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王仲荦（1913-1986)，浙江余姚人，1930-1936年师事章太炎先生，1938年始执教于上海太炎文学院、重庆中央大学。1947年起任职于山东大学，任山东大学教授（1948年）、历史系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文史哲》编委会副主任等，是山东大学“文史见长”学术特色的主要缔造者之一和历史学科的代表性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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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仲荦、何兹全先生与魏晋封建论 | 王大建
近半个世纪以来，我国魏晋南北朝史学术研究领域，学术界一致公认有两大家，即“南唐北王”：武汉大学的唐长孺，山东大学的王仲荦。此外还有“南王北唐”之说，那是指二十四史点校工作，魏晋南北朝部分由王仲荦和唐长孺负责，王分管南朝诸史，唐分管北朝诸史。两说都说明，王仲荦先生学业造诣之深、在学术界声誉之高。王仲荦先生不愧是中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魏晋南北朝史的权威。王先生一生潜心于史学的教学和研究，撰写了500多万字的历史著作，为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王仲荦，一名颂平，又名元崇，浙江余姚人，祖籍山东琅玡，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后裔。1913年生于上海，在上海读完了小学、中学和大学，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他自幼丧母，由父亲抚养成人。其父王元甫是上海的大资本家，为曾经拥有五个母子厂的上海码头牌火柴厂厂长。他极重视子女的家庭教育，对王仲荦的学业尤为关注，除送王仲荦进正规学校系统学习之外，还延请当代著名汉学家洪在湖（陈布雷、沙孟海的老师）、冯君木等名家为家庭教师专门培养。王仲荦自幼聪颖好学，少年有志，颇有抱负。他爱好文史，长于诗词，18岁弃医学而专攻文科。就学于上海文学院之时，在听课之余，还广泛涉猎文史典籍。在王仲荦先生的学业史上，有一件事对他影响至关重要，那就是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对他的教诲。王仲荦先生17岁结婚，岳父是章太炎先生的学生，两家来往关系甚为密切。章夫人汤国梨先生知道王仲荦喜好古典文学，便把他的诗文介绍给章太炎看，并推荐做章太炎的学生。章太炎先生对这个聪明好学的晚门弟子十分喜爱，除指导他读书学习、研究之外，还常带他到苏州、无锡等地讲学，让他记录讲话，整理文稿，请他参加编辑《制言》杂志工作等等。章太炎先生的言传身教，对王仲荦的成长发生了巨大影响。如1930年，17岁的王仲荦要写一部《北周职官志》，向章太炎先生汇报以后，章先生点点头，指示了两条：一是必须细致地研究孙诒让氏的《周礼正义》；二是必须广泛地参考金石墓志。王仲荦恪遵太炎先生教诲，用几十年时间完成了这一巨著，因后来将西魏、北周两朝的典章制度补充穿插了进去而改名《北周六典》出版。
王仲荦先生还曾师事任伯年之弟任堇叔先生，同样受益匪浅。对章、任二位业师，王先生感恩戴德，终生不忘，并常引为自豪。王仲荦先生由于自小受到良好教育，个人又十分努力，再加上章太炎、任堇叔、洪在湖、冯君木等大家的专业培养及言传身教，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基础。1934年，他在上海正风学院文学系毕业的时候，虽年仅21岁，但已大体完成了《西昆酬唱集》一书的注释工作，开始了《北周六典》的写作。次年又起草了第三部专著《北周地理志》。这三部巨著虽是在50年后80年代出版，四易其稿，但其起跑点却在50年前的30年代之初。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王仲荦先生随父回到老家浙江余姚。1938年，父亲去世后，他回到被日本占领的孤岛上海。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王先生积极从事爱国救亡活动。为了唤起民众的民族意识，抗击日寇暴行，章夫人汤国梨先生用章太炎先生（1936年去世）的国葬费开办了太炎文学院，学校开设朴学、音韵学、先秦诸子、文学和历史等课，目的是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教育青年，启发他们的民族感情和民族自尊心与民族自信心。