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只有乡村有办法，中国才算有办法！”| 颜炳罡

摘  要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既是其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又是他对人类文明之中国模式、中国方案的主观构想。他一再断言：中国现代化不能走西方现代化的道路，也不能复制西方文明的模式，只有认取自家的根本精神即儒家的精神，结合西洋文化的优点，走出自己的路。这个路就是以农业现代化引发工业现代化，以乡村情谊文明滋润都市文明，再建中国社会“新礼俗”的路。他力图以乡村的现代化撬动整个中国的现代化，以“改良”为手段实现中国整体社会结构调整的“革命”之目标。以乡土唤回“儒魂”的努力虽然失败了，但它对于我们认识人类文明发展模式的多样性，坚定走中国独特的现代化道路，树立民族文化自信乃至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都具有重要启发意义与参考价值。作  者 | 颜炳罡，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

原  载 |《文史哲》2021年第4期，第145-153页

原  题| 人类文明的中国模式何以可能——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实质及其当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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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后期，面对“农村经济破产”“农村崩溃”的客观现实，在“乡村建设”“复兴农村”的旗帜下，不同出身、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政治倾向的中国知识精英、政府官员、社会贤达、地方实力派人士，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乡村，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实施乡村改造计划，一时间形成了席卷大半个中国的乡村改造、乡村自治的景象。其中典型如黄炎培中华职业教育学社在江苏昆山设立的乡村改进试验区、陶行知在苏州创办的晓庄乡村师范学校、赵叔愚创办的无锡教育学院、晏阳初主持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河北定县设立的乡村平民教育实验区、卢作孚重庆北碚实验区、彭禹庭在河南从事的乡村建设活动，以及社会名流如王鸿一、梁仲华、沈定一等纷纷走向乡村这一广阔的社会舞台。然而，在20世纪所有乡村建设运动中，理论体系最为系统、组织最为完备、规模最大、影响力最为持久者，当属梁漱溟在山东从事的乡村建设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说，梁漱溟已经成为“乡建派”的代名词。深入挖掘与阐释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的文化意义，分析其利弊得失，对于我们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树立文化自信，不无裨益。

一、以乡村的现代化撬动整个中国的现代化

梁漱溟自称不是学问中人，而是问题中人。在他心目中最大、最迫切的问题就是“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的问题。他为这一问题而思考，因思考而行动，而行动的落实体现为乡村建设运动。他说：“我的生命就寄于责任一念。处处皆有责任，而我总是把最大的问题摆在心上。所谓最大的问题即所谓中国问题。”“久而久之，我所关心，旁人往往不如我关心；我所能做的，旁人往往不如我能做；好像责任集中于我一身。既有‘四顾无人’之慨，不免有‘舍我其谁’之感。像这样数千年悠久历史之下，像这样数万万广大人群之中，而‘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这句话，只有我一个人最亲切。”梁先生作为20世纪现代新儒家的开山，面对欧风美雨的高歌猛进和中国文化的全面退败，以“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为风暴眼中的孔子争公道，为中国文化抱不平，其狂者胸襟与勇者担当坦露无遗。他指出中国与西方的差别不是同一条道路上的进化快慢的差别，而是根本精神的差别、根本路向的差别。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走的根本不是一条道，因而自光绪年间以来，中国人抛丧自家“祖宗高尚伟大精神，跟着人家跑，而不复知耻”。“所谓邯郸学步，并失故步，匍匐而归，真为善譬。”这些做法，只能将中国的问题愈弄愈糟，最后祸害酿成，让社会大众陷入其中。他正告人们：中华民族必须觉悟，而且是最后觉悟，觉悟到西洋的路走不通，苏俄发现的路也走不通，必须走出自己的路。他说：

一，我们政治上的第一个不通的路——欧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二，我们政治上的第二个不通的路——俄国共产党发明的路；三，我们经济上的第一个不通的路——欧洲近代资本主义的路；四，我们经济上的第二个不通的路——俄国共产党要走的路。

