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华山（1910-1971），江苏省无锡人，原名华芷荪，或作华志荪。著名宋史研究专家、中国思想史研究专家。1956年起在山东大学任教，曾任《文史哲》编辑、历史系教师。
华 山
作 者 | 王育济，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谭景玉，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原 载 |《文史哲》2013年第5期，第140-150页
原 题 | 二十世纪中国宋史研究的重要开拓者——华山先生的治史成就与风格扩展阅读
漆 侠 | 宋学的发展和演变
葛兆光丨宋代“中国”意识的凸显
华山先生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山东大学卓有名望的一位历史学者，在宋辽金元史学科、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和中国思想史等的研究上都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学术成就，对山东大学历史学科和《文史哲》杂志的发展亦贡献卓著，然而对其生平和学术成就，除了其亲友、同事、学生的几篇简单的回忆文章外，鲜有专门的论述。本文拟对先生的生平尤其是早年的情况进行若干考证，对先生的学术成就和治学风格也作一评述。
华山（1910-1971），原名华芷荪，或作华志荪，发表作品时亦径用“芷荪”“志荪”等，1949年后改为现名，偶用“西岳”之名。先生于1910年11月生于江苏省无锡县张泾桥镇（今无锡市锡山区锡北镇），1971年11月病逝于山东曲阜，享年61岁。华氏是无锡张泾桥一带的望族。先生的祖父在家道中落后弃学经商，父亲曾应举未第，以教书终老。出身于书香世家的先生自幼就受到了良好教育。1916年，入张泾桥镇泾皋初等小学读书。1920年，考入县立第五高等小学。1923年，小学毕业后，考入当地著名的私立无锡中学初中二年级。1925年，初中毕业，因酷爱文史，直升该校高中部文科班。私立无锡中学师资力量很强，由著名学者、教育家唐文治任校长。学校办有校刊，鼓励学生写作，先生曾发表多篇诗文。1928年，先生高中毕业。对先生此后的求学经历，其生前好友王赓唐和胞弟华舟都称其先考入上海的中国公学大学部中国文学系，半年后辍学，1929年8月出于毕业后谋职方便之考虑而考入清华大学经济学系。此说有误。至少到1930年5月，先生仍在中国公学大学部社会科学院的政治经济系进行第二学年第一学期的学习。1931年秋转学进入清华大学，直接读三年级。先生在清华所属院系不是法学院的经济学系，而是该院的政治学系，至少在其从清华毕业时是如此。清华政治学系在20世纪20年代末得到了很大发展，教师阵容达到设系以来的最强状态，开课数量大增，必修科目除原来的政治概论和比较政治外，又加上了伦理学、社会学原理、中国近百年史、西洋近百年史、经济概论、财政学、自然科学等，另要求学生选修本系及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哲学等系的相关科目。这种课程设置为先生日后在多个史学分支学科中均作出突出成就，奠定了良好的社会科学的理论基础。清华尤重外语学习，先生精通英文和日文，当即那时打下的根基。清华有学生自办的《清华周刊》等校刊，主要刊载文理各学科学生的作品。华山先生在求学期间勤于撰稿。今天所见其当时的论文主要在国际关系领域，几乎都是中国学者论述相关问题的开创之作，如《美国孤立政策之研究：美国外交政策论之一》《对华门户开放主义之起源》《领事的特权与特免权》等。华山先生参考了大量英文和法文论著，在前两篇文章中对美国孤立主义和门户开放政策的源流、实质，甚至演变趋势都进行了详细论述，后一篇文章则对国际法中关于领事是否有特权问题的各种观点进行了客观评述。在清华求学期间，华山先生还发表了两篇关于历史著作的书评，其中阐述了他对于史学的一些认识，表明他对当时史学界的主要思想和基本方法已有相当程度的了解。
一篇是对曹亚伯的《武昌革命真史》的评论。在这篇书评中，他首先叙述了对史学、史学研究及史学家所需素质的基本认识：历史不只是事实的记载，事实固然重要，但仅只一堆事实，尚不能称为历史。历史是连续性的事实的“贯穿”，不仅是个别事实的“堆积”。……真真历史家的任务，不只在忠实的“记载”事实，并且要精密的“解释”事实。只知事实而不知解释的人，仅能称为掌故家，而不是历史家。……
历史家在运用材料的时候，必须先加以选择……历史决不是一个杂货铺，破布烂絮，都可引为材料；可以用为材料的，只是那些足以影响历史进程的事实。
要做一个历史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第一，他要有科学的训练，他要在一堆杂乱无绪的史实之中，找出一条历史进程的线索；第二，他应当要有鉴别的能力，知道何种史实为重要，何种史实为不重要，而能于著作时有所选择取舍；第三，他要有公正的态度，对于任何史实皆无先入的主见；他可以解释史实，而不可以个人的好恶，作为批评的标准，所以历史之中，最好少有作者个人的议论，而让读者自己去评判。关于这一点，实在是我国旧史中所犯的最大的毛病。
