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研究
5 / 杨国荣以事行道
——基于泰州学派的考察
14 / 付长珍
此心“安”处
——论儒家情感伦理学的奠基
22 / 陈晨捷
论“家庭本位”与“个人主义”兼容之可能进路
——以先秦儒家“报”伦理为视角
当代学术纵览
32 / 丛日云黑格尔法哲学的逻辑结构与历史内涵
——兼与韩水法教授商榷
43 / 林 鹄司马光的学术逻辑与唐宋时人对汉武帝的看法：读《制造汉武帝》
54 / 胡 鸿
寇谦之的密码
——一个宗教叙事的解读
67 / 李晓峰唐宋诗学观照下的“野水”意象
77 / 张学军莫言小说中的意象叙事
儒学研究
86 / 张 卉 蔡方鹿
政治视域下的先秦儒家“鬼神”观
95 / 白立超传统儒家论“血流漂杵”：价值共识与史实考究106 / 蔡 蓁
宋代儒家视野下的堕胎问题
海外中国学研究116 / 颜子楠抒情与商业：《剑桥中国文学史》中的明代诗歌研究范式 126 / 高 源
中国哲学经典在芬兰的早期译介与传播136 / 路传颂良知既非能力之知亦非动力之知
——与郁振华、黄勇商榷
政治哲学与法哲学研究144 / 孙晓春传统话语背景下近代维新派的民权观153 / 杨 松 徐梦秋
论作为行为之理由的规范
摘 要：以“得君行道”和“觉民行道”来划分理学的两种形态，并将王学以及作为王门后学的泰州学派作为“觉民行道”的主要范例，构成了余英时考察宋明理学的重要之点。然而，这一看法并不合乎思想的实际演化过程。以泰州学派而言，其重要特点首先体现于把“事”和“道”联系在一起。历史地看，正是“日用即道”，而非“得君行道”或“觉民行道”，构成了儒家的重要传统，明代王学包括泰州心学的重要特点，在于上承和突出了这一传统，并由此进而提出“以事行道”。在泰州学派那里，“以事行道”不仅涉及日用常行，而且关乎广义的经世活动，后者既包括人和对象的相互作用，也指向社会治理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过程。“以事行道”以人为行事主体，肯定“以事行道”，在逻辑上也包含着对人的作用的关注，后者体现于泰州学派所提出的“造命由我”观念。对主体力量的注重，逻辑地导向对自我的理解和定位。在“淮南格物说”“明哲保身论”之中，泰州学派这方面的思想得到了具体的体现，后者可以视为“以事行道”的观念在社会领域中的进一步展开。作 者：杨国荣，西北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暨哲学系教授
摘 要：情感能否为道德奠基是情感主义德性伦理学的根本关切和原初问题。先秦儒家基于自然人性论，从人禽之辨的分疏中确立起人伦道德的基础，即“心安”是人性的灵明一点，以“不忍”与“心安”作为道德行为判准的依据。心是道德意识之源，安是道德行为之基。德性的始基扎根于人的自然需求和身体感受，具有深沉的切己性和家园感。“安”不仅是良心之安，还关涉安于仁义与礼法，心安是“情感与理性”“良知与规范”的统一。从“何为安”“何所安”“如何安”等层面重构儒家情感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域，反思情感与理性二分法解读的困境，尝试探索一种诠释儒家伦理学的“厚概念”进路，以期更好地彰显儒家大伦理学的精神本源和具身思维特质。作 者：付长珍，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
摘 要：当代中国正处于“半陌生人社会”的形态之中，对此注重家庭伦理的儒家传统需要作出理论回应，以期能够调适“家庭本位”与“个人主义”的紧张关系。大要而言，作为“礼”之根本精神与思想渊薮的“仁义”可以充当整合“家庭本位”与“个人主义”的理论框架：体现“理”并被要求“合于众适”的“义”能够接榫“个人主义”，从而与源发于血缘关系、维系家庭伦理的“仁”（“亲亲”）相反相成，建构面向未来的“礼”即社会秩序。不过，儒家传统“义”的内涵主要是等级制度下的“贵贵尊尊”，与现代权利个体的平等、公 正诉求相左，必须予以重构。