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萧涤非（1906-1991），江西临川人。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曾先后任教于山东大学、四川大学及西南联大。抗战胜利后于1947年秋重回山东大学，历任中文系主任、教授、《文史哲》编委会副主委等。他主编的《杜甫全集校注》、主要论著《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杜甫诗选注》《乐府诗论薮》《杜甫研究》等，均在学术界影响深远。萧涤非
作 者 | 萧光乾，萧涤非之子，山东省济南七中教师
原 载 |《山东现代著名社会科学家传》第一集，第175-202页
原 题 | 萧涤非扩展阅读臧克家 萧涤非：不论师生，只讲友情 | 乔植英
父亲萧涤非，原名忠临，1907年1月11日生于江西省临川县茶溪村。1930年清华大学中文系毕业。1933年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历任山东大学、四川大学、西南联大等校讲师、副教授、教授。抗战胜利后，1947年秋，重回山东大学任教。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他曾任山东大学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中文系主任、副教务长，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文史哲》编委会副主委，文史哲研究所及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所长等职；被选为山东省人大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山东省文联副主席，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一任会长；被聘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编委，以及齐鲁书社、山西省古典文学研究会、江西师大、抚州王安石研究会、临川县志编委会等机构的顾问。现任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所教授、名誉所长、博士生导师、《杜甫全集校注》主编、《文史哲》编委、山东省古典文学研究会会长、民盟中央文化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以及中华诗词学会、山东诗词学会、山东省陶行知研究会的顾问等职，并荣获山东省优秀社会科学工作者称号。父亲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已整整60年，其间他经历了新旧社会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亲身的体验，使他更加坚定了对祖国、对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热爱。在我看来，父亲算得上是鞠躬尽瘁的了。即使是生病住院。一俟好转，便急着开单子，让家人送书。常听护士同志说：“萧老病好一点，就整天忙着看书，手拿放大镜！”他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那首《满江红·心声》词，就有“暂都将心血付‘村夫’”的话。这“村夫”既指杜甫这位人民诗人，也可以理解为人民群众。大家称他“学识广博、功力精深、治学严谨、辞章优美”，“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史专家、唐代文学专家。对杜甫的研究，成绩尤为卓著，在国内外享有盛名”。这恐怕并非溢美之词。
陶行知先生有句名言：“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自己干；靠天、靠人、靠祖上，不算是好汉。”这话当然不是在提倡“个人奋斗”，而是强调人应当有一种自立自强的精神。父亲在一次大会发言中，谈到闻一多、老舍诸先生无师自通，敢于走自己的路时，曾不无自豪地说：“谈到我个人，也有那么个劲，走自己的路！”我觉得，这是他回首几十年的治学经历所得出的经验之谈。
父亲出生在一个穷秀才家。祖父名雪初，号晴谷，能为人排难解纷，人称“晴谷先生”。祖母杨氏，生三子二女。父亲未满周岁，祖母便去世了。十岁时，祖父也去世。父亲成了孤儿。在此之前，他曾在村上我祖父创办的三益小学读书（“三益”即孔子所谓的“益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有时也放牛、爬松毛，亲眼看到了农民的疾苦。