王先生被聘担任院长秘书室主任兼中国通史教授，讲授中华两千年史课。由于课程本身极易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而王先生又博学多才，讲述生动，所以很受学生欢迎。但是日伪当局却视为威胁，必欲驱除出沪。他们先以“号召抗日”等罪名加以责难，继而特务们给王先生寄来了装有子弹的信函恫吓。南京汪（精卫）伪政权筹建登场之后，文化特务活动更加频繁猖獗。他们诬指文学院办的《兼明》杂志是“反重庆刊物，向伪政府靠拢”，以此败坏其名声。同时，他们还打入教师队伍内部进行策反瓦解，使之内部分化，因此，文学院有三位“名教授”去南京当了文化汉奸。在上海局势日益恶化、学院难以维持的情况下，汤国梨先生被迫宣布文学院停办，王先生就此离开上海，同师兄诸祖耿、郑伟业等，经香港、海防、河内，辗转到了云南，1940年抵达昆明。当时任云贵监察使、负责西南一线防务的李根源是章太炎先生的盟兄弟，他知道王仲荦先生抵达昆明后，便委任他为秘书，专修云南地方志。1942年，怒江前线告急，李根源邀王仲荦先生同赴保山、龙塘等地参与指挥抗击日军。当时前线统帅部决定撤回昆明，王仲荤先生不以为然，认为敌我兵力对比，敌寡我众，不能退兵，只能抗击。李根源接受此议，决定在怒江上阻击日军，一举成功。为此，李根源曾赠诗王先生表示谢意。亲笔书云《赠余姚元崇》：壬午（1942年）六月三，决死在保山。感君能负重，载得我生还。1942年夏，王仲荦先生接受重庆中央大学聘书，即离昆明赴重庆，驻沙坪坝。沙坪坝是当年后方文化区，那里聚集了许多抗日志士和文化名人；尤其是在中央大学，更是学者云集，一大批不愿做亡国奴的流亡学生也汇集在此。王先生以为在此任教抒爱国情怀，很是乐意。报到后，学校分配他去重庆磁器口山区柏溪山村中央大学分校师范学院教国文，他欣然前往。在那里他结交了一批文士和品学兼优的青年学子，对他的爱国情怀的陶冶起了重要作用。王先生对这段生活十分怀念。那里环境安定，又藏书甚多，每周除九节课外，大半时间可用来整理旧稿和翻阅图书。他说：“我记得从《册府元龟》到《八琼室金石补正》都是在柏溪翻阅的。”说明他此时读书甚多。
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随中央大学迁回南京，由讲师晋升为副教授。王先生平易近人，教课又好，学生亲昵地称他为“贝贝教授”。当时处在内战前夕，南京和全国各地学生运动此起彼伏。王先生支持学生民主运动，经常接济学生，因此中央大学当局甚为不满，在1947年解聘六大教授时，王仲荦教授也在解聘之列。王先生离开南京后，立即收到广州中山大学的聘请。但由于他向往青岛，不久即到青岛国立山东大学任教了。王仲荦先生来到青岛的第一个春天，1948年春便晋升为教授。当时他只有35岁。1949年王先生调任山东大学历史研究所，担任研究员。1950年，学校派他到北京参加政治学习，有缘和严仲平教授朝夕相处。这位著名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问题的过去和将来都有很深刻的见解，交谈当中，给王先生以极大启发和帮助。从此，王先生也关心起经济问题，热情地投入到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写出了不少有份量的有关经济史方面的学术论文。这不仅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借鉴，而且从历史角度去鼓励人民投入国家的经济建设。从此之后，他对历史上的经济现象倍加重视，并努力深研，表现出了一个历史学家的优秀素质。王仲荦先生在古史分期问题上的魏晋封建论说和在资本主义萌芽方面富有创见性的论文，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极大反响。1956年《人民日报》以一个整版篇幅介绍他和尚钺先生的魏晋封建论的观点。苏联科学院也转载他的论文观点。这一时期，王先生生活宁静而有节奏，家庭和睦而温暖。这是他学术上走上成熟、达到高峰、出成果最多的时期。此时，他除了发表了一系列有创建性的高水平的论文之外，还完成了几部宏篇巨著。如：《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的瓦解及封建关系的形成问题》1957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代表作《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虽至80年代才出版，但其初稿是在这时完成的。正当王先生学术的黄金时代，1957年席卷全国的“反右”斗争，打乱了学校教学和研究的正常秩序，这对王先生的科研工作不能不产生一些不良影响，他那些誉满中外的论著和讲义，一夜之间便被定了性——“反动”。面对冷酷的现实，王先生没有表态，到底怎么想的，以后也未说过。但从他1980年尚钺先生逝世后写的《挽尚钺》诗中也可见其一二，挽诗云：古史自今开草昧，萌芽何必讳清初？从来学术难论定，且继前人要著书。前一句的意思是，他和尚钺提出的魏晋封建论结束了古史分期问题的蒙昧状态，开启了新的局面；第二句是对尚钺的清初资本主义萌芽观点遭到批判的不平。在这两个问题上，王先生和尚钺观点一致，肯定尚钺先生的观点，为尚钺鸣不平，表明他一直坚持己见。
