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经世之学的古代官制撰述 | 黄桢

摘  要

对官制的记叙、考释，是古代中国一项活跃的学术活动，其兴起的背景和过程亟待阐明。儒学的演进，尤其是古文经学的崛起，激发了东汉中后期学者对当代制度的关注。鉴于“汉典寝而不著”的状况，他们提出模仿《周礼》记述汉代官制的构想。受此启迪的胡广在识字教材《小学汉官篇》的基础上，就百官的起源、沿革、职掌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疏释，撰成首部官制研究专著——《汉官解诂》。因学术上的开创性以及胡广的政治地位，这部著作引起知识界的剧烈反响：同类作品集中出现，胡氏的视野、方法也被遵奉与拓展。在政治生活中，官制撰述充当着日常行政、制度建设的参考和指导，这一经世价值是官制之学继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作  者 | 黄桢，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副研究员

原  载 |《文史哲》2021年第2期，第57-75页原  题 | 官制撰述在汉末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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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细严密的官僚制度是中华文明的特质。围绕官制的记叙与考释，也是帝制中国一项活跃的学术活动。从历代书目对官制撰述的著录便可见一斑。梁代阮孝绪的《七录》在图书分类中创立“职官部”，收书“八十一种一百四帙八百一卷”，数量丰富。《隋书·经籍志》在史部设“职官”之目，且谓六朝时期“其书益繁”。自此以降，职官类典籍在官方和民间的藏书中一直占据重要位置。

官制研究向来是中国史学科里的热门领域，不过，针对官制文献的考察还不够充实，尤其是对官制撰述何以兴起这一基本问题尚缺乏讨论。

在初创王朝体制的秦汉，记录官制的行为已经萌芽。尽管时代悬隔，部分篇章仍得以留存至今。其中最为人熟知的莫过于班固《汉书·百官公卿表》所作西汉职官述要。卫宏《汉旧仪》则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单行本制度书籍。律令中针对职官设置、官员待遇的成文规定也可视为一种书写制品，如睡虎地秦简《秦律》中的《置吏律》、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的《秩律》等，这些法则又充当着官制著作的资料来源。至东汉后期，官制撰述才真正成为一条引人瞩目的文化进路。顺帝朝以降的数十年间，论叙官制的风气骤然昌盛，在胡广《汉官解诂》的带动下，蔡质《汉官典职仪式选用》、应劭《汉官仪》等一批具有研究性、经世性的制度专著集中出现。这不仅带来文献数量的迅速增长，一片未被涉足的学术领域也由此开辟。以之为起点，中国古代官制撰述的传统逐渐形成。

古文经学对汉制撰述的启发

自西汉中期开始，经学在文化上占据了支配地位。此后，学术、思想上的种种动向，往往与经学密切相关。樊长孙、胡广等人推动建立的“官制之学”也不例外。

两汉之际经学内部的重要变化是古文学的崛起。尽管终东汉一朝，官学博士的位置依然由今文学者独占，但正如顾颉刚指出的，“在表面上看，似乎是今文学的胜利，然而这胜利只有在表面上而已”，“东汉时几个最有名的学者，如贾逵、服虔、马融、郑玄，都是古文家，或是兼通今古文的”。相对于今文学侧重微言大义，古文学在方法上强调训诂名物、疏释典章、考辨事实。这一学术取径随古文学的抬头而在知识阶层中渐具影响，也给经学以外的领域带来了刺激与启发。比如胡宝国揭示，史学在东汉走向独立与昌盛的基础，正是今文经学的衰落与古文经学的繁荣。又据辛德勇的研究，舆地之学的兴起也跟古文经学在汉晋间成为学术主流息息相关。

官制之学是将训释诂解、考镜源流的方法运用到当代官制上的学问，它的形成亦离不开古文经学的滋养。两者间的紧密联结存在一个明显的标志，即制度撰述的倡导者、实践者往往拥有古文学的背景。例如，“作《汉旧仪》四篇以载西京杂事”的卫宏是制度书写的早期实践者，他恰以古文学者的身份列于《后汉书·儒林传》。本传载卫宏“少与河南郑兴俱好古学”，后又详细交代了他在古文《诗经》、古文《尚书》方面的师承。在安帝朝商议撰写“汉家礼仪”的刘珍，因校书修史、好为文章，被学者认为通晓古文经学。本传称“撰《释名》三十篇，以辩万物之称号”，亦可看出古文学训释名物的学风对刘珍的启发。正式开启制度之学的胡广，在经学方面的造诣未见史载。不过，他曾援用《周礼》《春秋左氏传》来解说汉代典制，显示他对古文经典十分熟悉。蔡邕是汉末制度书写潮流中另一位代表性人物。他关于官制礼仪的专著《独断》数次征引《左传》。蔡氏的经学倾向在《月令问答》一文中有明确展现：

