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史》记载的女真开国史可信吗？| 邱靖嘉
《金史》记载完颜阿骨打于公元1115年建国称帝，国号大金，建元收国，长期以来一直被奉为信史。刘浦江先生撰作《关于金朝开国史的真实性质疑》一文，首次对《金史》的开国史叙述提出深切质疑，引发学界争议。在刘文研究基础上，通过对宋元文献及石刻材料有关金朝建国记载的仔细考辨，能够大体复原出金初历史的真实面貌。阿骨打当于辽天庆七年（1117）采纳谋士杨朴的劝进意见，称帝建国，国号大金，建元天辅，《金史》所记开国史乃是出于金修《太祖实录》时的改写与重塑，并不可信；至于刘文提到的吕颐浩所谓“女真于宣和四年（1122）方建国号大金”之说也不准确，它所反映的史实可能是金朝从“大女真·金国”的双国号制向“大金”单一国号体制的转变。
原 载 |《文史哲》2022年第2期，第45-59页
原 题 | 改写与重塑：再论金朝开国年代及其相关问题
扩展阅读一、引言：思维陷阱与新的启示
根据《金史》的记载，辽天庆四年（1114）九月，生女真部族节度使完颜阿骨打起兵叛辽，在取得宁江州、出河店两战胜利之后，阿骨打旋即在众人劝进下，于次年（1115）正月朔日称帝建国，国号大金，建元收国，二年十二月又“改明年为天辅元年（1117）”。对于这一金朝开国史记述，数百年来世人皆深信不疑，直至20世纪末，刘浦江先生发表《关于金朝开国史的真实性质疑》一文（以下简称“刘文”），主要依据宋元文献有关金朝建国的歧异记载，并结合辽末女真兴兵的具体情势分析，首次对《金史》的上述叙事提出深切怀疑。他认为《金史》所记开国历史肯定是不真实的，恐出于金修《太祖实录》的事后编造，其初步的研究结论是“完颜阿骨打于公元1114年起兵以后，可能在1117年或1118年建立了国家，国号是‘女真’，年号为‘天辅’，1122年改国号为‘大金’”，而所谓“收国”年号并不存在。此文严重动摇了人们长期以来对金朝开国史的既有认知，故一经刊出，便在学界引起不小反响。有学者认同刘浦江先生的观点，如齐木德道尔吉即对刘文的文献考辨和研究结论表示服膺和赞赏；李秀莲亦认可刘文之说，并在其基础上推论1115年阿骨打当称“都勃极烈”，1117年方称帝建国。同时，也有一些学者提出商榷和反对意见，如董四礼认为刘文的论证存有一些疏漏，在没有确凿证据以前，仍应采纳《金史》有关女真开国的记载；乌拉熙春则依据金代石刻材料，论证金朝“收国”年号是真实存在的，金人并未篡改其早期建国历史；辛时代具体指出刘文对某些史料的误解，表示金朝1115年建国说当为信史。此外，最近还有人试图调和各种史料的不同说法，以阿骨打于1115年正月建国，1117年正式称帝，而南宋方面记载的1118年金朝建国说系宋金开始交往的年份。刘文声明其研究结论仅是一个初步看法，“远远不是定论”，此文的贡献在于引起人们对金朝开国史真实性问题的关注和思考，所以其后学者们的各种意见都是正常的学术探讨，刘文即坦言欲“彻底恢复金初历史的真实面貌，仍有待于我们的继续努力”。
那么，我们能否寻绎出金朝开国史的真相呢？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如何解释宋、辽、金各方文献有关女真建国的多种歧异记载，从而找出真实的历史记录。长期以来，学界往往存在这样的固有认识：《金史》的记载主要来源于金朝诸帝实录，乃金人记本朝事，其可信度自然很高，而宋代文献所记金朝史事则得自传闻，多有错讹，恐不足取信。因此，多数辽金史学者仍倾向于信从《金史》的开国史叙述，否定宋人记载，上引反对刘文观点的论著就是这一派意见的代表。这种对金、宋双方记事可靠性的一般看法固然有一定道理，但恐怕也不能一概而论。《金史》所见金朝史事也可能有失实之处，甚至存在金人改篡国史的情况，而宋人记载的内容来源比较庞杂，既有传讹之误，但也有来自金朝方面的可靠消息，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我们在利用金、宋双方的史料时不应有先入之见，讨论具体史事当立足于史源学的考察，探究各方记载的最初来源和文本生成过程，小心求证，以辨明正误，避免坠入固有认识所带来的思维陷阱。