1962年，国务院决定整理古籍，校注《二十四史》，委托中华书局承办。王先生被中华书局借调去点校《二十四史》，自此常住北京，公余之暇，便整理旧作。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点校工作被迫停止了五年。在这五年动乱中，王先生回到山大，因长期在外，学生不熟，尚未受到太大的冲击。他虽也曾被勒令劳动，打扫过厕所，遭到过批判、恫吓和抄家之苦，但他都能沉着镇静地对待，用努力工作来排解烦恼。他的丰富的社会阅历告诉他一条生活经验，并形成了个人的独到特点：每处逆境，遇到不称心的时候，就“沉下心来”，尽一切可能搞著述。于是他的《北周地理志》整理出来，定稿了。这五年，他没有白过。1971年，点校工作重新开始，王先生又回到北京。王先生分工主持南朝的《宋》《齐》《梁》《陈》《南史》五部书的点校，北朝部分由武汉大学唐长孺先生负责，故又有“南王北唐”之说。后来人事变动，王先生只点校了《宋书》《南齐书》和《南史》三部，《梁书》《陈书》两部只做了定稿工作。这个工作历时五年，到1976年，也就是“文化大革命”结束的那一年全部完成。动乱的十年，王先生有效地抓紧时间，学术上取得了累累硕果：《敦煌学研究》《历代物价考订》以及《新疆緤布》《历史地理学》《谱学》等文章都在这一时间写成。动乱结束，“四人帮”被打倒。面对这科学文化的春天，王先生虽因心肌梗塞病卧在床，但精神却十分振奋，一连写了几十首诗词畅抒情怀。工作上，除教学和研究之外，还先后出任了山东大学历史系主任、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历史学会理事、山东历史学会理事长、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顾问、中国唐史学会副会长、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国务院和教育部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第一届评议组成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议员、山东大学第一届博士点博士导师等行政、业务及社会工作方面的领导职务，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如为系里已故先生出版遗著、为被错划为“右派”的同志平反以及加强文科基础课教学等等。在这一时期，他的几部巨著《北周六典》《北周地理志》《西昆酬唱集注》《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等也先后整理或改写出版。除此之外，王先生于1984年又完成了《敦煌石室地志残卷考释》一书的编写。该书考释精辟，集结了他70年代以来的地理学、敦煌学方面的研究成果。接着又开启了27年前拟定的《中国物价史》的撰写工作。该书后来定名为《金泥玉屑丛考》，其资料是50年代末收集的。1984年，他欣然接受日本学术界的邀请，赴日本讲学。他在日本期间，先后应山口大学、九州大学、京都大学、东京大学和东洋研究所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邀请，做了《魏晋南北朝封建论》《魏晋南北朝文化——玄学与佛教》《唐宋文学》《回忆章太炎》等学术报告，以其精湛的学识、朴实谦逊的学者风范，惠听者以难忘的印象，博得极高评价。其翻译加藤洋子著文，题为《王仲荦东京讲学杂论》，刊于香港《明报》1984年10月号，对王先生这次讲学的内容、观点和影响进行了详细的评述，就是其中一例。1985年夏，德国波恩大学出版《中国》一书，邀请王先生写《中国历史》一文。他从上古写到当代，把中国数千年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光荣的优良传统等，用确凿的史料、正确的观点作了概括的论述。这篇概论性的文章，受到读者热烈欢迎。1985年，身患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等多种病症且年逾古稀的王仲荦先生，踌躇满志，壮心不已，不顾年迈多病，每天仍坚持工作四五个小时，往往一天要写两三千字。朋友问他今后的打算，他说：“我准备把这些年的论文编成一个集子，集名《㟙华山馆丛稿》，计划一年之内编成。此后视我的健康情况，还预备写几部书。生命不息，写作不止。”可是，就在他说过这话的第二年，当他完成了上书编写计划，另一部新著《金泥玉屑丛考》刚写完第五卷时，不幸于1986年6月4日因心脏病猝发而溘然辞世。王先生实践了他生前的誓言，走完了他拼搏奋斗的一生历程，成就他的光辉业绩，留下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和宝贵的治学经验。王仲荦的名字将彪炳于中国学术史册。