诚然，这种理论既是针对醉心西化的自由主义者而言，也是有感于20年代到30年代共产主义思潮兴起而发。他拒斥西方向中国推销的一切救国方法、建国方案，目的是要求国人反身向己，认取自家的根本精神。因为“全盘西化”确然让国人（学德国好呢？还是学美国抑或学英国好呢？）无所适从，而王明等人教条式的硬搬俄国道路的做法同样有损于中国革命进程，由此他提出了中国问题的解决要认取自家根本精神的“中国方案”：

呜呼！数十年间，颠倒迷扰的可怜，亦可怜极矣！时至今日，其可以知返矣！一民族真生命之所寄，寄于其根本精神，抛开了自家根本精神，便断送了自家前途。……如再不赶紧回头，认取自家精神，寻取自家的路走，则真不知颠倒扰乱到何时为止矣！

“认取自家精神，寻取自家的路走”，这是梁漱溟向世人发出的最强音。正如景海峰所言：“梁漱溟觉悟到了西方的政治制度、教育方式以及都市化道路都是不适合中国的，都解决不了中国的社会政治问题，都没法使中国摆脱面临的困境。”由于中西民族生存方式不同，背后支撑这种生活方式的根本精神迥异，因而中国问题的解决之道只能认取自家精神，寻找到解决自己问题的新路径，这个新路径就是“乡治”或称“中国乡村建设运动”。梁认为乡村建设可以解决中国政治、经济、教育等种种问题，真正将中国带入现代化。

乡村建设又称乡治、村治，是20世纪20年代后期一股非常强劲的社会思潮，不同知识背景，不同政治取向的社会精英都将目光投射到乡村，置身于乡村教育、乡村改造、乡村建设。梁漱溟在山东的乡村建设不同于晏阳初在河北定县的平民教育运动，晏氏的乡村运动旨在根治乡民的贫、愚、弱、私，其乡村运动说到底是平民识字运动；也不同于黄炎培的“乡村改进”计划，与四川北碚卢作孚兄弟的乡村实验区也不尽相同。诚如梁漱溟所说：“一切努力于乡村改进事业，或解决农民问题的，都可宽泛浑括地称之曰‘乡村运动’，或‘农民运动’；一类如乡村自治运动、乡村教育运动、乡村自卫运动、农业改良运动、农民合作运动、农佃减租运动等皆是。我们的‘乡治’或‘村治’主张，则是有特殊意义和整个建国计划的一种乡村运动。”梁漱溟的乡治或村治不仅仅是为了改造中国的乡村，而且是改造、建设中国的整体方案，是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乡村只是梁氏的着力点、切入点，不是问题的全部，他的目的是通过乡村的现代化推动整个中国的现代化建设。

梁先生认为他所从事的乡村建设不是解决中国枝节之问题，也不仅仅是为了解决乡村问题，而是“整个建国计划”设计下的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运动。在他看来，中国文化一向不重视团体，中国人缺乏组织性生活，因而，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说到底是社会结构整体调整与组织建设，落实下来就是“新礼俗”建设。他认为，新礼俗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逐步生长、慢慢展开的过程：“从萌芽而生长，从端倪而开展。其萌芽端倪在乡村，从乡村慢慢开展成一个大的社会。”可见，在梁先生看来，乡村建设是其新社会组织萌芽之始，是中国新社会组织的端倪，是中国现代化的萌芽，由此萌芽、由此端倪，中国的生产技术、经营方法、经济关系渐渐开始进步，才能有一新的社会组织的开展。为什么是从乡村而不是都市开始呢？在他看来，“只有乡村安定，乃可以安辑流亡；只有乡村产业兴起，可以广收过剩的劳力；只有农产增加，可以增进国富；只有乡村自治当真树立，中国政治才算有基础；只有乡村一般的文化能提高，才算中国社会有进步。总之，只有乡村有办法，中国才算有办法，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教育上都是如此”。原来乡村是中国的根本，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基础。诚然，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口居住在乡村，没有乡村的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无从谈起，而由乡村的现代化，引发都市的现代化，推动整个中国向现代化迈进，这是从改良主义角度设计的另一类型的“农村包围城市”的现代化之路。这条道路既是基于梁漱溟对老中国的认识，也是他对如何“建设新中国”这一问题认真思考与探索的结果。

