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扬、张光年、王元化、牟世金与《文心雕龙》学会的成立 | 徐庆全

摘  要

《文心雕龙》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有严密体系、“体大而虑周”的文学理论专著，为中国文艺理论界及海外汉学界所重视，由《文心雕龙》研究而形成的“龙学”也成为中外文化学术交流的一个引人瞩目的学科。1949年后在致力于“建立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与批评”过程中，《文心雕龙》成为溯源样本，并形成以山东大学、上海文学研究所等为主的“龙学”研究团队，研究成果为海外汉学界重视。1980年代初期，在周扬和张光年的支持下，牟世金、王元化、徐中玉等“龙学”研究翘楚，依托山东大学发起成立“中国《文心雕龙》学会”，对推动海内外的“龙学”研究，拓展中外文化学术交流，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如今仍是中外“龙学”研究界重要学术平台的“《文心雕龙》学会”，也成为学术史上不可或缺的篇章。钩沉学会成立、发展的历史，对学术史以及“龙学”的研究，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作 者 | 徐庆全，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北京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中心研究员

原 载 |《文史哲》2021年第4期，第154-165页原 题 | “花开两朵缘一枝”：王元化、牟世金与《文心雕龙》学会的成立——以王元化致周扬两封未刊信为主的疏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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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1月20日出版的《文史哲》第1期，以《〈文心雕龙〉学会今秋在山东召开成立大会》为题，刊登了这样一则简讯：

在山东省委的关怀和支持下，一九八二年十月在济南召开了全国第一次《文心雕龙》学术讨论会。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百余人，深感经常开展这种讨论极为必要；为了把现有研究队伍组织起来，开创《文心雕龙》研究的新局面，大家纷纷建议成立《文心雕龙》学会。经大会各组召集人商议，共认成立学会实为必要。因此，共推王元化等五人组成《文心雕龙》学会筹备组，以山东大学为学会基地，进行筹备工作。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山东大学和山东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筹备工作现已基本就绪，并将于今秋在青岛市召开学会成立大会。经筹备组的恳请，一向关心《文心雕龙》研究工作的周扬同志，已允担任学会名誉会长。张光年同志对《文心雕龙》素有深究，也经筹备组邀请，同意参加学会指导工作。周扬和张光年同志都已应邀，将亲临今秋的成立大会。此外，筹备组还拟邀请日本《文心雕龙》专家代表团光临参加成立大会，目前正在具体联系中。学会将编辑会刊《〈文心雕龙〉学刊》，由齐鲁书社出版，第一辑已请周扬同志题签付印。成立大会的论文，将编选为第二辑出版。

这则不足500字的简讯，言简意赅，要言不烦，把中国文心雕龙学会筹备成立的轮廓，说得一清二楚，也给我们考察中国文心雕龙学会（以下简称“学会”）成立前后的若干史实，提供了两条线索：1.成立学会的动议是在1982年10月在全国第一次《文心雕龙》学术讨论会产生的，山东大学是学会筹备基地。代表人物是“简讯”中没有出现的牟世金；2.会议产生的筹备小组，王元化是小组长。

现今，中国《文心雕龙》学会已经拥有38年的历史，依然是文艺理论研究领域的一方学术重镇，这个学会在世界汉学界，依然有着广泛的影响。牟世金和王元化的奠基之功也常被人念及，但当年他们二人是如何分工合作、密切配合的？则未见有详细考察。现今留下的王元化为学会筹备成立致周扬的两封未公开信，以及未曾公开的15人署名的“申请书”，为考察学会成立过程提供了丰富的史料。以此为索引，钩沉、还原牟世金和王元化当年为学会奠基的贡献，可为学术史“补白”。

一、王元化致周扬信

先把王元化致周扬的两封未刊信迻录如下：

周扬同志：前在京开会，未能向您畅叙衷曲，并聆教诲，甚觉怅然。当时曾请顾骧同志转呈小册一本，谅已达览。《上海文学》九期有拙文《论知性的分析方法》一篇（《新华文摘》将于最近转载），甚望得到您的批评指正。

上月底在济南举行了《文心雕龙》讨论会（二百余人），我原不去参加，并已写去贺信，但得主持会议同志电召，只得于会议中途匆匆参加。在会上听到一些发言，对我颇有启发，大家进行了交流并互相学习，获益良多。会中山大牟世金同志等一致要求成立学会，并把我也列为发起人。鉴于成立学会有助于《文心》研究取得更有成效的结果，所以我赞同了他们的意见。会中马宏山同志（一位已离休老干部，过去与邓力群同志在新疆一起工作过）还到北京与力群同志汇报了此事，马来信说力群同志大致也同意。现主持此事的山大副教授牟世金同志（他对《文心》有一定贡献）寄来呈报中国社科院申请书数份，嘱我寄您，征求您的意见，倘您认为可考虑成立此会（时间不一定在急），再向中国社科院呈递申请。请您便中即给我一回音，以便向牟世金同志有所交代。匆此请问候灵扬同志