王仲荦先生一生未离开过学校，一直致力于教育和科研工作。半个多世纪里，他孜孜不倦，教学之余，著述不辍。尤其是在他人生的最后十年里，接连出版了《北周六典》（中华书局1979年出版）、《北周地理志》（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西昆酬唱集注》（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魏晋南北朝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再加上生前付梓，之后1987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㟙华山馆丛稿》、1988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隋唐五代史》、1985年交稿于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敦煌石室地志残卷考释》以及大体编成的《金泥玉屑丛考》（即《中国古代物价史》），以及先后发表的论文150余篇，总计十余种，四五百万字，都是内容丰富、自成体系、观点独到的传世之作。他终生执教，是一位受欢迎的优秀教师；他著述丰富，创见颇多，是一位著名的学者。王先生逝世后，他的弟子、同事，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郑佩欣先生有挽联云：
此联大体道出了王先生一生教学、研究的主要贡献。
王仲荤先生在学术上的建树颇多，归结起来大体有以下几个主要方面：其一，对古代史上几个重大问题，如古史分期问题、春秋战国之际的农村公社和休耕制度问题、物价问题、明代纺织业生产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等，都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尤其是古史分期问题，他独树一帜，提出了著名的魏晋封建论。他在《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的瓦解及封建关系的形成问题》（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出版）一书中作了深刻分析，认为从殷商一直到东汉，都是奴隶社会。中国奴隶社会大体可分为两个段落：第一段落从商代到春秋，是社会上农村公社和未获得充分发展的早期奴隶制并存时期；第二段落是从战国到东汉时期较发展的奴隶制，在那里农村公社已彻底瓦解，奴隶制开始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到魏晋时期，封建制度终于形成，并取代奴隶制而占据了主导地位，中国社会进入了封建时代。该书的出版标志着王仲荦先生魏晋封建论的建立，他本人则成了封建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1954年王先生在《文史哲》第4期上发表的《春秋战国之际的村公社与休耕制度》一文，被誉为“第一次以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探讨了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村公社制度的性质和作用”的佳作。此外，王先生此时发表的《两汉奴隶社会说》《魏晋封建论》等颇有分量的史学论文，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重视。1956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王先生的《曹操》一书，对曹操的军事才能、经济上的屯田和政治上的远见卓识等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论述，首次对曹操的历史功绩进行了公允的评价和充分的肯定，为后来史学界讨论曹操其人打下了基础，观点也被多数人所采纳和承认。其二，在古籍整理方面，王先生的贡献是很大的。如上文已经提到的，早在他十七八岁上学时期就着手注释宋代杨亿编纂的《西昆酬唱集》，并用两年时间写成了《西昆酬唱集注》。1962~1976年，他参加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织的《二十四史》的点校工作。