二、以“改良”为手段，以达中国社会结构根本调整之“革命”目标

在中国近代史上，“改良”与“革命”只是改造中国的方式不同、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手段不同而己，就终极目标而言，二者并没有本质的差异。中国现代史之文化保守主义，包括东方文化派、学衡派、新儒家乃至一切乡村建设、乡村自救、乡村自治、乡村教育等运动，都是政治上的改良主义运动。梁漱溟是中国现代化史上公认的“文化保守主义者”，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艾恺称其为中国“最后的儒家”，因而他在山东所从事之乡村建设运动同样是改良主义的运动，但梁本人常常自诩为“革命”。梁先生的乡村建设运动是革命，还是改良？这里有必要加以辨析。

“‘中国问题根本不是对谁革命，而是文化改造，民族自救’；很像是一个改良派。但处处又表露革命的口吻，颇若自相矛盾。现在我肯定地说，中国问题之解决方式，应当属于‘革命’。”梁漱溟一方面认为，中国没有革命的对象，因而革命无从谈起，从“文化改造，民族自救”意义上讲，自嘲为改良派；另一方面又说，中国问题的解决方式，应当属于革命。梁漱溟是否自相矛盾呢？

“革命”一词的原意是改变上天之命令，如“汤武革命”，夏桀自认为是天子，其权源来自上天之命，是任何力量都无法改变的，由是就可以任意而为。而商汤作为夏桀的下属，起而用武力推翻其暴政，代夏立商，成为天子，这是商汤革夏桀之命。商纣王不汲取夏桀失败的教训，同样自认权力源自上天之命，有“天”为他作保证，就可以肆意而为。周武王作为商纣王的下属，与商汤一样用武力方式起而推翻商纣王，这是武王革纣王之命。“革而当，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周易·革卦·彖传》）这句话是说，如果革命是合理的、恰当的，就不会有祸患。正像大自然的不断变化，才成就了春夏秋冬四时交替，商汤与周武王的革命是合理的、恰当的，上顺天时，下合人心，因而给天下带来的是吉祥，而不是灾祸。从“革命”一词的源头处说，它有两个特点：一是自下而上，二是暴力活动。

改良，本义是指事物在原有基础上被改变得更好一些，它是比革命更广泛、更普遍的范畴，如种子改良、土壤改良、食材改良等等。近代以来，人们将其运用于政治领域，有了“改良主义”或“社会改良运动”之说，逐步转化为与革命对立的术语。列宁曾对“改良主义”下过一个经典性定义：“改良主义就是要人们只局限于为一些不要求铲除旧有统治阶级的主要基础的变更，即一种同保存这些基础相容的变更进行鼓励。”在中国，康有为、梁启超发动的是自上而下的社会变革，人们习惯称他们为改良派，而孙中山、黄兴等所发动的是自下而上的社会变革，人们习惯称他们为革命派。

革命与改良之异，革命是自下而上，改良是自上而下；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改良是温和、渐进的；革命是来自体制外的力量，打碎旧体制再建新秩序，改良是体制内部的自我调整。近代中国，革命和改良的目标往往是一致的，都是要改变中国社会的秩序与社会结构，只是改变这一结构与秩序的方式、方法不同而已。

梁漱溟认为他从事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式应当属于“革命”，实质上是对革命方式的误读。就解决中国问题的方式言，梁氏方案属于改良，而不是革命。改良，他为什么又说属于“革命”呢？原来梁对革命还有自己的独特理解，他认为“革命是秩序的改造”：

革命是说一社会秩序的推翻与改建。社会秩序包含法律、制度、礼俗、习惯而言。一种秩序，即一套社会法制礼俗；而其社会之如何组织、如何结构，也即安排规定于其中。所以革命就是否定一种秩序，而要求建立新秩序，其结果也就是社会结构的一根本变革。

梁先生对革命的理解无疑是深刻的。原来，梁漱溟这里所说的革命是指革命的目标，而不是方式、手段。其实，革命既有目标意义，也有手段意义。革命的目标旨在推翻、否定旧有的社会结构、社会秩序，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实现社会结构的根本变革。从这个意义上说，其乡村运动旨在改变社会的结构，建立一种新秩序，属于革命也不无道理。但这一目标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方法实现的呢？是渐进，还是突进？是社会内部的自我调整，还是外力打破？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是渐进的，是在旧体制内对中国社会结构与社会秩序进行有序调整和改变，因而就手段言，他的乡村建设运动无疑属于改良。