问者曰：“子说《月令》，多类以《周官》《左氏》。假无《周官》《左氏传》，《月令》为无说乎？”曰：“夫根柢同则枝叶必相从也。《月令》与《周官》并为时任政令之记。异文而同体，官名百职，皆《周官》解......”......问者曰：“《令》曰‘七驺咸驾’。今曰六驺，何也？”曰：“本官职者，莫正于《周官》。《周官》天子马六种。六种一驺，故六驺。《左氏传》：‘晋程郑为乘马御，六驺属焉。’无言七者，知当为六也。”

从对《周礼》《左传》的维护和遵从可知，蔡邕亦为古文家。

古文经学为官制之学的成立提供了学术基础，对此，还有以下两个具体的方面值得注意。首先，古文经典《周礼》的流行，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学者撰述当代制度的意识。关于《周礼》的内容，“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诸篇开头相同的五句可谓简明扼要：“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该书记录的是一种官僚制度的构想，体系严明，囊括了从卿士至小吏的员额与职掌。在服膺古文经的学者眼中，《周礼》乃周公所作，“周公致太平之迹，迹具在斯”。自两汉之际开始，是书渐受重视。东汉不少知识精英，如郑兴、郑众、贾逵、马融、郑玄等，都针对《周礼》撰写过解经著作，可以看出“《周礼》学”的繁荣。

实际上，经学家关于《周礼》的训释也可以说是一种针对制度的研究。“《周礼》学”与本节所谓官制之学所不同的是，前者涉及的仅限于被奉为先王圣法的周代体制，而官制之学的重心则置于当代。不过，由考订古代官制到撰述汉家制度，仅一步之遥。于是我们看到，一些学者在《周礼》的启发下，水到渠成般地迈出了这一步。

征引汉制来解释经典，是东汉一代古文学者的习惯做法。经学家关于当代制度的知识，除了自身在官场观察所得的部分，应当主要来自律令。第一节已指出，律令当中包含职官设置方面的规定。两汉曾有“兼习经、律”的风尚，包括郑玄在内的大儒甚至撰写过律令章句。研究者还专门辑录过经注所引汉律，内容丰富，也可看出经学家对律令的熟悉。另一方面，经学家对汉制的利用，绝不只是简单地抄录、罗列，其中也倾注了自己的思考。尤其是上引郑玄注对司隶校尉、廷尉正平丞、太尉等官的解说显示，郑玄对周汉间的职官沿革已进行过初步整理。在经学至上的时代，经学内部的演化足以牵动学术风气的转变。经学家对汉家制度投入心力，自然也会激发知识分子考察当代官制的兴趣。东汉古文经学的这一学术特点，为制度撰述的兴起与繁荣提供了一方沃土。

蒙学书籍的官制内容

童蒙书籍中官制内容的意义，是思考官制之学崛起时不可忽视的问题。小学是未受教育者发蒙的门径。字书的编纂与传授，是朝廷与知识分子推行教化的基础环节。单是秦及西汉就出现了多种字书。过去针对它们的研究，除了进行佚文搜集、文字校订与版本梳理外，主要集中在常用字的数量、字体的演变、字书的适用对象以及文字的学习过程等问题上。着眼点只放在字与识字上未免单调。实际上，文字的去取和排列组合，蕴含着编纂者对基础教育的思考。藉由分析小学书籍的内容，我们有机会了解到，在当时的知识分子眼中，哪些是最基本、必须首先向社会普及的知识。小学书籍完全可以成为思想史的素材。