今天我们读到的中华书局新校点版本的《二十四史》，其中就有王先生的一份功劳。1960年，他为高等院校主编《资治通鉴选》一书，再版五次。此外，王先生以七十高龄，又组织整理章太炎的遗著，主持《太炎先生全集》的编辑出版工作。其三，对于魏晋南北朝史和隋唐五代史的贡献，是王先生学术成就的主要部分。王先生专攻魏晋南北朝史是从50年代初开始的。据他自己说，1952年，他在山东大学历史系承担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的课程，由于自己一口南方口音，北方同学听起来困难，于是就开始写一本讲义来补救这个缺憾，但不尽符合教材要求，以后就索性放开手脚，花了五六年时间，写成了《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该著上册于1961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下册则因“文化大革命”爆发，只好搁置箱底，直到十年动乱结束，他才将此稿重新改写，分为《魏晋南北朝史》和《隋唐五代史》两部出版。1980年，《魏晋南北朝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该著80万字，分上、下两册。这部专史将中国中世纪370余年的复杂历史进行了梳理。在这段历史中，曾发生过三国鼎立，西晋的统一和内乱，十六国纷争，东晋江左偏安，南北朝对峙，北方的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及南方的宋、齐、梁、陈等五朝的更替等重大历史变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错杂，民族斗争、民族仇杀、民族融合同人民的反抗、起义和斗争交织，国家分裂，山河破碎；战争频繁，社会动荡；生产力遭破坏，人民痛苦流离；再加上思想文化儒、释、道诸家并行，互相斗争，互相渗透；现象错综复杂，问题头绪繁乱，要把这段历史抓住核心，理出头绪，揭示出发展规律，于黑暗之中写出光明的一面，是十分不容易的。因此，历代学者或只看见混乱、黑暗的一面，把它与欧洲黑暗的中世纪相提并论，认为无光明可写，或者视为畏途，不敢问津；致使这段历史长期研究薄弱，如陷五里云雾之中，再加上中国治史传统大多重政治、写战争，对丰富多彩的社会、经济、文化等现象则十分轻视，很少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史学界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虽有重大突破性进展，但传统观念的束缚仍很严重。因此，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也很难脱出如人们评论《左传》时说的帝王将相“相斫书”的窠臼。王先生明察这一弊端，决心给予突破，要学司马迁和班固，用新的观点和方法，将这段历史写出新的内容，建立自己系统全面的新体系。对于这一点，他在《魏晋南北朝史》和《隋唐五代史》的《序言》中作了详细说明，同时在《谈谈自己治学经过》一文中又作了阐释。他说：中国的古史，如《尚书》除《禹贡》篇外，大多是政治史，《左传》前人名为“相斫书”，当然近乎一种诬蔑，但它专讲政治和战争经过，却是实情。司马迁真是一位了不起的史学家，他写了很多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文学家的传记，并写得栩栩如生。此外，他的八书都是和经济文化有密切关系的。《贷殖列传》《游侠列传》《刺客列传》《儒林列传》，除了文化、经济以外，还介绍了当时的风尚习俗。班固的《汉书》：《食货志》重经济；《地理志》重地理沿革，也牵涉州郡物产；《艺文志》记录了文化的积累；《儒林传》看重学术的传授；《货殖传》《游侠传》也继承了司马迁的《史记》的优良传统，并有发展。班、马的优点，都是全面地介绍当时的社会。不管政治、军事、经济、文化，都全面介绍，这样才能看到祖国的伟大。我们今天写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我认为应该继承我国史书的优良传统，全面地介绍出伟大祖国的风貌，不但要把政治史、经济史讲清楚，也要把祖国的优秀文化介绍出来。
在建国前，有人把魏晋南北朝时期看作是中国历史上的黑暗时代，认为它一团漆黑，社会经济停滞不前，我本人也曾受到过这个看法的影响。后来我这个看法改变了。诚然，魏晋南北朝时期，自然经济占绝对统治地位，货币近于废弃，这是由于封建依附关系的加强而造成的，但不等于说这个社会的进展就裹足不前了，这个社会的文化就不向前发展了。相反，在这个时期，无论是经学思想、哲学思想、宗教思想、史学著作、地理学著作、文学创作、文学批评、绘画、书法、雕塑、音乐、舞蹈、杂技等等，以及科学技术方面，都有重大的成就。