考究其上述认识的来源，大致不出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新史学》《中国历史研究法》等论著中对新史学思想的论述。原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的梁启超虽在先生入学前早已去世，但以梁任公之名声，华山先生受其史学思想之影响亦在情理之中。
平心而论，《武昌革命真史》不是一部严格的史学著作，而是曾为日知会会员的曹亚伯在自身经历的基础上收集相关史料编写而成，其价值在于保存了大量史料。另该书只强调日知会对武昌首义之功绩，对共进会、文学社等则持非难态度，评论有失公允。由此，华山先生据前述标准，对该书评价很低。他认为该书在辛亥革命史著作中“最为下乘”，“仅是一堆未曾组织过的材料”，“不啻一本流水账簿”，甚至称其“竟至一千二百余页，实则徒然糟蹋纸张，于史实无补也”。由此亦可知，先生在学术批评上直率的性格在早年就已非常突出。另一篇是对美国学者拉托莱（K. S. Latouretie）的《中国文化之发达》（The Development of China）一书的评论。华山先生特别考察了拉托莱的学术背景，认为他在此书以前已有关于中美早期外交和在华传教士方面的两部著作，“对于中国文化有充分的了解，是没有问题的”，加上作者“对于中国有充分的同情”，故其著作结构精密，篇幅分配适当，叙事解释条畅，“使人阅读一过，竟能对于中国文化之本质与历史得到一个明晰的概念”。先生在这里特别强调：“以一个外国人而对一个文化悬殊的国家之文化，加以批评，除了须要有对于该国文化有充分了解之外，更须有热烈的同情。了解与同情，可以说是在批评任何一种文化的时候所最不可缺的二要件。如果已具备了此二要件，那末不论其批评是好是坏，已有一读的价值。”“了解之同情”是清华历史学系教授陈寅恪在1931年3月发表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中提出的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方法。华山先生在这里将其适用范围扩展到研究异国或异族文化，无疑是非常巧妙的。
1933年，先生完成了毕业论文《领事制度》后，顺利从清华毕业，旋即返回家乡无锡受锡光中学之聘任历史和外语教师。大概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先生在授课之余开始从事史学研究。当时的研究集中于中国古代经济史领域。就在1934年一年间，先生发表了关于中国古代经济研究的数篇论文。目前所见先生第一篇公开发表的经济史论文当系于1934年2月刊登在《图书评论》上的对陈登原《中国土地制度》一书提出的明代“两重地主”之说的质疑。先生指出了陈氏对两则重要史料的误读，从而认为其所说的“两重地主”并不存在。陈氏后来又有答覆，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对这一争论，著名经济史家梁方仲曾有评论。他认为陈登原“对于华先生提出质疑的两点，都没有明白答复”，并进一步申论，指出了陈氏观点“淆乱史实”的错误，支持了华山先生的观点。1934年4月和6月，先生在中国经济研究会主办的《中国经济》第2卷第4期和第6期上发表了《隋唐经济史研究》及其续篇。该文长约35000字，对隋唐时期的户口、土地分配、赋役制度、币制、常平仓、和籴和买、交通、对外贸易等问题都作了论述，其中尤以赋税制度演变的论述最为详尽，被认为是20世纪30年代关于隋唐经济史的代表性论文之一，至今仍有参考价值。9月，先生又在《中国经济》第2卷第9期上发表了《魏晋南北朝之经济状况》和《元代之经济状况》两篇论文。前者详细论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经济政策、土地制度、财政状况、民生状况和财政、货币等问题；后者以丰富的史料，对元代的农业、土地问题、地主与佃户的关系、奴隶制度、财政、钞法、交通、商业等问题都进行了论述，是元代经济研究的开创之作。这一年，先生还在无锡当地刊物《今日》上发表了《宋代的土地清丈》一文。这是今天所知先生发表的第一篇关于宋史的论文。该文从宋代“田制不立”讲起，叙述了宋代历次清丈土地的情况。此文很可能是先生1960年发表的《南宋统治阶级分割地租的斗争——经界法和公田法》一文的基础。1936年，先生改任位于家乡张泾桥的无锡县立女子中学的史地教员。他平日喜与同事唱和，诗作曾结集为《泾皋诗抄》，未及出版，即因战乱散失。1937年，日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无锡很快沦陷，先生避难于家乡。1939年，与同事创办私立正风中学，任教导主任。这期间，先生目睹国土沦丧、山河破碎，为寄托故国之思，开始研究宋史，着手写作《岳飞传》，时断时续，历时三年方才完成初稿，但先生自己并不满意，最终没有出版。1945年抗战胜利后，先生应上海大同大学附属中学之聘，任历史和外语教师。1946年5月，已投身民主进步运动的吴晗自昆明返北平，途经上海。华山先生以清华同学身份邀请其到学校演讲，为此引起校方不满，先生于是在当年暑假辞职返乡。1947年，先生的母校私立无锡中学闻知其赋闲在家，便聘其为外语、历史教师，兼任图书馆主任。至晚从这时开始，先生与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接触，逐渐成为教师中的进步分子。