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鹤声：四壁图书中有我，我以著述献中华！ | 郑一钧

人物简介

郑鹤声（1901-1989），浙江诸暨人，著名史学家、文献学家。原名松表，字萼荪，号鹤皋（取《诗经》“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之义），后改号萼荪。1951年，到青岛山东大学，先后任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文史哲》编委会委员等职，是20世纪50年代全国著名的山大历史系八大教授之一。其研究领域广泛，涉及清史、中华民国史、中国近代史、中国史学史、中国文献学等方面，尤以中国近代史、中西交通史、中国史学史研究成就突出，是我国中国近代史和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

郑鹤声

作 者 | 郑一钧，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

原 载 |《山东现代著名社会科学家传》第一集，第87-116页

原 题 |《郑鹤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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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鹤声教授，字萼荪，1901年5月19日（农历四月二日）出生于浙江省诸暨县北乡泰南村一个农民家庭。1920年考入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文史地部，1922年该校与南京国立东南大学（今南京大学）合并，1925年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1921年参加南京高等师范史地研究会。1924年在东南大学加入史地学会，先后担任学会刊物《史地学报》编辑部副主任和总编辑。1925-1928年，受云南省教育厅之聘，在昆明云南高等师范学校和东陆大学（今云南大学）任教，讲授“中国史学史”“正史研究”等课程。1929年任南京教育部编审处常任编审，同时兼任中央政治学校、中央大学特约讲师、教授。1931年任南京国立编译馆专职编译，兼人文组主任。1946年任南京国史馆纂修兼史料处处长。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第三所南京史料整理处研究员。1951年以后，先后任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中国近代史教研室主任、中国近代史研究室主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和中西交通史研究室名誉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文史哲》编委会委员、山东地名及通志编委，并被选为山东省政协委员。郑鹤声教授一生勤奋治学，学识渊博，熟谙古今，尤擅长中国史学史、中国近代史和中西交通史。治史六十余年，研究领域十分广阔，在中国史学史、目录学、文献学、史料学、清史、中国近代史、民国史、中西交通与海外关系史、民族史、历史教学法、史学概论等十几个方面均有所建树，著述浩瀚，多达160余种，2000余万字。他是当代我国近现代史和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当中国知识界还盛行以搜罗宋、元版本为贵的风气时，他就另辟蹊径，广泛搜集中国近代史料，致力于中国近代史研究，在1929年至1930年间，著成100余万字的《中国近世史》，明确提出新航路发现以后，欧洲人东来的近三四百年的历史，应为中国近世史的范围。他的研究被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认为是当时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两大流派之一（另一流派以蒋廷黻为代表他著有《中国近代史》）。1943年，他又撰写出版了《中华民国建国史》，开创了中国现代史研究领域。早在1926年，郑教授就发表了《大月氏与东西文化》等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论文，开始了中外关系史和中西交通史的研究。特别是1935年他对郑和下西洋史料有了新的发现之后，几十年来又一直致力于郑和下西洋的研究，著有《郑和》《郑和遗事汇编》《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与郑一钧合撰）等专著及论文多篇，是国内外研究郑和著述最丰和最有成就的专家之一。早在学生时代，上海中华书局于1924年就出版了他的学术专著《汉隋间之史学》。1928年，即他27岁之时，商务印书馆就为他专门安排出版《郑氏史学丛书》，将他撰写的一系列著作（以在云南讲学时撰写的各门课程讲义为主）陆续出版。作为我国老一辈著名史学家，他一生为祖国留下了十分丰厚的史学遗产。

郑教授从小好学，特别爱读历史书籍。少年时比较喜欢和常读的有《史记》、广东陆军速成学堂编印的《中国历史全书》等。中学时代，在武昌高师文史地部上学的大哥郑鹤春，常将学校发的讲义带回家中供他阅读，使他提前系统地自学了大学文史地部的各门课程。与此同时，他还着力通读了《史记》《资治通鉴》以及“五经”等古籍，初步打下了治史的基础。在大学求学时，历史教师为著名史学家柳诒徵（翼谋）。柳先生的教学方法，以探求原始史籍为主。在讲授中国史时，他并不编写讲义或某种纲要，仅就一朝大事，加以剖析，然后指定有关原始史籍等若干参考书，让学生有针对性地独立去阅读、钻研。例如，讲到两汉的历史，就指定《史记》、两《汉书》等为参考书；讲到三国两晋的历史，就指定《三国志》《晋书》等为参考书，以此类推。读了以后，要把心得体会写在笔记本上，由他详加批阅。柳先生要求学生平时以阅读正史（“二十四史”）为主，并经常从正史中找出许多研究题目，让大家搜集资料，加以研究，撰写习作，由他评定甲乙，择优推荐给《史地学报》或《学衡》杂志发表。这种治学方式，的确是一种促使学生独立思考的、很切实的好方法。郑鹤声教授正是由于在大学时代受到较为严格的训练，而养成了一种严谨笃实的学风。在柳先生的影响下，他在大学几年中，除把“四书”“五经”《纲鉴易知录》《资治通鉴》等书读完，又孜孜不倦地通读了“二十四史”“九通”《史通》《文史通义》等书，加上以前所读大哥购置的各种大学文史地教科书、讲义，新出版的文史地理书籍数千册，真可以说是“读书破万卷”了。郑教授由于系统地研读了中国史学史方面的各种名著，深深为中国史学悠久的传统和灿烂的成就所吸引。在大学读书时，即有志于中国史学史的撰述，毕业论文即以“汉隋间之史学”为题，撰成一部十余万言的学术专著。该文共分十章，分别论述了汉隋间史学包括的内容与范围，分析了史官的沿革、生活及作用，介绍了汉隋间的史学家、史学著作及体例，探讨了汉隋间史学领域内一些值得注意的现象。由于全文对自汉至隋的史学作了全面而精辟的论述，柳诒徵先生读后大悦，于封面上批了“一时无两”四字，以示赞赏。此文先在《学衡》杂志上连载，接着又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单行本。

