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的处女作：论康有为的《大同书》

编者按

本文为李泽厚先生25岁时在《文史哲》发表的处女作。文章对康有为的《大同书》给予很高的评价，时至今日，文中观点在康有为研究中依旧颇具代表性。此文发表后引起国内外学术界广泛关注，也使李泽厚先生年纪轻轻一举成名。“那时一些外国朋友来信，以为我已经是教授了，其实我还是实习研究员。1980年我到日本去，别人以为我已经80岁了，因为估计在《文史哲》等处发表文章应该是四五十岁”五十年后李泽厚先生面对记者采访时，对自己发表在《文史哲》上的这篇处女作依旧难以忘怀：“我现在看我50年前的文章，还感觉很欣慰，因为不管是内容，还是论断，都是对的。我觉得学问上的事情，最重要的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一本书，一篇文章，轰动一时不算什么，如果过了20年、50年还有人看，还有人买，那才是值得高兴的事。”

原 载 |《文史哲》1955年第2期，第1509-1514页
原 题 | 论康有为的“大同书”扩展阅读
程志华 | 人类如何可能——李泽厚的历史本体论建构

“大同书”是康有为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但同时却也是长久被误解和曲解的著作之一。就在最近的一些涉及“大同书”的文章中，也还有这种情况。例如，有人说“大同书”是“一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有人却说它是没有现实社会基础的“游离了的学说”；有人认为康有为著书目的是为了“给中国资产阶级指示出路”；有人却确信著书目的是为了“欺骗和麻痹人民群众，以缓和人民革命高潮”很明显，这种种不同看法造成混乱的感觉。实际上，“大同书”的内容和特色是它通过乌托邦的方式比较集中和没的掩盖地表述了康有为前期反封建的资产阶级进步思想。如果说，在“戊戌奏稿”及其他著作中，康有为是最后总结了整个改良派现实的具体政治纲领；那么，在“大同书”中，康有为却是最先企图予改良主义以空想的最高目标。这两者有着大的距离和矛盾，（正是这种距离和矛盾迷惑了许多人）但同时却又是有机的统一。一方面，在“大同世界”的空想中，处处潜伏着软弱妥协的改良主义思想实质；另一方面，“大同书”却又远远超出了改良派的现实要求，阐述了其政治纲领中所不敢触及的思想和主张。康有为在“大同”理想和古老的公羊三世学说中，的确“找到了理想与艺术形式。这些理想与艺术形式，是他们所需要的自我欺骗，俾使他们看不见他们斗争的内容的资产阶级狭隘性，而把他们的热情保持在历史大悲剧的高度上”。对美满“理想”的热情的幻觉和追求成了当时改良派中坚分子（以谭嗣同为首的左翼和康有为的嫡系学生）重要的思想基础和实践动力。

康有为和改良派当时所处的时代及其代表阶级，现在大家已有了大体一致的看法和比较清楚的论述，兹不多赘。总之，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后，软弱的民族资本的近代企业开始出现，当时有一大批封建地主、官僚、富商、旧式矿业主和洋行买办正要求和开始向近代资本家转化，从而与帝国主义和封建制度发生了深刻的矛盾。但是，他们大部分还以封建地租剥削为重要收入，与农民群众处在对抗的阶级地位。在经济和政治上还需依靠满清封建统治者。这时资产阶级还远不是一个独立和成熟的阶级。改良主义的政治道路成了当时历史上的必然。所以，“乌托邦是由进行着斗争，反对旧制度，反对农奴制度，反对政治压迫……。而同时又在这种斗争中没有独立立场的那些阶级利益下产生的。乌托邦、幻想，是这种不独立性，这种软弱性（重点系原有）所产生的结果”。而这也就是康有为的乌托邦的客观阶级根据。同时，当时中国社会的封建性还十分浓厚，从封建官场和封建土地关系中解放出来与它们日益疏远的各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资本主义社会各种“自由职业者”，新式的小资产阶级青年学生群等）还未大量出现。这时的先进知识分子就主要还只能是一些地主阶级中的封建士大夫，他们做了资产阶级最初的代言人。这些富有爱国热情和政治敏感的先进人士，在帝国主义侵略日益紧迫和人民革命运动日益高涨的局势下，在社会和国家正处在全面崩坏和灭亡的危急时期，重新考虑整个世界整个人生问题，这就是康有为的乌托邦产生的主观思想根源。从未曾有的新局面令人炫惑，原来坚固的旧事物开始令人怀疑，不是个别的枝节问题而是复杂严重的根本问题摊在人们面前。真正爱国的知识分子不得不摆脱长久蒙蔽其头脑而现已失去灵效的“治国平天下”的“圣经贤传”，不得不抛开已全部破产了的顽固派洋务派各种“船坚炮利”的“补救”方案，重新用自己的头脑来独立地深入地思考，重新来苦辛地向西方学习，来探求真理寻找出路。于是世界上一切大小问题就像崭新的事物一样，都为他们所重新观察着、估量着、研究着…。