既然革命是对秩序的根本改变，因而他认为过去中国“只有周期性的一治一乱而无革命”。“我们说中国无革命，就是说中国社会结构历久不变——清代的仍不出明代的那一套；明朝还同宋朝相仿。”在他看来，后朝政权以暴力推翻前朝政权，如果政权的建立没有实现社会结构与秩序的根本改变就不是革命，只是以暴易暴，这种以暴易暴只能导致一治一乱的周期性循环，而无法逃出“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定律。

暴力、暴动在方式上属于革命，但如果没能实现社会结构与社会秩序的根本变革，在目标意义上，这种暴力、暴动就不属于革命。梁漱溟认为有一种非暴力、无声的革命，使得社会结构与社会秩序在社会不受巨大创痛之下静悄悄地发生了根本变革。梁先生相信，他以及他的同道所倡导的乡村建设运动就是这种静悄悄的革命。乡村建设就是通过乡校村学，实现政教合一即行政教育化，教育行政化；通过办乡村信用合作社、林业与蚕丝合作社、棉花供销合作社等以及乡村研究院的示范农场，引入优良品种和先进农业技术，改变农村的生产方式以及生产关系；通过公共卫生知识的普及、道德促进会的监督，让农民养成良好的公共卫生习惯以及净化社会风气等，透过这些努力既可保有中国的固有根本精神，又可融合具有西洋文化长处的新组织即“新礼俗”。艾恺教授指出，山东乡村建设运动表明梁漱溟“因其宏伟大胆的终极目标——创造一个对全世界都将发生影响的新的中国文化与社会，使它与所有其他的乡建机构区别开来”。“梁漱溟却并不满足于把眼光仅局限在如何改造中国的农村问题上：他发现由此将产生中国人创造的，农民的‘新世界文明’，这种‘新世界文明’最终将取代目前那种‘畸形的’‘变态的’西方文明。”艾恺教授可谓梁先生的知音。梁所关注的问题不仅仅是乡村问题，而且是中国如何实现结构性调整与秩序再建的问题，更是力图为人类文明寻求一种新出路的问题。

不过，梁漱溟的乡村运动失败了。在梁先生的乡建运动失败之前，他就十分留意对各地乡村运动情报的收集。1930年6月1日，《村治》第1卷第1期发表的《各地乡村运动消息汇志弁言》谓：“江宁村制育才馆是失败了，湖南自治训练所是失败了，浙江地方自治专修学校亦结果不良，江浙两省农民银行及合作社亦办得不好，而倡导乡村教育的南京晓庄学校亦因故被封闭。”既然梁先生十分警惕前车之鉴，为什么他的乡村运动还会重蹈覆辙呢？固然，有日寇入侵这一客观、外在的原因。假设没有日寇入侵，梁的试验就一定能成功吗？山东邹平、菏泽的乡村建设一直游走于改良与革命之间，或者说想借助于改良的方式达到革命的目的，是注定不能成功的。1935年梁漱溟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他告诉参与乡村建设的同仁，他们的乡村建设运动遭遇到两大难处：“头一点是高谈社会改造而依附于政权；第二点是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社会改造尤其是社会结构与社会秩序的根本改造是革命，而依附于政权则政权不允许，也就不可能革命，只能是改良。梁既想革命，又不能不依赖现实政权，这种自我矛盾使乡村运动陷入困境。乡村建设是“自下而上”，就此而言，多少有几分革命的意味。然而既是乡村运动，下面的乡村不动，上面的政权则乱动，这是他始料不及的。梁漱溟以“改良”手段力图收“革命”之功效的乡村运动，由于游走于改良与革命之间而种下无可救药的败因。