敬礼

王元化手上

上海淮海中路1755号201室

按，此信末未具时间，据“上月底在济南举行了《文心雕龙》讨论会”云云，即指第一次《文心雕龙》学术讨论会。这次会议10月27日至31日在济南南郊宾馆举行。故信写于1982年11月上旬，具体日期待考。

信中“前在京开会，未能向您畅叙衷曲，并聆教诲，甚觉怅然。当时曾请顾骧同志转呈小册一本”之语，系指这一年10月下旬中宣部为周扬起草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报告而召集的一次会议。经顾骧提议，王元化从上海来京参加会议。周扬正住北京医院治疗腿疾，顾骧陪王去医院看望周。所言“小册子”，当指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改版重印的《向着真实》。

周扬同志：

前奉一函并附由山大发起的《文心雕龙》讨论会给中国社科院申请成立学会书一件，谅已达览。

此事系受参加会议一些同志嘱咐，要我帮助向领导上呼吁，我只有向您反映。首先自然应知道您认为此事可行不可行？其次如您认为还有意义，是否请您向有关方面打个招呼，再由我们将申请书递呈。

我知您很忙，现以此事打扰，实因受人之托，出于无奈，望您得此简后即赐回音，以便我向山大等一些同志有个交代。如您太忙，是否可请小邢同志代复。不胜翘盼。

匆匆不尽一一   请问候灵扬同志

祝好

王元化手上

二十三日

上海淮海中路1755号201室

按，此信信末未具年月，从内容推知，当为1982年11月23日。信中所提到的“小邢同志”，即周扬的秘书谭小邢，笔名露菲。

二、刘凌动议，牟世金与王元化会商

王元化第一封信中云，“会中山大牟世金同志等一致要求成立学会，并把我也列为发起人”，并说他原本不参加会议，“但主持会议同志电召”又“于会议中途匆匆参加”的。淡淡的，浅浅的，仿佛是与会者讨论到成立学会之事他被临时拉进来似的。

其实，王元化不仅是筹备学会成立15个发起人之一，还被发起者公推为“五人筹备小组组长”。他第二封信“此事系受参加会议一些同志嘱咐，要我帮助向领导上呼吁，我只有向您反映”云云，即是在履行“组长”的职责，只是没有向周扬明说罢了。

据刘凌回忆，早在1982年3月到4月上旬，牟世金和王元化就在王家寓所商讨筹备成立学会之事。

刘凌时在泰安师范专科学校任教，于《泰安师专学报》1979年第2期发表《刘勰生平初探》一文，与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一书中之《刘勰身世与士庶区别》探讨的是同一问题。1980年夏，刘致函王，“随奉该文并另一篇文稿请正”。王元化在复信中认为：“您的观点和拙文观点接近，我们分头作出了相近的结论，在我来说，有一种空谷足音之感。”由此，两人尺牍往来。

1980年秋天，刘凌借赴武汉开会之便，到上海拜会王元化，两人畅谈两个多小时。谈到《文心雕龙创作论》，王元化说，这是他受难期间“意有所郁结”的“发愤之所为作”；周扬因此说他是“拘羑里而演《周易》”。

大约在1981年2月，刘凌师从牟世金进修古代文论，得知“两位先生互相慕名却不相识”，“便建议牟师与王先生合作，筹建中国《文心雕龙》学会”。由此，刘凌把当时一南一北研究《文心雕龙》的两大学者联系在一起了。

在当时的《文心雕龙》研究界，牟世金和王元化都属领军者。

1956年，牟世金考入山东大学中文系；1958年，在陆侃如的指导下，研究《文心雕龙》；1960年留校担任陆侃如的学术助手。1962—1963年，“陆侃如 牟世金”署名的《文心雕龙选译》（上下册）出版。这是《文心雕龙》研究史上的第一个译本。知情者认为，这个译本“主要是”牟世金“写的”。同时期出版的署名“陆侃如 牟世金”的《刘勰论创作》，对《文心雕龙》的创作论进行专题研究和注释，在“龙学”史上也是开拓之作。陆侃如去世后，牟世金接续先生的未竟之业，完成《文心雕龙译注》，1981年和1982年相继出版后，产生了重大影响。

此外，牟世金还被学者誉为“《文心雕龙》理论体系研究的第一人”。1964年年初，他署名发表的《近年来〈文心雕龙〉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明确提出要探讨刘勰的文学理论体系。1981年，他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发表《〈文心雕龙〉的总论及其理论体系》一文，是他“二十年思考《文心雕龙》理论体系的结晶，是对《文心雕龙》理论体系所作第一次科学表述”。