这时虽是辛亥革命后，但读的书还多是《论语》《孟子》《诗经》《左传》等，学习方法也是死记硬背的老一套。对此，父亲说：“死记硬背，也有一定的好处。一些有益的格言，当时虽不懂，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也就会懂得，并影响自己的行为。如《论语》等书中的‘知耻近乎勇’‘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以及‘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等这类鼓励人的话，对我的一生就起过积极的促进作用。”不过，给他印象最深的，还是《水浒传》里白胜唱的那支“赤日炎炎似火烧”的民歌和《唐诗三百首》中杜甫的《兵车行》等这些反映人民疾苦的诗篇。这在他孤苦的童年中，留下了很深的影响，从而让他读书倍加勤苦。此后，父亲随我大伯辗转于开封、南昌等地读过三个中学。1920年，他由开封北仓小学考入开封留美预备学校（即今河南大学前身）。国文教员是个举人，但很开通，尽量介绍《新青年》上一些有关文学革命的文章，因而父亲对白话文很快就接受了。两年后，转学南昌心远中学，该校的校名取自陶潜诗句“心远地自偏”。吴有训、夏征农等同志曾就读于此。校名还是严复的手笔。1926年，父亲20岁，由南京江苏省立第一中学同时考取清华大学和东南大学（即后中央大学）。因得到一位堂叔的资助，同时又慕梁启超之名，遂入清华大学中文系。在清华的七年，父亲深受黄节先生的教益。1929年，他在《清华周刊》发表了第一篇论文《读词星语》。1930年大学毕业，毕业论文是《历代风诗选》，把从《诗经》以下直到清末黄遵宪所有反映社会现实和民生疾苦的诗，作了一番检查。事实告诉他：反映得最彻底、最真挚而且在历史上也最有进步意义的，不能不推杜甫为首屈一指。这对他后来决定致力于杜甫的研究有很大的影响。另外，他还悉心整理并发表了黄先生讲授曹植、阮籍、谢灵运三家诗的笔记。在旧中国，毕业即是失业。当时国家根本无所谓分配，他自己又找不到工作，幸而这时清华成立研究院，父亲按规定以四年总成绩平均在80分以上，得免试入学，每月有30元津贴。他的导师黄节先生，是第一个在大学讲汉乐府的。父亲的研究院毕业论文《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便是由黄先生指导的。因成绩最优，清华同学会半开玩笑地送他一个刻有“状元”二字的铜墨盒（这个墨盒在“文化大革命”时被当作“四旧”查抄，还被放在地下跺了一脚）。值得一提的是，父亲在青年时代曾是足球名将。1935年出版的《清华校友通讯》记载着：“萧涤非，为华北著名足球健将......”当时北平报纸的体育消息中，常有他的名字。他的百米11秒1的清华纪录，一直保持到新中国成立后。所以，当他大学中文系毕业、找不到工作时，曾有好心的同学要介绍他去河南当体操教员。他苦笑一下，谢绝了。1933年，父亲清华研究院毕业，还是找不到工作，经黄节先生力荐，才到青岛国立山东大学任中文系专任讲师。那时，系主任也是黄先生的学生，黄先生对这名学生说，如不接受就断绝师生关系，所以父亲常说黄先生是他的“恩师”！1989年，他怀着崇敬的心情，为即将出版的《黄节诗集》一书题写了书名。父亲在山东大学开的第一门课，是四年级的必修课“词选”。这年他27岁，同学中有的年龄比他还大（著名诗人臧克家便是其中的一位）。由于父亲对“词”之一道，平素也有研究，因而尽管初出茅庐，却是站稳了大学的讲台。此外，他还开了“乐府”等课。父亲是很有正义感的，曾一度冒险通过邮汇接济在济南狱中的中共地下党员。1936年秋，山大换校长，父亲被解聘。离青时与母亲结婚。母亲黄兼芬，江西武宁县人，1917年5月16日出生在一个茶商家庭，是著名爱国将领李烈钧将军的外甥女，此时也就读于山大。当时因无力举办婚礼，便向亲友发通知，并声明结婚的当天即行离青。令人深为感动的是，老舍先生居然赶到火车站来送行道贺，并将刚出版的《牛天赐传》送作纪念。对此，父亲后来久久不能忘怀，每一谈及，便联想到老友的不幸遭遇，黯然神伤。
萧涤非夫妇合影
遭山大解聘后，父亲到了四川大学，一待便是五年。1941年，因拒绝参加国民党，被突然解聘，丢了饭碗。那时我还没出世，大哥三岁，二哥才几个月，全家困在峨眉山下（因避日寇轰炸，川大迁峨眉）。父亲异常气愤，但也没有办法。正在走投无路之时，他的老同学余冠英先生来信说，闻一多先生要他去昆明西南联合大学，这才得了活路。他的另一位在香港的清华同学黄玉佳又电汇了五百元路费，这才得以到达昆明。
在昆明的五年，生活更是艰难。父亲曾不得不卖掉他心爱的五色评本《杜工部集》《古诗归》等书，不得不到云南大学、中法大学、英语专科、东方语文专科、建国中学（母亲也曾在此任教）、昆华中学乃至恩光小学等校兼课；即便这样，仍不能维持家人的温饱。我的一个姐姐，还未出世，就说定送人，这使父亲悲痛不已，写了一首《早断》诗：“好去娇儿女，休牵弱母心。啼时声莫大，逗者笑宜深。赤县方流血，苍天不雨金。修江与灵谷，是尔故山林。”这首诗被朱自清先生拿去，发表在潘伯鹰先生主编的《饮河诗刊》上。有读者魏君仲孺致函诗社，说诗写得“沉痛真挚，读之泪下”，并殷殷询问父亲的境况。因此，父亲在答谢诗中有“文字有知己，如君异等闲。三声猿自苦，一掬泪难还”之句（父亲说，“一掬泪”也有个出处：白居易诗“还君一掬泪”）。尽管如此，父亲仍然坚持治学。昼则课授，夜则著述。1943年，他的《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终于出版了。此外，他还在《国文月刊》上发表了一些文章。父亲似颇赞同前人所说的“士先器识而后文艺”的观点，教书多着眼于培养人的骨气，他赠别联大毕业同学的诗“端知前路饶荆棘，应念饥驱有独贤”，便含有这种用意。父亲也是这样要求自己的。1945年，抗战胜利了。就在这年的12月1日，昆明爆发了爱国民主运动。父亲的学生潘琰遇难牺牲。她是在扑救受伤同学时，胸部被手榴弹炸伤，手指被弹片削掉，倒地后，腹部又被特务猛戳三刀而惨死的。父亲怀着极为悲愤的心情写了《哭潘琰君》诗二首，痛斥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暴行。诗一开头就说：“堂堂黉宇变屠宫，血染青天白日红！”这下可触怒了反动派，当夜就有人找上门来威胁父亲，说他有意侮辱“党国”，要他当心点。父亲申辩说：“事情本来就是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我并没有造谣！”（这两首诗当时发表在《妇女旬刊》上，现已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二·一诗选》和河南大学出版社《五四以来诗词选》）这一时期，父亲在治学上的一个变化，便是他真正接近杜诗，产生了共鸣。