除需抛开对金宋史料的成见之外，某些新的研究发现对于我们重新思考金朝开国史问题也带来了有益的启示。我们知道，辽朝的开国年代也存在正史记载与历史事实之间的重大抵牾。《辽史》谓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于公元907年称帝建国，后于916年建元神册，但史家早已证明，实际上阿保机在907年仅是取代遥辇氏可汗成为契丹部落联盟长，至916年才正式称帝建元，建立大契丹国。苗润博的最新研究揭示出，《辽史》所记开国年代的严重“错误”实出于辽朝史官纂修国史时的精心建构，辽后期为寻求王朝政治合法性与正统性，遂将契丹开国史提前至唐朝灭亡之年，从而有意篡改了建国年代这一极为重要的政治时间。鉴于辽朝即已存在这种改写历史的情形，且辽、金两朝前后相继，在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上具有一定延续性，这使我们不禁更加深了对金朝开国史问题的疑虑，似不排除金人受辽朝影响，出于某种政治目的而改篡开国年代的可能。
最近笔者注意到一条史料，或可有力地说明《金史》所谓辽天庆五年正月建国说恐不可信。《三朝北盟会编》（以下简称《会编》）卷一八引《神麓记》记有一则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佚史，其中提道：“太祖，契丹咸雍四年岁在戊申生，自辽国天庆三年甲午岁年四十七，于宁江府拜天册立，改元，称帝号。”按《神麓记》作者为苗耀，其人其书皆不详，今仅存若干佚文见于《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下简称《要录》）亦多有参据。从这些佚文来看，此书记金朝杂事，其下限迄于世宗即位、海陵被弒，推测成书年代或在世宗初，其内容大多源自金朝方面的原始资料，史料价值颇高，故刘文推断苗耀可能是世宗时由金入宋的归正人。《神麓记》所载的这一则金太祖佚史很值得考究，首先需要指出的是这段引文中的文字讹误。阿骨打生于辽咸雍四年戊申（1068），《金史·太祖纪》所记同，年四十七当在天庆四年甲午，此处误作“天庆三年”，另外“宁江府”当作“宁江州”。由此可知，《神麓记》称阿骨打在辽天庆四年宁江州首次起兵之后便已称帝建国，与《金史》的说法不同。根据笔者的研究，其实《神麓记》的这条记载应是金朝史官在纂修《太祖实录》的过程中较早提出的一种开国史建构方案，但最终没有被采纳，而是改为次年正月称帝建国。既然阿骨打建国的时间节点可由史臣随意设定，这就更加说明《金史》有关女真开国的系统记载并非真实的历史。
二、宋代文献所记阿骨打称帝建国事的史源
然而如上所言，金人的这种开国史记述恐怕是不真实的，与之不同，南宋史书关于金太祖阿骨打称帝建国之事则有一番别样的记载，值得高度重视。李心传《要录》卷一谓重和元年（1118）八月秋，“旻（此系阿骨打汉名）用辽秘书郎杨璞计，即皇帝位”，又其著《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一九“女真南徙”条言：“重和元年八月，阿骨打始称帝，以其水生金，故号大金，改元天辅。”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卷二五《契丹女真用兵始末》称政和八年（即重和元年，是年十一月改元）八月，“辽东人杨朴劝女真称皇帝，以王姓，以文（按当作旻）名，以国产金，故称大金，改元天辅，皆从之”，《宋史全文》所记略同。以上记载均明确将阿骨打建国称帝系于宋重和元年八月，此外，又有他书只泛称其事在重和元年或政和八年，未言具体月份。如王称《东都事略·金国传》说“辽东人有杨朴者，劝阿骨打称皇帝，以其国产金，号大金国，建元为天辅，是岁政和八年也”；陈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于重和元年末，谓“是岁，女真阿骨打僭称帝，国号金”。总的来看，南宋方面的文献记载内容基本一致，皆以宋重和元年阿骨打始称帝，定国号“大金”，建元“天辅”，且多提及此举乃出于谋士杨朴的计议，并称其后金向辽朝遣使求册封云云，这与上述《金史》的收国元年建国说可谓大相径庭，那么宋人的这种说法是否可信呢？我们需要对其史料来源做深入发掘和考察。