1949年4月，无锡解放后，先生兼任无锡市中学史地教学委员会主任，在党的领导下，研究改进中学史地教学的内容和方法，实际就是研究如何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指导中学史地教学。这或可说明在此以前先生已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先生为什么能从1955年开始连续发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写成的数十篇史学论文了。1951年，先生参加了苏南行署主办的土改学习班，并作了题为“江南的封建土地制度”的演讲。1952年，先生参加九三学社。次年被推选为九三学社无锡分社委员会委员，兼任宣传部长。1954年，被无锡市教育界推举为无锡市政协委员。大概从抗战期间写《岳飞传》开始，先生已把主要精力转移到宋史研究上。新中国成立后，先生又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整理旧日研究所得。1955年到1956年6月，先生陆续在《文史哲》上发表了《南宋初的范汝为起义》《〈水浒传〉和〈宋史〉》《南宋绍定、端平间的江、闽、广农民大起义》《略论女真族氏族制度的解体和国家的形成》四篇论文，另在《历史教学》《新史学通讯》发表了《南宋初年的宋金陕西之战》《绍兴和议后的南宋帝国》等论文，开始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并受到山东大学的重视。1956年7月，山东大学历史系为充实师资和科研力量，将先生调入山东大学，先是在《文史哲》编委会工作，后转到历史系。从此，先生的学术才华得到了充分发挥，其主要的学术成就大都是在山东大学期间取得的。从1956年调入山东大学到1960年前后，先生主要从事宋辽金元史的教学和研究，在《历史研究》《文史哲》《山东大学学报》《史学月刊》等刊物发表了宋辽金元史的研究论文十余篇，其最具代表性的关于宋代客户、茶业经济等的论文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在不长的时间内崛起成为较有名气的宋史学者”。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大陆的宋史研究领域，除邓广铭、陈乐素、蒙文通等宋史研究的奠基者外，先生是成就十分突出的一位。他的宋史研究论文大都是相关论题的开创之作，许多论文直到今天仍不失其价值，屡屡被学界引用。近些年关于20世纪宋史研究的回顾大多都会提到先生及其宋史研究的成果。大约从1960年开始，因为山东大学历史系要开设“中国思想史专门化”课程，先生独自承担了宋元明清部分，从此将主要精力转向思想史的教学和研究，仅仅四五年间就发表了十余篇论文。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史学界围绕所谓“五朵金花”问题展开了全国性的大讨论，山东大学历史系在这场声势浩大的学术论争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引领作用，华山先生也参加了相关讨论，在封建土地所有制、资本主义萌芽和农民战争等问题上都发表了引人注意的见解。先生还参加了历史系教师组成的“中国思想史讨论班”，参与了当时关于思想遗产批判继承问题的讨论。华山先生外语功底极好，不仅曾辅导历史系的青年教师进修日语，而且积极从事翻译工作。他曾翻译过日本学者井上清的《论中日甲午战争的本质》、清水茂的《柳宗元的生活体验及其山水记》等论文，也翻译过英文的《在英国侵略中东幕后》等文章，后均刊于《文史哲》。1970年，先生尽管头上还戴着各种各样的“帽子”，仍受命翻译日文科技资料。次年，又受命翻译加拿大学者格莱兹布鲁克（T.Glazebrook）的《加拿大简史》。11月21日晚，因心脏病发作去世。第二天，当同事打开他的房间后，桌子上还整齐地摆着他在头一天译出的数千字译稿。华山先生曾写成《岳飞传》《宋辽金史话》《宋代茶法考》等著作，但均未出版，原稿后皆散佚。先生给我们留下了四五十篇论文，其中宋辽金元史的论文由其生前好友王赓唐编为《宋史论集》，由齐鲁书社1982年出版；中国思想史的论文由王赓唐等辑为《中古思想史论集》，由学苑出版社2008年出版，先生一生主要的论文均已荟萃其中。除上述两部论文集外，笔者还搜集到了散见于报刊的先生早年的文章十余万字，期待将来有机会将其汇编成集，作为对先生的纪念。需要说明的是，就是华山先生这样一位成就突出的知名学者，其论文直到今天仍不断被学界引用，但先生在生前却未获得任何职称，始终以教员身份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