宋人李纲说：“时平读之（杜诗），未见其工。迨亲更兵火丧乱，诵其词，如出乎其时，犁然有当于人心，然后知为古今之绝唱也！”父亲很有同感。所以，在回到山东大学后，便开了“杜诗体别”这门课，编写了数十万字的讲义（父亲回忆说，记得李希凡同志曾旁听过这门课）。1949年6月2日，青岛解放。父亲兴奋地唱道：“今宵头上月，一倍觉相亲。不改春风面，来看隔世人。”充分表达了他那如获新生的喜悦。在旧中国，父亲没能钻研马列主义书籍。为了弥补这一缺陷，1951年他主动争取到北京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聆听过艾思奇等同志的报告。这段学习，使他真正找到了学术研究的正确理论和方法。结业时，他写了一首题为《感谢党的教育》的诗，其中有这样几句：“废铁能成剑，熔炉大有神。我今从此去，服务永为民。”后来，他曾以这首诗作为《解放集》“前言”的开端和《乐府诗词论薮》“前言”的结尾，确是表达了他的心声。从此，他进入了学术研究的丰收时期。1955年起，在教学的基础上，父亲的《杜甫研究》上、下卷先后出版。在此之前，《文史哲》曾连载了上卷的五个部分。此外，还出版了《读诗三札记》《解放集》等。1961~1963年，父亲在北京参加《中国文学史》教科书的编写工作。1962年，为纪念杜甫诞生1250周年，他在编书之余，写了多篇纪念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诗刊》《文学评论》《文史哲》《人民画报》等报刊上。1964年，在党组织的鼓励下，他还开了“毛主席诗词”这门课，并应邀到济南工人文化宫和济南军区去讲课，受到好评。同时发表了一些关于毛主席诗词的文章。直到1990年初，臧克家先生主编《毛泽东诗词鉴赏》一书，邀请他也撰写一篇赏析文章，他自知此事非同小可，但还是接受了。足足写了一个多月，甚至破戒抽了烟。这就是克家先生在书的“前言”中说“萧涤非同志，已经83岁了，一气写了6000字”的实况。新中国成立17年来，作为一名老教授，父亲始终站在教学第一线，不仅给本科生上课，还辅导进修教师、研究生和外国留学生，从未休假。他那诲人不倦的教学热情和一丝不苟的认真态度，一向为学生所称道。他曾说：“如果一堂课教失败了，我会吃不下饭，睡不好觉。”还说：“如果在课堂上发现有同学打瞌睡，我会感到内疚，因为自己讲得不好嘛。”事实确是这样，父亲备课一向非常严格认真。在此期间，父亲还担负了一些行政工作。“文化大革命”中，父亲也被诬为“反动学术权威”，他的《杜甫研究》被列为“大毒草”，他曾为此发誓不再谈杜诗。但当1972年郭沫若先生的《李白与杜甫》一书点名批判他时，尽管在那种不正常的气氛中，被批判者照例没有公开答辩的权利，他还是相当理直气壮地解答了同学们提出的有关杜甫的问题。1975年，在邓小平同志重新主持工作的前后，他应《文史哲》之约，写了一篇关于刘禹锡的文章。这是他10年中发表的唯一的文章。多年不敢有一字来往的亲朋好友，看到他“亮相”，纷纷写信来庆贺他还健在。其实，他曾大病多次，有一次他甚至以为自己真的不行了呢。应当感谢的，是一些好心人同情他，暗中照顾他，在他住院时提供帮助。经过十年浩劫，父亲已是“牙齿全落双耳聋”“缓步仍须竹杖扶”的古稀老人，但工作起来依然不减当年勇。1978年，他接受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约请，主编《杜甫全集校注》。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为了增强实力，他邀请了北师院的廖仲安教授担任副主编，同时根据宋人提出的“不行万里路，不读万卷书，不可读杜诗”的正确观点，一面积累资料，一面率领校注组同志沿着当年杜甫的行踪进行实地考察，集体写成《访古学诗万里行》一书。1979年，在党的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他毅然在《文史哲》上正式发表了《关于〈李白与杜甫〉》的长篇论文，以及其他文章近30篇，其中关于杜甫的有13篇，同时重新修订旧著出版。
为了集思广益，1984年，父亲主持了在巩县举行的《杜甫全集校注》征求意见讨论会。与会的除国内著名学者外，还有加拿大叶嘉莹教授。当时还在世的杜甫38代孙杜思智老人也应邀参加。这次会在客观上也为杜甫故居（笔架山下的一口寒窑）和杜甫陵园的修建打开了一个新局面。父亲第一次肯定了杜甫的真墓在邙山，他在《重谒邙山少陵墓》一诗中说：“忧国忧民不自忧，东西南北苦飘流。为告后来凭吊者，诗王吟骨在邙丘。”（此诗已由杜甫故居纪念馆刻石立于杜甫陵园内）近几年来，父亲以耄耋之年，多病之躯，仍不断致力于中青年学者和研究生的扶植培养工作。除应聘为山东省文学讲习所的指导教师和参加高校教师职称的评审外，从1985年到1988年，还为在学术界已卓有成就的中老年或脱颖而出的后起之秀撰写书序，如廖仲安教授的《反刍集》、新诗人徐放的《杜甫诗今译》、郭延礼研究员的《中国近代文学新探》等。记得为《反刍集》写序时，父亲正卧病在床，但他还是重书40年前写给著者的一首赠诗作为题辞，其中两句是：“但使一枝能照眼，不辞心血活莓苔。”我觉得这两句诗生动地表达了父亲一贯寄希望于后辈的一片用心。在为徐放书写的序中，他称赞译者“不忘前辈教益”的诚实态度，并尖锐地指出：“这在今天已是一种比较罕见的美德。”话虽不同，但用心并无二致。与此同时，父亲先后培养了5名硕士生。他的两名博士生分别在1985年和1986年以优异成绩提前毕业，成为我国第一批古典文学专业博士。对于这些研究生毕业后的提高和发展，父亲仍然继续给以必要的指导和帮助。比如一位博士的毕业论文，因经济效益之故出版困难，他便几次亲自写信给出版社，予以力荐，直到出版社表示赔钱也印，并列入出版计划，他依然系念于心。