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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 王维庭

编者按
2021年9月10日是我国第37个教师节。尊师重道自古以来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本期推送的文章是1984年王维庭先生所作《天地君亲师考释》一文。本文考证了周代礼制的三本中“尊师”思想的来源,从历史角度论述了为什么“师”的地位能被提高到和“天地君亲”相并列的高度。作  者 | 王维庭(1904-1995),山东烟台人,河北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哲学史研究专家
原  载 |《文史哲》1984年第4期,第47-50页
原  题 | 天地君亲师考释扩展阅读我的老师陈寅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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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君、亲、师并举,始自《荀子·礼论篇》。《礼论篇》云:

“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焉无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

荀子这里举出周代礼制的三本,首天地,次先祖,次君师。在自然方面,天地最尊重。所以,古代祭天地的礼,也是最尊重的。在家族方面,先祖最尊重。在国中,君、师最尊重。其理论根据是:没有天地,万物就不能生长。没有先祖,人类就无所出。(“类之本”,类是种族。)没有君、师,国家就不能治理。先祖是血缘关系,和君师不同。所以先祖也叫做亲。先有亲,然后才有人类,才有君、师。所以三本,先祖在君师前。

三本把师的地位提高到与天地君亲并列的高度。因为有君无师,单纯依靠权势,依靠政令和法律来强制人民,也治不成。就是说,没有师进行道德教育、文化教育,养成才德兼备的各类人才,养成淳厚美善的社会风尚,单靠赏罚,单靠压制,就杀也不服,赏也不服。两不服则大乱起,而国家就治不了。所以荀子在《大略篇》又说:“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贵师而重傅,则法度存。国将衰,必贱师而轻傅。贱师而轻傅则人有快人有快;人有快,则法度废。”(法度包括礼制和法律)以上是荀子关于天地先祖君师三本的理论。也就是天地君亲师一语的由来。

从前农历除夕,家家先祭天地(古代只准天子祭天地),再祭祖宗。读书人家也祭孔夫子。我看农村住户把天地君亲师写在一个木牌位(没有依照“三本”的顺序,把君提在亲上,这是后世把君看做是天下至高无上的,做了修改,已失去荀子的本义。)供在案上,这就是礼三本的思想遗留的痕迹。其影响绵延到两千多年。

荀子作了三本礼制的简赅精辟的论证。但三本思想的由来很古。从祭天地说,人类社会开始形成,一方面,许多制作取法自然;另一方面,由于生产技术水平很低,对于自然就充满了神秘迷信的思想。因此,很早就产生了祭天地“神化自然”的思想。各民族都是这样,把天地看成是最大的神。

荀子虽然首唱“制天命而用之”的戡天思想,即利用自然,改变自然的唯物主义无神论的思想。(荀子没有把天地看成神,只认为万物生长离不开自然。)但当时自然科学水平还很低,荀子本人对“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也没做自然科学的专门探索。荀子的诗学(《毛诗》《鲁诗》《韩诗》等)、礼学(《仪礼》《礼记》等)、易学(《易经》)、春秋学(《穀梁传》《左传》)等学,在汉代都有传人;就是“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很少有传人。(张衡最早在天文学方面有创造发明,柳宗元、刘禹锡在《天论》方面有创见。也可能受了荀子的一些影响。)而孔子“畏天命”,子思、孟子学派“天人相感”“尽性知天”的神秘思想,到了汉代,发展为董仲舒、刘向言吉凶灾祥,言前知的儒巫合一的神怪之学。这一学派的余毒,两千年后还未扫尽。因此,中国自然科学发展缓慢,生产发展缓慢。虽然天文历算、指南针、火药、机械、印刷、农田水利、医药各方面,早在世界前列,总的说发展缓慢,特别是近二百年。因此,祭天地的礼制,直到辛亥革命,清朝封建统治结束以后才废止。

其次,尊重先祖。这是在家对父母尽孝的思想。孝的思想起源很古。人类社会,起源于部族、氏族,发展为民族、为国家。从群婚发展为对偶婚,有父母,就有家。家是社会的起源,最原始的组织。有父母、有家,便有孝的思想。阶级消灭,家不消灭。孝的思想,也不消灭。封建三纲之孝消灭,父子母子之爱永不消灭。(康有为《大同书》说,私的根源由于家。去家,就能去国界,进大同。这是空想。人类再不能退到“群婚”。)