华山先生虽在建国前已发表了一些有影响的论文，但其最主要的学术成就都是在建国后，尤其是调入山东大学以后取得的。综观建国后先生的学术成就，当以社会经济史尤其是宋辽金元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最为突出。宋代饮茶之风极盛，茶叶专卖在宋代经济中有重要地位。1940年，日本学者加藤繁就发表了关于茶叶专卖的论文，但中国学者的专门研究除了对川茶产销的个别研究外，直到1957年，才有华山先生在《文史哲》第2期和第3期发表了《从茶叶经济看宋代社会》这一全面论述宋代茶叶经济的论文。该文以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为指导，系统论述了宋代茶叶生产状况、制茶技术及茶叶专卖制度的演变，分析了围绕茶叶生产和贸易出现的社会矛盾和斗争，并讨论了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和发展的问题。该文尤其关注茶叶经济与宋代社会的关系，学界后来关于宋代茶叶经济研究的主要论题，先生大多已有论述。文中提出的不同地域商人围绕着茶法产生的矛盾等一些问题，直到今天仍值得深入探讨。客户问题是宋代经济史的重要问题，1960年，《历史研究》第1、2期合刊发表了先生的《关于宋代的客户问题》一文。1961年4月12日，《光明日报》又发表了先生的《再论宋代客户的身份问题》一文。在这两篇文章中，华山先生认为宋代客户对地主的封建隶属关系较之前代已有所减轻，但呈现出曲折发展之势，受历史与地域因素的影响，宋代的主客关系呈现出复杂的状态：在地域上，四川客户的封建隶属关系最强，北方客户的人身比较自由；在时间上，到南宋末年，客户的人身隶属关系似乎又有逐渐加强的倾向，甚至走上了第二次农奴化的道路。在《关于宋代的客户问题》一文中，先生还辨析了“客户”和“佃户”的含义和关系，并讨论了宋代客户的数量和剥削形态等，指出宋代客户比例不是日益降低，而是日益增大，至少在半数以上；宋代主要采用实物折租的形式，纯粹的货币地租还很少。这些在当时都是新的见解。先生的这两篇文章不仅对中国学界关于客户问题的讨论产生了积极影响，而且受到日本学界的高度重视。由于客户的身份问题是“唐宋变革论”中判定宋代是否为近世社会的核心议题之一，日本学者加藤繁、宫崎市定、周藤吉之等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已作过探讨。宫崎市定等京都学派的学者认为以客户为主体的宋代佃户已是具有充分人身自由的自由民，而周藤吉之等东京学派的学者则认为宋代佃户仍是农奴，两种观点僵持不下。华山先生的观点实际上是折衷了日本京都学派和东京学派的观点，对“唐宋变革论”的发展有重要意义。在日本，直到1963年，东京学派的柳田节子方发文强调地域差别的重要性，认为长江中下游地区等“先进地带”人身隶属性弱一些，而荆湖、四川等“后进地带”人身隶属性较强，实际上就是华山先生思路的发展。1964年6月，柳田节子还专门撰文介绍了华山先生的研究。正因为这两篇文章，华山先生与日本学者周藤吉之、中国学者陈乐素等一起被认为是“在对于客户问题研究的深入拓展上，都有重大贡献”的学者。1960年，华山先生在《山东大学学报》（历史版）第3期发表了《关于宋代农业生产的若干问题》一文，讨论了宋代农业生产的亩产量的提高，劳动力数量和耕地面积的增长，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发展，农作物种类及其种植范围的扩大等问题。直到今天，仍被学者誉为“一篇罕见的力作”，其诸多结论广为学界引用。该文对相关数据的考辨及处理方法尤其受到学界赞誉，如文中通过王安石变法时方田均税的数据推算当时的垦田总数，受到了漆侠先生的高度评价。漆侠先生在1987年出版其《宋代经济史》上册时用同样的方法推算了宋代的垦田总数。当时漆侠先生并未注意到华先生的研究，到1999年该书重新出版时，漆侠先生特意在脚注中加了一段话：“附此一提，华山先生《关于宋代农业生产的若干问题》一文，早就以王安石新法中的方田均税法考察宋代垦田数量，由于我的孤陋寡闻，未能早日参考注明。”华山先生还有一些宋代经济史研究的论文，如1959年发表于《山东大学学报》（历史版）第2期的《宋代的矿冶工业》一文较早对宋代矿冶工业进行全面考察，涉及到宋代矿产品的产量、产区、生产技术等经营方式，认为宋代的矿冶工业有比较显著的发展，在产量和生产技术上都远高于唐代的水平；在王安石变法前期，矿冶工业最繁荣，此后逐渐衰落，到南宋一落千丈，主要原因是官府采取高度垄断及严重剥削的政策。该文对王安石变法的失败等也提出了一些新见解，值得重视。1960年发表于《山东大学学报》（历史版）第1期的《南宋统治阶级分割地租的斗争》一文论述了南宋经界法和公田法的实施经过，指出了二者实质上都是统治阶级内部分割地租的斗争。华山先生对于女真族和契丹族社会形态发展的研究因其自成一家的观点而受到学界高度重视。他于1956年在《文史哲》第6期上发表了与王赓唐合撰的《略论女真族氏族制度的解体和国家的形成》一文，认为女真建国后不久就消灭了辽和北宋，受辽和北宋高度发展的封建文化的影响，其未经过奴隶制而直接向封建制飞跃发展。1958年又在《文史哲》第6期上发表了与费国庆合撰的《阿保机建国前契丹社会试探》一文，认为阿保机称帝前，部落酋长的民主推选制早已被破坏，国家制度的萌芽早已发展，到阿保机时代正式建立了半汉化的封建国家制度。这两篇文章在辽金史研究中有很大影响。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杂志社为总结建国以来史学研究的主要成果，编辑了一系列论文集，《辽金史论文集》是从1949-1982年间的800多篇文献中选出23篇论文和1篇研究综述组成，其中收录了华山先生的这两篇文章，可见它们在辽金史研究中的地位。学界在回顾20世纪的辽金史研究时，也对这两篇文章提出的自成一家的观点作了重点介绍。华山先生对辽金元经济史也有研究，并提出了一些极具创新意义的见解。