先以秦汉之际形成的《苍颉篇》为例略作申说。北大藏汉简《苍颉篇》现存1300余字，是迄今所见保存文字最多的本子。在之、职合韵部有题为“汉兼”的一章，含以下文句：“汉兼天下，海内并厕，胡无噍类，菹醢离异，戎翟给賨，百越贡织，饬端修法，变大制裁，男女蕃殖，六畜逐字。”《苍颉篇》的文字排列方法，在多数篇章中是“罗列式”，即将字义相近或相联系的文字放在一起，意在强调各个字词的含义。而“汉兼”章罕见地采用“陈述式”，通过若干语义相连的句子来诉说一项主旨。这段文字并非单纯地颂扬汉朝功业，而是试图向接触此识字教材的受教育者灌输一种基本的世界观：我们生活在什么时代，我们由谁统治。其中又寓有天下太平、生活美好的许诺。在编纂者看来，对学童或普通百姓的启蒙，绝不仅限于日用文字的教授，还必须使之明了所处的时代，并且理解朝廷的伟大。另一方面，《颜氏家训》曾引《苍颉篇·汉兼》云：“汉兼天下，海内并厕，豨黥韩覆，畔讨灭残。”颜之推所引，当为西汉时改造过的《苍颉篇》的另一版本，“豨黥韩覆，畔讨灭残”两句，显然是西汉人据汉高祖讨平陈豨、韩信的事迹新编的内容。这说明，小学书籍所欲传递的知识亦处在变动当中，政治局势是一项触发因素。

《急就篇》问世后，逐渐成为两汉时期影响最大的识字课本。崔寔《四民月令》于东汉中期成书，是反映洛阳地区农耕生活的著作。其中提到：“砚冰释，命幼童入小学，学篇章。”原书注曰：“篇章谓六甲、九九、《急就》《三仓》之属。”这是学童研习《急就篇》的证据。当然，小学书籍的使用者绝不限于入学的幼童，普通百姓的初等文化学习同样将其作为教材。比如，每年内郡有数以千计的田家子被征调到边塞戍守，他们在服役之余可以接受一定的教育。敦煌、居延出土了不少《急就篇》残简，说明吏卒也常以是书作为识字教材。此外，在河北望都、安平等地发掘的一些汉墓中，墓壁砖面上题有《急就篇》的文字，有学者猜测这是工匠砌卷排砖时所写的序号，足见《急就篇》的普及程度。可以说，《急就篇》风行于边郡与内地，读者包括了学童与庶民。通过讽诵与习字，草木鸟兽、器用百物之名渐为受学者掌握，关于王朝制度的认识也悄然植入。有意思的地方正在于此：绝大多数读者的日常生活与“高高在上”的中央官制其实牵连不多，但蒙书的编纂者却认定他们有必要具备基本的了解。《急就篇》的例子让我们注意到，传扬汉家制度，已经成为部分知识分子的追求。

西汉后期以来，部分知识分子开始认为，王朝制度是天下庶民必备的常识。他们把讲授汉家制度当作启迪蒙昧的一环，使此项知识随童蒙书籍的传播而得到一定的普及。第一小节曾提到，班固、樊长孙、刘珍、张衡等人曾对汉家典制“暗而不彰”的局面忧心忡忡，刘、张等人愤而执笔，希望藉制度撰述令天下“人无愚智，入朝不惑”。可以看到，两派知识分子的追求有相近之处。不过，小学书籍中的制度知识毕竟只是启蒙教育的一个板块，内容俗浅，尽管史游、王隆已做不少工作，班、樊等都不将其看成制度书写的正途。而胡广充分吸收了双方的成果，既尊重王隆奠定的基础，又通过添加具有学术性的诂解，赋予这部著作以深度。里程碑式的《汉官解诂》是两条脉络交汇的产物。

胡广与官制之学的建立

结合胡广死于灵帝朝初期的史实，我们可将《汉官解诂》的问世时间大致定于桓帝时期。该书之前，已经出现一些关于汉代官制的文献。但根据上文的研究，它们有的并非学术产物，有的则寂寂无闻，未对知识界造成影响。在“增助来哲多闻之览”的明确意识下，胡广撰成《汉官解诂》，意味着研究性的官制撰述从构想转化为实践，并最终引发制度书写的潮流，使官制之学这一知识领域得以开辟。