现在，他们都已成为各自工作岗位上的“台柱子”。按照国家教委的安排，父亲还接受了美国耶鲁大学东亚语文系高级进修生的指导任务。这位进修生回国后获得博士学位和副教授学衔，并担任史密斯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主任职务。此外，父亲一直关心中学语文教学。40多年前，父亲就写了一篇《谈中学读诗》的文章，发表在《国文月刊》上。1987年重新发表时，编者在“附记”中说：“我们以为本文所提出的某些观点，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仍不失其参考的价值。比如提出把‘知人’和‘论世’作为‘选诗的两个最好的标准’，主张‘诗歌本身的演进，便是一个学习最好的程序’，从而使学生‘能够得到一比较明晰的整个轮廓’等等，迄今似不乏启发的意义。尤其是指出声律实在是近体诗和词的生命线，可谓切中时弊。”“现征得萧老同意，交《高中阅读指导》发表，也算是一位81岁的老人对中学阅读的一点关心吧！”1986年，他在为新蕾出版社《阅读通讯》创刊号写的前言中提出：在中学阅读教学中，应把课内和课外、精读与博览有机地结合起来，努力体现一种较为宏大的整体阅读观。1988年，他又在语文出版社《高中阅读指导》代序中，强调加强中学阅读的指导，至少应注重三点，即嗜好（阅读兴趣）、咬嚼（咬文嚼字的功夫）和鉴赏（揣摩体会）。父亲如此关心中学语文教学，也是和母亲及我从事这一工作分不开的。然而，1989年7月20日，母亲终因操劳过度，突发脑梗、心梗，抢救无效，溘然长逝，享年74岁。更为痛心的是，抢救整整15天，她竟不得交一言，闻半语，只知流泪，就离开了我们。
年迈的父亲悲思不已。他要我们记住：母亲不仅是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一名辛勤的园丁，还是一位敢于冲破封建思想束缚的新型女性，也有那么一股走自己的路的劲儿！她不听父母之命那老一套，但凭一纸声明，便同刚被解聘的父亲结婚，而所谓洞房，就是硬席车厢。更可贵的是，53年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在努力工作的同时，尽心竭力地照顾好父亲的生活，支持他的学术研究。抗战期间，母亲凡三次抱着仅有几个月的小孩四处谋生，长途跋涉，历尽艰辛，没有一句怨言。她体质虽弱，却硬是自己奶大了三个儿子，无私地奉献了她伟大的母爱。“文化大革命”中，母亲曾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敢于面对威胁和恫吓，拍案而起，证明父亲的清白，表现了刚强正直、忠贞不渝的高尚情操。可以说，父亲的每一部著作，每一点成就，无不深含着母亲的一片心意。
45年前，父亲在《自题〈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一诗中写道：“稿成十年前，稿定十年后。虽非作始功，青灯写如豆。”实际上他的所有著作，大都经历了这样潜心钻研、反复锤炼的过程。总的看，父亲治学大致可以1949年为界，分为两个时期。前期侧重乐府和词，后期侧重杜甫诗和唐诗。他的著作，也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此书原为父亲1933年清华研究院毕业论文，由黄节先生指导。论文的主要特点是阐发汉乐府民歌的那种“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精神。故对于“作品之本事及背景，求之不厌其详”，使读者通过了解一个时代乐府的得失，而对那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有所认识。论文在写法上的特点，是“寓诵读于叙述之中”，凡所征引的作品，皆属全篇。这与以前一般概论的摘叙方法，很不相同。关于这篇论文，黄节先生曾写了两千多字的“审查报告”，多有称许，并总结道：“统观成绩全部，皆能从乐府本身研究。知变迁，有史识；知体制，有文学；知事实，有辨别；知大义，有慨叹，此非容易之才。”这篇论文，1935年父亲在山大时曾改编为讲义，1943年父亲在昆明西南联大时曾再次修改，并由中国文化服务社出版。为了适应读者需要，1984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本书问世以来，曾得到学术界的重视。余冠英先生的《汉魏六朝诗论丛》即有征引。王运熙先生的《乐府诗论丛》亦有所征引，并作了专条介绍，认为“用力很深”，“成绩突过前此著作”，“论述多精警之处，如论五言出于西汉乐府民歌不始班固，极有见地。”“论木兰诗为北朝作品，均可成为定论”等。钱仲联先生也曾致函父亲，对该书《引言》中谓在今日而研究乐府“惟有舍声求义。益其声久佚，不可得而闻知”，许为“通人至论，足以振聋发聩”，并云“岂特乐府为然，宋人之词亦同此例”。最近有评论说：“今天看来，黄节的评价仍然是非常中肯的”，不失为“乐府文学的最佳通史”。1986年本书获山东大学优秀著作一等奖。本书原分上、下两卷，分别于1955年、1957年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1959年出有合订本。1980年，复一分为二，将原下卷分出，改编为作品选注，保存上卷叙述部分，并将自1952年至1980年发表的关于杜甫的文章全部收入下卷，由齐鲁书社再版。此书是父亲从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归来后试图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杜甫的一部颇费心血的著作，对杜甫的时代、生活、思想和作品等，作了系统的论述，并用了较大篇幅分析了杜诗的艺术性，写有《杜诗的体裁》专章。