“我们（按指与谭嗣同、夏曾佑）几乎没有一天不见面，见面就谈学问，常常对吵，每天要大吵一两场……。那时候，我们的思想真‘浪漫’得可惊，不知从那里会有恁么多问题，一会发生了一个，一会又发生了一个。我们要把宇宙间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但帮助我们解决的资料却没有，我们便靠主观的冥想，想得到便拿来对吵，吵到意见一致的时候，便自以为已经解决了。由今回想，真是可笑。”（梁启超：亡友夏穗卿先生）

而康有为也正是这样：

“四部书既略知其大义，以日埋故纸堆中，泪其灵明渐厌之，日有新思，即著述亦认为无用，乃绝学闭户，静坐养心……。静坐时，忽见天地万物皆我一体，大放光明，自以为圣人，则欣喜而笑，忽思苍生困苦，则闷然而哭。”长夜坐，弥月不睡，恣意游思天上人间极乐极苦“俛读仰思，至十二月，所悟日深……根元气之混仑，推太平之世宙。“（赵丰田：康长素先生年谱）

显然，这些情况都是真实的，但却并不是可笑和可怪的。它显示了理性的开始觉醒。与被讥为“扬高凿深”“几如梦寐”的“大同书”“仁学”一样，它们都有其社会现实基础，它们都是当时时代的必然和合理的产物。所以，应该注意到，“大同书”虽然成书极晚，虽然其中还夹杂着某些康氏晚年的思想；但是，其基本观点和中心思想却是产生得颇早的。康有为本人及其亲密的学生朋友（如陈千秋、梁启超、谭嗣同等人）曾不止一次地说明过这点。实际上，一八八四年“演大同之义”的“人类公理”就是“大同书”的初稿。康氏虽然“秘其稿不肯以示人”（张伯桢：康南海先生传），但却在讲学和交游中向其最亲密的学生、朋友宣传了他的这种乌托邦思想。通过这个乌托邦思想，康有为全面、直接地和比较系统地表述了他的社会政治理想和理论。其中包括了重要的社会发展问题、民主制度问题、国家问题、家庭问题、妇女问题等。

“入世界观众苦”被列为“大同书”的第一章，而作为这些自命书“救世主”的英雄们产生伟大抱负的理由和根据。“吾既生乱世，目击苦道，而思有以救之，昧昧我思，其唯行大同太平之道哉。”作者首先多方面考察了“乱世”的种种“苦道”，“观众苦”这一章实际上就成了旧社会中各种形形色色的矛盾的反映。其中最重要的是将封建社会不合理的人生面——贫穷、野蛮、愚昧、落后、人剥削人……做了广泛的揭露。在这一广泛的揭露中，被剥削阶级的痛苦也就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真实反映。在“投胎之苦”中作者提出了“同是天子，实为同胞”，为何一出生就有贵贱差别而不平等的问题。在“水旱虫灾之苦”中描写了农民的深沉痛苦：“农民穷苦，胼胝手足以经营之而终岁之勤，一粒无获”，“贫农仰天，呼泣呕血”。在“劳苦之苦”“贱者之苦”中叙述了工农劳动者遭受的残酷剥削。在“压制之苦”“阶级之苦”中指责了封建统治者压榨人民：“君臣也，夫妇也，乱世人道所尊为大经也，此非天之所立，人之所为也。而君之专制其国，鱼肉其臣民，视若虫沙，恣其残暴……政权不许参预，赋税日以繁苛，摧抑民生，凌锄士气……”。“据乱世以强凌弱，以众暴寡，以富轹贫，无公德无平心……”。正是在这基础上，作者提出了摆脱苦难境地的呼号，而描画了他的空想社会的美丽。