他于1958年在《文史哲》第2期上发表的《元代赋役制度考略》一文，指出了李剑农《宋元明经济史稿》及《元史》《新元史》有关部分的错误，对元代赋役制度作了全面深入的考证，认为元代的赋役制度极为复杂混乱，并颇有见地地分析了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蒙古统治者毫无政治经验，在建国之始因时立制，因地立制，没有规划出一套统一的制度；另一方面是蒙古统治者有意造成这样混乱的局面，使地区、职业、地位不同的人民利益相互抵触，不能团结，以达到其加强统治和剥削的目的。先生在一些关于宋代经济的论文中也论及金元时期的经济，如前引《宋代的矿冶工业》一文亦论述了金代矿冶业的发展，认为南宋矿冶工业的发展由于政策的原因而不如金代。文章最后提出：一般历史著作中往往把南宋的经济发展估计过高，把金的经济发展估计过低，虽然南北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中唐以后的历史发展趋势，但金在北中国统治以后经济衰落的程度以及南宋经济的发展程度究竟如何，似乎还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必要，恐怕不如一般想象的那样相差悬殊。前引《再论宋代客户的身份问题》一文则指出：在南宋灭亡前夕，江南农民已完全失去人身自由，走上了第二次农奴化的道路，通常认为元代农民身份极度低落是蒙古入主所致的观点值得商榷。重新评估金代经济发展水平及蒙古入主中原的影响，对探讨中国历史上的经济重心南移问题和恰当评价元代在历史上的地位都有重要意义。20世纪末，美国学者发起了关于“宋元明过渡”的研究，试图证明从南宋到明前期近四个世纪的变迁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的发展进程中都有利于唐宋变革的趋势向明清延伸，要求重新认识元朝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其思路与前述华山先生的主张颇有一致之处。
在宋辽金元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之外，华山先生关于宋金政治史、中国思想史和封建土地所有制、农民战争、资本主义萌芽等中国史的重要理论问题的研究也有重要影响。首先是先生对宋金政治史的研究。宋史学界对两宋史的研究长期都是重北宋而轻南宋，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关于南宋史的研究除了邓广铭先生关于岳飞等南宋人物的研究外，其他研究并不多。华山先生连续发表了数篇论文探讨南宋政治、军事及宋金关系等问题，如《南宋初年的宋金陕西之战》《绍兴和议后的南宋帝国》《从采石之战到隆兴和议》和《南宋和金朝中叶的政情和开禧北伐之役》等，其中对宋军富平之战失败的原因、韩侂胄发动开禧北伐的目的及失败的原因等都提出了新的见解。先生还有《南宋初的范汝为起义》《南宋绍定、端平间的江、闽、广农民大起义》和《金世宗一代的政治和汉族人民起义问题》三篇论文，均是探讨相关农民起义的开创之作。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先生在前两篇文章中分析农民起义失败的原因时，不是像当时流行的那样以农民阶级的局限性、落后性概括之，而是注重分析起义军活动区域的各种社会因素。如分析范汝为起义没有提出“均贫富”之类的政治口号的原因时，先生认为可能是受了福建地区生产落后性的限制之故；分析江、闽、广农民大起义失败的原因时特别论述了这些地区的地主豪强武装，认为他们是镇压起义的主要力量。这种分析思路与近些年学术界重视的区域社会史的方法颇为接近；在后一篇文章中，分析了号称“小尧舜”的金世宗统治时期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的尖锐及汉人的反抗问题，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和评价金世宗其人及其统治。华山先生约从1960年转入中国思想史的研究，边开课，边研究，到1965年发表了相关论文十余篇，20世纪80年代初两篇遗作又得以发表，再加上其他未发表的文稿共约20篇，内容涉及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明代实学及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潮等。侯外庐先生等主编、完成于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思想通史》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方法为指导写成的一部巨著，对思想史研究有着深远影响。在研究方法上，侯外庐先生强调要从“横通”和“纵通”两个方面考察和分析思想家体系化的思想，“横通”就是要考察思想家个人的思想体系与历史时代的关系，“纵通”就是要考察思想源流的演变；他还主张要找出思想所代表的集团利益或阶级利益，找出思想产生的阶级根源，从而研究思想家世界观的本质特征，为思想家哲学性质的定位提供指针。华山先生关于思想史的研究方法深受该书的影响，如其在研究道学的形成时就提出“必须从两方面入手探索：一方面是探索其社会根源，也就是说，探索道学产生时期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形势；另一方面是探索其思想源流，也就是说，探索道学形成以前三教斗争和合流的历史过程”，“没有一定的历史条件和没有长期积累起来的思想材料，任何一种学说是不可能出现的”。