郑鹤声教授

郑鹤声教授在云南高等师范学校和东陆大学讲授“中国史学史”诸课程期间，以讲义形式，撰写了一系列中国史学史方面的著作。其中有系统论述自古至现代中国史学发展过程的《中国史学史》。该书将中国史学发展的历史，分为上古时代、自汉至隋、自唐至明、有清一代、现代史学四个发展时期，以阐明中国史学从萌芽、产生，到昌盛、衰落和蜕化的发展过程。该书对上古乃至现代新时期的中国史学，分别作了简洁的论述，使人们可以基本上掌握中国史学发展的脉络。郑教授在讲授中国史学史时，为了让学生能够明白“二十四史”的基本内容，就各书的源流派别撰述要义，一一加以介绍，各史自成一册，分别为正史总论和各部史26册。1926年，云南高师将以上26部印成讲义，供学生研读。“二十四史”是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必读的基本史籍，但由于其篇帙浩瀚，源流派别纷繁复杂，致令人们有“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读起”之慨。郑鹤声教授撰写的这二十余部讲义，无疑给人们阅读和使用“二十四史”提供了入门之便，“目的在于引起学生进一步研究中国史的兴趣，明白中国史学的内容和治史的方法”。1928年，上海商务印书馆认为这套讲义确有公开出版的必要，将其命名为“正史研究”，作为“郑氏史学丛书”之一种，准备出版。其中史记部、汉书部在1930年8月作为“正史研究”之一先行出版，取名《史汉研究》。《史汉研究》一书对《史记》从传略、组织、补窜、源流、条例、制作等六个方面作了研究，对《汉书》则从传略、组织、源流、条例、制作等五个方面作了研究，然后又从总述、体例、增删、叙事四个方面将两书加以比较。由于种种原因，“正史研究”只出了《史汉研究》这一种，但已可从中窥见这套书对人们阅读“二十四史”的确是很有帮助的。

为了使人们更好地了解中国史学的内容和掌握治史的方法，郑鹤声教授在“正史研究”之外，又对中国历代史学大家一一撰作年谱，详加介绍，列入何炳松先生主编的“中国史学丛书”。在司马迁、班固、袁枢和杜佑的年谱中，郑教授对四位史学家的生平事迹、主要著述、朋辈交游等，钩稽群籍，详加考证，间夹以评论，为人们进一步研究这四位史学家的生平及著作提供了丰富翔实的资料。其中尤以《司马迁年谱》影响最大，大陆和港台曾多次重印，成为研究司马迁的重要参考书。在中国古代史学家中，郑教授最推崇司马迁，早在1923年就撰写了《太史公司马迁之史学》一文。1955年，为纪念司马迁诞生2100周年，又撰写了《司马迁生平及其在历史上的伟大贡献》和《重印〈司马迁年谱〉导言》两文，对司马迁的生平、主要成就及其历史贡献作了全面的充分的评价。郑教授指出，司马迁的一生，热爱祖国，热爱祖国的历史事业，善于对历史事实采取批判的态度。他赞扬说：“尤其值得我们尊敬的，便是司马迁是一位最富有正义感、人民性和革命性的史学家。他对于历史人物褒贬的一个标准，就是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他认为司马迁之所以能在史学上取得卓越的成就，首先在于司马迁的人格是伟大的。在作为一个史学家所应具备的德、才、识三种品质中，郑教授把“德”放在第一位，以此为标准来评价中国历史上的史学家。

我国是世界上存有史料最丰富的国家，并且有其特殊的成绩。除去实物史料不论，就书面史料来说，也是汗牛充栋，一般老历史工作者对此都有“望洋兴叹”的感觉，何况是年轻历史工作者呢？真有不知从何入手的苦闷，只有求助于目录学一类的学问。我国史料虽多，也有其一定的分类方法，但分类方法很多，只有明其源流，才易于摸索和掌握。为了让人们从目录学着手，掌握查找我国史料的方法，郑鹤声教授撰写了《中国史部目录学》一书。该书介绍了我国史书的渊源、史部的位置、各史部之源流以及史目正录、别录和今录的流别，同时还介绍了诸家史部分类之说、史料与史体的分类法、西方史料审查与分类方法、中国史目著录通说，并阐述对今后史部目录分类的意见。《中国史部目录学》一书是迄今唯一的一部中国史部目录学专著，是从事中国史研究，能以较好地查找有关史料的入门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研究中国历史，需要掌握尽可能多的史料，这些史料大多存于历代文献中。郑鹤声教授针对晚清以来不少学人盲目推崇西方文明，而“以吾国吾有文献为腐败物质之渊薮”，以致“号为学人，而叩以本国文献之要略，瞠目而不知所对者，什八九也”等现象，在1928年撰写了《中国文献学概要》一书，以期引起国内学人对本国历史文献的重视，获得必要的中国文献学知识。郑教授在“例言”中，对该书所介绍的“文献学”作了如下解释：

结集、翻译、编纂诸端，谓之文；审订、讲习、印刻诸端，谓之献；叙而述之故曰文献学。典籍结集为文献学上最重大之事业，故首及之；然结集而不施以审订，则无从取精而用宏，择要而弃微，故审订又次之；既审订矣，而不能“涉其流，探其源，采剥其华实而咀嚼其膏味”（苏东坡《李氏山房藏书记》），则结集审订皆虚事，仍不能发扬其光辉，故讲习又次之。故结集表也，审订里也，讲习则表里相兼者也。自外学输入，而后有翻译之事业，自印刷发明，而后有编纂之规模，皆吾国文献学上之伟大纪念物焉。并次而论之。

由此可见，郑教授撰著该书，旨在对中国在文献学上的特色进行较为全面的总结。该书第一章论述中国文献之渊源与价值，以及中国文献之世界化；第二章从著录与分类、汉志著录、隋志著录、宋志著录、四库书目著录、典籍损失等六方面阐述中国文献之结集；第三章从孔子删订、刘氏校理、乾隆校订等方面阐述中国文献之审订；第四章从周代教育、两汉经学、南北朝经学、隋唐佛学、两宋理学、明儒心学、清儒总积等方面阐述中国文献之讲集；第五章从佛典翻译和科学著作翻译两方面介绍了中国历代的文献翻译事业；第六章从《永乐大典》《图书集成》《四库全书》《四部丛刊》成书经过阐述中国文献之编纂；第七章介绍了与中国文献刻印相关的印刷与学术、印刷溯源、版本类别等方面的情况。《中国文献学概要》一书为人们从事中国学术研究提供了文献学方面的基础知识，因而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该书1930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后，1933年又再版发行，1983年上海书店又再次重印。后来该书又收入复旦大学、上海书店《民国丛书》编委会编辑的《民国丛书》第二编中。