相比之下，王元化接触《文心雕龙》更早。早在1946年，他在国立北平铁道管理学院任教时，曾选出《文心雕龙》为教材。1960年，王元化下放到上海市作协文学研究所后，又拾起十几年前对《文心雕龙》的研究，因为在他看来，这“总比把时间和精力消耗在去搞那些时髦的热点理论或创作要好多了”，开始潜心撰写《文心雕龙柬释》系列。郭绍虞读到后认为：“我信此书出版，其价值决不在黄季刚《文心雕龙札记》之下也。”1979年10月，王元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出版，因其研究方法的独特，引起中外学者的关注。牟世金认为：“《文心雕龙创作论》是本期（即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期——引者）理论研究方面影响最大的重要著作”，“而本书之所以为中外学者所重视，我以为更在研究方法上不仅为龙学，也为整个古代文论研究提供了可贵的经验”。

此时，王、牟缘悭一面，但因《文心雕龙》结缘而惺惺相惜。1978年，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之一的《释〈比兴篇〉“拟容取心”说》发表，“遭到不少指摘时”，牟世金力挺王元化的观点。王元化后来在牟世金的《文心雕龙研究》序言中说：“他也首先出来辨明曲直表示。那时我们不但不相识，而且我也未平反”。1981年，牟世金的《文心雕龙译注》出版后，王元化盛赞其“治学严谨，掌握资料丰富而全面，持论公允，为目前同类著作中所罕见”。“桃花潭水”“阳关故人”之神交，跃然纸上。

刚在学术上渐露头角的刘凌，将一南一北两大学者连在一起，并提出创建“《文心》学会”动议，可谓机缘巧合。刘凌在“龙学”史上也应被记上一笔。

谈到当年的动议，刘凌在接受我的采访时说：

山东大学的古典文学研究是全国闻名的。我到山大师从牟世金先生时，觉得牟先生依托山大的雄厚实力，加之他的威望，如果提出倡议，肯定应当得到学者的支持。另外，当时成立学会需要向有关部门申请，我拜访王元化先生时，他谈到时任社科院副院长的周扬对《文心雕龙》研究的关注，以及对他的研究如何支持。我想，依靠王先生在学界的威望以及与周扬的关系，如果牟、王先生联手来做这件事，成功的可能性应该很大。我和牟先生说了后，牟先生认为可行。

于是，1982年3月底或4月初，藉赴广州参加全国高校文艺理论研究会第四次年会之机，刘凌陪同牟世金到上海王元化寓所拜访，促成牟和王第一次见面。刘凌回忆说：

牟先生和王先生相见很高兴。他们谈到当时《文心雕龙》研究的现状。牟先生谈到成立学会的问题，王先生也认为可行。两人商量，可以先召开一次《文心雕龙》研究会议，组织一下研究队伍，征求一下研究者的意见。两人商定，牟先生负责组织筹备第一次学术讨论会，王先生负责与周扬联系。

至此，《文心雕龙》学会筹备工作启动，进入“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意境。牟世金负责的学术会议且按下不表，先表王元化与周扬这一枝。

三、王元化、周扬与《文心雕龙》研究

溯源王元化与周扬的关系，1949年前，他们没有交往；1949年后到1978年6月，他们有可能见面似乎并没有深层接触，但是，王元化却一直在周扬的视线之内。究其原因，多半是因为王深厚的文艺理论素养所致。1955年，由于受“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牵连，王元化被隔离审查。周扬得知后，托人带话给他：只要承认是“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个“分子”，就可以作内部矛盾来处理。王拒绝了周扬的好意，拒不承认并为此遭受磨难。

1960年，王元化被下放到上海市作协文学研究所后，又拾起十几年前对《文心雕龙》的研究，潜心撰写《文心雕龙柬释》，并醉心于黑格尔哲学。

1962年1月9日，在上海市出版局任职的丁景唐为《辞海》事在广州见周扬。谈话中，周扬特意要求上海市委领导关照王元化：第一，改善王的副食品供应；第二，可以公开发表文章。丁景唐向上海市委汇报后并负责落实。王元化将《文心雕龙柬释》之一篇《〈明诗篇〉山水诗兴起说柬释》直接寄给周扬，发表在《文艺报》（1962年第3期）。另一篇交给丁，因已有周扬指示在先，丁转给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李俊民，得以发表在《中华文史论丛》上。由此，王元化实现了“署名权”“零的突破”。这种“恢复法权意义上的‘署名权’”，也就是“亮相”，“向世人宣示，他还不至于是永远沉沦、不得翻身的贱人”。

“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是“钦定”之案，周扬无力将王元化剥离出去，但在中央大气候相对宽松的1961年到1962年上半年，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周扬对王元化生活上予以照顾，学术上为其恢复正常的学术地位，使其实现“署名权”而得以“亮相”——须知，在1961年王元化与父亲王维周共同翻译的《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还只能“单署王维周名”出版，王元化并没有“亮相”的权利。不过，到了1962年夏，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后，中央大气候逐日紧张，周扬无暇自保，王元化“亮相”之后也只能复归于沉寂了。迁延至“文革”，就更不用说了。

