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大一统”观的文化呈现 | 刘跃进
导 语
原 载 |《文史哲》2021年第3期，第12-26页
原 题 |《春秋》“大一统”观与秦汉时期的思想及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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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熙仲《春秋公羊学讲疏》第六编《<公羊>古义辑》汇总相关资料，说明《春秋》公羊学思想在战国秦汉时期有广泛的传播和重要的影响。其实，不仅仅是公羊学，孔子作《春秋》，“上遵周公遗制，下明将来之法，褒善黜恶，勒成十二公之经以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所谓“异言”，即《汉书·艺文志》所说：“《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有数家之传。”贾谊、司马相如、王褒、扬雄等人的辞赋，司马迁、班固等人的史传，谷永、路温舒等人的奏记，还有刘向、刘歆父子的杂传疏议，桓宽、桓谭的著述等，都会引用到《春秋》，尽管师承不同，但都提出改制度，易服色，革正朔，与天下为始的主张，多聚焦君臣遇合主题，希望在那样一个可以大有作为的时代，能够脱颖而出，建功立业，这是秦汉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可以说，他们的创作与《春秋》大一统观息息相关，更与秦汉时代的特殊政治文化背景紧密相连。
我们知道，战国以来养士之风盛行，战国四大公子自不必说。那个时候的文人，朝秦暮楚，并无一定之规。到了战国后期，情形发生了变化。吕不韦来自中原，对于战国以来各家学术应当多所了解。他并没有像战国四大公子那样为谋一己之私或一国之利而各有主张。恰恰相反，他充分注意到稷下学宫各派的纷争与融合，对于各种思想，兼收并蓄。因此，《吕氏春秋》在学术方面最值得注意的是对先秦各家学说的汇总。在融汇百家之说的同时，他特别强调了“士”的品行的重要性。他要求的“士”，要讲究精神境界，不偏不党，柔而坚，虚而实。这表明，经过长时间的战国纷争，人们已经厌倦了那种缺乏是非观念的纷争，而倾向于对国家一统、万众一心的强烈诉求。
西汉初年，刘邦吸取了秦代大权旁落外姓的教训，分封子弟，与大臣共盟：非刘姓而王者，天下共诛之。地方势力如吴、楚、梁、淮南等诸国，也由此扩充势力，并招纳文士，扩大影响，又逐渐形成战国时期的风气。高祖刘邦之子中，吴王刘濞、楚王刘交、齐王刘肥、淮南王刘长；文帝刘恒之子中，太子刘启、梁孝王刘武；景帝之子中，河间献王刘德、鲁恭王刘余等，无不开馆延士，为世人瞩目。上有所好，下必从之。大臣也隆礼敬士，如平津侯公孙弘自以布衣为宰相，乃开东阁，营客馆，以招天下之士。西汉前期重要文人如邹阳、枚乘、枚皋、司马相如、羊胜、公孙诡、路乔如、丁宽、韩安国等人，无不在地方割据势力中担任幕僚，天下有变，号为“智囊”；承平时期，不过就是文学弄臣。
汉武帝对此心知肚明。他不仅仅是雄才大略的政治家，也是杰出的文学家。他深知政权的巩固需要文化来固本聚魂。因此，他对文人学者，采取恩威并施的政策。最重要的举措，就是安车蒲轮，征召枚乘进京。可惜枚乘年老多病，死于道中。但无论如何，枚乘之死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它实际上标志着盘根错节的王侯文化逐渐走向终结，标志着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逐渐走向终结，标志着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逐渐走向终结，也标志着汉帝国进入一个思想文化高度统一的全新时期。
在《春秋》“大一统”观的统领下，秦汉思想家和文学家顺应时代要求，积极有为，创造了属于他们那个时代的文化成果。
在《难蜀父老》《封禅文》等文中，司马相如多次谈到《春秋》，深刻地领悟到《春秋》“大一统”的核心价值。他的《子虚上林赋》比较了诸侯与天子的异同，最终归结到天子，归结到一统。史书记载，司马相如死后，夫人对朝廷派来的人说：“长卿未死时，为一卷书，曰有使者来求书，奏之。”这卷书就是《封禅文》，提出封禅泰山的问题。