尊君的思想,也远在阶级社会以前。从部族、氏族首长,发展为各族拥戴之君。如尧、舜“揖让而治天下”,都是古代被人民敬爱之君长。(《尚书》说,尧死后“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四海遏密八音”。)阶级统治消灭,还有执行国家政令的首长(社会主义国家),其义是人民的公仆,其位是一国的首长,当然要被国人所尊重,除非不得人心的官僚。但不能再宣传封建忠君之思想来忠于人民所选之公仆了。

特别值得探索的是尊师的思想。把师的地位提高到和天地君亲并列的高度,这是荀子论证了历史的经验。是历史的见证。这种尊师的思想,远在阶级社会以前就产生了。

其一、最早的师和君是一人。不少古籍记载,教民“搆木为巢”的有巢氏,他是最早的建筑师。教民“钻燧取火”实行火食的燧人氏,他是最早的物理化学和烹饪师。画八卦、造书契、教民渔、猎、畜牧、充庖厨的伏羲氏(也作庖羲、伏庖古通用),他是最早的造字的文化师和渔、猎、畜牧师。教民作耒耜、务耕稼,尝百草、治百病的神农氏,他是最早的农学师和医药师。以上所举的古代帝王,都是发明创造家。都是先为师而后为君,都是合君师于一身(《韩非子·五蠹篇》精辟地阐明了这一理论)。

其二、古代开明的君,都不是“师心自用”,而是虚心学习拜老师。虚心请教明师,才能少犯错误,作出比较符合历史发展要求的开明政治和事功。荀子在《大略篇》说:不学不成。尧学于君畴,舜学于务成昭,禹学于西王国”。尧舜皆在阶级社会以前。孟子也说:“《书》(赵岐《注》:“所引《书》,《尚书》逸篇也。”)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又说:“故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桓公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霸。”就是说君和师是并重的。有君无师,君不虚心请教明师,就不能作出什么事功。中国最古的教育学——《礼记·学记篇》说:“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大学之礼,虽诏于天子无北面,所以尊师也。”郑玄《注》说,周武王请受《丹书》于师尚父,即姜太公。不敢南面,下堂东面而立,师尚父奉《丹书》西面而立,把《丹书》的理论传授给武王。《学记篇》还说:“《书》曰:三王四代唯其师。”三王是夏禹、商汤、周代文王武王。四代是虞(舜的国号)、夏、商、周。(虞夏无文字,是后来追述传说的历史)可见虞、夏、商、周四代都有学校,都尊重老师。从以上所举诸例,足以证明从没有阶级的原始公社到奴隶社会的开明君长,都拜师尊师。

其三、荀子尊师的思想,还反映了春秋、战国的社会历史实际。春秋以前私人不办学,从小学到大学都是国家开办的,师也是国家的学官。从《礼记·学记篇》,可以得到证明。私人开门授徒办学,并受“東脩”,成为自由职业,从孔子开始。孔子弟子三千。孔子周游列国,受到诸侯的尊礼。孔子死后,弟子留在曲阜、服心丧三年。子贡筑庐守墓又三年,然后离去。鲁人和弟子在孔墓附近落户者七十余家。同时的老子和其后的庄子、墨子、杨子等各派大师,都是私人开门授徒为当时所重。周制五等爵:公、侯、伯、子、男,子是第四等。诸侯的上大夫称子,也称夫子。子和夫子,是贵族的尊称。到了春秋,就变为有道德学术授徒讲学大师的通称。孔子老子凡授徒讲学的大师都称子,不是以其贵,而是以其学。这足以证明当时社会对于师的尊重。这是新的历史情况。这一情况的出现,是由于生产力的变革和大发展(特别是由于铁器的出现),是由于生产力发展的推动,有意无意地促成了勇于革新向封建制过渡的开明的奴隶主,和旧的保守腐朽的奴隶主国家之间大混战。由此,出现了反映各派社会政治要求的百家争鸣。时代要求,(实际是生产发展的总要求)化分裂混战为大一统,使庶民得到安居乐业的安定局面。当时各派著书立说、游说诸侯的大师,皆欲“以其道易天下”,提出了各种不同的拨乱反正、大一统的理论。诸侯混战为了扩张,皆争取游士(高级知识分子),尤其争取著书立说,门徒众盛,负有国际声望的大师。如阴阳家的邹衍,游梁,梁惠王郊迎,礼为上宾。游燕,燕昭王北面称弟子。儒家的孟子,“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荀子是战国末期儒家中最博学最进步的大师。当时齐宣王以上大夫的高爵厚禄,并规定不任事、只议论的优厚待遇,在稷下开馆,供养了各派大师凡七十六人。其中荀卿最受尊礼,三为“祭酒”。(古礼、大宴会宾客中年辈最尊者,举酒以祭,叫做祭酒;后世国家学官最尊贵的叫祭酒,如“国子监祭酒”。)从以上所举诸例,更足以证明士的地位。各派大师的地位,到了战国,较孔子时更为显赫。而荀子正躬逢其盛。荀子君师并举的思想,不仅总结了过去的历史经验,也正反映了当时各国养士和敬礼大师的社会实际。