《中国文献学概要》一书出版后，郑鹤声教授又撰写了一系列中国文献学方面的著作，主要有1933年撰写的《影印四库全书之经过》，1934年撰写的《选印四库全书事件之初步解决》，1935年撰写的《三十年来中央政府对于编审教科图书之检讨》，1942年撰写的《八十年来官办编译事业之检讨》等。1935-1940年郑鹤声教授与王维屏先生共同主编了《黄河志·文献编》，该书分气象、地质、水利工程、人文地理、文献等编，由郑教授、胡焕庸、侯德封、张含英、张其昀分头执笔。郑教授撰写的“文献编”，分河患、防汛、勘测、堵筑、疏浚、职官、兵夫、人物、经费、物料、振恤、考绩、祀典、河清，共14章，约80万言。1944年在全面整理中国历代治河文献的基础上，郑教授又撰写了《中国历代文献治河文献考略》一文，介绍了历代有关河务的文献共156种。郑教授对有关黄河和历代治河文献的研究整理工作，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他不是那种把自己关在书斋里不问世事的学者，而是努力运用所掌握的丰富的文献资料为社会服务，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1962年，为纪念孔子逝世2440周年，郑鹤声教授又发挥其在文献学和目录学方面的特长，广泛搜集资料，编撰了数十万字的《历代孔子研究文献目录》。该书可谓集历代有关孔子研究文献篇目之大成，分类排列，为当代的孔子研究提供了一本重要的工具资料书。该书完稿后，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一直被束之高阁，后被列入山东省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重点项目，由齐鲁书社出版。

自五四运动以来，一大批从事学术工作的知识分子都在探索中国贫穷落后的原因，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郑鹤声教授正是这一大批优秀知识分子之一。他生活在旧中国那种动荡、黑暗的社会环境中，从对中国近代历史的研究中，深知帝国主义的侵略是造成近代中国贫困落后的主要原因。1929年夏，南京中央政治学校请他教授中国近世史。第二年，南京中央大学也要他教同样的课程。他以满腔的爱国热忱，从事中国近世史的著述。当时所谓的中国近世史，上自明季中西交通因新航路的发现而为之大变开始，下迄辛亥革命结束，囊括中国近三四百年来的历史。其时已出版的有关专著，只有萧一山的《清代通史》，该书材料繁多，又没有完成，不便用作教学，于是郑教授边教课边赶写讲义，至1930年7月，撰就百余万字的《中国近世史》。

郑教授在该书“自序”中说：“三四百年来中国历史上之变化，帝国主义者之侵略，实可为最重大之原动力。”帝国主义“割据我领土，租借我海港，开放我内地，剥夺我治外法权，攫取我矿山铁道，强占我海权航线，然此犹曰有形之侵略也。而无形之侵略，则凭陵不平等条约之缔结，把持我内政，助长我内乱，混淆我社会之经济，麻醉我青年之思想，以及势力范围之规定，文化事业之诱略等，亦莫不足以贻我国家进展之障碍，而为吾国弱民穷之导线”。基于这种认识，郑教授提出：“本期史之要旨，乃在叙述海禁开通以来（明末）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学术思想等之变迁，而特别注重帝国主义者对中华民族压迫之经过，及中国社会受西洋物质文化影响后所发生之变态。”郑教授撰写的这部巨著，发端宏大，立论新颖，是一部开创性著作。他明确提出以明代正德年间欧洲人东来作为中国近代史开端，“以帝国主义者之侵略为造成之骨干”，对中国近三四百年来许多重要历史事件和重大变化给予阐明。他的研究，被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认为是当时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两大流派之一。顾颉刚先生在《当代中国史学》一书中曾这样论述：

所谓近代史，现在史家对于它的含义与所包括的时代，有两种不同的看法，第一种认为新航路发现以来，世界的交通为之大变，人类生活与国际关系，较之中古时代，显然有不同的地方，是为中古史与近世史的分界；这时期历史孕育出来的局势，每以民族的思想为其演变的原动力；故近世史的范围，实包括近三四百年来的历史，无论中国与西方皆系如此；此派可以郑鹤声先生的《中国近世史》为代表。第二种则认为在新航路发现的时候，欧洲仅产生了商业革命，明季以来，中国虽与西方接触，但并没有显著的影响；其后欧洲产生了工业革命，中国与西方发生新的关系，以中国言方系近代史的开始；此派可以蒋廷黻先生的《中国近代史》为代表。在这两种不同的看法之下，所产生的近代史著述很多，如陈怀、高博彦、吴贯因、魏野畴、邢鹏举、罗元鲲、梁园东、沈味之诸先生的著述，各有长处。其最完善的为郑鹤声先生的《中国近世史》。……此书（指1944年重庆南方印书馆出版的两册《中国近世史》——引者）即系根据讲义改编而成；全书体大思精，甚为赅备，惜迄今仅出二册。

正如顾颉刚先生评价的那样，“体大思精，甚为赅备”是该书显著的特色。就近三四百年来中国所发生的许多重大变化而言，该书对这期间中国疆域领土的形成与割裂、民族团结与融合、政法制度的破坏与建设、国家实业的兴起与衰落、社会经济的困难与规划、海外移民的发展与挫折、基督教的传播及其影响、政治学术思想的翻新与进展等，都提出了不少富有启发性的见解。1930年《中国近世史》由南京中央政治学校铅印刊行。由于该书为读者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知识，可以从中较全面地了解中国近三四百年来的历史，进一步认识中国近代贫穷落后的原因，激发爱国的热忱，并且可为进一步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基础和依据，所以当时要这部讲义的人还不少。但郑教授总以为这只是急就之章，还是再作进一步增订后公开出版为宜。“于是发了宏愿，向南京、北京、上海、杭州、武昌等处书肆，搜买有关史料，把两个学校所得薪水稿费，全作为买书之用，至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前夕，整整八年，搜得资料，堆满两大房间。”郑教授利用这些资料，又费了三四年的工夫，将1930年版《中国近世史》重加增订，可惜这部更完善的书稿在南京沦陷时毁于战火。1944年，重庆南方印书馆把1930年版八册《中国近世史》的前两册拿去出版，为《中国近世史》前编第一、二分册。该书第一分册起于“中西通商殖民事业之发轫”，止于“康雍乾三朝之文字狱”；第二分册起于“康乾时代之政教制度”，止于“清之中衰与其内乱”；共14章，包括自明末至清乾隆时的历史。郑教授在该书“编辑凡例”中说：“历史之递嬗，本不可以时代分，不得已而为时代之划分，则注意其历史上整个之阶段。”又说：“是近三四百年之历史，实为我对内对外整个历史之发展，非近百年史实所能包括。故本书范畴，上自明季，下迄今兹，包罗近三四百年之事实。”可见郑教授研究中国近代史，注重从历史的整体出发来看问题，对每一历史事变和重大历史事件，追根溯源，以求综观全局，获得对于历史事实的更深刻、更全面的认识。