其实，关于杨朴献策、阿骨打称帝建国及求辽册封事，在南宋初汪藻编《裔夷谋夏录》，其后徐梦莘撰《三朝北盟会编》以及元代伪书《契丹国志》中皆有很详细的记载，兹将三者引文并列于下表，以便对比分析。
以上三种文献所记史事内容大体相同，但彼此详略互异，显然有着共同的史源。据学者研究，《裔夷谋夏录》记辽金间事主要采自史愿《金人亡辽录》（以下简称《亡辽录》），而《契丹国志》所载辽末天祚帝史事亦源出《亡辽录》。又笔者对《会编》卷三所记女真始末的史源做了具体研究，发现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内容也是直接来源于《亡辽录》。此书又名《辽国遗事》，乃辽末进士史愿于宣和四年（1122）归宋后所著，记载女真灭辽本末，史料价值很高，后多为南宋人修史所采录，影响广泛。因此可以断定，以上三书关于女真建国、与辽和议的记载应当都出自《亡辽录》一书，只是三者剪裁取舍各有不同，故详略互见。特别是《会编》，徐梦莘还依据其他文献做了个别改订，如其谓阿骨打用杨朴策称皇帝，“改元收国”，而《裔夷谋夏录》和《契丹国志》皆作“改元天辅”，刘文指出徐梦莘编撰此一节时可能参考了流传至南宋的《金太祖实录》节抄本，此处“收国”并非《亡辽录》之原文，或是徐梦莘据《金太祖实录》所改。
三、辽天庆七年（1117）金朝建国说之成立
然而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尽管《亡辽录》所记阿骨打建国改元的年代并不准确，但这不代表其所述开国史事全然不可信据。根据表1三种文献转抄《亡辽录》之记事，阿骨打先是采纳杨朴的劝进意见，称帝建国，随后又在杨朴的建议下，与辽朝议和、求册封，在此过程中渤海人杨朴发挥了关键作用。刘文已指出，杨朴在赵良嗣《燕云奉使录》、马扩《茆斋自叙》、张汇《金虏节要》等一手文献中多有记载，其真实性毋庸置疑，他作为阿骨打的主要谋臣，是金朝建国前后的一位重要人物。杨朴为阿骨打谋划的开国道路是先称帝立国，再求辽册封，以获得政治合法性，这两步紧密相关，所以不宜孤立地来看《亡辽录》所记阿骨打称帝建国事，而要将其与之后的求册封事联系起来进行整体考量，才能充分说明其可信度，并且解释《亡辽录》系年的致误之由。按，杨朴于“高永昌叛时，降女真”，而高永昌在辽东京起兵乃天庆六年（1116）正月事，则杨朴劝阿骨打称帝不得早于天庆六年，其具体时间留待下文讨论，这里先谈《亡辽录》所记辽金间遣使册封之事。关于此次辽金交涉之始末，《亡辽录》记载并不完整，双方实际的谈判过程比较复杂，《金史·耨盌温敦思忠传》称“辽人前后十三遣使，和议终不可成”。这十三次遣使的情况，今可从《辽史·天祚皇帝纪》（以下简称《辽纪》）和《金史·太祖纪》（以下简称《金纪》）中大致钩稽出来，并与《亡辽录》的记载相互参证。
据《辽纪》及《金纪》，辽天庆四年阿骨打举兵，经宁江州、出河店两战迅速崛起；五年攻陷军事重镇黄龙府，并击败天祚帝亲自率领的七十万大军；六年平高永昌之乱，占据东京，势力进一步扩展。至天庆七年，也就是《金史》所记的天辅元年（1117），辽朝又命秦晋国王耶律淳率军讨伐女真，十二月大败于蒺藜山。随后，自天庆八年正月起辽金双方开始议和，至十年三月断绝交往（金天辅二年至四年，1118-1120），“前后十三遣使”。据笔者排比梳理，《亡辽录》所谓天庆八年八月阿骨打求封册十事，大概是在辽金第六回合谈判中正式提出的。又《亡辽录》称天祚帝遣萧习烈等人使金行册礼，并附册文，“使人自十月发行，冬十二月至金国”，然因辽朝册仪、册文没有满足金人要求，次年三月被阿骨打怒叱遣返。