三、从乡土中唤回儒魂，为人类文明发展探索中国模式

梁漱溟认为，中国的问题是文化问题，而中国面对的最大困局是“文化失调”。主要表现为国人一方面失去固有的文化自信；另一方面，近代以来，国人一直向西方学习，又总是学而不成，这种东不成，西不就，着着挫败的困局就是“文化失调”。解决“文化失调”问题，就是要从文化根本处下手，而乡村是中国文化的根本所在，根基所在。“中国原为乡村国家，以乡村为根基，以乡村为主体，发育蔚成高度的乡村文明，而近代西洋文明来了，逼着中国往资本主义工商业路上走。”以农为本是中国的立国之基，而星罗棋布的乡村最有利于农业生产与农作物管理。一方面“食为民天，民非食不生矣，三日不粒，父子不能相存”（《颜氏家训·涉务》），“生民之本，要当稼穑而食，桑麻以衣”（《颜氏家训·治家》）；另一方面，亲近土地，向往田园是许多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从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到陆游的“舍东已种百本桑，舍西仍筑百步塘，早茶采尽晚茶出，小麦方秀大麦黄”（《示儿》），乡村文明对中国知识分子而言不仅仅是求生存的需要，更是一种精神寄托和诗意的生存。

近代以来，西洋文明进来，炮弹所至，无坚不摧，电报之速，瞬间千里，以农立国的古老帝国与之相遇，只能一败再败。在挫败中，先进的中国人不辞千辛万苦，开启向西方学习的历程：从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再到康有为“全变”“尽变”的诉求，乃至新文化运动中的“全盘西化”。诚如梁先生所言，中国向西洋学习着着挫败，中国不仅没有因此走向富强，反而加深了国人水深火热的生活。梁漱溟已经超越了前人向西洋学什么、怎样学的层面，而是进一步追问西洋文明是人类正常形态的文明吗？我们为什么学不来？怎样才能学得来？如此，已经由学的探寻转向价值意义上的拷问。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方文明的弊病显露无遗。在梁漱溟看来，西洋文明的模式在中国不可复制，西洋文明的道路在中国走不通：

我们是在求正常的人类文明，那末，是乡村入手，由理性求组织，与创造正常形态的人类文明之意正相合。因为乡村是本，都市是末，乡村原来是人类的家，都市则是人类为某种目的而安设的。

西洋文明是通过殖民、掠夺或国家贩毒（如鸦片走私）等手段实现国家富强的文明，不是梁漱溟心目中正常形态的文明，而通过牺牲乡村或致使乡村破败、荒芜而堆砌起来的都市文明，也不是正常形态的文明。正常形态的文明应当是由“根”而生发出来的文明，应当是有“魂”的文明。文明之“根”在哪里？根在乡村；魂在何方？魂就是儒家的情谊，孔子的人生态度。由是，他认为正常形态的人类文明是从乡村入手，是由农业引发工商业，由乡村文明推动都市文明。在他看来，乡村是人类的原乡，是都市文明的根，是都市文明的基础。创造人类正常文明（有别于西方畸形文明）切入点恰恰在乡村文明的再造。

两千多年来，儒学一直作为正教而占据中国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中国文明说到底是儒家文明。儒家文化对中国的影响从都市到乡村，无远弗届，无孔不入。然而，西洋文明进来以后，激进知识分子掀起一场又一场的反孔批儒的狂潮，儒家文明的“魂”在都市中“已被摧残无余”，已是魂不附体，而中国的乡村还保有儒家文明的根与魂。他说：“乡村人对于他的街坊邻里很亲切，彼此亲切才容易成功情谊化的组织。我们的组织原来是要以伦理情谊为本原的，所以正好藉乡村人对于街坊邻里亲切的风气来进行我们的组织。”“中国固有的社会是伦理的社会、情谊的社会；这种风气、这种意味，在乡村里还有一点，不像都市中已被摧残无余！”梁漱溟认为都市人受西洋文化个人本位风气的影响较大，人与人各不相关，容易引起狭小、自私的观念，而在乡村儒家的伦理情谊没有完全消失，反而容易引发公共观念，而结成以伦理为本原的情谊组织。由此，他特别指出，在乡村进行地方自治的实践，他能做得到；如果在当下的都市做自治实践，形成伦理本原的情谊组织，圣人也做不到。