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思想通史》体系过于庞大，其中的一些学术观点也有进一步讨论的余地。华山先生在具体研究中往往能不囿成说，针对该书的一些影响极大的观点提出不同见解。1962年，先生在《山东大学学报》（历史版）第1期上发表了《从陆象山到王阳明》一文，就宋明理学的一些重要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以《中国思想通史》为代表，当时学界一般认为陆九渊之学是主观唯心论。先生在深入分析了陆九渊关于“理”的概念后，认为陆氏不仅承认宇宙万物独立存在于人的主观意识之外，也承认宇宙万物之理是独立于人的主观意识之外的，应当属客观唯心主义，与朱熹并无不同。他进一步提出朱、陆之间的差别仅在道德修养入门处的细微末节上，而在哲学的宇宙论、认识论、伦理观的看法上，两家基本上站在同一立场上。先生还指出：象山哲学属于客观唯心主义是从基本倾向而言的，同时也有相当浓厚的主观唯心主义因素，这些因素通过杨慈湖、陈白沙到王阳明发展为真正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陆王哲学虽然不同，但从发展观点来看却是一脉相承的。1964年，先生又在《山东大学学报》（历史版）第1期发表了《论泰州学派：与侯外庐先生商榷》一文，针对《中国思想通史》对王艮、何心隐、李贽的评价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关于王艮，《中国思想通史》从其出身灶丁和向民众传播自己的思想两点出发，认为其思想具有人民性。华山先生则提出“判定一个思想家的思想之进步与否，其出发点应该是分析他的思想本身，而不是思想家的出身和思想传播的对象”。关于何心隐，《中国思想通史》对其社会思想评价极高，说他是一位人道主义的社会空想家。先生不同意这种说法，在深入分析了何心隐设计的社会方案后，指出其设计都是为了强化封建制度，且没有提及土地所有权问题，故只能是后退方向的空想，而不是前进方向的空想。关于李贽，《中国思想通史》等认为其思想是代表市民的反封建思想。先生虽承认李贽思想的进步性，但强调不能把他的进步性估计得太高，把他描写成近代式的反封建战士。除《中国思想通史》外，华山先生还对汤用彤的《印度哲学史略》、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田光烈的《玄奘哲学思想中之辩证法因素》、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甚至外国学者R.A.休姆的《印度宗教哲学史解释》等著作中的某些观点进行了商榷，表明了先生对学术创新的追求。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史学界曾围绕被称为“五朵金花”的中国古代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封建社会的农民战争、资本主义萌芽和汉民族形成等问题展开大规模的讨论，山东大学历史系在几个问题上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置身于这样的学术环境，华山先生也参与了相关的讨论，发表了若干自成一家的观点，受到学界的关注，后来编辑出版的相关问题的许多论文集中都收录了先生的文章。在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上，长期存在土地国有制、土地私有制及二者并存说等的争议，先生对此从法律和经济两个层面进行了论述，他认为：从法律意义上说，在封建社会没有土地私有权，只有占有权或使用权，国家或皇帝才对一切财产有绝对支配权；但从经济意义上说，封建社会有土地私有制。商鞅变法标志着土地私有制兴起，完整的国有制从此开始遭到破坏，唐中期均田制遭破坏后，土地买卖再无限制，私有制就占主导地位了。长期以来，学界对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相关争论的总结中总是把先生的这一观点作为自成一家的观点单独列出。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先生曾在其《从茶叶经济看宋代社会》一文中专列一目“从茶叶经济看资本主义萌芽在宋代出现的可能性及其发展的长期性和艰苦性”加以讨论。他指出：宋代茶叶经济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茶叶作坊中已有大量雇佣工人存在，并且其工资也货币化了；虽然由于文字史料的缺乏，还不能断言资本主义萌芽在宋代已经发生，但从宋代的条件来看，这种萌芽的出现有极大的可能性，由于封建国家的垄断政策使其发展比较艰苦，比较缓慢。先生还提出了研究资本主义萌芽应当注意的问题：（1）要从概念上弄清楚究竟什么叫资本主义的“萌芽”。（2）要研究西欧各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看它们发生当时的各种社会条件及其发展过程，然后与中国作比较研究。（3）要照顾全面，同时也不要忽视个别例证，不要认为文字中没有的就是事实上不可能有的事。（4）不要用落后的事例来否定先进的事例。应该注意各时代的新兴企业和比较大规模的企业，也就是说比较典型的企业，如果把落后的小企业作为例证，那么应该说在解放前夕还没有什么资本主义萌芽，这显然是不合理的。