很清楚，倾向于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在这里，与在西方一样，又企图以全民的喉舌出现，又企图“以社会的全体群众的资格”“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者而出现”。它大力揭发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和罪恶，大胆反映了广大人民的深重苦难，勇敢指出了旧社会一无是处，提出了争取美好生活的要求。这是进步的。但是，另一方面，它又并不敢真正揭发人民苦难的社会根源。恰恰相反，它还正要把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把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掩盖起来。作者把旧社会中各种实质根本不同的“苦”——从被剥削者真正的痛苦到剥削者的虚假的“苦”（“帝王之苦”“富人之苦”等）荒谬杂乱地并排罗列在一起。作者俨然超乎任何阶级之上要来“普渡众生”，宣称大家都苦——连富者贵者都苦，实际上是企图调和阶级矛盾，主张剥削者与被剥削者和平共处走向“大同”。而这就清楚地表现了“大同书”作者改良主义的思想本质。

在热情攻击旧社会苦难的基础上，作者展开了其美满的大同社会的蓝图。“人生之道，去苦求乐而已，无他道矣”。“大同书”抛开一切虚伪的封建道德外衣，打出了这个朴质的人本主义旗帜作为其建造新社会的理论根据。“大同书”指出了人类生活去苦求乐的正义和合理，反对了千百年来封建地主阶级禁欲主义的反动理论。“人生而有欲，天之性哉……生人之乐趣愿欲者何？口之欲美饮食也，居之欲美宫室也，身之欲美衣服也，用之欲美机器也，知识之欲学问图书也，游玩之欲美园林山泽也，体之欲无疾病也……”。所以应该“民之欲富而恶贫则为开其利源厚其生计如农工商矿机器制造之门是也；民之欲乐而恶劳则休息燕响歌舞游会是也；……民乐则推张与之，民欲自由则与之，而一切束缚压制之具，重税严刑之举，宫室道路之卑污溢塞凡民所恶者去之”（孟子微）。作者理想的大同世界的特色之一也就正是这种物质文明的高度完善。这时，科学文化被描绘为极端发达，人民生活被描绘为极端美满。居室则“珠玑金碧，光采陆离”，行路则“飞屋飞船”“舟皆电运”，饮食则“以备养生”“而人益寿”……。总之，“太平世之生人不知抽剥追敲之苦，只有饮得工金，为歌舞游玩之乐”。于是，“安乐既极，惟思长生”，科学发达到使人可以“不食五谷而体益健”，“养神炼魂”……杂夹着荒唐幻想织成的美妙图画，就正是新兴资产阶级对高度工业化资本主义社会的强烈的向往和美化的颂歌。正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断西方资产阶级启蒙学者所指出：“不论在西欧和俄国，他们完全真诚地相信世界乐园，真诚地愿意有世界乐园，真诚地没有看出（部分地还不能看出）从农奴制度所产生出来的制度中的各种矛盾”。“一切以前的社会形式及国家形式，一切传统的观念，都被认为是不合理的东西，而像古老的垃圾一样抛弃了……现在曙光第一次出现了，理性的王国到临了。从今以后，迷信与偏邪、特权与压迫等等将让位于永恒的真理、永恒的正义、从自然本身中产生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但是，实际上，这个“理性的王国不是别的，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了的王国而已”。 

然而，应该指出，康有为这种“世界乐园”的幻想和确信社会必然向前发展的观点，符合当时社会发展的现实要求，同时客观上也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幸福生活的强烈愿望。

康有为进一步论证了作为“大同世界”的首要的基本条件。他认为：

“夫野蛮之世尚质，太平之世尚文，尚质故重农，足食斯已矣，尚文故重工，精奇瑰丽，日新不穷而人情所好也。故太平之世，无所尚，所最尚者工而已。太平之世，无所尊高，所尊高者，人之创新器而已……。故野蛮之世，工最贱，最少，待工亦最薄，太平之世工最贵，人之为工者亦最多，待工亦最厚。自出学校后，举国凡士、农、商、邮政、电线、铁路无非工而已……。至于是时，劳动苦役，假之机器，用及驯兽，而人惟司其机关焉。故一人之用可代古昔百人之劳，因工皆学人，有文学知识者也。太平之时，一人作工之时仅三四时，或一二时而已足，自此外，皆游乐读书之时矣……”。