梁氏认为，相比西方文化的宗教色彩，中国文化是礼乐文化，或者说中国文化是以礼乐代宗教，即周孔之教代宗教。他又称中国文化是讲理的文化，是“理性早启”的文化。当今人类的一切惨祸尤其是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无不源于人类的愚蔽与强暴。人类怎样才能避免惨祸？关键在于化解人类的愚蔽与强暴。化解愚蔽与强暴的唯一方式即在于重新发现儒家的理性，召回儒魂。儒家理性既是文明的，又是和平的；文明就可化解愚蔽，和平就可化解强暴。他说：“古时儒家澈见及此，而深悯生民之祸，乃苦心孤诣，努力一伟大运动，想将宗教化为礼，将法律、制度化为礼，将政治（包括军事、外交、内政）化为礼，乃至人生的一切公私生活悉化为礼，而言‘礼’必‘本乎人情’。将这些生活里面愚蔽的成分、强暴的气息，阴为化除，而使进于理性。……礼之一物，非宗教，非政治；亦宗教，亦政治，为中国所特有。”梁漱溟“乡建思想”与20世纪20年代《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脉相承。20世纪20年代初，梁先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大胆预言：现代是西洋文化的时代，下去便是中国文化复兴为世界文化的时代。中国文化的复兴就是孔子人生态度的复兴，走孔家路。孔家的路如何走？中国文化复兴具体路线图在哪里？落实下来即梁漱溟20世纪30年代在山东从事的乡村建设。乡村建设运动说到底就是寻取儒家的根本精神与西洋文化的长处，使二者相结合，造就中国文化复兴的具体行动方案，同样也是对人类文明中国模式的具体探索。

梁漱溟将这一行动方案和人类文明的模式称之为“新礼俗”的再建。“新礼俗”就是他主观构想的人类文明的新模式。这一模式不同于西洋的分门别类的分科文明，而是综合而圆融通达的人类文明的新形态。在梁漱溟的意识中，礼本身即是综合、圆融的哲学范畴，不是社会学意义上单纯的生活规则的礼俗观念。宜将宗教化为礼，法律化为礼，制度化为礼，政治化为礼，军事、外交、内政乃至人生的一切公私生活等悉化为礼，而礼必“本乎人情”，人情通乎理，所谓通情达理，这就是梁氏诠解下的中国理性。礼在梁漱溟的思想体系中如同《西游记》中的弥勒佛的后天袋一样，不管你愿意与否，一切皆囊括其中。不过，回到“前孔子时代”，礼的确又是一综合的哲学概念，“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民即人，礼是涵盖天、地、人的范畴，自然有综合义与哲学义。梁漱溟的“新礼俗”是回到礼的原始意蕴中去，这一主张其实隐含着他的后辈如唐君毅等所提倡的“返本开新”义，只不过唐氏之“本”是陆王心性之“本”，而梁先生的“本”指向的是周孔之礼。

“新礼俗”建设是梁漱溟乡村建设的路标，是他对中国现代化的道路和人类文明中国模式的探索。问题是蓝图已经绘就，由谁去实现之或由谁去担当“新礼俗”建设的责任呢？当然不可能是散漫的、不识字的农民，由此他想到了知识分子。在他眼里，知识分子相当于传统的“士”，“士”在中国传统社会是四民之首，是读书明理之人，士“代表理性，主持教化，维持秩序”。他号召知识分子走出书斋，走出中心城市，到乡村中去，作农民之师，担当起教化之责，尽到时代的责任。如果不能尽其社会之责，放弃时代赋予的责任，就不再是“众人之师”，而是“社会之贼”。是作“师”，还是当“贼”，他认为知识分子必须作出抉择：

今之所谓知识分子，便是从前所谓念书人。如我们所讲，它是代表理性，维持社会的。其在社会中的地位是众人之师，负着领导教化之责，很能超然照顾大局，不落一边。在辟建理想新社会的工作上，他是最合条件不过的。……如果不能尽其天职，只顾自己贪吃便宜饭，而且要吃好饭，那便是社会之贼。今之知识分子其将为师乎？其将为贼乎？于此二途，必当有所抉择。

梁漱溟的“乡建运动”迫切需要知识分子的大力支持，没有知识分子的参与，“乡建运动”是不可能成功的，而所谓“新礼俗”的再建也无从谈起，人类正常形态的新文明只能是空中楼阁。他以“非师即贼”价值评判力图唤醒知识分子的整体觉醒，这反映出梁对知识分子的期盼与渴求。在他看来，中国问题之所以不得解决，根本原因在于上层与下层互不通气，即“上气”不接“下气”。如果上下一通气，中国问题可以得到解决。如何才能实现上下通气呢？上下通气的管道就是知识分子。他号召革命的知识分子到乡村中去，用乡间纯朴农人去磨砺革命的知识分子，而革命的知识分子变化乡间的农人，让知识分子与农民打成一片，从而实现上下通气，解决中国问题，让他的“新礼俗”设想取得实效。