新中国成立初期，学术界由于怕犯形式主义的错误，因而存在着一种对作品只谈思想性，不谈或少谈艺术性的偏向。他觉得这并不符合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他在研究中，始终遵循着“实事求是”和“知人论世”这两条原则。该书收入的《关于〈李白与杜甫〉》一文，是和郭沫若先生争鸣的，不但阐明了父亲一贯坚持的学术观点，也纠正了郭老在李杜研究上的偏颇，打开了禁锢已久的沉闷局面。文章在《文史哲》发表后，《新华月报》曾全文转载，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此书80年代再版后，被称为“建国三十多年来杜甫研究界的代表著作”，认为它不仅“代表了建国初期学术界试图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杜甫及其诗歌的最高成就”，而且“带有80年代的鲜明烙印”，“自建国初期迄今，在杜诗研究界事实上还没有一部在观点、方法或规模上超越《杜甫研究》的著作出现”。此外，从近几年由于校注需要而购置或复印的港台及国外出版的有关杜甫的论著来看，对本书亦曾翻印，并多有称引。该书于1979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原为《杜甫研究》下卷。该书共选入杜甫诗281首，按诗人的生活经历分为：读书游历、困守长安、陷贼及为官、漂泊西南等四个时期。并在每个时期之前，概述此一时期的写作情况和作品特点。为突出杜甫对各种诗体的擅长，又特在目录上标明每首诗所属的诗体。关于注解，父亲认为最好的办法是“以杜解杜”，也就是清人吴兴祚所说的“不强杜以从我，而举杜以还杜”。他说：“我认为这样做，比较容易接近真相。”写到这里，我想插叙一件事。前些时候，有同志发表文章，又提出“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那个老问题，要和父亲商榷。我问父亲，要不要写篇文章答复？父亲说：“关于这个问题，我已写过三篇东西，怪腻人的，不写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要解决问题，还是得回到‘以杜解杜’上面来。根据杜诗，我们可以肯定这个娇儿是指的杜甫所最疼爱的幼子、小名叫骥子的宗武，杜甫困在沦陷了的长安时，写有不少赞美和深深怀念他这个幼子的诗，如‘骥子好男儿，前年学语时。问知人客姓，诵得老夫诗。’‘骥子春犹隔，莺歌暖正繁。别离惊节换，聪慧与谁论。’他思念幼子以至‘忆渠愁只睡，炙背俯晴轩’，只要父子能再相见，再迟也不要紧：‘倘归免相失，见日敢辞迟？！’这些诗句就是正确理解‘娇儿不离膝’二句的最好注脚。因为它表明如此怀念娇儿的杜甫，当他万死一生，如愿以偿地回到娇儿身边时，绝不至于使他的娇儿反而畏惧自己而退去。对娇儿来说，仅仅因为父亲的一点‘少欢趣’，便怕得离膝而去，也根本说不上是什么‘娇儿’了。”父亲还说，关于这个问题，臧克家同志《杜诗异想录》中的一段话很有说服力（见《克家论诗》第382页），他希望持不同意见的同志能读一读。他无意于强人以从己，但也不能屈己以迎人。如果彼此一定要坚持不下，那只好各行其是。因为我们虽然举了一些杜甫诗句作证，自谓是“以杜解杜”，比较可靠，但“终究无法起杜甫于九泉之下而问之”。即此一例，我觉得“以杜解杜”确为本书一大优点。自问世以来，“一直被广泛誉为海内最好的杜诗注本之一”是不无道理的。该书已被列为全国高教自学考试的教材。此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杜甫诗选注》（普及本），则是在《杜甫研究》下卷和《杜甫诗选注》的基础上，注意吸收新成果，由集体编写、父亲通审定稿的。该书是父亲当年在清华听黄节先生讲曹植、阮籍、谢灵运三家诗时所作的笔记，曾于1930年和1931年先后在《学衡》和《中国文学会月刊》上发表，1956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最近收入《乐府诗词论薮》一书“附录”。父亲说当时老先生们讲课，有三种方式：一是既不发讲义，也不用讲稿，如梁启超先生；二是虽不发讲义，却有讲稿，如陈寅恪先生；三是发讲义，而且讲义就是一部书，黄先生即属这一种。这实际上增加了他自己的负担，因为不能照本宣科，得另作一些准备，上课时才有的讲。这也就是黄先生讲诗时，往往有超出文字蹊径之外的值得一记的某些见解的原因。为了保存真相，作为一种历史文献，对老先生的这些见解，他未作任何损益。现在看来，仍有其参考价值。如李泽厚同志在其近著《美的历程》一书中，当论及魏晋时代“文的自觉”时说“从曹植开始，讲究诗的造词炼句”，其所举例证，即酌采该书。此书为论文集，是1959年为庆祝祖国解放10周年，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共收入论文16篇，依新中国成立前后分为上下两卷。上卷8篇，新中国成立后所作，是主要部分；下卷8篇，新中国成立前所作，是对于词的一些探讨和考证。其中《乐府填词与韦昭》一文，把唐宋以来才流行的“按字填词”这一现象，由一般认为始于梁武帝的《江南弄》，推溯到三国时韦昭的《吴鼓吹曲》，较旧说提前了二三百年。这是发前人所未发的创见。该书于1985年由齐鲁书社出版。该书是在《解放集》的基础上，重新整理并扩充的一部古典诗歌论文集。共编入论文27篇，分为乐府、诗词及附录三部分。此书几乎囊括了父亲除其他专著以外的所有有关古典诗歌的单篇文章。其中既有他才思敏捷的少年之作，如父亲在20世纪20年代发表的他的第一篇文章《读词星语》，也有他深思熟虑的中年之作，如《读〈唐诗选〉注释随笔》等，还有他雄风犹在的老年之作，如《〈东门行〉并不存在“校勘”问题》等。