由此，“大同”的基础之一，作者指出，是人人皆须作工，不许不劳而获。“禁懒惰”被悬为大同世界“四大禁”——四大公共法规之首。“民生有勤，勤则不匮，此大同之公理”。否则“百事隳败，机器生锈，文明尽失，将至退化”，“故不作业不出力之人，公众所恶”（礼运注），“其害最大，故当严禁”。作者并强调指出，大同世界没有剥削和压迫，没有“一己之私”，也禁止“以私坏公”（礼运注）。这时财产的所有权都是“公政府”所有：“凡农工商之业，必归之公”，“举天下之田地皆为公有”，“凡百工大小之制造厂铁道轮船皆归焉，不许有独人之私产”，“不得有私产之商，举全地之商业，皆归公政府商部统之”。因此，生产、分配都是有计划的，“无陈复之余货，无腐败之殄天物”。“大同之世，天下为公，无有阶级，一切平等”。

很清楚，这是一种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这种思想超越了封建地主等剥削阶级的思想体系范围。客观上，它是伟大的中国人民憎恨和要求摆脱剥削压迫的思想情绪的反映。它具有着一定的人民性。

但是，这种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与西方十九世纪乌托邦又有差别，它带着特定的社会历史色彩，也带着更浓厚的直观、简单的特征。“大同书”没有涉及西方批判的空想社会主义所涉及、所暴露的问题，没能揭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罪恶黑暗和不合理，没有企图分析和解决极端复杂的近代资本主义经济方面的各种问题。在如列宁论孙中山时所指出，近代中国的社会主义者只是在主观上的社会主义者，他们反对一般的压迫和剥削。但是在客观上，提上日程来的只是反对“剥削的一个特定的，历史上独特的形式，即封建制度”。所以，这种主观的社会主义反剥削反压迫的思想实际上只是对当前的封建剥削封建压迫的强烈抗议。“大同书”也正是这样，“大同”社会的空想是反封建的呼声，而非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它实际上不是导向社会主义，而是导向资本主义。然而，重要的是，孙中山还能够正式提出反封建的土地纲领，但作为改良派的特点之一，就是他们无论在理论上或政治纲领上，从不敢真正提出或触及土地问题；恰恰相反，他们还要尽量遮盖封建地租剥削和农民群众的阶级斗争，强称“中国无阶级”和“由布衣可至公卿”。而这也就是他们后来极力反对革命派倡言“土地国有”的“社会主义”的张本。所以，“大同书”虽然各方面都谈到了，都谈得十分漂亮，但在这一极端重要的根本问题上却非常模糊。改良主义者康有为的“社会主义”就必然带着这种特别怯懦和软弱的特色。它缺乏中国近代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社会主义”乌托邦那种革命精神。它虽然是中国近代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中重要的一环，但它与“太平天国”的农业社会主义空想有本质的差别，它也根本不同于孙中山、朱执信等人的“民生主义”“社会主义”。

康有为自称其“在中国实首倡言公理倡言民权者”（答南北美洲诸华侨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康有为早年通过他的学生朋友，通过他的“孔子改制考”等著作，的确是企图宣扬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例如：

“尧舜为民主为太平世为人道之至……孔子拨乱升平托文王行君主之仁政，尤注意太平以行民主之大同”（孔子改制考）“夫天下国家者，为天下国家之人公共同有之器也。非一人一家所得私有。当合大众公选贤能以任其职，不得世传其子孙兄弟也，此君臣之公理也”（礼运注）

但是，如果说，在康氏这些公开的著作中，民主思想还只能故意穿着往圣先贤的神圣外衣登场；那末，在其“秘不以示人”的乌托邦的构图中，这种思想就以赤裸的大胆姿态出现了。

“大同书”既认为大同世界的财产必须一律归公，“公”——“公政府”的性质在这里当然就极为重要。作者郑重指出，大同世界的“政府”，主要是一种社会的经济文化管理机关，而不是具有强制压迫性质的国家机器：