抗日战争开始后，郑鹤声教授随国立编译馆迁往四川，曾致力于清史的研究，因感材料缺乏，就约编译馆同事从事《东华录》的整理工作。我国各代史实，皆有综合的正史可备参考。清亡之后，三十余年过去，《清实录》未经正式刊行，《清史稿》也未曾正式公布，以致研究清史颇感困难。《东华录》一书，自天命迄光绪，包括清代十一朝的历史事实（宣统一朝，有《宣统政纪》可补），较为详备，但因卷帙浩繁，又属编年体例，检阅困难，读起来很苦。抗战前郑教授曾编辑《东华录索引》一书，又编了一部《近世中西史日对照表》作为检查《东华录》内干支之用。此时遂将《东华录》全书分类排比，成纪事本末体，名曰《东华录类编》。在1939年1月出版的《国立编译馆馆刊》第29期中曾介绍说：“《东华录类编》一书工作尤为繁重。《东华录》为有清一代较为详备之史料，包括近代二百九十六年（自清太祖天命元年至宣统三年）之事实，全书一千卷，十余万条，二千数百万言，凡经四手，互有异同。”《东华录类编》一书，自1935年起着手编纂，费十余年之力始成，凡一千六百余万字，实具有《清会要》的雏型。新中国成立后，这部庞大的文稿移交给出版总署。《东华录类编》一书虽未正式出版，但郑教授为开展清史研究，不畏艰难、甘心铺路的精神，却是值得后人学习与纪念的。

为了给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提供一本中西史日对照的工具书，郑鹤声教授又编著了《近世中西史日对照表》一书，1936年2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此表从明孝宗弘治十一年至民国三十年（1498-1941年），以公历为主，每年2页，每页6格，每格首行记阳历月份，括号内为阴历月份，下面列阳历日序、阴历日序、星期、干支四项，是研究中国近代史不可缺少的工具书。1980年北京中华书局又予重印，并多次印刷，以满足中国近代史研究者的需要。

全国解放以后，郑鹤声教授在山东大学历史系承担中国近代史课程，并培养研究生，与此同时继续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遵照毛主席关于中国近代史的论述，是以第一次鸦片战争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因此郑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包括自鸦片战争以迄辛亥革命这一段的历史。郑教授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努力为新中国的中国近代史教学和学术研究贡献力量。郑教授在1951年5月参加南京太平天国一百周年纪念筹备工作；在1951年8月至1956年1月参加南京市太平天国史料编纂委员会，又参加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编辑工作，并为丛刊捐献他收藏的多种珍贵史料。此外，他还参加了教育部中国近代史教学大纲编定委员会的工作，为新中国的中国近代史的学科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解放后郑教授在中国近代史方面发表了多篇水平较高的学术论文，如《怎样研究中国近代史》《试论孙中山思想的发展道路》《试论谭嗣同的变法思想及其历史意义》《太平天国妇女解放运动及其评价》《试论义和团运动的性质及其历史意义》《论“铁拳”》《辛亥革命前夕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待帝国主义的态度》等。其中《试论孙中山思想的发展道路》一文，提出孙中山思想的发展经历了从改良到革命、从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的艰难曲折的过程，对孙中山思想发展道路上这一质的飞跃，给予高度的评价。这篇论文在《文史哲》1954年第4期上发表后，在知识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编者注：点击文末阅读原文可下载阅读此文）1955年民盟中央将此文印成单行本，作为会员的学习材料。

继编著《中国近世史》之后，在1943年郑鹤声教授又撰写出版了《中华民国建国史》一书，开创了中国现代史研究领域。该书从1884年孙中山立志革命之时起，到1941年抗日战争四周年止，论述了这57年间的历史。郑教授在该书的编纂凡例中说：

一、本书编制以总理所领导之国民革命为主体。自总理倡导革命，以至今日，凡数十年，其革命历史，可分为三阶段：1．辛亥革命推倒满清为第一阶段；2．北伐完成，打倒军阀为第二阶段；3．抗战建国为第三阶段之始。

该书从国民革命之目的与步骤、民国以前之革命事业、民国初年政局之演变、党军政之改革与推进、抗战事业之进行五个方面，阐述了中华民国建国前后的历史。虽然由于郑教授当时所处社会环境和社会地位的局限性，该书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斗争和抗日事迹没有言及，但是该书仍不失为我国第一部民国史专著，从某种意义上讲，该书也可看作是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第一部中国现代史著作。

郑鹤声教授以其史学家的卓越见识，不仅较早认识到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意义和价值，而且较早地认识到中外关系史（含中西交通史）研究和郑和研究的意义与价值。他是当代中外关系史研究和郑和研究的开拓者之一。早在1926年，郑教授就发表了在中外关系史（含中西交通史）研究上有重要学术价值的长篇论文《大月氏与东西文化》。该文首先从大月氏自汉晋迄隋唐间的沿革、大月氏在东亚与西亚两部境区发展的过程、大月氏历代世系情况、大月氏在东亚与西亚时迥然不同的文物等，详细阐述了大月氏文化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他指出，大月氏西迁后，“吸收希腊式之大夏文化，发挥而光大之，骎骎乎入于文明之域”，又兼受到印度文化的影响；其小月氏之迁往印度河畔者，亦受佛教文化的影响；大月氏文化还受到安息、罽宾等西域文化古国民俗风物的影响。于是月氏在文化史上遂占有重要地位，“其文物为西亚诸国冠”。该文详细论述了大月氏文化对东西文化相互交流与融合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指出大月氏在文化史上的地位，一为东西文化接触之介绍者，二为中印文化相互调和之介绍者。该文又指出大月氏在西迁至阿姆河流域后，即在汉晋以前，为其对东西文化交流发挥重要作用的时期，这期间为东西文化交流作出重要贡献的大月氏王首推迦腻色伽。大月氏在历史上对东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贡献，经郑教授的阐述，始得明确。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当中外关系史研究尚未被学术界注意之时，郑教授及早选择大月氏与东西文化交流的关系这样一个重要问题来加以研究，也在于引起人们对中外关系史研究的重视，以推动中外关系史研究工作的开展。

郑鹤声教授很早就注重中外关系史研究，不仅是为了推动学术领域内这一薄弱环节的发展，也是为现实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和发展中国与各国间的传统友好关系服务。早在1928年，当“五三惨案”发生后，郑教授即针对此事撰写了《五百年前中日交涉之一幕》一文，向读者介绍自明洪武至永乐年间日本侵扰中国及中日交涉的经过。该文对当时明朝政府的“防倭经略”作了详细的阐述，指出：

明廷防倭，可分为三大期：自洪武六年以前，粗为防制，倭亦无大患，是为第一期。自十七年以后，寇患渐亟，防制亦严，是为第二期。永乐时代，较前益严，自望海窝之役，不能复为患，是为第三期。