此事在辽、金二史中也有明确记载，不过“萧习烈”《辽纪》及《金纪》皆作“萧习泥烈”，且使臣往返时间也有所不同。辽实于天庆九年三月“遣知右夷离毕事萧习泥烈等册金主为东怀国皇帝”，至六月抵金，阿骨打以“册文不合者数事”将其遣回，《金史·耨盌温敦思忠传》记此事较详，其中还提及杨朴。两相比照可知，《亡辽录》载萧习烈等使金当实有其事，但所记往返年月有误。此次和议风波之后，《亡辽录》称辽方消极迁延至“和议遂寝”，但从《辽纪》《金纪》的记载来看，双方围绕册文的修订还有过三次往来交涉，直至天庆十年三月金朝才断绝与辽和议，再启兵戈。
关于辽朝册封金国事，在宋人笔下也有记载。据《会编》卷四，宣和元年（辽天庆九年、金天辅三年，1119）三月十八日甲子，宋遣赵有开、王瑰随李善庆渡海出使金国，“未行，有开死，会河北奏得谍者言契丹已割辽东地，封女真为东怀国主”，“于是罢使人之行，止差呼延庆等用登州牒”往金报聘，可知北宋方面已通过河北的间谍情报系统得知辽金和议、册封之事。呼延庆此行被金扣留，至十二月方遣返，在此期间他数次与阿骨打会面，亲耳听闻阿骨打言道：“大辽前日遣使人来，欲册吾为东怀国者，盖本朝未受尔家礼之前，尝遣使人入大辽，令册吾为帝，取其卤簿。使命未归，尔家方通好，后既诺汝家，而辽国使人册吾为至圣至明皇帝，当时吾怒其礼仪不全，又念与汝家已结夹攻，遂鞭其来使，不受法驾。乃本国守尔家之约。”此处阿骨打所言辽金间册封事与《辽纪》《金纪》及表1三书引《亡辽录》的相关记载完全吻合。
结合辽、金、宋多方文献记载来看，《亡辽录》原载阿骨打采纳杨朴的建议与辽朝和议、求册封之事大体可信，不过它并未展现辽金间十三次遣使交通的全过程，而主要记述的是萧习泥烈等使金册封、为阿骨打鞭笞遣回至绝和议的高潮部分，且所记使臣往返时间存在一些细节错误。以上分析有助于我们对表1三书引《亡辽录》整段记事真实性的判断。作为女真建国的两个重要步骤，既然求辽册封一事可以得到基本证实，那么杨朴劝阿骨打称帝也很可能是有事实依据的，况且《会编》引文还记有杨朴的劝进内容，当非凭空捏造。上文指出，天庆八年正月辽金开始议和，二月阿骨打给辽朝的“复书”中已有“能以兄事朕，岁贡方物”之文，此乃《亡辽录》所记封册十事中“以弟兄通问”和“岁输银绢”两条之雏形。且阿骨打自称为“朕”，并向辽索要“宋、夏、高丽往复书诏、表牒”，说明女真欲效仿学习宋、夏、高丽等国对辽交聘的文书制度，这些都透露出金已建国的讯息。从这些线索来看，杨朴劝阿骨打称帝建国当在天庆六年降女真之后、八年正月之前。或许《亡辽录》作者史愿不知女真建国的具体时间，遂将其姑系于辽金始议和之年，从而导致后人误解。
那么，阿骨打听从杨朴之言称帝建国究竟为何时呢？最有可能的年份就是天庆七年，在文献史料中我们能够找到支持这一判断的明确证据。
首先，最直接的一条材料是《辽史·天祚皇帝纪》的记载。《辽纪》天庆七年末载：“是岁，女直阿骨打用铁州杨朴策，即皇帝位，建元天辅，国号金。杨朴又言，自古英雄开国或受禅，必先求大国封册，遂遣使议和，以求封册。”根据苗润博的研究，《辽纪》的史料来源十分复杂，既有来自辽朝当时的原始记载，又有元朝史官采录《亡辽录》的内容，还有元人据其他宋金文献所做的补订。此处有关阿骨打称帝建国的记载又见于《辽史·属国表》，作“（天庆七年）是岁，女直国主即皇帝位，建元天辅，国号金”，而《属国表》之记事乃是直接摘抄自辽耶律俨《皇朝实录》和金陈大任《辽史》两书的本纪部分。通过纪、表文字及《亡辽录》记载的比勘可知，上引《辽纪》记事，实际上是元朝史官以辽人续补耶律俨《皇朝实录》天祚帝本纪部分相对简明的记录为骨架，又增入《亡辽录》所记“用铁州杨朴策”及“杨朴又言”等具体细节内容而成的。也就是说，《辽纪》所载阿骨打于天庆七年称帝建国之说实出于辽末史官的即时记录，较之《亡辽录》这样的私人史著更为权威和准确。这是我们判定金朝开国年代最有说服力的一条证据。
其次，天辅年号的启用年代。《辽纪》和《亡辽录》都记载阿骨打称帝建国，所创立的首个年号为天辅。上文已证，金天辅纪元即始于辽天庆七年，这就为金朝是年建国提供了一条有力的旁证。