胡广对官制的溯源，展现出新的思想倾向。《汉官解诂》之前，“汉表”曾对汉代职官的来历做过简单介绍，正如卷首序言所谓“秦兼天下，建皇帝之号，立百官之职，汉因循而不革，明简易，随时宜也”，班固将绝大部分官职的源头推至秦代。与此相异，胡广则试图在汉官与上古三代之间构筑联结。如大鸿胪一职，“汉表”认为它来自秦代设置的典客，而《汉官解诂》将其与上古之制进行比附：“昔唐虞宾于四门，此则礼宾之制，与鸿胪之任亦同”。解说光禄、谏议、太中、中散等大夫官时，胡广谓“此四等于古皆为天子之下大夫，视列国之上卿”，力争在三代找到根源。除了职官设置，《汉官解诂》也把汉代的行政运作方式塑造成古制的继承者。东汉明帝以来，“每帝初即位，辄置太傅录尚书事”，胡广对此阐释道“犹古冢宰总己之义也”，无疑是在黏合古今之制。汉武帝“以中大夫为光禄大夫，与博士俱以儒雅之选”，在胡广眼中，这种“异官通职”的做法出自周代，故云“《周官》所谓‘官联’者也”。我们知道，西汉中期以来，人们的历史认识经历着一项巨大的转变，即秦政的合理性遭到否定，上古三代逐渐被看作优良的典范。《汉官解诂》让这种观念也落实到官僚制度的研究中。上文提及，东汉的古文学家在解释周制时，常以汉制附会。胡广从上古为汉官寻求依据的做法，很可能受到了经学领域这一学术倾向的直接启发。

《汉官解诂》的完成，让胡广关于官制的思考落到实处并呈现于世。如同关闸开启一般，在东汉晚期的数十年间，《独断》《汉官典职仪式选用》《汉官仪》等围绕汉代典制的著述联翩而至。说官制之学由胡广正式创立，不只是基于时间上的先后，他对后起学者造成的深刻影响才是主因。

汉末官制撰述的代表人物，如蔡邕、蔡质、应劭等，无一不从胡广那里汲取营养。胡氏曾将自己多年来积累的汉制材料全部传授给弟子蔡邕，这成为后者撰写相关著作的基础。在福井重雅的研究中，《独断》袭取胡广之说的证据已被逐一发掘。蔡邕为东汉国史撰写“朝会”“舆服”等志，同样来自胡广的启迪，这一点放在下文详谈。蔡邕叔父蔡质撰《汉官典职仪式选用》，收集了许多日常的细碎仪节。据此推测，作者在供职朝廷的过程中，曾用心观察、记录官场生活。蔡质这一治学方式与前文揭示的胡广经验如出一辙。应劭是制度之学的另一重镇，他选择为《汉官》作注，显然出于对《汉官解诂》的仿效。《汉官仪》中也有摘录自胡广著作的文字。

胡广的官制礼仪研究在知识界引发了剧烈反响：同类著作相继出现，他的视野、方法也被尊奉与拓展，制度之学由此走向兴盛。胡广何以具备如此强大的影响力？除了学术上的开创性，胡广的政治地位也是不应忽视的因素。《后汉书·胡广传》云：“在公台三十余年，历事六帝，礼任甚优。”胡广的仕宦生涯贯穿安帝、顺帝、冲帝、质帝、桓帝、灵帝六朝。自顺帝后期开始，胡氏长期占据三公之位，“凡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为太傅”，“每逊位辞病，及免退田里，未尝满岁，辄复升进”。又据本传所记“其所辟命，皆天下名士”可知，胡广门下网罗了大量当朝精英。蔡邕《胡公碑》云“公自二郡及登相位，凡所辟用，遂至大位者，故司徒中山祝恬，其余登堂阁，据赋政，策勋、树功、流化者，盖不可胜载”，更能看出胡广凭借辟举制而获得的士林领袖一般的角色。熹平元年（172），八十二岁的胡广辞世。葬仪上皇帝赐予的哀荣，以及门生故吏的会赴、悼念，是其位望的集中展示：

使五官中郎将持节奉策赠太傅、安乐乡侯印绶，给东园梓器，谒者护丧事，赐冢茔于原陵，谥文恭侯，拜家一人为郎中。故吏自公、卿、大夫、博士、议郎以下数百人，皆缞绖殡位，自终及葬。

《后汉书》据此谓：“汉兴以来，人臣之盛，未尝有也。”胡广位极人臣、倍受拥戴，他的学问与著作自然是官僚界、知识界的瞩目对象，其中先进、合理的部分因而容易得到发扬。

官制撰述的经世性

东汉晚期出现的大量职官文献，往往只被后人用作说明两汉制度的史料。这些著作以及背后的官制之学在当时政治生活中的意义，暗而不彰。观察官制撰述的角色与价值，能够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书写朝廷制度的行为何以流行并持续。