这些不仅从各个方面不同程度地反映了他在各个时期努力探讨古典诗歌现实主义传统的轨迹，而且实际上也是对他的《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和《杜甫研究》两部书的某些补充和发挥。从专论到评传，从考订到辩难，从注释到鉴赏，题材虽杂，阅读时倒不觉得单调，颇为有趣。此书1986年获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该书于1959年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这是属于古籍整理性质的书。父亲说，在校点这部书的过程中，他很费了一番时间和精力，共计校出脱文、误文、衍文、倒文等500余条。1981年，他接受了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委托，与郑庆笃老师合作，取前所未见诸本，在原校的基础上，重加校勘，作为一个定本。为方便读者全面了解皮日休，新版《皮子文薮》还附录了《文薮》以外的诗文，并加新式标点。有评论说：“这也是近年唐集整理中较好的一种。”（《唐代文学研究年鉴》1983年）父亲一向很重视断句这一基本功，他自己从小就受过这种训练，深知其中的甘苦和好处，所以他至今还常告诫研究生（包括博士生）说：“不要贪便宜！要有意识地去看一些没有标点的书，让自己瞪瞪眼，伤伤脑筋。”该书为高等院校中文系《中国文学史》教科书。由游国恩等五位先生主编，父亲是其中之一，主要负责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部分。这部文学史是一部名副其实的“老中青三结合”的著作，历时两年多，编写者虽天南地北来自不同的单位，但因同住在北大，朝夕相处，相互切磋，便于发挥集体作用，从而使本书取得较好成果。对于这段生活，父亲很是怀恋，对游国恩先生的逝世，更不胜凄然。该书1963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78年曾修订再版，并多次印刷，目前仍作为全国高等院校通用教材及高教自学考试教材。作为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成果，1987年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特等奖。1990年6月，该书已正式签订合同，交由香港三联书店和台湾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在港、台两地联合出版繁体字版。当初为了使编写工作大体上有个依据，他们还曾先编写出版了一本《中国文学史大纲》，这个大纲1979年香港三联书店曾翻印过。此外，未出版的文稿有《杜诗体别》。此为父亲1948年在山东大学首次讲杜诗时所印发的讲义。文稿前有《引言》，父亲本拟收入《杜甫研究》，忙中遗漏了。《引言》主要说了三点：由（1）讲义体例。父亲写道：“昔元稹氏谓‘尝欲条析杜诗，体别相附’，兹编盖有取于元氏之言。首绝句，次五、七言律，又次五、七言古。”（后因有见于杜诗仍以编年为最好，而且已经有了浦起龙的《读杜心解》，便搁置了这份讲义）（2）杜诗特点。父亲认为其特点有二：一是“真”。他认为“杜诗之不可及，正在有真情”，并引证庄子的话说：“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真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二是“大”。他说：“杜诗之伟大，实有得于学养”，这包括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两个方面。对此，郑板桥就深有感触。他在《板桥后序》中说：“少陵七律、五律、七古、五古、排律皆绝妙，一首可值千金。......是《左传》，是《史记》，似《庄子》《离骚》，而六朝香艳，亦时用之以为奴隶，大哉杜诗，其无所不包括乎！”（3）如何学杜。父亲说：“吾人学杜诗，岂徒曰学其诗而已，固将学其人，学其志也。不学其人，而徒注目游心于文字之间，则所得者，杜之糟粕已耳，虽学犹之未学。”并说：“吾人纵不能为老杜之大，犹当效法其真，则于诗之一道，庶几有所得乎。”我以为这些话至今仍值得我们注意。父亲还有一份《有是斋诗草》。他搞了一辈子的古典诗歌，但自己却写得很少，他曾在给博士生的题词中说：“余固爱诗，然不善诗，既不敢轻作，所作亦甚少。”他谨守黄节先生“不要勉强”的教导，故凡有作必有真情实感。在所存不到一百首的诗作中，从个人生活经历到时代社会变迁，均有所反映。其中有些曾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报刊上发表过，并获得好评。我曾问父亲为什么要取名“有是斋”，他笑了笑说：“《论语》里不是载有子路批评他的老师孔子‘有是哉，子之迂也’这样一句话吗？诗在今后，自以新诗为主，而自己却仍写些旧体诗，这不是有些‘迂’吗？”最后，还要附带提及的是，父亲的毛笔字，或者就叫书法也颇为人喜爱。1984年在巩县开会，会余他应邀挥毫，书赠在场的日本书道友好访华团。不料日本友人反应很热烈，始而兴奋地鼓掌，继而双手举起他写的条幅，终而连连鞠躬致谢。当然这里面也包含着对他的为人和学养的敬慕。但在我看来，他的书法的确清秀雄健，柔中有刚，自成一格，而且在布局上，往往正文与附注大小有别，疏密有致，相映成辉。尤其是缘事而书，字里行间，更见出盎然情趣或纪念意义。比如他题写“曾子文章众无有，水之江汉星之斗”两句，便用了两行大字，是正文；下面八行小字是附注：“此王荆公赠曾子固诗句也。《抚州师专学报》将出版‘曾巩研究专辑’，爱录以为贺。非去父母之邦，于今六纪，对乡贤著作曾无一字之发明，愧恧良深，惟有拂拭老眼，敬观厥成。”又如《今日曲江》，正文：“曲江无水复无花，休问红巾与翠华。此是少陵歌哭地，欲寻陈迹但窑洼。”是三行大字，之后便是四行小字作注：“曲江已成废渠，江底殊平坦，两岸壁立高约20米，相距约50米。其中窑洞对开，并有小学一所，书声琅然，亦一异境也。”总之，我觉得，从字体到意蕴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所以山东大学书画研究院聘他作了顾问。