“大同无邦国，故无有军法之重律，无君上，则无有犯上作乱之悖事……无爵位则无有恃威、怙力、强霸、利夺、钻营、佞谄之事　无私产而无有田宅、工商、产业之讼，无税役、关律则无有逃匿、欺吞之罪，无名分则无欺凌、压制、干犯、反攻之事，除此以外，然则尚有何罪，尚有何刑哉”。

所以，“大同之世，百司皆有，而无兵刑两官”，没有军队，没有刑罚，没有君主，没有贵族。“公政府”的管理者是由人民公选的“智人”“仁人”。“太平之世，人人平等，无有臣妾奴隶，无有君主统领，无有教主教皇”。“凡人背公政府有谋据地作乱称帝王君长之尊号及欲复世爵者，皆为叛逆最大罪”。“公政府只有议员无行政官无议长无统领更无帝王，大事从多数决之”。“公政府行政官即由上下议员公举”“其职号有差异，但于职事中行之，职事之外，皆世界人，皆平等，无爵位之殊”。而“议员皆由人民公举，悉为人民”，“议员但为世界人民之代表”，“三年一举或一年一举”。所以，“禁独尊”也就被列入“大禁”之一，而为作者所再三致意。“大同书”就这样论证了大同世界幸福生活的重要保障是真正的民主制度。只有基于“人人平等”“不限人民权利”原则上的民主社会才可能有真正自由幸福的生活。这一论证的客观实际意义，是反映着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是表现着对当时反动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的不满与反对。所以，这种民主思想在当时有很大的进步性。

然而，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康氏所理想的“民主”“民权”，从实质到形式，却不过是西方资产阶级虚伪的残缺不全的“民主”的美化。隐藏在抽象的“绝对的”人权民主漂亮理论后面的，是资产阶级要求专政的实质。所以，“大同书”作者在描绘最完美的“民主”的同时，就紧接指出这种“民主”是不能“一骤即得”的，而必须先经过各种有限制的“民权”阶级。正如梁启超早年即严格区分“民权”“民主”之不同，认为须“循序渐进”而“未及其世，不得躐之”（梁启超：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一样，康有为在“大同书”及其他一切著作中，也一再着重说明“由君主而民主可无一跃飞越之理”，必须“合国渐进，君主渐废”（重点系引者所加）。完美的“民主”只是遥远的理想，向统治者要求极有限度的“民权”（君主立宪）才是现实，而这就正是康有为庸俗的历史进化论的改良主义思想本质。

“大同书”全书的中心环节，康有为民主理论和大同空想的最重要的基石，就是个人的自由、平等、独立，个人的权利，个性的解放。所以康有为认为“欲引农工商之大同则在明男女人权始”。“大同书”“总诸苦之根源，皆因九界”，而“除九界”“至大同”的根本之点全在于“男女平等，各自独立”：

“故全世界人欲去家界之累乎，在明男女平等各自独立之权始矣，此天予人之权也。故全世界人欲去私产之害乎，在明男女平等各自独立之权始矣，此天予人之权也。故全世界欲去国界之争乎，在明男女平等各自独立之权始矣，此天予人之权也。故全世界人欲去种界之争乎，在明男女平等各自独立之权始矣，此天予人之权也。故全世界人欲至大同之世，太平之境乎，在明男女平等，各自独立之权始矣，此天予人之权也。”

作者把大同的空想——甚至“炼魂养神”“长生之道”的幻梦也完全建筑在“天赋人权”这样一个实在的基础上，这实是异常有趣的说法。然而，这岂不是突出地证明了康有为的大同空想，正是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在中国的一种独特的表现方式么？

康有为早年在各种著述中也宣传了这种思想，例如：

“人人为天所生，人人皆天之子，但圣人姑别其名称，独以王者为天之子，而庶人为母之子，其实人人皆天之子”（春秋董氏学）“谷梁传述孔子之大义曰人非天不生，非父不生，非母不生，故谓天之子也可，谓之母之子也可……实则凡人皆天之子也”。（戊戌奏稿：请尊孔教为国教，立教部教会以孔子纪年而废淫祀折）“尧舜与人人平等相日，此乃孟子明人人当自立，人人皆以平等，乃太平大同世之极”（孟子微）