郑教授从500年前日本逐步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犯，而明朝政府防倭亦随之益严，积极方面是从筑城设卫、练兵造船着手，消极方面是从经济绝交、海港封锁着手，致使日本的侵略阴谋不能得逞，终于被迫与中国修好这一历史事实，告诫人们当“今者旧事重演”，“日本人之野心未戢”之时，只有与之作针锋相对的斗争，才能赢得“我国人之和平”。该文发表10年之后，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渐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人民正是经过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才赢得了最后的胜利。这一过程，与500年前中日交涉之一幕，颇有相似之处。郑教授在1928年撰写这篇论文时的远见卓识，为以后的历史发展所证实。他从事中外关系史研究的现实意义，由此可见一斑。在研究中国与各国间在历史上的友好关系方面，郑教授更是不遗余力，新中国成立前后都撰写了一系列的论著。其中学术论文有《中印两国在历史之关系》《千六百年来中暹之旧谊》《十五世纪初叶中国与亚非国家间的友谊关系》《十五世纪初叶中国与亚非国家间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关系》等。其中《十五世纪初叶中国与亚非国家间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关系》一文，提出在15世纪初期，中国与亚非国家间在政治上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国际间纠纷的调解、旧港宣慰使司的建置、敕封番王典礼和敕封番国名山大川典礼的举行等方面；在经济上的关系主要表现为亚非国家对中国的“朝贡贸易”、中国对亚非国家的海外贸易两个方面；在文化上的关系主要表现在历法、冠服、科举制度的颁给，图书、乐器、度量衡的赠予，风俗、宗教的崇扬，建筑、绘画、雕刻艺术的流传，奇异植物的采集等方面。在中外关系史研究中，由于史料缺乏，人们一般只从某一方面阐述中国与某一国家在历史上的友好关系，论述往往比较简略，像郑教授这样全面论述15世纪初期中国与亚非诸国间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友好关系的学术论文，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篇。由此可见郑教授在中外关系史研究上功力之深厚。

14世纪至17世纪为我国明代历史时期。在这近300年的历史中，无论就中国而言，还是就世界各国而言，都发生了显著的、重要的变化。在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明代，已进入晚期阶段，虽然以自然经济为主的封建生产方式仍占统治地位，但已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从世界范围来看，欧洲一些沿海国家已进入资本原始积累阶段，亚洲一些太平洋沿岸国家也发生了特点各不相同的历史变化。这些变化影响着东西方势力的消长，其时欧洲势力的东进，中国海权由强盛转向削弱，日本向南往海外发展，这三种发展趋势在产生其历史作用的过程中，皆与南洋各国发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并且相互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果说日本向海外发展必须途经中国才能及于南洋各国，那么欧洲一些国家如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的东来则先及南洋各国而后到达中国。因此，在这一历史时期中，中国与海外诸国的关系，尤以中国与南洋各国的关系显得特别重要。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十年动乱之后，对中国与海外诸国关系史的研究虽逐渐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但在著作方面迄今只有几本海外交通史籍校注本问世，系统的史料整理方面，也只有中国古籍中的菲律宾史料。对如何将东方的日本与朝鲜、欧洲一些沿海国家和南洋各国这三者在14世纪至17世纪这一重要历史时期与中国的关系作为整体来考虑，对互相间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关系和影响进行综合研究，特别是中国与南洋各国的关系，迄今还是空白，实有加以系统研究的必要，以期从中探索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为发展现实的中外国际关系服务。这不但要从理论研究方面着手，而且首先要做好整理史料的工作。在十年动乱结束，百废待举之时，郑鹤声教授敏锐地看到这一点，不顾年届八旬高龄，编写了百余万字的《十四世纪至十七世纪中国与海外诸国关系史料》，作为山东大学重点科研项目，在1982年交齐鲁书社出版。该书以《明实录》、明谈迁《国榷》为主，清夏燮《明通鉴》为辅，旁及其他史籍，将有明一代17朝计277年间中国与海外诸国（以朝鲜、日本，特别是南洋诸国为主）之间关系的史料一一辑出，加以系统的整理，为深入、系统地研究明代中国与海外诸国的关系提供了必要的基础，也为中外关系史和中西交通史研究提供了可靠而方便的依据，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在完成《十四世纪至十七世纪中国与海外诸国关系史料》一书后，郑教授又致力于编写《六百年来中国与海外诸国关系资料汇编》。该书拟补充《十四世纪至十七世纪中国与海外诸国关系史料》一书明代资料外，还希望再续编有清一代及民国时期的中国与海外诸国关系资料，以期尽量完备地汇编1368-1949年中国与海外诸国关系资料。这一庞大的编写计划虽然未能完成，但郑教授在研究中外关系史方面的这种魄力，将激励后辈学者努力继承他的遗志。在整理编写中外关系史料的同时，郑教授坚持进行中外关系史和中西交通史方面的学术研究。1986年，他应《光明日报》“史学”副刊编辑部之约，为《中国史学家传略》一书撰写了冯承钧和张星烺两位先生的学术传记，全面论述了两位先生在中外关系史和中西交通史研究上取得的成就，对他们在学术上的贡献给予很高的评价。在《张星烺传》的结语中，郑教授指出：张星烺先生“勇于开拓中西交通史这一荆棘丛生的领域，一心要改变我国学术的落后面貌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发扬光大的。在此基础上继续努力，按照四化建设的需要，把整个中西交通史的研究工作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我国的中西交通史研究必将会出现一个为世所瞩目的光辉前景”。而这也是郑教授晚年为之奋斗的一个目标。

在中外关系史和中西交通史研究方面，郑鹤声教授在郑和下西洋研究上尤其有特殊的贡献。郑教授研究郑和，是从1935年发现郑和所亲立“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碑”开始的。郑和下西洋这个历史事件，在20世纪初开始引起国内外学者的重视，陆续有一些论著问世，提出了众多的问题，展开了国际性的讨论。国内有梁启超的《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向达的《关于三保太监下西洋的几种资料》，国外有法国学者伯希和的《郑和下西洋考》，日本学者山本达郎的《郑和西征考》等等，皆为早期研究郑和较为重要的论著。他们的这些著述用力虽勤，但考究郑和出使年岁与次数，都得自间接的记载，大抵不出《明史》的范围。《明史》中的记载究竟可靠不可靠呢？能不能找到第一手的资料，来确凿地证明郑和出使的年月与次数呢？这是郑教授考证郑和下西洋史事首先想要解决的问题。1935年郑教授在查阅明嘉靖年间钱榖所编《吴都文粹续集》一书时，竟发现郑和自述“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碑”碑文，其所记郑和出使年岁与次数，与《明史》成祖本纪、郑和本传所记大有歧异。此种郑和自述之文字，当为第一手史料，郑教授据以纠正了诸书所记郑和下西洋往返年岁与次数的脱漏与谬误，一时视为奇获。郑和下西洋不仅是我国航海史上的壮举，而且是具有世界性影响的事件，数百年来，号称盛事。郑教授当时即感到“吾人当如何发扬其伟大之精神以昭示后世”（《郑和》一书绪言）。在1935年因发现娄东碑而发表《从新史料证郑和下西洋之年岁》一文后，遂锐意于对郑和下西洋史事的研究和考证。他开始搜集郑和下西洋资料，并注重实地考察，尤其注重对新史料的发掘与整理。当时郑教授寓居南京，常至马府街访问郑和故居，至三山街访问郑和所请建之礼拜寺，至下关天妃宫、静海寺等处访问郑和下西洋故事及遗迹，又至江苏省太仓县访问刘家港郑和航海故迹，1936年夏至福建省长乐县访问十洋街、南山塔、太平港及郑和所亲立天妃灵应碑等故迹、遗物。郑教授除到各处实地考察，访问有关遗址、遗迹，了解文物的现状和征集口碑资料外，还置身于南京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太仓图书馆和福建省立图书馆，搜集各种史籍中所载郑和下西洋文字资料，更托人向各处摘抄有关文献资料，又亲自入云南采访郑和家世资料。在广泛搜集郑和下西洋资料的过程中，1936年春，郑教授在南京静海寺发现了郑和下西洋残碑。该碑记载了郑和航行海外所乘船舶制度，为他碑所未有，故最可宝贵。这块残碑在南京沦陷时毁于战火，若不是郑教授在抗战前夕发现并留下拓片，这一珍贵的文物后人再也无法知晓了。从1935年起，经过十余年的搜集采访，郑教授获得了丰富的郑和下西洋史料。依据这些资料，郑教授撰写了一系列郑和研究论文，并在40年代中期出版了《郑和》与《郑和遗事汇编》两本专著，其中《郑和》一书在1945年获重庆教育部学术奖金。1984年，黄慧珍、薛金度在《郑和研究八十年》一文中指出：