再次，《高丽史》所载金人国书。《高丽史》睿宗十二年（即金天辅元年，1117）三月癸丑记有阿骨打致高丽国王的一封国书，起首自称“兄大女真金国皇帝”。很显然，是时阿骨打已称帝，建号金国。这条记载可将金朝建国的时间进一步明确为辽天庆七年正月至三月间。
综上所述，刘文研究金朝开国年代，已注意到宋代文献及《契丹国志》《大金国志》等书皆记载阿骨打于宋重和元年、辽天庆八年（1118）称帝建国，而《辽纪》则称事在辽天庆七年（1117），对于这两种说法，刘文未做明确的正误判断，只是说阿骨打“可能在1117年或1118年建立了国家”。本文则通过史源考索和史事分析，指明所谓辽天庆八年阿骨打称帝建国之说皆来源于史愿《亡辽录》的误会。其实，阿骨打当于辽天庆七年采纳杨朴的劝进，即皇帝位，国号大金，建元天辅，此即金朝开国之本事。
需要在此附带说明的是，在宋元时期，尽管《亡辽录》以辽天庆八年为金朝建国之始的错误说法十分流行，但并不代表天庆七年建国说便绝迹于世，没有任何流传。晁公迈《历代纪年》记云：
晁氏此书据说原有绍兴七年（1137）自序，但书中所记金朝纪年迄于熙宗皇统末，知其成书当在绍兴二十年以后。这里已出现了“收国”年号，并注明始建年代为宋政和五年乙未，是年当为辽天庆五年，此处盖误作“天庆四年”，刘文指出“这种说法应是来自金朝官方文献的记载”。笔者注意到，晁公迈在标注“天辅”年号的启用年代时，提到有宋政和七年丁酉（即辽天庆七年）和重和元年戊戌两种不同说法，后者当源自《亡辽录》，而前者出处不明，且晁氏称阿骨打死于宣和四年壬寅（1122），共“在位六年”，则他是以政和七年为阿骨打称帝之始的。实际上，阿骨打应当卒于宣和五年，此处晁氏所记不确，但从此书自身记载的年代线索来看，作者面对金朝建国于政和五年、政和七年及重和元年三种说法，最终选择了政和七年说。又元世祖至元三年（1266），许衡所奏《时务五事》中提到金朝共历“九帝，一百一十八年”，按金亡于天兴三年（1234），则许衡当是以公元1117年作为金开国之年。这两条材料可以说明，辽天庆七年阿骨打称帝建国之说并非仅见于辽朝遗史，而在宋元文献中也有一些转载，并为个别学者所采信，但总体来说，这种意见可谓凤毛麟角，当时的影响不大。
四、“收国”年号真伪辨
不过，乌拉熙春曾撰文着力论证金朝“收国”年号的真实性，其主要论据为两件金代石刻：一是所谓“建元收国”铭文石尊，二是女真文《海龙女真国书摩崖》石刻。现需对这两条材料加以辨析，看它们能否说明问题。
所谓“建元收国”铭文石尊，据称是2006年6月出土于哈尔滨市阿城区金上京遗址附近的阿什河河床内，现收藏于当地民营企业创办的龙江龙博物馆。该石尊为圆筒形，高63厘米，口径64厘米，底部直径57厘米，内口径50厘米，内高55厘米，玄武岩材质，缘厚7厘米，底厚8厘米，四周雕刻神龟、仙鹤和两摩羯图像，其中在正相对的神龟、仙鹤图案下端接近石尊底边处分别刻有汉字楷隶书体“承命建元收国”与“子日典禩”共十字铭文。当地学者认为，该石尊图饰带有明显的唐代渤海风格，遂推测石尊为渤海人所作，而铭文系金朝举行建国庆典时所刻。乌拉熙春又具体论述了铭文所见“收国”使用俗体“国”字的合理性，并解释此“子日”应指收国建元之后的正月五日丙子，当日女真人举行了典祀活动，以此作为金朝确实建有“收国”年号的证据。然而这件石尊未经科学的考古发掘，目前有关其来历的信息，皆源于乌拉熙春等人转述收藏者的介绍，未必可靠，我们尚不能判定该石尊的真伪，不宜引以为据。即便该石尊为真，也不足以说明“收国”就是金朝当时所建的实际行用年号，它完全有可能是在金朝开国史书写定型之后，出于纪念目的追叙收国建元事而制作的一件祭祀器物。按辽天庆四、五年起兵之初，女真人的文化面貌十分鄙野，且无文字，“及破辽，获契丹、汉人，始通契丹、汉字”，所以当时女真人不大可能举行汉式的刻石典祀活动。大定二十四年三月，金世宗以上京会宁府乃“祖宗兴王之地”，亲率诸皇子、皇孙、宗王回上京开展了一次持续一年多的寻根之旅，以缅怀祖先创业之艰难，弘扬女真民族精神，记颂太祖开国伟业的《大金得胜陀颂碑》就撰刻于此时。这件“建元收国”铭文石尊若为真品，很有可能就是在金世宗此次巡游期间镌刻而成的，并于某一子日在完颜部女真的发祥地上京按出虎水（今阿什河）举办了一场祭祀仪式。因此，这件可疑的出土文物并无助于说明“收国”年号的真实性。