基于这个认识，王先生认为，魏晋南北朝史不是没什么可写，而是大有作为；不是写不出光明，而是没有深入全面地研究。在这个思想指导下，王先生在全面深入地研究了这段历史之后，针对过去的弊端，实事求是，以大量具体史料为根据，着重写了这一时期的光明面，少写野蛮暴行、黄色和黑暗的东西。他说：
拙著《魏晋南北朝史》，文化部分的字数几占全文字的四分之一；《隋唐五代史》共120万字，文化部分，几达50万字。重点写经济部分，强调农业经济的发展，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尤其强调文化的发展，借此来冲淡政治、军事方面黑暗面的影响，我想是有必要的。凡是太恐怖、太野蛮的行为，如隋末的朱粲，如唐末的秦宗权、孙儒这一类人的暴行一概不写。有关黄色的故事，如隋炀帝戏陈夫人等事……不再提及了。
此外，王先生在这两部巨著中，强调了民族融合和团结。对北方十六国时期，过去论者往往只看到少数民族的野蛮落后，写民族关系多写民族歧视、仇恨和残杀，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整体面貌的。如果只有仇杀，各族人民还能生存，国家政权还能维持吗？民族融合和团结才是历史的主流。史学家的任务就是透过复杂的历史现象去发现主流，发现本质，把它揭示出来，写出历史的真面貌。王先生的这些独到的见解和这两部专著的许多建树，基本扭转了过去那些因偏见形成的蒙昧状态，诚如他《挽尚钺》诗说的“古史自今开草昧”，开辟了魏晋南北朝历史的光明的新局面，为史学界普遍欣然接受。目前史学界流行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历史的主流——南方经济大开发、北方民族大融合的看法，就是对王先生这些观点和建树的肯定和概括。他的《魏晋南北朝史》于1988年获我国社会科学最高奖赏——国优奖，是理所当然，当之无愧的。
《北周六典》和《北周地理志》，也是王先生的著名力作，是他魏晋南北朝史丰碑的组成部分。这两部著作是他在青年时期就完成了草稿，在箱底压了40年，后四易其稿，经过大半生的反复琢磨、修改，才拿出来出版的。《北周六典》40万字，从历史的渊源上阐明了北周典制。因为西魏、北周的典章制度十分独特，纷乱复杂，是历史研究中的难点。王仲荦先生不畏艰难，收集了《周礼》《左传》《国语》等先秦典籍中关于六官的所有资料和南北朝隋唐史书以及金石、考古资料中有关北周官制的记述，详加考辨，系统排列，将北周一代典制大白于世。此外，他还广搜当时各方面的典章故实，分门别类地置列于各有关官职之下，该书不仅是一部官制史，而且还是具有“会要”性质的杰作。《北周地理志》70万字，分上、下两册，把北周大象二年（580年）以前的疆域、行政区划的215州、552郡、1056县的基本情况考辨清楚了。这也是件了不起的工作。因为史籍中有关北周、北齐疆域界划的记载，语焉不详，面貌模糊，不下大功夫是难以搞清的。这是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的一个难点和障碍。为了突破这个难点，扫除这个障碍，王仲荦先生收集了有关地志、史书、碑铭中的大量有关资料，写成此书，弥补了这一缺陷，实在功德无量！《㟙华山馆丛稿》是他的重要论文结集。他对史学广阔领域里的许多独到的见解、观点和理论上的创见，都集在其中，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是研究王先生的学术思想的重要依据。
《金泥玉屑丛考》是一本有关古代物价史的专著，是王先生经济史研究成果的集中表现，对经济史界也是一个不小的贡献。王先生学识渊博，国学底子深厚，兴趣也很广泛，除了史学外，对地理学、敦煌学、文学、书法等也有极深造诣和突出的成就。他青年时曾师事章太炎、任堇叔等国学、书法大师，亲聆他们的教导，在文学书法方面很下功夫，打下了扎实的基础。王先生轻易不以书法示人。但凡见过他手迹的人，无不感到钦服。他的书法，笔画工整有力，横竖得当，刚健苍劲，气势浑厚，体魄雄健，颇有魏晋风骨。连他的书法老师任堇叔先生也赞叹不已。王仲荦先生原本是学古典文学的，对于诗词下过很深的功夫，又得到国学大师章太炎和汉学家洪在湖、冯君木等人的指导，对古代典籍研读得很多很透。他在求学时期写成的《西昆酬唱集注》，就是一部很见功力的文学研究专著。《西昆酬唱集》是一部很难读懂的作品，里面掌故很多，王先生，将其中的典故追根求源一条不漏地全部注出，对古典文学研究实在是一大贡献。王先生还有《敦煌石室地志残卷考释》一书，生前已完稿，是他70年代以来关于地理学、地志学、敦煌学研究成果的结集，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王先生给我们留下的学术成果是丰富的、宝贵的，然而更值得珍视的是他的治学经验和他的人品风范。王仲荦先生一生致力于史学，积累了丰富的宝贵经验。撷其要者，大体有以下几点：一是博。