《郑和》《郑和遗事汇编》，是四十年代郑和研究的重要著作之一。这是郑鹤声自三十年代起从事郑和研究以来，经十余年的资料搜集、整理而成的专著。二书汇集材料丰富，内容广泛，考证详确，是郑和研究史籍资料、文物遗迹资料的综合，是献给郑和研究者必要的参考书。《郑和》一书，作为“中国历代名贤故事”出版。时中国正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时代，为激励国民、抗日救亡，以历史上伟人之功业，发扬中华民族之精神和优秀文化传统，从中得到力量。本书对郑和之出使经过、目的、航行概况，以及随使人员组织，出使之结果，宝船之制造等考证极详。《郑和遗事汇编》一书，对郑和家世、生平、年表及出使地方与港口介绍详尽，特别是诸国朝贡之事略，郑和之史迹、轶闻材料，为他书所未见，是有很大价值之资料参考书。

对郑和下西洋的研究，不仅是航海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而且涉及明初中外关系史、中西交通史研究的各个方面。为了展开这些方面的研究工作，需要大力搜集明代以来散佚在各处的更为丰富的资料，编纂出版一部比较完备的郑和下西洋的历史资料集。

郑鹤声教授与郑一钧合编的《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一书，正是从这种需要出发编辑整理的。该书所收资料较为广泛。它不仅收录了有关郑和下西洋的文物、调查资料，还从不同版本的《明实录》、各种明清史籍，各种丛书、类书、文集、杂记、笔记、小说、戏曲、诗词以及明代以后国内外有关著述、资料集中，将郑和下西洋资料一一辑出，并酌情纳入适当章节中，使之成为一部比较完整系统的资料汇集。该书在编写过程中，没有把眼光仅局限于某些具体史实，而是把视野放大到明初的对外政策，郑和下西洋的时代背景，15世纪初期中国与亚非诸国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关系中去。该书上册着重介绍郑和的家世、生平、宗教信仰、才能及其时代背景，郑和使团的人员组成、物力及航海技术。中册主要介绍郑和出使时期有关亚非沿海国家的基本情况，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和任务，郑和出使各国的经过，中外国家使节的派遣和接待；并以郑和下西洋为中心，介绍了中国与海外国家间的友好往来，以及15世纪初期中国与亚非诸国间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关系。下册主要介绍郑和在国内外的遗迹，郑和下西洋在国内外的影响，有关郑和的文献资料，郑和下西洋资料书目解题和专著论文索引。该书在有系统地编排原始资料和有关史料的同时，还在部分资料的前后或中间加有编者按语，对郑和下西洋途经的地区、重要史实、文献典故、航海术语、所引资料等作了校订、注释，并间有说明和论述，给阅读提供了很多方便。该书出版后，引起国内外学术界广泛的重视，获得较高的评价。该书获得了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和山东大学科技成果奖。

郑教授从青年时代起，对史学概论和中国历史教学问题就产生浓厚的兴趣，并以此种课程教授于各级学校。他曾在南京大学讲授史学概论，1930年所著50万字的《史学概论》问世（南京大学印本）。这部著作时至今日仍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最近收入复旦大学、上海书店《民国丛书》编委会编辑的《民国丛书》第二编中。在历史教学法方面，郑教授撰写出版了《中学历史教学法》《历史教学旨趣之改造》《中学历史教学》等著作，为普及历史教育作出了贡献。

郑鹤声教授对中国文化学术史和科学史的研究亦很重视，为之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郑教授早在1926年就与向达先生一起实地调查了南朝石窟遗迹摄山佛教石刻，与向达先生合撰了《摄山佛教石刻小记》。此后郑教授陆续撰写了《江浙文化之鸟瞰》《张之洞氏之教育思想及其事业》《总理对于学术之研究》《明季西洋学术思想之输入》《孔子与〈春秋〉》以及《李悝变法》（与郑一钧合撰）等学术论文。其中《明季西洋学术思想之输入》一文，自然科学从天文学、仪器学、历象学、数学、物理学、火器学、农学、矿学、生理学等方面，社会科学从地理学、舆图学、伦理学、哲学、教育学、伦理学、心理学、文字学、音韵学、艺术学、神学等方面，论述了明季欧洲势力东进以来，西方科学文化和学术思想输入中国的情形。这一研究实际上是郑教授后来从事中国近四百年来科学史研究的开篇之作，为人们探究中国近400年来科学发展的渊源，提供了比较全面的知识和有用的线索，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1957年，郑教授应山东人民出版社之约，撰著了《近四百年来中国科学研究》一书。这部数十万字的学术著作，对中国近四百年来的科学研究作了系统、全面的论述与总结，对中国近四百年来科学研究的萌芽、复兴与发展提出了很多富有启发性的见解。该书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可以看作与郑教授所著《中国近世史》相配套的著作。山东人民出版社将该书列入出版计划，可惜因“文化大革命”而中止。