10年前，父亲在《〈杜甫研究〉再版漫题》一诗中说：“嗟予幼学杜，今已逾古稀。岂无分寸功，所得亦已微。虽名曰研究，其实无发挥。赋此聊志愧，非敢望解颐。”这是他的真心话。所以，父亲治学60年，却始终很不愿意谈自己的治学经验这类问题。因为他觉得自己并没有搞出什么成果，没有什么可谈的。有些共同性的东西，人所共晓，也用不着重复。因此即使有同志来采访，他也向不多谈。在我平日和父亲的接触和交谈中，我以为父亲在治学方面有以下一些特点：
他认为在治学上这是个首要问题，没有正确的理论作指导，是行不通、也搞不好的。他举例说，如果说我那本写于解放前的《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还不无可取之处，那也是由于得到《文心雕龙》“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这两句话的启发。因此，新中国成立初期，父亲感到迫切需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尤其是关于文艺理论方面的书籍。这方面的学习使他眼界大为开阔。在《杜甫研究》中，他敢于用较大的篇幅来分析叙述杜诗的艺术性，并专辟了《杜诗的体裁》一章，指出：“杜甫的伟大，不是从天而降，而是来自人民”，“人民的血泪灌溉了杜甫诗的园地”，“杜甫之所以能在某些方面突破儒家思想，主要是由于他的接近人民的生活实践”。这些论述，我以为都超越了前人。在实践中，对父亲影响最深的，还有鲁迅先生如下一段名言：“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他认为这是鲁迅先生现身说法的经验之谈，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对进修教师、研究生和采访者，他都要提到这段话。最近他还发表文章，很赞赏和支持编纂《文学评论家辞典》的首创性之举。比如研究一个作家，首先就得熟悉这个作家的全部作品，越熟越好越有用。父亲说，他对汉乐府就很熟，像《孔雀东南飞》这样1000多字的长篇，至今还能背诵，对杜诗也大都如此。他举了一个例子说明熟悉对象的好处：“杜甫《新婚别》有这样两句：‘生女有所归，鸡狗亦得将’。仇注是这样解释的：‘嫁时将鸡狗以往，欲为室家长久计也。’这显然是错误的，不近情理，不合事实。所以杨伦的《杜诗镜诠》不同意仇氏的说法，改注为‘用谚语’。但因为‘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谚语，宋时才有记载，唐代却找不到文献上的根据，所以杨伦也只能虚晃一笔，这是不能折服仇氏的。我最初也没有找到，但却径直地注上‘即俗语所谓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这也是不科学的，所以总觉得有些慊然。后来，我无意中在王建诗里发现‘我身不及逐鸡飞’之句，不觉大喜，因为它证明了唐时确有这一谚语。”父亲说，由此可见，如不熟悉研究对象，有些有用的材料也会当面错过。至于前边说到的“以杜解杜”，如不熟悉全部杜诗，就也谈不上。至于如何才能比较好地熟悉研究对象，他认为最好是对研究对象有热情，感兴趣，以至于爱得入迷。曾有同志要父亲谈谈几十年来治杜诗的甘苦，父亲说：“对于一个治杜诗的人来说，是无所谓甘苦的，都是甘，不以为苦。尽管工作艰苦，但苦中有乐，苦尽甘来，苦也就是甘了。”父亲对杜诗的热爱就有一股废寝忘食的傻劲，常常是因为思考杜诗中的某个问题而寝食不安，如偶有所得，就是半夜三更也要起床把它记录下米。一些诗句他确是在暗诵若干遍后，深思熟虑才懂得的。如《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序中“玉貌锦衣，况余白首”两句，前人读不懂，有的说上下文不接气，有的还要改动原文。父亲开始也读不懂，但却迷上了这个问题，经仔细玩味，才渐渐懂得这是杜甫“以诗为文”，省去了公孙大娘这个主语，其实是说，“那时我尚童稚，而公孙大娘已是一个妙龄女郎，现在连我都白了头，公孙大娘就更不用提了”。父亲很欣赏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引用宋词来比喻做学问的三种境界，他特别强调其中第二种境界，认为对每个搞学问的人来说，没有“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那种忘我的热情，是不可能做出什么成就的。父亲治学，从纵的方向看，由《历代风诗选》到《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再到《杜甫研究》，是由博而专的；但从横的方向，从某一书的具体研究情况看，却又是由专而博的。可见专离不开博，也无不博之专。当年黄先生评父亲那篇乐府史论文，就有“取材甚富”，“此非全观诸家作品，不能有此确论”，“可知著者统观兼营，方能辨别如此之确当”等语，正表明了这一点。后来，父亲研究杜诗也是这样进行的。他认为博与专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博是重要的，不博，也就不能成其所谓的专。