严助是汉武帝时期一位著名的文学家，来自会稽。武帝即位之初，为吸引优秀人才，特设文学贤良。严助借此机会进入高层，得到汉武的关注。闽越的军队攻打东瓯，东瓯求情。有人主张放弃，认为那是闽越与东瓯的问题，与中央朝廷无关。而严助别具眼光，认为一定要支持东瓯，解决边地的安稳问题。司马相如和严助来自边地，在事关国家完整的重大事件面前，表现出鲜明的政治态度，因而得到武帝的重视。
与司马相如和严助相比，董仲舒在政治上并不得志，作《士不遇赋》（《艺文类聚》三十），认为小人当道，“随世而轮转”。作者自叹进退维谷，无所适从。他想到了伯夷、叔齐的高蹈避世，想到了伍子胥和屈原的毙命江心，一心向善，不愿向世俗妥协。唐代元结《自箴》《汸泉铭》《淔泉铭》《恶圆》《恶曲》等名文无不源于此。尽管如此，他依然顺应了历史的潮流，提出了一系列维护国家统一的主张。
司马迁也志存高远，对战国以来的纵横风气颇为欣赏，而在现实生活中，颇感压抑，也写作一篇《悲士不遇赋》，感叹生不逢时，顾影独存，屈而不伸，美恶难分。尽管如此，他也“闻之董生”，以《春秋》为本，称：“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然后“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忍辱负重地编纂出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史记》，全面系统地勾画出中华文明自五帝以来“不绝若线”的谱系。《春秋》大义，一览无余。所以章学诚《文史通义·经解下》说：“迁、固本纪，本为《春秋》家学”，实为有得之见。
董仲舒和司马迁在政治生涯上的“不遇”大约是真实的。他们的官位都不高，事迹也不显，甚至连生卒年都不详，但是他们生逢国力蒸蒸日上之时，这种“遇”又是千载难逢的。在这样一个奋发有为的时代，董仲舒著《春秋繁露》，为汉帝国强化中央集权出谋划策。司马迁著《太史公书》，历史地证明了中华民族是一个同源共生的文明载体。
在汉帝国走向强盛的历史进程中，以董仲舒、司马相如、严助、司马迁等为代表的一代文豪，在文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一是进一步规范文字，为中国的文化一统奠定基础。
汉高祖刘邦起自布衣，其臣下亦多亡命无赖之徒。他们多不喜欢儒生，甚至见到戴儒冠的，还把他们的帽子摘下来便溺其中。即皇帝位后，群臣争功，闹得不亦乐乎，刘邦只能叫叔孙通出来制定礼仪，这才知道皇帝之贵，也由此知道知识的重要性。《古文苑》卷一〇载汉高祖《手敕太子》，对自己不学无术颇多悔意。作为丞相，萧何在汉帝国创业之初，就制定了识字书写制度，多少也反映出刘邦渴求文化的心理。萧何规定：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试以六体，成绩优秀者才能为尚书、御史等。官吏上书，字或不正，要被弹劾。《汉书》记载，石奋上书，写“马”字少一笔，惊恐万状，甚至以为要“获谴死”。由此可见当时法律的威慑力量。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文字并不统一。即便是距离很近的诸侯国，文字也不尽相同，譬如山东莱阳发现的莱阳陶壶就与邹、鲁不同；甚至邹鲁之间，近在咫尺，其陶文与传世鲁器彝铭文字也有差别。秦以小篆为统一字体，丞相李斯的《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的《爰历篇》和太史令胡母敬的《博学篇》等文字学著作均以小篆为标准，对于当时文化一统以及汉代文化的发展起到了至为关键的作用。
从《汉书·艺文志》序中知道，《苍颉篇》《爰历篇》《博学篇》三书在西汉初年多有流传，有人还将三书合成一书，加以改造，成为两汉读书人的基本教材之一。东汉许慎乃会通前代字书，总结了战国以来解释文字的“六书”理论，集其大成而著《说文解字》。全书十四篇，叙目一篇，依据文字形体和偏旁结构分列540部，每部以一共同的字作部首，保存了大部分先秦字体和汉以前的文字训诂，使原本杂乱无类可归的文字有了归类的方式。这是秦汉文人为中华一统所做的最重要的贡献。最近一百年，在西北边陲发现的汉简中，时常有《苍颉篇》《急就章》等字书，说明童蒙读物在当地非常流行。
第二是整理图书，迎接文化高潮的到来。