但是，逆境中的王元化仍在砥砺前行，一方面未曾中断对《文心雕龙》的研究，另一方面，在韦卓民的帮助下读黑格尔，“逐渐明白”“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条线索交织在一起地去思考；不是简单化的，而是错综复杂、如剥笋抽茧、层层深入地去思考”，并将思考方式融入对《文心雕龙》的研究中，最终形成方法论意义上的《文心雕龙创作论》一书。

在该书出版前的1978年，王元化“将《文心雕龙》手稿副本（抄本）寄给北京的姜椿芳，希望由他转给赵朴初，以请教有关佛学问题。姜椿芳把稿子送给周扬。周扬读了王元化的手稿后，认为他身处逆境而能写出如此有分量作品甚为不易，将其中《释〈比兴篇〉“拟容取心”说》一章推荐给正准备复刊的《文学评论》杂志”。

在这个“拨乱反正”的时期，周扬再一次助推王元化“亮相”，一方面是为王“恢复法权意义上的‘署名权’”，推动其冤案平反；另一方面，也是对王结合黑格尔、康德、歌德等人的文论著作，以“中外结合”的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阐释《文心雕龙》表示支持。

《文心雕龙创作论》出版后，王元化将此书送周扬，并附信云：

这部书完全是在您的帮助和支持下，才得以完成并出版的。我渴望您向我直率地指出在内容、方法、方向和写作上还存在哪些问题，这对我今后的研究工作将会具有指导意义。

周扬两次助推王元化“亮相”，对于王《文心雕龙》研究的支持有始有终，“帮助和支持”云云，应为由衷之言；而请周扬“直率地指出在内容、方法、方向和写作上还存在哪些问题”，也不是一般的客套话，因为王知道，周扬对《文心雕龙》确有研究。

1949年后，周扬致力于“建立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与批评”，而批判地继承中国古典文艺理论遗产，正是重要的切入点。他开始重视中国古代文论著作，读到刘勰的《文心雕龙》后，他对夏衍说，这本书“了不起”，以后爱不释手。据他的夫人苏灵扬回忆，《文心雕龙》是“他最喜欢的一本书”，“他看了不知多少遍，总是赞不绝口”。

1950年代末至1960年代初，着眼于中国古代文论遗产的“古为今用”，周扬对《文心雕龙》更加重视。他在文章和讲话中，多次提到《文心雕龙》。如1958年6月1日，他在《红旗》杂志创刊号上发表的《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一文中说，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用‘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这样两句话，来探索屈原诗歌的风格，可以说是我国关于文学中幻想和真实相结合的最早的朴素的思想”。1959年在全军二届文艺会演讲话中说：魏晋南北朝，文学有相当大的发展，比如《文心雕龙》这样的著作。1959年9月，在周扬和何其芳的主持、推动下，中国科学院文学所与中国人民大学合办文艺理论研究班，其中《文心雕龙》是研究班“大行其道”的课程，专门聘请王达津、周振甫、黄肃秋等专家授课。据此，《文史哲》“简讯”所言周扬“一向关心《文心雕龙》研究工作”，也是一句大实话。

在周扬的带动下，文学界纷纷响应：《文艺报》主编张光年给《文艺报》和作家协会的编辑开讲课，并首创用骈体白话文翻译《文心雕龙》作为教材——这也是《文史哲》“简讯”中“张光年同志对《文心雕龙》素有深究”的由来；山东大学陆侃如开始集中研究，牟世金影从；远在新疆、有志于《文心雕龙》研究的马宏山，千里迢迢投奔到陆侃如门下，与牟世金成为师兄弟；上海的郭绍虞、王元化等也予以重视，王元化更是潜心于此。从1959年到1963年，全国学界《文心雕龙》研究呈现热潮，各地报刊发表诸多研究文章，仅《光明日报》“文学遗产”1961年就发表了12篇。

粉碎“四人帮”以后，周扬更加注重文艺理论的建设，倡议“要一手伸向古代，一手要伸向外国”，对《文心雕龙》的研究重视如故。他将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之一篇推荐到《文学评论》发表就是一例。1980年底，他对缪俊杰说，要好好研究《文心雕龙》，这是建立中国自己的文艺理论和批评体系的基础。他希望文艺理论批评界好好研究我们中国古代的文艺理论传统。

自1978年周扬将王元化的文章推荐给《文学评论》发表后，王元化一直与周扬保持着密切联系，尺牍不断；且每次王来京或周扬到沪，两人都约面谈，话题当然会涉及《文心雕龙》。是故，王元化认为，组织成立全国性《文心雕龙》学会，周扬一定会支持。