《海龙女真国书摩崖》位于今吉林省梅河口市山城镇小杨乡庆云村北杨树河山上，此处摩崖石刻早在清末民国便已引起中日学者的注意和研究，因当时该地属海龙县，故名《海龙女真国书摩崖》。此摩崖有女真文和汉文两块刻石，非对译关系，其中女真文摩崖有题额及八行正文，文字多有残损，尚能辨识者每行四、五字至十数字不等。根据金光平、金启孮先生的释读研究，该石刻记述的是收国二年（1116）五月在番安儿必罕建置谋克之事，然镌刻年代已晚至金世宗大定七年（1167）三月。刘文已指出，该石刻内容皆属事后追记，故不能据此判断“收国”年号的有无，但乌拉熙春并未理会，仍将其当作一条原始资料论证其观点。其实，该女真文石刻本身已将相关文字内容的刻写信息交代得比较清楚，本不应有何误解。乌拉熙春将金光平、金启孮的石刻释文订正如下：“……阿素鲁，收国二年五月五日率部落与家族……附居于攀安儿必罕。被称之为谋克孛堇。大定七年三月增加了天会元年十月所没有的文字，于二年……之收国……文。”这里提到该石刻内容最初撰于天会元年（1123）十月，至大定七年三月增补了原本没有的文字，其后所谓“于二年……之收国……文”应是撰者交代当时具体新增了哪些文字，其中就包括追记“收国”纪年，可见这件摩崖石刻也不能作为“收国”年号真实存在的证据。
五、关于“大金”国号的始建年代问题
第一，范成大《揽辔录》的记载。宋孝宗乾道六年（1170）出使金朝的范成大，在归来后呈交给朝廷的语录《揽辔录》中，提到当时金朝民间通行的一种小本历云：“虏本无年号，自阿姑打始有天辅之称，今四十八年矣。小本历通具百二十岁，相属某年生，而四十八岁以前，虏无年号，乃选造以足之。重熙四年，清宁、咸雍、太（大）康、大安各十年，盛（寿）昌六年，乾统十年，大（天）庆四年，收国二年，以接于天辅。”刘文指出，范成大所见的金朝小本历在金建国之前实际采用辽朝纪年，于辽天庆四年之后接续收国，收国二年之后接续天辅，而“虏本无年号，自阿姑打始有天辅之称”句表明金朝建立的第一个年号是天辅，据至“今四十八年矣”推算，则天辅元年当为公元1122年，正好与吕颐浩所说的宣和四年女真改国号为“大金”的时间相吻合，所以刘文怀疑它们反映的可能是一个共同的事实。但实际上，此处刘文计算有误，有待澄清。
自宋太宗时期开始，每年朝廷发布下一年新历，俱于其后附载两周甲子一百二十年干支，从而使人人皆得以见其所生之岁，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清朝。金代历书亦沿袭北宋的这一传统，范成大出使时为金大定十年，其所见金民间小本历应是预先颁行之大定十一年（1171）历日，“通具百二十岁”，金以前用辽朝纪年，则该历书的纪年上限当为辽重熙二十年（1051），至重熙末之二十三年共有四个年份，所以范成大称该历书起始为“重熙四年”。从重熙二十年算起，后有辽清宁、咸雍、大康、大安各十年，寿昌六年，乾统十年，天庆四年，至金收国二年（1116），合计六十六年，其下接天辅，然未言明行用几年，只说距今大定十年（1170）有“四十八年”，刘文遂推算天辅元年当为公元1122年。然而若将此天辅后“四十八年”与天辅前六十六年相加，则共计一百一十四年，不合“通具百二十岁”之数。其实，这里缺失的六年正是天辅年间。据上文论述，南宋史书皆承袭《亡辽录》有关女真开国的记载，以阿骨打用杨朴策称帝、建元天辅为始，故范成大谓“虏本无年号，自阿姑打始有天辅之称”，乃是源自宋人对金朝历史的固有认识，且范成大此言很有可能直接依据的就是《亡辽录》，因为他笔下的“阿姑打”乃是《亡辽录》独有的译名。而范成大称“今四十八年矣”，实指天辅纪年结束至今四十八年，即从金天会元年（是年原为天辅七年，九月改元天会）至大定十年（1123-1170）；其谓“收国二年，以接于天辅”，说得很清楚，天辅元年当始于收国二年之后，即公元1117，至天辅六年（1122），共六年，加上前文计算的一百一十四年，恰为“百二十岁”。可知范成大所见金民间小本历的金初纪年实与《金史》的记载完全一致，显然采用的是金朝官定的纪年系统，而与吕颐浩宣和四年女真国改号“大金”之说并不存在时间上的契合。