对此“报”伦理（尤其是“以怨报怨”）适足以作为重构的理论基点与价值基础：一方面，前道德的“以怨报怨”可以促进“对等”甚至是“平等”观念的生成，从而引入“他者”视角，校正儒家传统对道德主体性的偏重而伸张“主体间性”；另一方面，“以怨报怨”所蕴含的“互换性”要求可以作为衡定既有的或未来生成的道德规范、社会制度之合理性与正当性的规尺与准绳。当下中国的社会形态、价值观念与伦理规范正处于多元冲突与整合之中，“报”伦理所蕴含的“平等性”与“互换性”可以补充儒家“金律”之不足，并为伦理调适与秩序重建提供内生动力。作 者：陈晨捷，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儒家文明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副教授
摘 要：黑格尔的国家理念是对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超越，其现实原型是“后拿破仑时代”新教北欧日耳曼国家；其“伦理”阶段的三个逻辑环节“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指个体与共同体关系的三种类型及三种类型的国家，三者的逻辑关系与历史顺序高度统一。黑格尔的历史感表现在对国家理念的哲学把握与历史发展趋向的内在一致性，而不是严格按照历史顺序来安排法哲学的论证体系。其法哲学拒绝英法的现代化模式，推崇在现代北欧新教日耳曼世界已经呈现轮廓的现代化模式。这一模式承认个体的解放和进步，并在此基础上重建整体与个体的统一，将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所开启的社会个体化进程引向另一方向。它使整体具有吸纳和消化个体的巨大优势，偏重国家权力的理性化和高效化，却疏于对个人权利的保障、对国家权力的规范，以及公众的深度参与。这一模式的缺陷后来继续发展，便导致德国现代化的歧途和灾难。作 者：丛日云，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司马光的学术逻辑与唐宋时人对汉武帝的看法：读《制造汉武帝》
摘 要：辛德勇《制造汉武帝》认为，为了反对王安石变法，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刻意采用不可信的《汉武故事》，塑造了虚假的武帝晚年政治形象。本文对此有所质疑。首先，《通鉴》相关部分，完成于王安石变法之前。其次，辛氏对《汉书》的认识，有偏颇之嫌。其三，武帝末年悔过，是唐宋时人的普遍看法。其四，辛氏所举司马光观点前后变化两例，均不能成立。其五，《通鉴》中汉武帝与戾太子政见分歧的记载源自《汉武故事》，并非无可争议的定论，而辛氏对吕祖谦《大事记》、王益之《西汉年纪》及王祎《大事记续编》的解读，均有商榷的余地。关键词：《制造汉武帝》；司马光；《资治通鉴》；《汉武故事》；《西汉年纪》作 者：林鹄，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寇谦之的密码
——一个宗教叙事的解读
摘 要：《魏书·释老志》所记寇谦之在嵩山两次遇神的故事，是一个经过精心设计的宗教叙事。其中隐藏在干支符号之后的年月日选择，尤具深意。首先，两次大神降临的日期都是十月五日，这是天师道非常重视的下会日，选择这一天与三会日诸神降临治堂的通说相合，易为天师道信徒所接受。其次，运用以干支为主要工具的择日历术，选择正月朔日与十月五日干支重合的两个年份作为修道叙事中的重要节点。较早的辛丑年被作为修道开始之年；而较晚的神瑞二年，其岁干支与正月朔日、十月五日重合，具有更高的神秘性，太上老君降临并授予寇谦之“系天师”之位便定在此年。再次，牧土上师李谱文降临嵩山的日期，被安排在泰常八年嵩洛地区被纳入北魏版图之后，又在泰平王登基成为皇帝之前，无疑是寇谦之观察外界政治变动后理性选择的结果。最后，在泰常八年与修道开始的辛丑年之间，根据术数的美感选择辛亥年作为修道历程的重要节点并加以强调，这在一定程度掩饰了泰常八年神降与政治时局的联系。作 者：胡鸿，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教授