四、《文心雕龙》筹备学会生不逢时

自与王元化告别后，牟世金全身心地投入到“刘勰《文心雕龙》学术讨论会”的筹备之中。

一场全国性学术会议的筹备，千头万绪，即使在资讯发达的今天，组织起来也并非易事，何况是在近四十年前的1982年，牟世金所付出的辛劳，如何想象都不为过。但这一切，只体现在“会议综述”这样轻飘飘的表述中：“在中共山东省委的关怀和支持下，全国第一次《文心雕龙》讨论会，由山东省文联、省文化局、省出版局、山东大学和山东师范大学等单位联合发起，由山东大学主办，在济南召开”，“来自全国各高等院校和出版、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一百二十余人，共提出论文五十多篇”。“代表们通过大会发言、小组讨论，就刘勰的生平思想、《文心雕龙》的总论和理论体系，《文心雕龙》的创作论和现实主义理论，《文心雕龙》的文体、风格、风骨论，刘勰的美学思想及其对文学批评、文学鉴赏的论述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大会发言穿插小组讨论，分层次多角度拱卫主题，显现牟世金的精心布局。

这还只是会议的一个侧面，也是我们通过当年的会议“简讯”和报道能够了解到的侧面。我们看不到的是，牟世金为了提高会议规格所付出的幕后努力。

毋庸置疑，筹备成立《文心雕龙》学会，是这次会议的一个重要任务。成事讲究的是“天时、地利、人和”。而就当时学术界的形势而言，在这个时间点来筹备成立一个全国性的学会，“天时”并不利。

自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后，中国学术界开始复苏，各个研究领域纷纷成立学会（协会），聚拢研究队伍。各种学会（协会）的成立，对繁荣学术研究当然有利，但一哄而起的做法，“暴露了许多学会组织建设体制上及管理上的问题”，也引起了主管部门不安，甚至惊动了总书记胡耀邦。1982年4月5日，胡耀邦在一份申请成立学会的报告上批示说：“现在各种学会、协会有如雨后春笋，请各有关部门注意防止‘远名者多、务实者少’的倾向”，如果是这样，“有可能于我们的学风不利”。

周扬在《文心雕龙》成立会期间接受采访时说：“现在全国的学会很多，不知道有多少。胡耀邦同志说，学会太滥了”，言外之意，道出学会成立之不易，以此激励《文心雕龙》学会对《文心雕龙》的研究“有所促进，有所提高”。

“学会太滥了”，这样的话从总书记口中说出来，分量很重。1982年10月5日，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联合下发《关于加强党对社会科学学术团体活动的领导的通知》，学会（协会）的审批显然控制严格起来了。人文社科界所展示的学会的有关数据，也可佐证。据“社会科学全国性学术团体简表”统计，截止到1985年，全国学会（协会）共有250个左右，其中80%以上是1983年前成立的；1983年以后成立的约占20%。文学界学术团体的情况也是如此。自1978年到1984年底，“全国性文艺理论和中国文学研究团体”接近30个，其中成立于1983年的除了“《文心雕龙》学会”外，只有两个周扬担任会长的“郭沫若研究学会”和“茅盾研究会”，约占10%。

而此时，正是“《文心雕龙》学术讨论会”筹备紧锣密鼓之际。从全国的大环境来说的，在这个节骨眼上，申请成立《文心雕龙》的“天时”尽失，难度很大。

从文艺理论研究的小环境来说，这个时间点也不具“天时”。《文心雕龙》当然“体大思精”，但对它的研究说到底也在文艺理论范畴之内，而当时关于文艺理论研究的全国性的学会就有“全国高校文艺理论研究会”（1979年）、“中国文艺理论学会”（1979年5月）、“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1979年3月）、“中华全国美学会”（1980年6月）等。同一个研究领域的学会如此重叠，似乎在给胡耀邦的“滥”字作注释。而且，因为是同一个研究领域，领军人物大致就那么多，他们已在上及四个学会中领衔，有的还跨几个学会——如王元化、徐中玉等人，再成立一个《文心雕龙》学会有无需要？当也是主管部门考量的因素。这就更增加了申请成立学会的难度。

有道是：“持满者与天，安危者与人”（《管子·形势》），既然“天时”如此，要达到成立学会的目的，只能在“地利”和“人和”上做足功课了。

五、“地利”和“人和”：牟世金的“杀手锏”

一般说来，学术团体的审批机构对于一个由地方发起的全国性学会是否批准，考量无非两条：第一条是这个地方的学术研究水平是否在全国有号召力；第二条是地方领导（实际上就是地方财力）的支持力度是否可以保证学会的持久性发展——热热闹闹地成立但因没有财力支撑无声无息地散去的学会，在当年乃至于前些年也并非个例。

说到底，这两条既是“地利”，又是“人和”，而彼时的山东大学，在这两条上无可非议。

山东大学的文史哲研究，一向在全国赫然，在我看来，最关键的在于该校一直有着学术传承的理念。就古典文学研究领域而言，早在1961年7月，山大中文系“为了加强对青年教师的培养，并充分发挥老教师的专长”，以“古典文学教研室为基础成立古典文学研究室”，有意识的学术传承由此奠基。闻名海内外的陆侃如、冯沅君、高亨、萧涤非等学者各主持一个研究小组，“每位老师带几个青年教师，以师傅带徒弟的方式，密切合作，共同研究”。由此，牟世金和张可礼（导师陆侃如）、袁世硕和朱德才（导师冯沅君）、董治安和颜学孔（导师高亨）等脱颖而出，成为1978年以来古典文论学术领域的中坚力量。