第二，《大金德运图说》的线索。《大金德运图说》载右拾遗田庭芳上奏曰：“又闻故老相传，国初将举义师也，曾遣人诣宋，相约伐辽，仍请参定其国之本号。时则宋人自以其为火德，意谓火当克金，遂因循推其国号为金。”刘文说道：“根据金人的这种传说，‘大金’国号的确定乃是出自宋朝方面的建议，而宋金海上之盟始于1118年，至1120年才达成联手攻辽的协议。如果上述传说属实的话，那么‘大金’国号的建立就不得早于公元1118年。”言语之间透露出，作者对这条材料其实是存有怀疑的。实际上，金朝建国之初尚无华夏正统观念，自熙宗改制后，迅速走向汉化，至海陵王时代，女真统治者才具备中原王朝的传统政治伦理观念，开始讲求德运，大约在海陵末或世宗初，认定本朝为金德。故此处有关宋朝为女真推定国号为金、寓有以火克金之意的传说，很可能是金世宗以后衍生出来的说法，不足取信。刘浦江先生后来已明确指出这一记载“未必可靠”，加以否定，因此它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第三，契丹小字墓志所见“女真国”。刘文提及，契丹小字《金代博州防御使墓志》第11、12、15行在记载墓主人金初活动时，三次出现“女真国”的字样，写作“
由此看来，刘文提到的以上三条材料其实都无法佐证吕颐浩所谓宣和四年女真改国号为“大金”的说法。不过，这并不代表吕氏之说只是一个孤证，我们其实可以找到其他相关记载。王称《东都事略》卷一二四《辽国传》记述辽末史事，谓“会女真已破云中府，扣居庸关，势已盛，改号大金国” 。据《金史·太祖纪》，天辅六年（即辽保大二年、宋宣和四年，1122）四月金军平定辽西京云中府，十二月伐燕京，取居庸关 ；又《东都事略》此句上文记北辽耶律淳死、萧后即位及童贯、蔡攸谋再举燕等事亦皆在是年。可知此处记载即以宣和四年女真“改号大金国”， 又《会编》卷一〇〇引《小臣孤愤野录总叙》亦称“（宣和）四年十月，辽萧后称藩于我，时女真灭辽，遂称金国” ，这两条史料皆与吕颐浩之说完全吻合，可相佐证，说明这种说法自有其依据。此外，上引晁公迈《历代纪年》亦称阿骨打“国名女真，灭契丹，僭称皇帝，以其国产金，改国号大金”，虽未言确切年代，但也提到改女真国名为大金。那么，我们是否就能采纳刘文的判断，据此认定女真建国之初称“女真国”，至宋宣和四年改国号“大金”呢？这个问题恐怕并非如此简单，需要再作分析。
目前有关“大金”国号始建年代的三种说法，其中，《金史》的收国元年说可以肯定是不真实的。宋代文献及《契丹国志》《大金国志》等书皆谓阿骨打用杨朴之策称帝，建国号“大金”，上文论证其年代当在辽天庆七年，这一记载十分明确，且表1三书引《亡辽录》提到天庆八年辽金和议，金人提出的求封册十事中即有“国号大金”一条，后金人指责辽朝册文不尽如人意，其中一个理由也是“不称大金”，阿骨打遂重申册文“须称我‘大金国皇帝兄’”。又《辽史·属国表》所保存的辽朝原始记录亦称“女直国主即皇帝位，建元天辅，国号金”。这些材料皆可说明：阿骨打当于称帝建国之时便已创建了“大金”国号。此外，宋金国书中也能见到宣和四年之前已有“大金”国号的证据。《会编》卷四宣和二年七月十八日，金遣斯剌习鲁使宋，所持金人国书抬头为“七月日大金皇帝谨致书于大宋皇帝阙下”，九月二十日宋朝回书，相应称“九月日大宋皇帝谨致书于大金皇帝阙下”，又所附《事目》明言“枢密院奉圣旨，已差马政同来，使赍国书往大金国”，宣和三年正月与八月宋金往来国书的抬头书写亦同。其中，宣和二年九月的宋朝国书又见于《宋大诏令集》，所记与《会编》相同。由此可见，女真始建国号“大金”绝不会晚至宣和四年，这对吕颐浩之说构成了严重挑战。实际上，宋代文献所记金朝开国史几乎都是采用源自《亡辽录》的记载，吕颐浩的宣和四年建号“大金”说并不为南宋史家所认同，即便《东都事略》在《辽国传》中有所提及，但于《金国传》正式记述金朝历史时所依据的仍然是源自《亡辽录》的说法，这种情况已充分表明南宋史家对金朝建国问题的基本立场，本文论证亦可说明阿骨打用杨朴策建国号“大金”之说当属可信。