作为中国20世纪的儒家理论的诠释者和创造者，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无处不是儒家精神的周流贯注。儒学是梁漱溟“乡建运动”的根与魂，乡建运动又是儒家精神现代化得以展开的实践载体，是20世纪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儒家方案。

四、梁漱溟乡村建设理想与实践的现代启示

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不断崩解，西方各种“主义”的大规模进入，这一客观情势将中华民族一次又一次推到了“十字路口”。中国向何处去？怎样才能真正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中国人怎样才能走出自己的路？许许多多的思想家也在努力思索、探寻着，并得出了各种不同的答案，而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是其中一种答案。这一答案在我们看来至少有四重意义。

（一）梁漱溟先生的乡村建设理论正告世人，人类新文明的模式是“多”而不是“一”。西方的现代文明模式不是唯一的模式，西方现代化的道路也不是全人类必由之路，人类有必要在西方文明形态之外探索新的文明形态即理性的、和平的文明形态，即从乡村这个人类文明的“原乡”入手，由乡村文明引发都市文明、由农业升级换代引领工业发展的文明形态，因而，以“新礼俗”建设为目标的人类文明的中国模式具有世界意义。

面对西方的文明模式和现代化道路，稍有思考力的人都会问两个问题：其一，放眼全世界和纵观全部人类历史过程，西方现代化的道路和发展模式是合理的、唯一的吗？其二，即使西方现代化道理与发展模式是合理的，这一模式适应中国国情或能在中国复制吗？自西方的现代化道路发轫起，就伴随着许多富有良知的思想家的严肃而尖锐的批判。西方从农业文明转化为以现代大机器为代表的工业文明，存有三大原罪，即“圈地运动”、殖民掠夺、黑奴贩卖。“圈地运动”造成的“羊吃人”，是西方现代化道路的第一重原罪。发起于英国，席卷大半个欧洲大陆、持续三个世纪的“圈地运动”发展到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初期达到高潮，仅英国“在1714年至1820年间共有超过600万英亩的土地被圈占。这一事实意味着严重的迁居问题，它给底层人们带来了深重的苦难”。“英国的自耕农被大批大批地逐出家园这一现象使得关心社会的个别人极为恐慌，他们站出来直言不讳地反对。”西方现代化的发展方式是通过和藉由乡村的破败，大量农民失去土地，由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的。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一书中所说“羊吃人”一词，将西方现代化的丑陋典型地揭示出来。至于殖民掠夺与贩卖黑奴是何等悲惨，西人多有描述，这里不再称引。马克思曾引用威·豪伊特的话，指出西方的原始资本积累是“令人毛骨悚然的野蛮状况和罪行,在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在任何其他种族中都未曾有过,野蛮的、残暴的、冷酷的并且是无耻的”。

20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战后的欧洲一片哀鸣，而哲学家、史学家斯宾格勒的名著《西方的没落》适时在德国发行，引起有识之士对西方现代化发展方式的反省。梁启超1918到1919年游历战后欧洲，返回中国后写下著名的《欧游心影录》，要求国人从西方科学万能的梦中醒来。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梁漱溟展开对中西文化乃至人类文化及其命运的思考，展开对中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深度分析，开启了他对有别于西方文明的人类文明新模式及其实现路径的探索。

与西方“羊吃人”的方式即牺牲农业文明以引发工业文明、破坏乡村而发展城市不同，梁漱溟的人类新文明模式是由农业的现代化引发工业的现代化，由乡村文明引发都市文明的发展道路。在他看来，这个文明形态是人类正常的文明，因为人类文明的中国方案是“根于人类理性而发育的文化，任何人类遇着都像是寻到了自己的家，如水之归壑，不求自至”。梁对自己设计的人类文明演进方案自信满满。不过，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由于种种原因，梁所设计的这一方案最终无疾而终。