薪火相传，牟世金秉承了“师傅带徒弟”的理念。从1977年恢复高考后，牟世金特别注重《文心雕龙》研究的“传帮带”。他和张可礼以“《文心雕龙》研究室”为平台进行传承。此时，已渐露头角的有萧华荣等人，新进者如戚良德等人正沐师风——有学者后来总结说：“从陆侃如先生到牟世金先生到戚良德先生，可以说是中国龙坛一次最为成功的传承。”就《文心雕龙》研究的团队而言，山东大学无疑是佼佼者；而领头人牟世金的学术声望、学界号召力都无可置疑。正如张少康所言：“牟世金能够在‘学会’的成立和发展中起这么大的作用，又是和他在《文心雕龙》研究中的成就紧密相关的，如果没有一定的学术威望，他也起不到这样的作用。”

就第二条来说，这就需要牟世金付出艰苦的努力。不过，现实也给他的努力提供了空间。第一，《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祖籍山东莒县，《文心雕龙》学会由山东大学发起师出有名。第二，时任山东省委的领导中，有好几位都是文化人且有的与山东大学有历史渊源。譬如，时任省委书记的李子超，虽然行伍出身，一直没有分管过文化事业，却是一名资深的古典诗词研究者，并有《心印集》《白驹集》《无邪集》等诗集留世；副省长王众音，此前任职一直在宣传（省委宣传部部长）、文教部门（省委文教部部长），他还曾担任过中共山东大学党委书记；时任省政协副主席的余修，老延安文化人出身，与周扬有师承关系，此前一直在省文教系统任职（省文教部长），也曾担任过山东大学副教务长。可以想到的是，这三位省领导一定出现在牟世金和山东大学为筹备这次学术讨论会推演的沙盘上。

经过牟世金和山东大学的努力，三位省领导都出现在学术讨论会开幕式的主席台上并讲话，“号召大家遵照十二大精神，开好这次会”。也因为省领导的重视，会议地点选在山东省接待国宾的重要场所、素有“山东钓鱼台”之称的南郊宾馆。一场纯粹的学术讨论会如此高的规格，在当年似不多见。

如此规格，彰显的是地方政府对学术研究的支持力度，背后可意会的是学会成立后有效、持久的财力支撑。而且，这种支持在这次会议上就得到了体现：参加会议的齐鲁书社的负责人孟繁海承诺，将出版《〈文心雕龙〉学刊》作为该社的一项义务。此后，“在齐鲁书社社长孟繁海、总编辑赵炳南的支持下，出版了《〈文心雕龙〉学刊》一至六辑，齐鲁书社未向学会要过一分钱，而且负责向入选文章发放稿费”，这种无私的支持直到1990年学会由山东大学迁到汕头大学。由山东大学编辑的《文史哲》杂志，在文史哲研究领域久负盛名，对《文心雕龙》研究也积极支持，成为文心雕龙学会展现学术成果的重要平台。据不完全统计，该杂志从1981年到1991年，发表的有关《文心雕龙》研究文章以及有关文心雕龙学会的报道近20篇。

“地利”尽显，“人和”自来。与会者欣欣然：“各组纷纷提出成立《文心雕龙》学会的要求。经各组召集人共同商议，认为成立学会对推进《文心雕龙》的研究工作是十分必要的。”

学者的支持，当然是“人和”重要方面，但负责申请学会具体事务的牟世金和王元化的“人和”，则更不可缺。可是，王元化却未在会中现身。可以想到的是，牟世金等一干学者该有多焦急。

六、两朵一枝，桴鼓相应

王元化与牟世金分别后，命运发生了重大变化：先是被选为十二大代表，9月到北京出席十二大；会后，他又成为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的人选，此时应该开始在宣传部工作了。新到一个单位任职，自然诸事繁多，缺席会议当也正常。

王元化信中说：“我原不去参加，并已写去贺信，但得主持会议同志电召，只得于会议中途匆匆参加。”“电召”一词，显现的是牟世金的焦灼之情。情势所逼，王元化不得不来。

因为是“匆匆”而来，还发生了被刘凌称之为的一段“小插曲”：负责会议工作的年轻人都不认识王元化，刘凌就被牟世金安排去接站，但他和王元化走岔了，王自己找车奔南郊宾馆，搞得牟有些措手不及。

王元化到来后，与牟世金和山东大学桴鼓相应，《文心雕龙》学会正式进入筹备状态。

因为带着“十二大代表”的身份，王元化把这场学术会议的“格”又上了一个台阶。如果说牟世金为学会提升的是地方的“格”，那么王元化提升的则是政治的“格”：“十二大代表王元化同志又根据十二大精神，向大会做了如何开展《文心雕龙》研究新局面的报告，提出来一些具体意见。”