即以上面提到的鲁迅先生的话来说，由顾及全篇而顾及全人，再顾及所处的社会状况，不博，怎么能行呢？但二者之间，也有个先后次序问题。比如上举那三个“顾及”，先抓哪一个呢？显然应当先抓那个“顾及全篇”。因为这是基点，是根本，也就是“专”之所在。此后，才能顾及其他。也就是说，对于研究的具体对象，应以专为先。父亲的著作，大抵经过了先开课、后发表、再出版这么三步。他认为这样做很有益处，因为可以收集到同学的反映和读者的意见，特别是课堂讲授，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也是一个提高水平的有利条件。所以，他以为在高校乃至中小学校从事教学的同志，最好把自己的科研项目和学校的必修或选修课的课堂教学结合起来。严谨认真是父亲在教学、科研及其行事上的一贯作风。没有把握的东西，他从不发表，要发表的总要有点新意；对于已发表的，如无足够论据推翻，绝不轻易改变。“文化大革命”中，他宁肯发誓不再谈杜诗，也绝不见风使舵，人云亦云。他认为，“实事求是”也是一个学者应有的品德。所以如果自己错了，他就毫不含糊地加以改正。他最反对说空话，强调言必有据。前时某些理论研究文章，满纸新名词、新术语，十分艰深晦涩，让人看不懂，他认为，这种文风要不得。我们研究中国文学，就应面对中国文学实际，从实际出发提出问题，并认真加以研讨解决。引用外人的理论观点，引进新名词、新术语，是为了更好地解决问题，而不是为了其他。父亲生平最讲究“认真”二字，他最厌恶、最不能容忍的，是那种粗枝大叶的马虎作风。有时，对我的写作提意见，他的认真，简直有点近于“苛刻”，一时叫人受不了。然而，事实上他是对的。特别是当你看到他带病伏案，时而用毛笔勾画，时而用钢笔增补，那个比你自己写作时还要呕心血的认真劲，你的恼火没有了，真服了他了。最近，他的两位博士研究生毕业后来信，异口同声地说，他们从父亲身上学到了“认真”二字。父亲的认真，还表现在处处为读者着想。他认为文章是写给别人看的，读者想知道些什么，你要告诉读者什么，都应当讲明白，否则就是害人。所以，就连父亲的手稿，也都誊写得清清楚楚。他录取研究生，也把是否认真作为一条重要标准。父亲早年说过“永念先师故，未欲一字苟”的话，就很能概括他的治学态度。
父亲辛勤工作几十年，领导和同志们给了他极大的支持和帮助，党和国家给了他许多的荣誉，人民没有忘记他。现在，父亲已是84岁的人了，他最关心的是历时已12个年头的《杜甫全集校注》一书，不知何日才能完成。为此，他有时不能入睡。有一次，父亲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陶渊明临终时，写了三首《自挽诗》，其中一首的最后两句是‘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这自然是伤心人别有怀抱的假话。我倒想套用他这两句来表达我的心迹：‘但恨在世时，读杜不得足！’”父亲如此酷爱、倡导杜诗，是否别有其社会意义，我不得而知，谨附记所闻于篇末。
这个传略从酝酿到现在，始终得力于不少前辈和同志成全的美意。1980年《晋阳学刊》开始约稿，高增德主编同志（现为山西省社科院党委书记）便锲而不舍，一再宽延时日，孜孜以求，直到1987年定稿。此外，这中间，曾先后应《唐代文学研究年鉴》和《山东画报》之约，写过简介父亲的短文，姜琴、宋卫东、闫庆生等编辑同志鼎力相助。这实际上也为后来这个传略的写作打下了好的基础。稿件发表之后，又有许多读者给予极大的关心和鼓励。我们老家江西省临川县政协的同志，不远千里来访，希望转载。西安市的一位素不相识的工人同志，还就文中“插入语及句号的用法”提出自己的看法。尤其令人感动的，是大诗人臧克家先生那封热情洋溢的来信。他说：“见到你的浩浩长稿，对我吸引力如磁铁。不管工作多忙，活动多（今下午《文汇报》50周年，也不去参加了），花了半晚上、一上午时间，一气读完。”又说：“你的文章，详细、全面”，“不少评句，叫我击节”。还说：“你的文字，并不够华美，抒情味也不足。但，它平实，‘真’实，它‘求是’，写出了萧先生的‘精神’。”这些话不仅表现了前辈对后生的一片真诚的爱护，而且更生动地体现了老一辈之间那种真挚的情谊，确实使我深受教益。这次增补，山东省社联梁自洁、吕秀卿同志又提供了许多很好的意见，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和帮助。凡此种种，都是令人难以忘怀和由衷感激的。咄嗟之间，已经十年。回顾当初最后敲定这个传略由我代笔，还是由于先母黄兼芬的力促而成的。她老人家在得知我已钻研过材料而传略又转请他人撰写后，便不顾年老体弱，不辞辛苦劳累，当日中午亲往联系，取得对方谅解，拿回了撰写的任务。每念及此，总催我奋进。我想，写好这个传略，也算是对我慈爱的母亲的一个最好的纪念吧。殊不料，本文付梓之际，父亲已先于1991年4月15日下午5时10分，遽然病逝于济，终年86岁。可叹的是，本文篇末附记之言，殆成诗谶，而当日闻之，亦不知其深义，今日读之，始觉其哀，更悲其志。13年前，访古不远万里路，觅杜不惜千金财，南北驱驰，左右逢源，遂得遍访遗踪，尽觅杜注，此后便是千呼万唤不见书。而父亲耄耋之年，虽丹心未折，却奈老无计，时有“实事渐消虚事在”之叹。又岂独是《杜甫全集校注》？《赵次公杜诗先后解辑校》这部他指导的博士学位论著亦在悬置中。他力荐过，呼吁过，以为“不可无一，不能有二”，然虽允诺出版，亦不见日期。此两部百万言书，实为父亲百年心事。“事岂全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父亲匆匆过世，临终未及留下什么遗言，唯有一语永世难忘。他说：“一个人死要对得起祖宗天地！”语极悲怆，撼人魂魄。我想，这话不啻是他一生的总结，也足以使后人深思。感谢吕秀卿老师询及后话，遂补记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