这实际上是先生对当时学术界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争论的一个学术总结，并指出了推进这一问题的若干方向。华山先生关于“封建制度”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就是其应该包括经济基础（即封建生产关系）和全部上层建筑都在内，并不是仅仅指经济基础，而经济基础又包括三个互相联系的部分，即封建土地所有制、人身依附关系和封建剥削制度。这三者中，以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其基础的基础。先生对于农民战争的认识就是以此为基础展开讨论的。他认为：反对前述封建制度的任何一个方面都是反封建，故而可以说农民战争自始至终是反封建的，这是由封建社会的性质所决定的；但不能说农民战争一开始就反对封建制度，初期农民战争所反对的往往不是封建制度最本质的东西封建土地所有制，而是在其他方面，总是对当时生产力的性质最不适合的那一部分。在封建社会中，农民是生产力的主要体现者，对农民最有害的制度也就是对生产力的发展最不利的制度。农民反对这种制度，破坏这种制度，或者迫使统治阶级作出某些让步和调整，就使生产力有继续向前发展的可能，这就是农民战争的作用和农民战争的进步性。对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学术界激烈争论的清官和道德继承问题，先生也发表了明确的观点。1964年，先生在《新建设》第7期发表了《岳飞的爱国主义不能批判地继承吗？》一文，针对岳飞的爱国主义问题研究中的分歧，经过深入分析后提出：在民族斗争中，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人也可能产生自己的爱国主义；岳飞的爱国主义中有劳动人民的爱国主义的因素，这当然是可以批判继承的，就是他的地主阶级爱国主义思想，也并非不能批判继承。先生在1966年1月12日和17日的《文汇报》上连续发表了《论批评与赞扬》和《为什么要肯定“清官”“好官”？》两篇文章，批评了“清官比贪官更反动”这一“颠倒黑白的奇谈怪论”，认为对清官、好官虽然要进行批判，但必须对他们进行适当的肯定。
关于华山先生的治史风格和人格，王仲荦先生在为其《宋史论集》所撰的序言中称赞他是“一个正直、勤奋的历史学者”。他说：华山同志的文章实事求是，史论结合，文笔流畅，富有创造性。他对宋史、思想史发掘较深，是史学界公认的。对聚讼纷纭的史学难题，如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岳飞的爱国主义、清官等问题，他也发表了不同凡响的创见，在社会上引起重视……华山同志才思敏捷，治学又十分勤奋……除了从事教学和参加集体活动外，无论寒暑他总是在伏案读书或挥毫写作。他不仅钻研古代文献，也刻苦钻研马列主义理论，许多重要经典著作他都反复学习过，写了不少札记，在山大历史系教师中，华山同志的理论水平是名列前茅的。熟悉理论，掌握大量史料，又勤奋写作，这是华山同志在不长时间内能在学术上取得显著成绩的主要原因。华山同志为人正直，不趋炎附势，有正义感。在治学上，他敢于坚持真理，不随人俯仰，不看风转舵。作为华山先生多年的同事，王仲荦先生的评价当然是很准确的。
从政治倾向上看，华山先生走的也是旧中国一般知识分子的道路，从政治自由主义走向马克思主义，最后努力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指导自己的史学研究实践。先生有很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从其建国后发表的论文可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如其《略论女真族氏族制度的解体和国家的形成》一文就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阐明的私有制、阶级和国家产生与发展的理论分析女真民族发展进程的代表作。文章没有用经典作家的理论代替历史研究的实际，而是严格从史料出发，坚持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的原则。先生首先论述了相关史料的可靠性问题，“所有文献的记录，几乎全部出于汉人之手。由于社会文化发展的悬殊，对边疆民族的见闻的隔膜和限制，以及种族成见等等原因，使这些记载的可靠性，很成问题”，他由此认为自己根据这些记载只能“描绘出一幅女真族古代社会的粗略轮廓”。文章对相关记载中关于女真“旧俗”反映的时代及《辽史·百官志》等的记载都进行了很有见地的考证，在此基础上展开分析。文中使用了“大概也差不多”“无从证实”“尚是问题”之类的话语，表明了先生严谨的态度。先生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作用，但从不忽视史料考证在史学研究中的意义，而是努力将两者结合起来。他曾批评某先生在这一问题上的进退失据：在批判了自己以考据代替历史研究的错误办法后，同时似乎又走向另一极端，完全否定了考据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而把不甚可信的资料信以为真。