博览群书，打好基础，这是治学的起码知识准备。因此，他在青年时期就把家藏的五六千册书籍通读过了。王先生曾说过，他爱好文学，20岁前就决定要学文科，听课之余，广泛涉猎，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古典文学和诗词等无所不读。他为了多记掌故，读通温庭筠、李商隐的诗，就选择了一本《西昆酬唱集》为之作笺注。他认为作此笺注仅靠《佩文韵府》是不行的，于是就找了很多书，经、史、子集无所不有，四面陈之，天天翻检，遇到《西昆酬唱集》中的掌故，便记下来，加以考辨，弄清其出处、含义。这种办法，世人谓之“獭祭鱼”。李商隐为文，就是采用此法。王先生也学此法，用了近两年工夫，基本完成了笺注工作。王先生借此熟悉了资料，充实了自己，打好了深造的基础。当时有四五条典故找不到“娘家”，十多年后，才在《山海经》郭璞注里找到了。又如他写《北周六典》（起初叫《北周职官志》），不仅遵从章太炎先生的指示，细致认真地研读了孙诒让氏的《周礼正义》这本集大成的著作，而且广泛参考金石墓志，特别是赵万里氏的《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不仅参阅了《国语》《左传》，搜集了其中有关周官的大量资料，而且还对周官以外北周采用的汉魏官制的许多史料一一找出它们的出处，涉及文献资料之广是少有的。《北周地理志》的写作困难则更多，涉及面也更广。因为主要依靠的《魏书·地形志》和杨守敬的《隋书地理志考证》很不足用：一是魏收的《魏书》是根据东魏的版图来写的，关西的郡县只据孝武帝永熙旧籍，对西魏添置的郡县一概不收，资料残缺不全；二是《隋书·地理志》对梁、陈、周、齐的郡县废置非常简略，连《魏书·地形志》里所记的北方州、郡和县，在《隋书·地理志》中也找不见。怎么办？只好广泛阅读，以蚂蚁啃骨头的办法，“一个郡一个郡地解决，一个县一个县地解决，郡县次第解决，州也自然而然地解决了”。然而最能体现王先生知识广博的，还是他的《魏晋南北朝史》和《隋唐五代史》。在这两部书里，秦汉、魏以及隋唐五代的史籍，他都能十分娴熟地引用，可见其史料基础功底之厚实。二是精。即在博的基础上，精读深钻几本基本书，把它读得烂熟。王先生曾说过：“一个学者要有几部书熟烂于胸中，这样才能控制全局，无往不胜。”这是他自己的经验之谈，有许多书他是“熟烂于胸中”的，尤其是《资治通鉴》。他常对人说起，抗日战争时期，只身流落于云南、四川，手头别无他书，只有一部《资治通鉴》，于是就反复细读，一连数遍，将其所记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一千多年的历史事实和基本线索弄清记熟，从而深得司马光治学精神的精髓。他自己不止一次地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是靠一部《通鉴》起家的。”他自己这样做，也这样要求学生。尤其是对研究生和青年教师，他一再强调，务必熟读基本资料，追根索源，不穷不止，切忌浅尝辄止，或专靠第二手资料去做文章，那样是不会有什么创建和造就的。三是勤。勤读、勤记、勤思、勤写；书不离眼，笔不离手，脑袋不停地思考问题，并把学、记、思、写有机地结合起来，把学到的知识变成自己的活的智慧和创造的源泉，使之开出新的花，结出新的果。这是王先生一生的治学特点和成功的根本要诀。他一生求学、教学、治学，先后六十余年，总是勤勤恳恳，孜孜以求，从不浪费时间。在和平环境、科学文化的春天，固然精神振奋，全力以赴，日夜拼搏；就是在动荡不安的年代，他也能沉下心来，埋头于读书和写作。抗战时期，他在流浪中熟读了《资治通鉴》；十年动乱中，他在点校《二十四史》之余，还整理、改写旧作，完成了《北周六典》《北周地理志》《西昆酬唱集注》等近200万字的书稿；在他多病缠身、已逾古稀的晚年，仍然给研究生授课、参加各种学术活动和不停地写作；直到他停止呼吸的前一刻，还在伏案赶写他的《金泥玉屑丛考》，实践着他“生命不息，写作不止”的治学之道。四是严，即严格的自我要求、严肃的治学态度。王先生在学业上精益求精，从不急于发表文章、出版书籍。他常以此态度告诫青年学者“良工不示人以璞”，总是要将玉石雕琢得十分完整精美，才肯拿出去给人看。如他20岁左右写成的《北周六典》《北周地理志》《西昆酬唱集注》等书稿，就是因为自己觉得当时还年轻，涉世浅，对所用史实史料还不能完全理解，怕不成熟，而把它们搁置起来，压在箱底四十余年，并背着它们辗转于上海、浙江、云南、四川、南京、青岛、济南，经历过抗战烽火的洗礼、十年动乱的劫难，直到年逾花甲，自以为成熟时，才把它们拿出来，重新修改写定、出版。他的《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也是如此。50年代上半期，他即写成了《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1961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上册。