大会结束前一天下午，即10月30日下午，《文史哲》编辑部邀请参加此次会议的“部分文论研究者，就中国古代文论研究问题进行了座谈”。这次座谈会应是商量筹备学会事宜的一次会。

第一，从下文所引的学会15人发起名单看，报道中出现的学者，除了齐鲁书社的孟繁海外，都在学会发起人的名单里。

第二，发表这次会议的座谈纪要时，编者所拟的标题是《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和建立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问题》（《文史哲》1983年第1期），气势恢宏，不是参加座谈会的周振甫、徐中玉、王运熙、张文勋、牟世金、孟繁海等这些书斋里学者的用语习惯，而应是王元化提升的“格”。

王元化的发言内容凝练成这样的小标题：“研究中国文论的重要意义：一方面是对中国遗产的整理和继承，另方面有助于建设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讲话中，他以十二大精神为经，以周扬“解放思想，有所突破”为纬，认为“我们搞文论研究，也应该走自己的道路：首先把古文论继承下来，考察中国文论古往今来的规律；其次还应该进一步打破闭关自守的研究状况，应该加强文化交流”。

熟知周扬关于建立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批评体系的学者都知道，王元化的发言是对周扬体系的阐释，而且把《文心雕龙》提到“考察中国文论古往今来的规律”的高度来认识。政治的“格”和学术的“格”一并兼顾，目的只有一个：为《文心雕龙》学会申请造势。

王元化在发言中提到了关于成立学会的事。他说：“在这次《文心雕龙》会议上，有不少同志提出，能不能把这支研究队伍组织起来，有计划地开展研究工作。我认为这是有必要的，我也要尽自己的力量来促成。”这是五人筹备小组组长的表态。

让牟世金和王元化感到惊喜的是，参加会议的马宏山居然可以与时任中宣部部长的邓力群搭上话，并也愿意为此努力。

马宏山，早年参加革命，1949年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三原县副县长，后调陕甘宁边区关中地委工作。1950年6月调新疆省（1955年10月1日撤省为自治区）工作，历任新疆省人民政府总学委会秘书、省文教委员会秘书，新疆俄文专科学校副校长、新疆语文学院副院长等职。1959年后，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研究方向转向古代文艺理论。1963年，这个行政级别12级的老干部投奔山东大学陆侃如门下，潜心研究《文心雕龙》；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已卓然成家。他在新疆“总学委”和“文教委员会”任职时，邓力群任宣传部部长，是他的老领导，故有旧意。

从王元化给周扬的信看，马宏山对成立学会热情很高，可能在会议结束返回新疆路过北京的途中，特意去拜访了邓力群，得到邓“大致也同意”的结果。

于是，这次会议后，有了下面这份文件：

呈中国社会科学院“申请书”

一九八二年十月，由山东大学等单位在济南举办了全国《文心雕龙》讨论会。山东省委书记李子超、副省长王众音等同志，亲临大会做了指示。会议期间，来自全国各高等院校、科研、出版单位的一百多位专家学者，一致提出怀望已久的要求：希望建立《文心雕龙》学会，以便把队伍组织起来，使《文心雕龙》研究取得更大成就。

鉴于《文心雕龙》在我国以至世界文学史上，都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在国内外已成为一项重要研究项目；我们认为，无论在建立具有我国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方面，或在中外文化交流方面，都有成立《文心雕龙》学会的必要。当否请予裁夺，并希批示。

谨呈

中国社会科学院

发起人 王元化 中国大百科出版社

马宏山 新疆大学

王云熙 复旦大学

王达津 南开大学

孔 繁 世界宗教研究所

刘禹昌 武汉大学

任孚先 山东文学研究所

牟世金 山东大学

张文勋 云南大学

周振甫 中华书局

祖保泉 安徽师大

徐中玉 上海师大

詹 瑛 河北大学

廖仲安 北京师院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日

这份“申请书”是王元化给周扬的第一封信附上的。15人皆是彼时国内著名的学者，“人和”阵容强大。

接到第一封信后，周扬只在信眉上画圈——这是常规的“圈阅”。熟知党政机关文件阅读流程的人都知道，对于请示性文件，领导只“圈阅”而不具意见，表示此事需要考量——若下级没有跟进，基本上归档，不提；对于汇报性文件，“圈阅”则表示同意事情处理结果，归档备查。周扬对王元化的信态度如此，其考量的前提当然是不久前胡耀邦的批示和讲话。王元化得不到周扬回音，顺理成章。

庆幸的是，王元化又跟进了。11月23日，他又给周扬写下了第二封信。踟蹰半个月，12月6日，周扬在信眉处批曰：“觉民同志：此事我赞成，请您考虑酌处。”意见明确，一锤定音。至此，中国《文心雕龙》学会进入有关部门审批流程，牟世金与王元化又“花开两朵”，开始忙碌起来。