“人人平等”的演绎就是对尊尊卑卑的封建纲常的否定。实则，资产阶级要反封建也就要“无情地斩断那些把人们系缠于其‘天然尊长’的复杂封建羁绊”。所以，为了个人的解放，“大同书”主张坚决斩除中国旧社会中最厉害的封建束缚之一——宗法家庭制度。“去家界为天民”为康氏认为是致大同的最重要的理论。梁启超说大同书“全书数十万言……其最要关键在毁灭家族”（清代学术概论）。康有为揭发了封建社会中“家”的黑暗，指出“家人强合之苦”，“夫天下之至大矣，莫如意见矣，强东意见而从西意见，既已相反，即难相从，不从则即逆，从之则极苦”。所以，封建家庭完全违反“意同则合，意异则离”平等、自由的相处原则。家庭之内“悍妇制姑而绝粒，恶姑凌妇而丧命”，“童媳弱妇，死于悍姑，孤子幼女，死于继母”，“名为兄弟姊姒，而过于敌国，名为妇姑叔嫂而怨于路人”，“其礼法愈严者，其困苦愈深”。康氏更认为，宗法家庭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束缚了劳动力的解放。“有家之私”构成了社会进化的阻碍。“人各私其家，则不能以私产归公产，无从公养全世界之人而多贫穷困苦之人”，“一家之中分利者众，生利者寡，妇女无论矣，孩童无论矣，即壮岁子弟亦常复仰食于父兄，故家长为一家之人所累，终岁勤劳而犹不足自给，一家之人，亦为家长所累，半生厌制，而终不得自由”。由此，作为封建家庭一大特点的男女不平等，也就必然成了“大同书”猛烈抨击的对象。作者对封建社会中的妇女被压榨的悲惨境地做了极其详尽透彻的叙述和慷慨激昂的反对。他指出男女不平等完全违反了天赋人权的公理，斥责认为妇女在生理上、才智上不及男子的荒谬说法：

“至于人，则有男女，此固天理之必至，而物形所不可少也，既得为人，其聪明睿智同，其性情气质同，其德义嗜欲同，其身首手足同，其耳目口鼻同，其能游玩作止同，其能执事穷理同，女子未有异于男子也，男子未有异于女子也………故以公理言之，女子当与男子一切同之，以实效征之，女子当与男子一切同之。此为天理之至公，人道之至平……今大地之内，古今以来，所以待女子者则可惊可骇可叹可泣”。

作者历数封建妇女被奴役压迫和他们的政治文化等权利的被剥夺，指出封建妇女“婚姻不自由”“不得自主”，“为囚”“为刑”（如缠足等）“为奴”（“随意役使，有同奴隶”）“为私”“为玩具”，并被迫“不得仕宦”“不得科举”“不得预公事”“不得为学者”等等。作者并揭发家庭中的封建统治，“一家之中妻之于夫，比如一国之中臣之于君，以为纲，以为统”。上承千万年之旧俗，中得数千年之礼教，下获偏酷之国法”，“始则称烈女不事二夫……继则加以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义”，于是“触目所见，皆寡妻也……贫而无依，老而无告……冬寒而衣被皆无，年丰而半菽不饱”。作者于是厉声疾呼欲为“无量数女子呼弥天之冤”欲为“女子拯沉溺之苦”而大唱男女平等之说。从而，康氏主张废除家庭，人人为世界之公民。男女平等，自由同居。儿童公有，由“养婴院”“怀幼院”“小学院”“大学院”等来“公养之”“公教之”以至成人。老人残废则有“养老院”“养病院”等以“公恤之”。康氏认为只有废除家庭彻底解放个人，社会才会猛进发展。

很清楚，封建家庭和宗法制度，本是封建社会落后的自然经济和封建政治统治的坚固支柱，作者要求彻底粉碎它不仅表达了广大人民的深切愿望，而且也正确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这正是新兴资产阶级的进步思想。