首先应该明确，除了史书中“百官表”“职官志”一类文本，绝大多数官制书写所预设的受众，并非后世的读史者。在樊长孙眼中，制度书写的功用是“令人无愚智，入朝不惑”。此处的“人”，既指向供职朝廷的官僚，也包括偶尔与政府交涉的庶民，官制撰述就是要使这些同时代的人们在面对相关事务时不至于陷入困惑。在撰述理念上与樊长孙一脉相承的胡广，用“令世施行，庶明厥旨”来表明《汉官解诂》的使命，他在意的也是让汉朝臣民理解当前施行的典制。应劭在建安元年（196）的上表中表达了对其所撰《汉仪》的期许：“虽未足纲纪国体，宣洽时雍，庶几观察，增阐圣听。惟因万机之余暇，游意省览焉。”“未足”乃谦辞，应氏对《汉仪》的定位正是“纲纪国体，宣洽时雍”，他渴望着这部制度著作能帮助献帝治国施政。如上所述，汉末的制度学者不曾将自己的研究视为史学作品，制度撰述在成立之初其实具有很强的实用性质。

回到当时的社会环境可以发现，官制文献的读者集中于官僚群体。我们知道，汉代政治的日常运行，强调以律令和故事为依据，但汉代律令繁多，故事范围更广，随时间推移，其数量亦必庞大。要掌握两者并适当地加以运用，对官员来说绝非易事。职是之故，“明习故事”在官场成为一种颇受推崇的才能。如《后汉书·樊准传》云：“视事三年，以疾征，三转为尚书令，明习故事，遂见任用。”《黄香传》云：“帝亦惜香干用，久习旧事，复留为尚书令，增秩二千石，赐钱三十万。”尽管引文提到的故事并不限于官僚制度，但不难推知，官员在处理、参与这个方面的事务时，了解涉及职官设置与官场仪制的规定、习惯十分必要。官制撰述说到底，是学者从海量的律令、故事中提取相关信息，并加以总结和阐释的结果。这样的专题著作为官员提供了方便，契合需要。

除了协助官员的日常行政，为官制的建设提供指导，也是制度书写的用武之地。在论述该问题之前，需要知晓的是：汉廷在筹划或实施政治改革时，一般会从何处寻找根据？《后汉书·朱浮传》所载朱浮的论议涉及职官制度，我们以此为例。光武帝建武六年（30），朱浮针对守令有纤微之过即见斥罢的现象上书谏争，其中论据部分为：

臣闻日者众阳之所宗，君上之位也。......五典纪国家之政，《鸿范》别灾异之文，皆宣明天道，以征来事者也。......然以尧舜之盛，犹加三考，大汉之兴，亦累功效，吏皆积久，养老于官，至名子孙，因为氏姓。当时吏职，何能悉理；论议之徒，岂不喧哗。盖以为天地之功不可仓卒，艰难之业当累日也。

在经义之外，被朱浮用来批评当前措施的理据，是西汉前期的吏制旧例。同年，光武帝赋予刺史罢黜守令之权的举动，又引起了朱浮的不满：

窃见陛下疾往者上威不行，下专国命，即位以来，不用旧典，信刺举之官，黜鼎辅之任，至于有所劾奏，便加免退，覆案不关三府，罪谴不蒙澄察。......夫事积久则吏自重。吏安则人自静。《传》曰：“五年再闰，天道乃备。”夫以天地之灵，犹五载以成其化，况人道哉！

西汉后期，二千石长吏若被刺史弹劾，要经三公遣掾史案验，才能黜退。朱浮提出，当前“信刺举之宫，黜鼎辅之任”的做法亟待纠正，因为它既违背圣贤的教诲，也不符合历来“旧典”。上述事例中，朱浮数次提倡改善地方行政，其理据均采自经典与故事，而通观这一时期对各项政策的讨论、执行可以发现，以经义和成准作为依据，实为汉代政治的常规。故对于官制建设的参与者来说，深入了解这一领域内的“旧典”乃必要步骤。

这样的环境下，充分整理旧式仪品的官制著作，在朝廷讨论、调整相关政策的过程中无疑富有参考价值。当然，为皇帝、朝臣提供知识资源，服务制度建设，也正是汉末学者纂录官制时自觉的意识。经世，不仅是官制撰述的目的，也是其实际功用。可以说，自汉末开始兴起的制度之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经世之学。魏晋以降，职官撰述愈发繁盛。图书目录设立“职官”子目，能够说明官制之学已经成为重要的学术领域。对官制的记述也逐渐受到官方的重视，齐梁之际问世的《齐职仪》以及后来的《唐六典》，均为政治权力推动的成果。官制撰述在政治生活中的角色与价值，是促成这一历史脉络的重要因素。

责任编辑 / 孙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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