当197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决定再版上册并出版下册时，他说，时隔25年，史学研究发展很快，变化很大，许多问题经过讨论都达到了新的水平，25年前的旧作，不加修改，拿出来发表是不合适的。因此，他毅然决定重新改写。经过六年辛勤劳动，将此稿改定为《魏晋南北朝史》和《隋唐五代史》两部出版了。王先生这种严格要求自己的负责精神和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是值得很好学习和发扬的。五是创。王先生善于独立思考，勇于开拓创新。他早年从师章太炎先生，当时章太炎因主张读经受到非议，王仲荦也曾认为读经无用。后来亲聆了章先生讲学的内容，经过认真思考以后，这才发现章先生主张读经是为了学习历史，主张“保国性”是为了继承优良传统，发扬爱国主义，与守旧势力提倡的“尊礼读经”的复古主义是根本不同的，因此改变了对章先生的看法。王先生善于独立思考的优点，是他在学术上多有建树的重要因素。王先生不仅善于独立思考，而且勇于开拓，敢于创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当“西周封建论”和“春秋战国封建论”风靡国内史坛，被视为权威观点，在古史分期问题上占统治性地位的时候，他敢于独树一帜，大胆地把自己通过认真研究所得出的不同结论发表出来，供人们讨论，终于成为一家之言——魏晋封建论而载入了史册，为国内外学者承认和敬服。当传统观点普遍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黑暗时代”，无什么光明可写的时候，王先生通过自己深入的研究、独到的识见，全面正确地描绘了这一时期的历史全貌，揭示了历史发展的规律和时代的主流：南方经济大开发，北方民族大融合，开拓出了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新天地。王先生为人正直，主持正义，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注重情谊，不忘故旧。不论是对待老师还是同事，也不论是对待朋友还是学生，他都相待以诚，受恩不忘，施惠无念。如他对恩师章太炎和任堇叔，都是常铭于心，永志不忘。太炎先生逝世以后，是他紧随章夫人，协同她创办起太炎文学院，并对章氏后人关怀备至；是他于1936年同沈延国一起，整理了章太炎遗著目录，发表在上海《制言》杂志上；是他在古稀之年，不辞辛劳，于百忙中拿出时间和精力，组织了《章太炎全集》的编辑和出版工作。对任堇叔先生早年赠与他的《杨刻急就章》一书，他请章太炎先生为之题签封面，以为纪念。这一书稿他一直珍藏了几十年，终于在1986年出版问世。抗日战争时期，他在重庆中央大学柏溪分校任教时，曾与蒋礼鸿（杭州大学教授）共事，过往甚密。30多年后，1978年，蒋先生路过济南，未能与王先生相见，王先生深为遗憾，一气写了三首忆旧诗相寄，以表思念之情深。其中一首云：
卅年不见阿龙超（蒋先生属龙，故以龙称），未枉高轩叹寂寥。记得柏溪明月夜，嘉陵江上听清箫。王先生一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为人十分坦诚。尤其是对于后学，总是循循善诱，极尽奖掖，关怀无微不至。1962年，他有个助教，由于不白的原因被迫下放，情绪有些不高，甚至心灰气馁，他就好言相劝，用心安慰鼓励，教他把反面刺激当作激励自己前进的动力，下去老实做人，努力读书，做好工作，将来一定会作出成绩和贡献的。此人遵从王先生的教导，终于走上了成功之路。还有的学生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蒙受冤屈，他都坚信这些学生的无辜，竭尽全力奔走呼吁，想方设法为其平反昭雪。
王先生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学术上与自己观点不同的讨论，他总是竭诚欢迎，就是言词过火一点，也能看其主流，只要言之成理，就欣然接受。对在“反右倾”和“文革”中飞来的无稽批判和莫须有的罪名，他总是一笑置之，任历史去做结论，既不轻率屈从，也不硬性抵制。对曾批判过自己，历史已证明批判错了的人，也能历史地分析，正确地对待，表现出一种豁然大度的超然风范。总之，王仲荤先生的一生是拼搏的一生，奋进的一生，无私奉献的一生。他为新中国的教育和科学文化事业献出了毕生精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的光辉业绩，将永远彪炳于祖国科学文化的史册；他的奋斗精神和丰富的治学经验将永存于世；他的嘉言懿行不仅懿范当代，而且将会嘉惠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