然而，另一方面，作者在其勇敢的反对中，却有着极软弱的一面。“大同书”不能如“仁学”那样比较深刻地指出封建伦常为封建政治服务的关系，也不能深入解释妇女被压榨的真正的社会原因。“原女子被抑之故，全在男子挟强凌弱之势，故女子为奴而不为人”，这样，人本主义抽掉具体的社会阶级内容，就变成一句抽象的空话。同时，“大同书”作者思想中还保留着深厚的封建道德观念的残余，他反对人们去“冲决”封建网罗来求独立平等，却设计着一条“家去矣”而“令人无出家之忍”的自上而下的“恩赐”办法。所以，他特别辩护封建亲子关系的“孝”的必要，“人子宜立孝以报其德，吾取中国也，吾从孔子也”。作者一面证明去家基础的平等博爱理论的正确；同时却又证明封建伦常的“爱有差等”的正确：“诸亲及路人，自有厚薄，乃天理之自然非人为也。故孔子等五服之次，立亲亲仁民爱物之等”（孟子微）。作者一面反对“有家之私”，同时却又说，“父子之私，人体所以长成之妙义也，不爱不私，则人类绝，极爱极私，则人类昌”。作者反对封建纲常，却又赞扬宗法制度，“万国有人伦而族制莫如中国之盛，故（中国）人类最繁”。“必若中国之法而后为伦类合群之至也”。这就正是“大同书”作者晚年竟堕落到反对短丧反对婚姻自由，拥护一切封建伦常的卫道者的张本。

反对“有国之私”，主张“去国界合大地”是“大同书”重要论点之一。不能把这一观点完全看为今日反动的世界主义卖国思想。应该注意到，当时西方帝国主义宣扬的主要还是极反动的国家沙文主义。资产阶级素来以标榜民族国家的招牌而起家。改良派和康有为在其现实的政纲中，也主张抵抗侵略保卫祖国。所以，“大同书”从痛责因国家而产生的无穷战祸出发，“或以大国吞小，或以强国削弱……殃民至此，岂非曰有国之故哉”，“欲救生民之惨祸，其必先自破国界始矣”，从现象上认为国家是侵略工具而予以否定（当然作者并不了解国家的本质），实际上是反映着当时半殖民地中国对帝国主义野蛮侵略的抗议，反映着当时资产阶级对帝国主义以战争来夺取中国市场的反对。所以，从这方面看来，这种空想的产生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另一方面，虽然康有为主张“大国与小国平等，不以大压小”（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认为“今日本之胁割台湾，俄人之乘胜割突厥之黑海皆不合于公理”（同上），但却又同时认为“文明国”灭“野蛮国”是文明的进化，将来也将由“文明国”一统世界来实现大同：“其强大之吞并，弱小之灭亡，亦适为大同之先驱耳”，与此适应，“大同书”“去种界同人类”一章中还宣扬了白人是优种黑人是劣种，后者须改种进化的反动的种族理论。这样，到大同之道，就不是从各国人民的共同解放出发，恰恰相反，而是从现有的各国国家政权所谓协议、联合出发。“初设公议政府以为大同之始”“俄弭兵会即开大同之始基”等。而这就不可避免地使其以后会堕落到拥护帝国主义“国际联盟”，认它是“大同之行也”（大同书题词）。至此，它客观上竟成了掩饰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世界主义的传声筒。

“大同书”还有“去类界爱众生”等章，但它们不是全书和康氏思想的重要部分，而只是在科学知识缺乏情况下康氏封建佛学思想的残余表现。

总括上面，很明显，康有为庸俗历史进化论的根本思想，使“大同书”带上了矛盾的双重彩色。一方面是远大的理想，另一面却是现实战斗精神的严重缺乏。大同世界的实现要“待诸百年之后”，而“人人平等”“更无帝王”的雄伟意图，竟滑稽地建筑在“满汉不分，君民同治”的渺小政纲上。这实际只是尖锐地暴露了其思想的空想性和欺骗性。但梁启超说：

“先生常教学者言思必出位，所以穷天地之变，行必素位，所以应人事之常。是故其思想恒穷于极大极远，其行事恒践乎极小极近，以是为调和，以是为次弟”（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