牟世金刚毕业的弟子萧华荣参加了成立会议的筹备过程。他说：“你说王元化和牟世金‘花开两朵’，很形象。王先生主要负责与周扬和张光年这个层面的人沟通，牟先生主要是准备学会成立的有关事情。当然具体的事情牟先生也从中协助。1983年寒假我回天津我爱人处过春节，受牟先生之托，还专门去宾馆找王先生转达牟先生的想法。”

王元化负责协调周扬和张光年，以确定学会的会长人选。他先跟周扬沟通，得到两个结果：一，周扬同意担任学会名誉会长，并认可张光年担任会长；二，为《〈文心雕龙〉学刊》第1辑题写刊名。然后，王元化又与张光年沟通，希望他出任会长。1983年1月16日，他来北京去见张光年时提出了这个想法，张光年日记有载：

上午王元化来，谈及上海情况。他说山东大学及各地大学研究《文心雕龙》的教师百余人，要成立《文心》学会，拟请周扬同志为名誉会长，我为会长，并说周扬同志也认为我当会长合适。我说不合适，我愿当个理事。

张光年这个意见，王元化得尊重。故在本文开篇所引的“简讯”中，只是含糊地说，张光年“同意参加学会指导工作”。不过，既然周扬认为合适，王元化还希望予以争取。

1983年2月到3月初，周扬在天津迎宾馆起草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报告会报告，王元化是参与者之一。3月3日，张光年也到了迎宾馆。三位与《文心雕龙》学会有关的人士都聚在一起，机会难得，牟世金得知消息（想必是王元化通知的），先是让萧华荣去找王元化，接着自己也马不停蹄地赶来，4日中午即来看望王元化和张光年。

关于这次见面所谈内容，张光年日记未记载，难知其详。不过，牟世金既然风尘仆仆而来，想必见到了周扬，与王、张二人共商学会的领导人选当是主要内容；或是王元化搬来牟世金一起劝说张担任会长也未可知。

但是，张光年对担任会长一事依然推辞。3月30日，他复王元化3月18日信，“信末再次辞谢《文心》会长及学刊题词，这可能引起他的不快”。

牟世金负责《文心雕龙》学会的申报手续：起草学会章程，拟议学会副会长、正副秘书长、常务理事、理事名单，协调学会情报资料组及《〈文心雕龙〉学刊》编辑组人员分工，诸如此类，都是一系列极为烦琐的工作。而与上级有关部门协调则更耗时、耗力。据刘文忠回忆，牟世金为此“五次进京”，拜访周扬和张光年，并办理学会成立的相关手续。或许，赶到天津这一次也在其中。

至于学会成立大会的具体工作，牟世金交给萧华荣负责。萧华荣说，他的作用主要是“穿针引线”。牟世金选择青岛为会址，萧华荣家在青岛，并有学生在黄海饭店当经理。他连夜回青岛，衔接各种关系——既有牟世金的老关系，也有他的关系，确定黄海饭店作为会场，并确保在青岛暑期购票难的情况下保证与会者的返程票。“一次学术讨论会，一次学会成立大会，具体会务都是牟先生一手操办，辛苦万分。他的功劳应该被人记住。”忆念先师，萧华荣不胜感慨。

1983年8月8日至13日，中国《文心雕龙》学会成立大会在青岛隆重举行。周扬、张光年莅临大会。在推选学会领导层人选时，周扬坚持推荐张光年担任会长，张不好再推辞，周扬担任名誉会长。王元化、杨明照为副会长，牟世金任秘书长，诸多专家如王利器、詹瑛、周振甫、王运熙、祖保泉、牟世金、张文勋等为常务理事。至此，全国《文心雕龙》研究有了一个学术交流的平台，学术活动日趋活跃，《文心雕龙》学也开始走向世界。

1989年6月19日，牟世金去世。王元化“惆怅此情难寄”，写下追思送达牟家。文中说：牟世金“是全国《文心雕龙》学会的倡议筹建者，学会的繁杂事务几乎都是由他承担起来的，因此学会倘在学术界有所贡献，首先得归功于他”。盖棺定谥，死生契阔至此，堪慰故人。

2008年5月9日，王元化魂归道山。张少康在追忆文章中“再表一枝”：“元化先生是中国《文心雕龙》学会的发起人和领导人，他不仅在《文心雕龙》的学术研究方面有重大成果和广泛影响，而且对《文心雕龙》研究的繁荣发展和国际性的学术交流的深入展开，作出了无人可与比拟的巨大贡献。”也是“盖棺公论定”之言。

本文所述牟世金和王元化在筹备成立《文心雕龙》学会的作为，即印证了上述结论。

附记：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李平生、戚良德、刘凌、萧华荣、张可礼先生的帮助，谨此致谢。

责任编辑 / 李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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