（二）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告诫中国一切现代化道路的设计者，中国现代化不能满足于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全盘照搬，生硬模仿，中国要走出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探索中国自己的发展模式。

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的发展史由分散的区域化发展的历史走向了整体发展的全球史，鸦片战争的炮火硝烟迫使中国不得不面对西方这个从未接触过的异质文明。处在历史发展交汇处的中国，必须对“中国何处去”作出回答，由此而引发了中西古今之争。自严复引入西方进化论以来，“文化线性进化论”一直居于中西古今之争的支配地位。大多数思想家认为，中国文化是旧的，西方文化是新的，中国社会是西方的昨天，而目前的西方社会是中国的明天，因而西方化就是现代化，现代化就意味着西方化。

梁漱溟一反严复以来盛行的“文化线性进化论”，他以独特的文化视角，重新思考与界定中西文化之异。他认为，中西文化之异不是时代之异，而是因应对象的不同而造成的根本精神之异、发展路向之异。西方文化因应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中国文化因应的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而印度文化因应的是人与自身的关系问题。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文化，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调和持中为根本精神的文化，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文化。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人类发展的最初阶段遇到的问题，而人与人、人与自身的关系问题是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而遇到的问题，这是他判断中国文化乃至人类文化未来发展的根本依循。在他看来，人类世界已经由物质上的不满足，转向精神上的不安宁，现在是西洋文化的时代，下去便是中国文化复兴成为世界文化的时代。中国文化成为世界文化的时代会是什么样子？中国文化作为世界文化如何才能到来？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就是因应上述问题的回答。

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不同，作为农业文明高度发达、以“伦理本位”“职业分工”为特点的中国社会，决定了其与以阶级对立为特性的西方社会的不同，因而必须根据中国国情，走出中国独特的现代化道路。这个道路就是立足农业引发工业，以乡村文明引领都市文明的发展道路。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作为外在的、客观的事业的确是失败了，但作为儒学现代化转型的探索，作为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构想，尤其是他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应走出自己道路的主张，并没有失败，更没有过时。我们认为，这一理论对于强化中国人的“道路自信”有重要的辅翼之功。

（三）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一再告诫人们，它不仅仅指向乡村，而且是基于认识旧中国之上的建设新中国的整体方案。这一方案充分考虑到了中华文化的特点，也力图寻找出西洋文化的长处，是中国文化的固有精神与西洋文化长处相调和的结果。

我们认为，梁漱溟有关乡村建设的具体方案是不成功的，但他的思考路向无疑是正确的。他一再告诫人们，中国的现代化一定要“认取自家精神，寻取自家的路走”；民族根本精神是一个民族“真生命之所寄”，抛开了自家根本精神，便断送了自家前途。他的这些提醒，今天没有过时，也许永远不会过时。梁漱溟先生的乡村建设方案虽然不同于中国共产党人的现代化方案，但二者在认取民族精神，强调中国现代化应建立在五千年文明传承基础之上，则是一致的。

（四）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对于我们今天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促进乡村文明，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梁漱溟出生、成长于都市，然而，乡村是他一生情之所钟。他认定乡村是本，都市是末，主张从乡村入手去建设人类的新社会、新生活、新礼俗。“中国的经济建设必从复兴农村入手。”中国共产党人一向重视农村、农业与农民问题，从“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成功到“十九大”“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的乡村情怀。而梁漱溟对如何促进乡村振兴有一系列的思考，这些思考对于我们今天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如他要求都市知识分子到乡村去，让中国上下通气；强调促进农业进步有三要素，即流通金融、引入科学技术、促进合作组织，这些思想可以直接为今所用。党的“十九大”报告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强调“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梁漱溟认为通过对中国传统“乡约”的补充与改造，可以发挥乡村自治、德治的作用，而乡农学校既是教化组织，又是自治机关，这些思想对于实现乡村自治、德治仍然具有参考价值。

梁漱溟在山东的乡村建设运动给后人留下的最大慧果，就是对中华文化和中国独特发展道路的坚定自信。他相信坚守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融合西洋文化的长处，一定会探索出有别于西方文明的新的文明形态，给人类问题的解决提供中国方案。他的这些思考依然不失为真知灼见，与我们当下正在走的“中国道路”前后照应。

责任编辑 / 刘京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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