摘 要：“野水”意象展示了唐宋诗学的重要转向。中国古代诗学从唐代野字意象的逐渐增多，到宋代野水意象的异军突起，不仅意味着唐宋诗学从“大物山水”到小景山水的转向，而且从杜甫所开创的“野水”美学至中唐诗人“野水”写作传统的逐渐形成，幽远寻仙的峻险之趣，也伴随着“大物山水”的传统有所消歇，宋人萧散简淡静观自我的“野水”美学成为时代意趣。“野水”作为宋代小景山水传统写作中不可或缺的意象，其审美价值和意义不仅在于可游，更在于可居。“可游可居”作为野水此在性山水美学的具体展开，与“可行可望”的彼岸山水美学成为中国诗学的两大传统。它话语的多重生成背景和生命意蕴，不仅在于其自然平淡之趣、人格自由精神之适，也体现了诗人对精英中心集团的疏离，而荒寒无边之境与无始无终之我的未完成性遂成为野水之美的本质。作 者：李晓峰，新疆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
摘 要：中国古代文学中意象运用的成功经验，启发了莫言的艺术灵感。莫言在小说创作中运用了纷繁多彩的意象，有自然意象、社会意象和民俗意象等，借助意象的象征作用，使意象成为叙事的焦点，将所蕴含的哲理意义含蓄地显示出来，实现了对诗意的追求。意象还具有疏通文章经络，贯通伏脉、沟通情节联系的功能。成功的意象运用能够激发出作品的艺术魅力，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意象犹如小说中的眼睛，透过这一眼睛，就可洞察到作品的审美内涵之所在，如红萝卜、红高粱、红耳朵等就是这样的“文眼”。作 者：张学军，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
摘 要：政治是先秦儒家“鬼神”观的重要视域。先秦儒家以人为立论根据，论证了“鬼神”与政治结合的合理性，重点诠释了士以上阶层尤其是天子、诸侯的祭祀。君王在祭祀“鬼神”时极力彰著自己的情感、道德，以博得“鬼神”的青睐和求得天命。君王祭祀“鬼神”也是强化政治秩序和实施政治教化的需要。先秦儒家的“鬼神”观既重视人的情感和伦常，又通过一系列繁杂但有序的祭祀仪式来表达政治意图，这是先秦其他诸子的“鬼神”观所不具备的。先秦儒家的“鬼神”观从宗教神学和哲学两个方向影响到了后世儒家对“鬼神”的诠释。关键词：先秦儒家；“鬼神”观；君德；政治秩序；政治教化作 者：张卉，西南财经大学社会发展研究院讲师；蔡方鹿，四川师范大学杰出教授
传统儒家论“血流漂杵”：
摘 要：《尚书》记载牧野之战“血流漂杵”，孟子以仁政立场质疑《武成》的记载，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儒家的反战立场，王充、赵岐等学者在过辞说的基础上不断完善。荀子则重构了牧野之战的场景，提出周武王“兵不血刃”、商纣军队“倒戈”的说法，后世学者在此基础上将“兵不血刃”“前徒倒戈”“血流漂杵”等表述巧妙结合起来，形成了完整的逻辑链条，影响至今。在传统社会中，部分儒者亦肯定“血流漂杵”记载的真实性，并指出战争是摧毁暴政必不可少的手段，现代学者也对“血流漂杵”的真相展开研究。梳理“血流漂杵”的历代诠释可以显示，对历史事件进行重构性叙述，是儒者论证、秉持、不断强化其价值观念的重要渠道。当代儒学研究有必要在新的学术条件下，对旧有叙事进行分析和取舍，对“血流漂杵”提出自己的史实考究。作 者：白立超，西北大学副教授
摘 要：与认为儒家思想并不重视堕胎问题的刻板印象相反，从宋代的法律和儒医关于妇产医学的论著中可以看到，胎儿的生命已经作为一个潜在的人类生命在法律上被加以重视和保护。鉴于当时系统而完整的胎儿发育及胎教学说，儒医普遍把胎儿时期看作人类生命的开始。基于对胎儿的这种看法，儒医一般来说对堕胎持反对立场，但是他们也秉承了儒家在处理实践问题时一贯采取的整全性态度，在复杂的现实中，对堕胎所涉及的多方面的价值和考量加以重视和权衡。作 者：蔡蓁，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抒情与商业：