康有为本人也一贯借孔子自喻：“其志虽在大同，而其事只在小康”（孔子改制考），企图用这种“理论”掩盖和调和其理想与实践的距离和矛盾。应该指出，这种以公羊三世封建学说为形式的资产阶级庸俗的历史进化论，就正是康有为整个思想的根本骨干和其政治路线的理论基础。这种思想，正如康有为大同空想一样，是有着两面性的。当康有为早年用它与封建主义“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反动历史观斗争时，当他早年用它宣扬历史必然进化，宣扬人权民主思想和大同太平世的远景时，它起过进步作用。但是，当以后革命运动已蓬勃兴起，提到日程表上的已不是如何争辩和讨论，而是如何去真正实现人权民主和推动历史进展时，这种庸俗的进化论思想就日益暴露出其对抗革命的反动性来了。而“大同书”作者由于坚持这种改良主义的思想和政治路线，于是随着革命形势的飞跃发展，就必然日益堕落到反动派的政治阵营，堕落到其先前敌人张之洞叶德辉的思想水平。康有为最后完全背弃和否定了其“大同书”里所提出的进步思想。这时他竭力反对民主民权，“民权重而暴民大兴”（中国以何方救危论），“民选长吏，益使暴民之横行”（拟中华宪法草案发凡），“以少数之才民富民为治，能免于多数之暴民为乱……如必从多数以为治，则奈之何不流为暴民之乱政也”（中国以何方救危论）。他竭力反对自由平等，“平等自由之四字空文，又今吾国新学所终日大呼者也……我国秦汉时已……久得此平等自由二千年”（法国大革命记），他竭力反对妇女解放，“若今女学未成，人格未具而妄引妇女独立之例以纵其背夫淫乱之情，是大乱之道也”。他拾起“船坚炮利”的洋务主张：“吾国人之所以逊于欧人者，但在物质而已，然则今而欲救国乎，专从事于物质足矣”，“吾取为救国之急药者，惟有工艺汽电炮舰与兵而已，惟有工艺汽电炮舰与兵而已”（物质救国论），他极力拥护清廷各种欺骗人民和抵制人民革命的“立宪”诏书，“此一诏也，即将数千年来国为君有之私产一旦尽舍而捐出，公于国之臣民共有也”（救亡论），而以法国革命谆谆告诫中国资产阶级：“夫以路易之仁柔比之山岳党之凶残孰得失焉，以法国君主专制之淫威比之民主罗伯卑尔专制之淫威孰得失焉……”（法国大革命记）。

很清楚，“资产阶级害怕群众运动，比害怕反动势力还要厉害（重点系原有）”。正如列宁在“两个策略”中所指出：

资产阶级是利于要资产阶级民主发展方面必须的种种改革办法实现得缓慢些，渐进些，多所顾忌些和不坚决些，经过改良而不是经过革命，要这些改革办法，对于农奴制度各种“尊贵”机关（如君主制度）尽量小心谨慎，要这些改革尽量少去发展小百姓即农民和特别是工人，所具有的革命自动性，主动性和毅力……。

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的面貌也正是这样。

当然，以康有为为首的中国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资产阶级改良派与帝俄资产阶级自由派在时代背景，阶级地位和历史作用各方面都有着很大的不同。作为第一批先进的启蒙思想家，当时中国改良派的理论和实践活动都还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所以，康有为的大同空想与为列宁所揭发的欺骗麻醉人民“败坏群众民主意识”的帝俄资产阶级的反动的乌托邦思想也有很大的区别。康有为的大同空想，集中地表达了中国先进人士和人民群众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和对人权民主的要求，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是，另一方面，如就其“敌视群众运动”主张与反动封建统治阶级“和平共处”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本质而言，两个乌托邦却又有其类似之处。康有为“书成既而思大同之治，恐非今日所能骤行，骤行之适足以酿乱，故秘其稿不肯示人”（张伯桢：康南海先生传）。“（康有为）发明一种新理想，自认为至善至美，然不愿其实现，且竭全力抗之遏之。人类秉性之奇诡，度无以过是者”（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其实，这倒并不是什么个人秉性之奇诡，而是典型地表现着资产阶级及其思想的矛盾的两面性。康有为坚持改良主义道路，就不但根本不能实现其“至善至美之理想”，反而最后只得彻底抛弃了它，埋葬了它。

所以，“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这就正是对康有为和其大同理想的最深刻最确切的评价。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三日稿于北大

随附：与李泽厚论战文章影印图及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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