但荀子的学生韩非、李斯他们都和荀子的思想相反。荀子批判了“十二子”,批判了各家学派各执一偏的偏见。他说:“贵师而重傅,则法度存;贱师而轻傅,则法度废。”这是主张道德和法律相辅相成,教育和政治相辅相成,师和君长相辅相成,反对单纯法治。单纯法治,实际就是单纯赏罚。单纯赏罚,实际就是单纯惩罚。(赏罚不服,势必惩罚。)单纯惩罚,实际就是单纯恐怖镇压。(惩罚不服,就恐怖镇压)恐怖镇压的结果是灭亡。而韩非、李斯、秦始皇正是我国古代大搞单纯法治的典型。韩非说:“赏罚使天下必行之。令曰:中程者赏;弗中程者诛。令朝至暮变,暮至朝变,十日而海内毕矣!”正由于韩非这样单纯简单地看问题,他在《五蠹篇》就大胆提出“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就是说不要另外的书本,“以法为教就行。不要传授历史文化的老师,“以吏为师”就行。这种单纯法治的形而上学思想,这种蒙昧野蛮又虚怯的愚民政策,终于导致了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惨祸,导致了秦始皇二世而亡的惨祸。假使秦始皇有贾谊、魏征这样有远见的良师,岂至走上二世灭亡的绝路!谁教始皇这样的狂妄蛮干?这样的“师心自用”?韩非、李斯不得辞其责。(韩非教始皇单纯搞赏罚,又特别强调重罚严刑来防奸。李斯教始皇焚书;又教二世专门搞“督责”,也就是专门搞“惩罚”。)韩非、李斯是荀门的叛徒。他们和荀子礼、法相辅为用、君师相辅为治的尊师的思想,正是背道而驰。荀子是战国末期最伟大的思想家,正因为他有这种礼法相辅为用、君师相辅为治的辩证思想。

其四、我们伟大的祖国,两千年来,出现了多少杰出的科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艺术家。在社会上,出现了多少急人之难、扶人之危、助人为乐的义士。出现了多少兄弟让国、女代父死、弟代兄死、父子死难、夫妻死难、朋友死难、师生殉国的仁人志士。在朝廷,出现了多少为民平冤、不避皇亲、执法如山的清官。多少尽心民事,大办农田水利,任劳任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循吏。多少秉笔直书、为千秋万世留信史,不怕断头灭族的史官。多少破敌制胜、出生入死、马革裹尸、威震万里的爱国英雄。多少出使外国、历尽千险,不怕威胁、不受利诱,几十年执节不屈的信使。在光辉的革命战争中,出现了多少大仁、大智、大勇、旋转乾坤,再造河山的伟大先驱。两千多年,无数可歌可泣的人物,能说没有师友的教导和影响吗?如果说阶级社会的教师,全是为阶级压迫说教,全是散布愚民、害民、祸国、亡国的毒素,阶级社会的历史文化,全是一片黑,这是不符合实际的。难道无阶级压迫的社会,为了生产,为了科技、为了社会的进步,为了亿万人民的幸福,就不需要道德和法律相辅相成,教育和政治相辅相成,教师和行政官长相辅相成吗?正相反,这种相辅相成的需要,不是较前为轻、为缓,而是更重、更急。可以说,随着生产科技的不断发展,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这种需要也是不断发展的。现实的生活就是见证,这是无庸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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