郑鹤声教授自治史以来，在广阔的研究领域内，取得了那么多的研究成果，堪称著述等身，这与他通晓搜集史料的方法，在各个领域内都掌握了丰富的史料是分不开的。为了指导年青一代史学工作者掌握搜集与使用中国丰富的历史资料的方法，为他们开辟一条从搜集史料入手治史的门径，郑教授以自己丰富的学识和经验，在1958年撰成《史料学》一书，作为给山东大学历史系学生开这门课程的讲义。后来上海中华书局将这部讲义易名为《中国史料目录举要》，准备正式出版。史料工作是史学研究工作的基础，是进入历史科学殿堂的必由之路。郑教授在1958年“大跃进”的年月，一反当时史学界轻视史料工作，把史料工作看得比研究工作低一等的“左”倾思潮，毅然为学生们开了“史料学”这门课程，从通史和断代史史料两个方面，非常具体地指导学生们怎样做好史料工作，以使他们在日后的史学研究工作中能以详细占有资料搞好研究，这充分展现出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科学态度和教育家的事业心、责任感。

作为一个热爱祖国、珍惜祖国悠久的历史传统的史学家，郑鹤声教授一向关注对中华民族和中国边疆问题的研究，多年来不仅搜集和购置了大量有关的书刊和资料，而且撰写了一系列论著。对中华民族问题，自1935年发表了《中华民族精神之检讨》《如何从历史教学上发挥中华民族之精神》两文后，又陆续发表了《中华民族之复兴与西南》《中华民族思想之检讨》《前清康乾时代之理藩政策》《清代对西南种族的抚绥》《近三百年来中华民族融合之趋向》等论文。这些文章围绕如何发扬中华民族之伟大精神，如何促进中华民族的民族团结，发表了富有积极意义的见解，表现出了一种崇高的历史使命感。对中国边疆问题，自1929年发表《江心坡问题》和《江心坡与国防》两文后，郑鹤声教授又发表了《我国边疆教育之计划与设施》一文。该文详细阐述了筹办边疆教育的纲领、筹设西北边疆教育的经过、筹设西南边疆教育的经过、筹设边疆教育应有的觉悟四个方面的问题。联系郑教授有关民族问题的论著，可以看出他对中国西南和西北地区的民族与边疆问题，尤为注意。这两个地区的民族与边疆问题，向来复杂而繁多，是民族与边疆问题研究的薄弱环节。郑教授自20年代末、30年代初，即注意研究这些方面的问题，提出富有建设性的见解，同样表现出了他作为一个著名史学家所具有的卓越的见识。新中国成立后，郑教授把对中国边疆问题的研究同现实斗争的需要紧密结合起来，撰写《从台湾历史到解放台湾》《南海诸岛向为中国之领土》等论文，表现出一个爱国史学家以学术研究为武器，坚决维护祖国领土和主权完整的鲜明立场。

郑鹤声教授在长期的治学生涯中，积累了宝贵的治学经验，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从小打好做学问的基础。在郑教授求学的道路上，从开始起，就受到家庭很大的影响。郑教授的家庭虽然在乡村，但父母都读书识字，有些文化，并知道许多历史故事。在他入学前，父母就教他识字，常给他讲些历史故事，使他有了一些知识，对学习产生浓厚的兴趣。在读小学期间，郑教授就熟读了《论语》《孟子》等古籍。在中学读书时，郑教授又受到哥哥郑鹤春的影响。哥哥比他大十岁，是学文史和地理的。郑教授选择史学研究作为自己毕生的事业，受哥哥的影响是很大的。郑教授后来回忆哥哥对他的帮助时说：“我在一中（指浙江省立第一中学）上学时，他已在武昌国立高等师范文史地部毕业，便将所有大学文史讲义（约有五十多种）供我学习。这些讲义都是外边买不到的，大大丰富了我的知识领域。”郑教授晚年在介绍自己的治学经验时说：“要从小打好基础。现在青年人学习历史，往往要到大学以后，才开始学习《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史籍，并且看的篇数并不多，这样打基础就为时过晚。其实在小学阶段就应开始读些古籍，逐渐扩大阅读范围，及早打好学问的基础。”

二是专一、勤奋、艰苦。郑鹤声教授数十年如一日，专心致力于史学研究。郑教授从青少年时代起，就不去想什么娱乐之事，也不追求生活舒适，只知道埋头读书，不知疲倦地著述。只要精力尚可，郑教授总是分秒必争地勤于治学。正是有了这种精神，他一生才会撰写出那么多的著作。这种治学精神，是他从小养成的。郑教授晚年曾回忆说：“我入学的年龄虽说晚了些，但对于读书写作之事，仿佛结下了不解之缘。从识字时起，几乎总是手不释卷的时候为多，幼时放牛于山林之间，书本就是最好的伴侣，大哥曾打趣地说：‘弟弟颇有点王冕牛角挂书之风呢！’我小的时候，读书好像一头小犊，随地吃草，并不选择；又好像小蚕，随口吃桑叶，不论老嫩；这种贪欲之大，真是无以复加。”郑教授在大学求学时代，虽然身居闹市，却从不涉足娱乐场所，年复一年，公园里花开花落，全然不知。他唯一的休息方式就是逛旧书摊，以搜购散落在民间的史料为乐。郑教授虽然有丰厚的工资和稿费收入，却从不把金钱用在吃、穿、玩上，以免为此多花费时间和影响买书。郑教授以读书写作为乐，自然十分喜爱藏书，在必要的家庭生活开支之外，有钱就用于访求和购买与自己研究有关的书刊和文献资料，甚至用稿费自造楼房一幢用于藏书。郑教授曾回忆当年的读书生活说：“1924年暑假，我为做毕业论文，住在诸暨城外苧萝山西施殿旁诸暨图书馆内，搜集材料，深感图书丰富的作用，有意于‘四壁图书中有我’的读书生活。这影响到我1932年在南京教育部编审处服务时，慨然自造房屋一小幢于北极阁后天山路，以为个人藏书之处。于是广搜南京、北京、天津、武昌、上海、杭州、宁波、苏州、扬州一带旧书。当时，全国图书馆以搜罗宋、元版本为贵，对于公报杂志以及中国近代史料则不加注意，我乘隙为之，所搜罗多为罕见的海内孤本和稿本，不少是珍贵的中国近代史料。”数十年来，虽屡经战争和社会动乱之劫，郑教授的藏书仍有4万册左右，这是他一生心血的积累。郑教授著述甚丰，与他藏书甚丰，并善于利用这些藏书，有很大的关系。

