，不管是洪水冲决，还是人工开凿，其为禹辟龙门传说的诞生地，都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了解了龙门、吕梁的真正所在，大禹治水传说的地理背景也就昭然若揭了。鲁西平原地处黄河下游，其东则为泰山，豫东河道一旦决溢，鲁西平原即成一片汪洋，洪水东流无路，只能由鲁中南丘陵的南北两翼排泄，龙门与吕梁，一在泰山西麓的河、济之间，一在徐州东南泗水之上，正为鲁西洪水排泄所必经，故欲排泄洪水，必北导龙门、南辟吕梁，方能导水入海。《墨子》《尸子》《吕氏春秋》所述大禹凿龙门、辟吕梁之说，皆以龙门、吕梁为治水之要害，当即以此为地理背景，墨子、尸子当犹知此意。相传既久，后世之人则早已不知龙门、吕梁之真实所在，故《禹贡》置之于西河，而龙门、吕梁之所在以及大禹治水之真义遂不复可闻。
古史传说犹如现今的地方传说，都是在特定的地域内流传，以特定的地理环境为背景，因此，传说中的人物和事迹尽管多出杜撰，其中的地名却往往有着真实的地理环境为依托。大禹治水传说只能流传于洪水泛滥之地，其中的地名也只能求诸洪水泛滥之地。夏墟所在的“大夏”之地，为洪水传说中位于龙门以上的黄河洪水潴积之区，只能是指鲁西北泰山西麓、河济之间及其周边易遭黄河洪水泛滥波及的古兖州之域。这一带相对于山东地区，在西北边缘，故在东方人的宇宙观中“大夏”被视之为西裔或北裔之地；其地洪水浩荡，大泽广布，有如汪洋大海，故《淮南子·墬形训》谓之西北方“大夏”曰“海泽”；其地为河、济水路交通枢纽，经济水入河可通中原，经泗水南下可入江、淮，来自齐地的海盐经此可以运往天下四方，故《吕氏春秋·本味》有“大夏之盐”。
总之，泰山西麓、河济之间的古兖州，既是殷商早期之所都，亦是夏墟之所在，殷因于夏，殷早期之所都亦必为夏的故墟，诚如王国维所说，夏“与商人错处河、济间盖数百岁”，所以夏墟肯定不会在与殷墟遥不相及的河东，这本是很简单的道理。
子产不愧“博物君子”之称，所讲的参、商兄弟分家的故事一定非常古老。不过，他虽然讲述了一个蕴含着古老历史记忆的传说，却不知道故事中的大夏和唐并不在晋地，因此错误地把这个传说安插到了晋地，致使自古迄今的学者皆深信夏墟在河东，从而给后来的历史认知造成巨大的麻烦。其余波所及，尤其是经傅斯年“夷夏东西说”的放大，竟至于从根本上误导了现代的古史研究和考古发掘。
结 语
本文的研究表明，河东夏墟之说，尽管渊源有自、世所公认，久已被学界视为定论，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误解。《左传》成王灭唐而封叔虞于夏墟的记载，确实保存了周人关于夏墟、唐国和周初封国历史的真实记忆，子产所述商居商丘主辰星、唐居大夏主参星的传说，尤其蕴含了丰富的历史和文化记忆。但是，前人疏于考证，不了解叔虞一族先封于鲁西(唐国)后迁往晋南的历史，想当然地认为叔虞所封之地就是晋国后来所居的河东，因此断定叔虞所封的唐国、夏墟即在河东。随着唐国、夏墟以及叔虞初封被从鲁西误置于河东，很多与之相关的古史人物、地理和事迹也被先后安插到了河东。于是，尧都在平阳，舜都在蒲坂，禹都在安邑，尧、舜、禹禅让的历史都是发生在山西，甚至连只能发生于黄河下游的洪水传说也被搬到了山西，禹为宣泄洪水而凿的龙门、辟的吕梁、通的大夏、疏的底柱，都一一被安置到了山西周边的黄河，而全不管山西黄河根本就没有发生洪水传说的地理条件，与此同时，这些历史掌故中所蕴含的古老而真实的历史记忆则遭到了埋没。
古史悠远，史事浩瀚，上古历史原本主要靠口耳流传，得以著于文字、载于简帛、传诸历史记忆的史迹仅是沧海一粟，这些古彩斑斓的古史碎片因为缺乏完整的历史编纂学作为依托，被裹挟于时间的洪流中随波逐浪，中间不知辗转经过多少人的口与手，叠经转述、阐释、剪裁甚至改窜，才流传至今。我们看到的古史传说和古书记载，已非其最初的模样。即使文字保持原样，后世之人也不可避免地带着历史造成的成见看待和理解这些文字，有意和无意的误解几乎是不可避免。一个地名的误解，可能导致对历史空间的全盘误置，从而使全部古史重建工作都误入歧途。正是有鉴于此，顾颉刚先生发起的古史辨运动，主张为了重建古史，首先需要辨析史料，只有将古往今来附加于古书史料上的误解谬说清洗干净，还古书史料以本来面目，才有可能在可靠的基础上重建古史，也才可能为科学考古学提供可靠的线索。
对于辨析古书、重建古史，顾颉刚先生提出了一系列极具理论性的思想原则。比如说，针对中国疆域叠经变迁，而古代学者因为缺乏历史地理学眼光，据后世大一统的中国地理想象上古方国地域，从而造成对古史地理和古书地名的误解，顾颉刚先生提出打破地理自古一统的观念，并主办《禹贡》杂志，亲自讲求古史地理学；针对古史传说原本多凭口耳相传，即使著于简帛以后仍不可避免地会因为因时因地而变改，顾颉刚先生提出用故事的眼光看待古史，并亲自搜集、研究孟姜女故事，试图通过这一研究，揭示传说故事发生、流传、播迁、演变的机制，作为辨析古书史料、清除层累造成的伪史说之镜鉴。本文对河东夏墟之说来龙去脉的考辨表明，河东夏墟以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古史说，正是因为历代学者忽视古史地理的变迁和古史记载的传说特征而层累造成的古史说，最初仅仅是一个地名的误解而导致“夏墟”的误置，随后却像滚雪球一般，错误的古史认识越滚越大，直到现在，连考古学也被裹挟进去，古史层累造成的进程仍在继续。
只要人，包括历史学者，还置身于历史的洪流之中，他们就不可能摆脱历史的局限性，历史被层累造成的进程就不会自动终止，历史学就不可能走出疑古时代。
责任编辑 / 李 梅
往期精选
我的老师陈寅恪
《文史哲》2020年总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