六、结 语
辽天庆六年（1116）高永昌据东京叛乱，辽东铁州人杨朴降女真。七年（1117），杨朴劝阿骨打称帝建国，吴乞买等女真首领皆推尊杨朴之言，阿骨打遂即皇帝位，国号大金，建元天辅，并从次年（辽天庆八年，1118）起又采纳杨朴的意见，与辽和议，求册封。但“前后十三遣使，和议终不可成”，加之在此期间金宋之间达成海上之盟，金国遂转而发起武力灭辽的全面战争。然而金朝史官后来编纂《太祖实录》时，可能觉得金朝建国出于外臣之策，且求辽册封显得有失国体，故对这段开国历史讳莫如深，遂杜撰出另一个迥然不同的叙事版本。从《金史》的记载来看，金朝史官完全抹杀了杨朴在女真建国前后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将劝进之功归于吴乞买、撒改、辞不失等完颜部宗室成员，称阿骨打在他们的多次劝进下，于辽天庆五年（1115）正月朔称帝建国，国号大金，建元收国，且上演了“阿离合懑、宗幹乃陈耕具九，祝以辟土养民之意，复以良马九队，队九匹，别为色，并介胄、弓矢、矛剑奉上”一套复杂的即位仪式，从而将其建国时间提前了两年，并编造出一个子虚乌有的“收国”年号。上文提到，“收国”明确寓有收取辽国之义，应当是在金天辅四年与辽和谈破裂、决定灭辽之后才会有的概念，金朝史官经过考虑将建国年代设定于出河店之战后的辽天庆五年正月朔，并追记始建纪元为“收国”，其目的是要掩盖金建国之初曾求辽册封的史实，表现女真在起兵后不久即已确立了推翻辽朝、取而代之的志向，从而反映出一种金承辽统的正统观念。由此，皇统八年修成的《金太祖实录》便重塑出一部全新的金朝开国史，其诸臣附传亦皆做了整齐划一的系统处理。但正如刘文分析的那样，这套说法与辽金间实际的政治军事情势不符，显然是经不起推敲的。
其实，金人改篡本朝开国史的做法与辽朝的情况如出一辙，体现了一种曲笔隐讳的史学观念，从中或可折射出契丹、女真民族建国后的心态变化和文饰前史的政治传统。由此可引申出的思考是北方民族崛起建立政权之后如何追述和书写其自身的开国历史。除辽、金两朝外，如先前的十六国、北魏以及后来的元、清二朝在叙述其早期奋斗开国史时是否也存在某些有意隐讳乃至改篡史实的情况？北族王朝对开国史的改写与重塑又是出于什么样的政治目的和文化心理而发生的？这些恐怕都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此外，南宋吕颐浩所谓“女真于宣和四年方建国号大金”的说法也不准确。据本文考证，“大金”国号当在阿骨打建国之初即已建立，绝不会晚至宋宣和四年（1122），吕氏之说反映的史实可能是从“大女真·金国”的双国号制向“大金”单一国号体制的转变。
附记：本文初稿撰成于2018年6月，2020年11月10日在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第九期邀访学者内部报告会上宣读讨论，感谢各位与会老师提出的宝贵意见，使拙文得以进一步修改完善。投稿后，又承蒙审稿专家给出了十分具体翔实的审读意见，亦一并申谢！拙稿于2021年11月被《文史哲》杂志正式录用，其后见到吉林大学程尼娜教授所撰《〈金史〉“篡改开国史”辨》一文，发表于《史学集刊》2022年第1期，此文仍延续前人的旧思路，认为《金史》所记开国史为信史，其中是非正误，高明者自能辨之。
责任编辑 | 孙 齐
微信编辑 | 史佳威
往期精选
华山：生前未获得任何职称的杰出宋史学家 | 王育济 谭景玉
中国的宫室构造是怎样融入我们的精神生活之中的？| 闫月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