三是重视搜集资料的工作，充分占有史料。郑鹤声教授一向认为，要研究一个历史问题，或从事某项学术研究，就要尽可能多地占有与之相关的资料，既能旁证博引，又能追根溯源。他常说，从事史学研究，只有充分占有史料，论据充足，立论才可能是正确和有说服力的；为此，就不要怕当“史料派”，就不能轻视史料，尤其不能轻视原始史料对说明历史问题的作用。在郑教授的论著中，总是用丰富的资料来说明自己的观点，因而立论严谨，有较强的科学性和说服力。郑教授又认为，在掌握了丰富的史料后，切忌从个人需要出发，片面地摘引史料。掌握丰富的史料，是为了让历史显露本来面目，然后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从而形成自己正确的观点；而不能以主观主义的观点，从所掌握的史料中寻找或摘引那些并非反映历史的全貌，却能说明自己观点的史料来“论证”它。郑教授十分信服列宁所说：“社会生活现象极端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因此，他反对在史学研究中存在的从概念出发演绎历史的简单化倾向。为了在史学研究中尽量全面地掌握与所研究问题有关的史料，避免用“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他非常重视搜集资料的工作。郑教授治史六十多年来，对自己所要研究的各个方面，总是随时随地注意搜集资料，虽片言只语，或报刊所登某期杂志目录及新书目录，也概不放过。他认为：“有些资料一时似乎用不着，也不要随便拋弃，仔细存放起来，总会在将来的研究工作中用得上。”这是他的一个重要的治学经验。他对所搜集到的资料，总是小心翼翼地存放起来，有些资料虽然一时用不看，一旦发现，就用自裁的比一般卡片大两倍的白纸片一条条抄录，抄多了，就分门别类，或按某项专题，一捆一捆存放起来，以备将来之用。为了做好资料搜集工作，郑教授注意利用各种途径和各种渠道来搜集资料，除了个人大量购买书刊，向图书馆和私人借阅，还非常重视实地调查有关文物资料，以及搜集流传在民间的私人所藏史料和口碑资料。他搜集到的许多郑和下西洋的资料，就是通过亲自深入实地调查，或在民间进行查访，一一得来的。

四是要会看问题、发现问题。郑鹤声教授在指导笔者进行史学研究时，经常要求笔者在阅读史料时，要会看问题。他说，有很多史籍和史料，看到的人并不少，为什么有的人能出成果，有的人却写不出什么东西来呢？关键在于能不能从中看出问题、发现问题。因此，要学会从接触的史料中看出问题的本领，要锻炼自己的洞察力。问题一旦看准，有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就要把它搞成为一项成果。郑教授在年届八十高龄之际，看到《明实录》中有大量的中国与海外诸国关系史料，而有明一代中国与海外诸国的关系，又是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十分重要的问题。一旦看准了这一问题，他便不顾年迈体弱，终于以《明实录》中的有关史料为主干，编成《十四世纪至十七世纪中国与海外诸国关系史料》一书。郑教授编写《历代孔子研究文献目录》，也是在当时认识到孔子研究是学术界的一件大事，而研究孔子，便少不了这样一种工具资料书。尽管当时没有哪家出版社向他约稿，学校的科研计划中也没有这一项目，但他一旦认准这一点，便不辞辛劳地把它搞出来。事实证明他并没有看错，该书稿在被束之高阁二十余年后，随着孔子研究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人们终于发现这部书稿的学术价值。

五是尊师爱友。郑教授在大学时代受柳诒徵老师指导最多，师生关系也最为密切。新中国成立后，凡了解郑教授历史的，都知道他是柳先生的高足。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以他为“学术权威”，斥之为“东南学派领袖”者，就是由此而来。然而他始终以尊敬的心情，怀念这位学识渊博、诲人不倦的史学前辈。郑教授尊敬自己的老师，从老师那里继承了不少富有价值的学术观点，对自己进一步开展史学研究有很大帮助。郑教授新中国成立前研究中国近代史，以新航路的发现为中国近世史的开端，相当程度上是受柳先生的启示。郑教授在《中国近世史》“自序”中说：“柳师谓：‘中国近世之历史，与上古中世之区别有三：一则东方之文化无特殊之进步，仅能维持继续为保守之事业，而西方之宗教学术物质思想逐渐输入，别开一新局面也；一则从前之国家虽与四裔交通频繁，而中国常屹立于诸国之上，其历史虽兼及各国，纯为一国家之历史，自元明以来，始与西方诸国有对等之交际，而中国历史亦植身于世界各国之列也；一则因前二种之关系，而大陆之历史变而为海洋之历史也。三者之中，以海洋之交通，为最大之关键。’（《中国文化史》）故中国近世史之开端，当自新航路之发现始。”仅此一端，亦可见学术上的师承关系，对郑教授治学的重要影响。尊敬老师，善于向老师学习，努力继承和进一步发挥老师富有价值的学术观点，是郑教授的又一治学经验。

郑教授也很重视与学术界朋友间的友谊与交往。他与著名史学家向达先生（1900-1969）保持终生的友谊，便是其中突出的事例。郑教授与向达先生为大学同学，同受业于柳诒徵先生。两人在大学时代便是好友，毕业后又曾一起调查南朝石窟遗迹，共同发表《摄山佛教石刻小记》一文（这是向达先生最早发表的一篇文章）。在此后的数十年间，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两人不断来往，一直就中外关系史、中西交通史和中国海外交通史上各种问题，相互交换意见。1960年，向达先生等发起整理编印《中外交通史籍丛刊》，郑教授深表赞同，两人就丛刊的整理问题，彼此交换意见，通信频繁。1961年，向达先生整理的《两种海道针经》《郑和航海图》和明巩珍的《西洋番国志》出版后，即寄赠郑教授。郑教授亦非常珍视向达先生的情谊，收到赠书后，将向达先生来信贴于书之扉页，以防遗失。笔者目前手头所用《两种海道针经》一书，即为当年向达先生所赠，书之扉页贴有向达先生信曰：“萼荪兄：丛刊三种，谨呈求教。其中指南正法，有小小补正，正在用油印缮写，稍迟另函寄奉也......”郑教授与向达先生在数十年的交往中，就各自擅长的中外交通史研究，相互切磋，取长补短，彼此都受益匪浅。郑教授与顾颉刚、蔡尚思、辛树帜等著名学者，也都有着数十年的友谊。珍视与学术界朋友间的友谊与学术交往，彼此砌磋学问，进行学术观点和学术资料的交流，取长补短，并互通信息，扩大思路，以促进自己的学术研究，这也是郑教授重要的治学经验之一。

郑教授为了实践“四壁图书中有我，我以著述献中华”的宏愿，即使年逾八旬以后，也整日伏案著述，终因积劳成疾，不幸于1989年4月20日下午3时40分与世长辞。他的逝世是我国史学界、教育界的重大损失！虽然他宏大的著述之志未全部实现，但他为祖国留下的160余种、两千余万字的著作，将永传后世，有益于社会。他热爱祖国、珍视中华民族光荣的历史传统、无私奉献的崇高品质，他对事业执着的追求和一生勤奋治学的朴实精神，将永远激励着后一代学者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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