摘 要：《剑桥中国文学史》于2013年出版了中文版，国内学界对这部文学史的讨论集中在判断其理论框架的优劣与利弊，但尚未思考欧美汉学为何会提出“文学文化史”的研究框架。《剑桥中国文学史》对于其读者群体的关注导致了这一研究框架的产生。此外，作为一个“边缘学科”，欧美汉学需要与西方学术体系内的主流学科进行互动，因此转向“跨学科研究”。以明代诗歌为例，欧美汉学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大多是从西方学术体系内的主流学科借鉴而来的，这主要是因为欧美汉学在明代诗歌方面缺少“文学本位”的研究成果。关键词：欧美汉学；明代诗歌；文学文化史；文学本位；研究方法作 者：颜子楠，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摘 要：中国哲学典籍在欧洲主流语种国家的传译一直受到广泛关注，但在芬兰及北欧的译介情况尚待综合梳理。芬兰民族文化的觉醒、早期学院派的建立、探险家的科考以及传教士的差传，构成了芬兰汉学勃兴的多重动因。迂回译介策略与比较经学的研究进路是中国哲学文献“芬兰化”传译的主要特征。芬兰汉学家先道家后儒家的译介次序并非意味着忽视中国社会生活中儒家的主导性作用，而是从比较宗教学角度自觉反省“他者”的形而上学高度，并尝试与本土路德神学传统相参照。这种宗教终极关怀与内在哲学精神沟通的形而上学比较视角对充分理解中国哲学经典如何传入芬兰暨北欧社会语境具有重要启示。关键词：芬兰；中国哲学；早期译介；汉学传播；“中国—北欧”哲学互动作 者：高源，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长聘体系副教授、欧洲文化高等研究院研究员
良知既非能力之知亦非动力之知
摘 要：郁振华和黄勇都认为道德命题知识不具有实践能动性，而王阳明的“良知”具有实践性，因此“良知”不是命题知识。两位先生分别把王阳明的“良知”诠释为能力之知和动力之知，但如此一来，“知而不行”就只是一种认知缺陷，而不是道德缺陷，即只具有道德命题知识，而没有实践性道德知识；要做到“知行合一”，道德主体要在命题知识的基础上“别立个心”以获得实践性道德知识。道德能力之知与道德动力之知的概念也抹杀了信念与知识的分别，因此许多能够用“道德信念”解释的道德现象，是道德能力之知和道德动力之知难以解释的。为了说明“良知”的实践能动性，我们只需要放弃道德命题知识不具有实践能动性的观点，而不需要另立一种自成一类的道德知识。作 者：路传颂，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副教授
摘 要：维新派的民权观是近代中国思想界向西方学习过程的重要环节，维新派有关民权的讨论始于中日“甲午战争”以后，维新派阐释民权的过程与其理解和接受西方近代价值理念的过程是基本相应的。权利与权力是维新派理解民权的两个维度。把近代的自由、平等理念置于传统话语背景下加以解释，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近代中国思想界的进步，但传统话语也导致了维新派民权观的理论局限。作 者：孙晓春，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摘 要：行为的理由是用于证明、阐释行为合理性的依据，也是使得行为具有合理性的原因。在行为的诸多理由中，规范乃是最常见也最具说服力者。当行为处于规范所关涉的情境之中，并且与规范所指示的行为类型相符合时，规范就能够成为证明该行为合理性的理由。在判定行为合理性的时候，人们往往会首先使用对具体情境和行为模式界定较为明确的“规则”；在没有“规则”可依据的情况下，则会考虑采纳一般性的“原则”。在通常状况下，个体愿意服从社会的要求，将规范作为行为优先的和排他性的理由，这是因为规范要么是权威意志的体现，要么是由强制力保障而实施，又或者是按照规范而行动已经成为生活习惯。社会群体之所以对个体有这样的要求，也是因为规范不仅是社会活动的构成性要素，而且是社会共同体稳定发挥作用的保证。理想的社会规范应是共同利益和特殊利益协调一致、彼此交融的体现。作 者：杨松，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徐梦秋，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