秦汉以来，朝廷政府对图书收集十分重视，汉高祖刘邦初攻咸阳时，丞相萧何率先收藏秦朝的律令图书。汉武帝时，下令征集全国图书。到了汉成帝河平三年（前26），又命谒者陈农前往地方收求遗书。国家藏书日益增多，出现了“书积如丘山”的局面，但也给保藏、流通、阅读带来了不便，亟须进行分类整理。于是，汉成帝命刘向在皇家图书馆天禄阁领导了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图书整理工作。刘向每校完一书，都附上叙录一篇，最后又把各叙录另抄一份集在一起，称为《别录》，凡二十卷。《别录》是中国第一部详细的书目提要，系统地总结了先秦以来的学术发展情况，对后世目录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刘向《别录》基础上，刘歆编写《七略》，将当时的书籍分为六大类，即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略”本是界域的意思，这里指类别。六艺略包括《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及“小学”等九目；诸子略包括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等十目；兵书略包括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等四目；数术略包括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等六目；方技略包括医经、经方、神仙、房中等四目；诗赋略包括歌诗、屈原赋、陆贾赋、孙卿赋、杂赋等。这种分类著录，成为中国古籍目录整理与研究的基本范式。
第三是创作辞赋，使其成为一种最具大家气象的文体。
汉代流传的一些文字学著作，多采用韵文方式，如《凡将篇》《急就章》等，多是七言句式，可能是便于记诵的缘故。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辞赋创作，在描写物象时，多以类相从，近似一部《尔雅》。还有的辞赋，兼有地理教科书的作用，虚中有实。汉赋的这种特色，贬之者认为这是“以艰深之词，文浅易之说”，扬之者则认为这是一种传播文献知识的独特方式。明代古文家盛称“文必秦汉”，秦汉文章，特别是应用文章的最大特点就是字字斟酌，句句推敲，可能与此实用功能有关。
不仅如此，司马相如在前人创作的基础上，进一步确立了大赋的基本品格，一是内容庞杂，包罗万象，带有博物色彩；二是东南西北，古往今来，可谓时空无边；三是辞藻艰深，华彩飞扬，具有磅礴气象。在古代文人心目中，辞赋已不仅是案头文学，也不单纯是娱宾遣兴的文字，它可以充分展现个人的才学、国家的意志，还有时代的特色。因此，汉唐时期，辞赋创作的好坏是衡量一个文人才学高低的重要标志。历代文学总集、文学选本，乃至个人文集，通常要把辞赋摆在第一位，这也成为一种惯例。
第四是创建乐府，通过礼乐制度渲染帝国的权威与执政的合法。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巡视天下，并让李斯撰写七篇颂词，刻在石上，希望流传久远。此外，秦始皇还设立乐府，以礼乐演奏的方式，强化历史的叙述。从唐代杜佑《通典》的记载中知道，在秦汉时代，掌管音乐的官职有两个，一是太乐，一是乐府，各有分工，太乐掌管传统的祭祀雅乐，归奉常主管；乐府掌管当世民间俗乐，归少府主管。
《春秋繁露·郊义》说：“郊义，《春秋》之法，王者岁一祭天于郊，四祭于宗庙。”在这样的背景下，郊庙歌就更加重要，成为国家礼仪范畴。《春秋繁露·天道施》说：“夫礼，体情而防乱者也。”司马相如参与创作了《郊祀歌》十九章，也是体情之作。这些诗歌虽非一时之作，作者也非一人，多是文人创造。还有一部分“歌诗”采自民间，也被演唱，藉此了解时政，体察民情。秦汉乐府制度的建立，为维护中央集权起到重要作用。
元狩六年（前117），司马相如死，汉武帝从其家中获取《封禅文》。六年后，始祭后土，用雅乐。尔后，武帝发兵平定南越之乱，遂置九郡；又派李息等平定西羌之乱，初置河西四郡，确保中西方经贸文化交流的顺畅。西南方面，建立武都、牂柯、越嶲、沈黎、文山五郡。武帝以为功高盖天，遂询问部下，决定实施司马相如封禅之议。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即位三十年之际，自制礼仪，正式封禅泰山。同时，汉武帝又大兴天地诸祠，命群臣作诗颂，李延年为新声，郊祀始用乐舞，与士大夫更始，其以十月为元封元年。从此，汉帝国进入鼎盛时期。
责任编辑 / 刘 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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