他认为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反对繁琐的考证，更反对以考证来代替历史发展规律的研究，但也不应忽视考证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在若干重大问题上如果不先弄清历史事实，我们就无法从错误、混乱的历史记述中得出正确的、合乎社会发展规律的结论”。先生关于宋代客户、茶叶经济及契丹族发展进程的研究都是理论与考据较完美结合的代表作。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思想史或哲学史的研究，受苏联日丹诺夫哲学史定义的影响，认为整个思想史或哲学史就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争斗的历史，思想史研究的目的与意义即是从唯物与唯心、辩证法与形而上学这唯一的视角来给历史上的思想家、思想体系和社会思潮定位、定性。进一步，则是硬要给历史上的哲学家都贴上进步或反动的政治标签，由此，“唯物=进步，唯心=反动”的“两个对子”范式主宰了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对号入座”“贴标签”成了思想史或哲学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在华山先生看来，思想史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如何用马列主义的理论武器给它以比较全面的批判性总结”，“哲学史研究的目的，在于批判继承先行社会和前辈哲学家的思想遗产，为发展和提高人们的思维能力，更好地认识客观世界取得借鉴。因此研究哲学史的任务，就需要站在新的高度，掌握新的方法，对先行思潮进行分析，肯定其历史意义，批判其局限性”。华山先生当时对于思想史的研究也难以避免前述研究范式的束缚，在具体研究中也是注重分析思想家或思想流派究竟是唯物还是唯心、坚持辩证法还是形而上学，尽管如此，他还是反对“对号入座”“贴标签”式的简单研究，主张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其在研究张载的思想时，就指出当时的讨论存在两种相反的倾向：一种是从分析张载一生的政治活动和他的封建复古主义出发，进而认为张载的宇宙观和认识论不可能是唯物主义的，认为一个在政治上保守的人物，根本没有任何可能在解释世界时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一种是从张载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直接引出他的进步的政治见解，在他们的心目中，仿佛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想和保守的政治观点不可能并存于一个人的思想中。先生认为“以上两种倾向看起来好像是不可调和的，但却有其共同的出发点，即双方都企图在一个哲学家的哲学思想与他的社会观点和政治态度之间画上一个等号”，为此他提出：我们认为一个思想家的哲学观点和政治观点有其统一的一面，因为任何政治观点都有它的哲学基础，一切政治主张最后总要归结到对整个世界的看法；但是两者还有其区别的一面，尤其是作为一个统治阶级的思想家，出现这种情况，并不奇怪……把世界观和社会观完全统一起来要求古代思想家，是不符合历史主义原则的。我们应该从具体分析一个思想家的思想本身出发而不是从公式出发。抱实事求是的态度，既不苛责于古人，也不为他们曲为解释，这样才有可能作出比较正确的评价。前文已指出华山先生在学术批评上是比较直率的，当面对一些“颠倒黑白的奇谈怪论”时，在明知站出来会对自身不利的情况下，先生仍然冒着风险挺身而出。从1959年开始，翦伯赞、吴晗等大力倡导历史主义，对1958年“史学革命”造成的混乱提出了尖锐批评。历史主义思潮虽曾一度占据上风，但到了1963年，史学思潮和社会舆论开始逆转。进入1964年，对吴晗、翦伯赞等的批评不断升级。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出笼后，明哲保身者已不再发表意见，华山先生却先后发表了《岳飞的爱国主义不能批判地继承吗？》《论批评与赞扬》和《为什么要肯定“清官”“好官”？》等文章，鲜明地站在历史主义思潮一边，批判了“清官比贪官更反动”等奇谈怪论。即使在1966年被下放农场劳动，先生也不能容忍他人关于岳飞抗金无意义等谬论，并给予了义正词严的反驳。先生的正直与直率得到了充分展现。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先生虽然与学界多有商榷之论，但其论著与当时的一些著作相比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在深入分析的基础上立论平和。如其1962年发表于《山东大学学报》（历史版）第1期的《从陆象山到王阳明》一文就被认为是20世纪60年代“较为平和的分析和讨论陆王心学的文章”，其他论文大多亦是如此。直率与平和集于一身，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恰恰体现了先生的高尚人格和大家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