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厚宣与中国上古史的重建之路 | 朱斌

摘  要胡厚宣因早期在北京大学求学时的特殊际遇，深受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影响，治学取向由“疑古”转向“考古”，又因加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并参与殷墟发掘，与甲骨学结缘，遂服膺并积极实践新汉学的考据之法。抗战时期，胡厚宣被顾颉刚延揽至齐鲁大学国学所担任研究员长达七年，在国学所的慷慨赞助下出版《甲骨学商史论丛》四集，此书是其学术生涯的代表性巨著，亦可视为民国学术史上新汉学考据范式的扛鼎之作。在重建中国上古史的道路上，胡厚宣以新汉学的学术立场，利用新出的考古材料，结合甲骨金文考证，回应社会史论战及古史辨运动的诸多学术争议问题，其治学风格体现了各种学术路径的角竞和融会，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发展史中有不可磨灭的贡献。作  者 | 朱斌，江苏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原  载 |《文史哲》2023年第6期，第51-63页原  题 | 胡厚宣与中国上古史的重建之路——以《甲骨学商史论丛》为中心的考察扩展阅读丁山：“耿介拔俗”的一代史学巨匠！| 朱斌

法国史家皮耶·诺哈曾言：“历史学每次的进展，都与某个大变动导致资料来源、方法和关注焦点全面转移所造成的冲击有关。”这种冲击类似陈寅恪先生提倡的“预流”主张，“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和新问题”，取“新材料”，解决“新问题”，便是时代学术之“新潮流”。细察之，20世纪甲骨文的出现，尤其是殷墟的考古发掘，呈现了中国学术史上里程碑式的“新材料”，另一方面，“疑古”思潮如火山迸发般廊清古史迷雾，所带来的便是“新问题”“新方法”。可以说，中国史学就是在“新材料”与“新问题”的相互激荡中由传统向现代转型。据丁山的观察：“古代史学，经过顾颉刚先生《古史辨》扫荡伪材料之后，立刻得到卜辞、金文大量的直接史料来补充，加上李济之先生所领导的安阳殷墟十余次的发掘，举凡器物、墓葬、宫室遗址的收获，迥乎超出我们意想之外的丰富。这批地下新出的直接史料观察殷商文化，迥乎超出两千年来儒家所传述的程度高而且深。这当然是古代历史学的幸运，也是国家民族的光荣。”值得关注的是，这两个方面都指向了一个史学“新潮流”，或者说中国上古史的重建问题成为20世纪史学的焦点问题和重要论域。在重建中国上古史的学术谱系当中（“疑古”学派亦特别重视上古史的重建），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是各方共享的学术资源，其用甲骨文证实殷商一代历史，开出的“古史新证”的道路，亦成为重建古史的有效途辙。胡厚宣指出甲骨文是检验古籍记载正确与否的“最新式工具、最可靠的尺度和准绳”。徐中舒也乐观地认为：“甲骨既为殷商所遗，即为治古文字及商史之第一等材料”。那么，面对亟需回答的时代命题，占据民国学术主流的新汉学范式如何重建中国上古史体系，学术问题解决得如何？自然需要从胡厚宣、徐中舒等服膺新汉学范式的学人身上寻求解答。本文即以胡厚宣为例（以1949年以前为主），将其学思历程放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进行全面的考察，探讨《甲骨学商史论丛》在什么情况下，解决了什么学术问题？只有如此才可能真正理解学人及其著述在学术史上的意义。

一、从“疑古”到“考古”的转变

胡厚宣（1911-1995），幼名福林，河北省保定市望都县人，193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先后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齐鲁大学、复旦大学工作，1956年调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他曾自述：“我在北大、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各六年，在齐鲁大学中文系任教授兼主任、历史社会系教授兼主任，共七年。”以此为线索，我们可以看到胡厚宣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治学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求学于北京大学史学系，开始接触学术；第二加入史语所投身殷墟发掘，走上甲骨学研究道路；第三在抗战时期担任齐鲁大学国学所的研究员，在顾颉刚的指导和帮助下出版《甲骨学商史论丛》。从个人经历看，胡厚宣很幸运地身处现代学术的“策源地”，其学术成长轨辙，与现代中国学术典范的转变大潮声息相通。

胡厚宣就学于后五四时代，与容易趋新的同龄人一样，对席卷大江南北的思想和学术新风尚，颇为敏感且心生向往。他回忆道：“小学时受五四影响，看了些亚东出版社出版的胡适、《独秀文存》、《创造》、《民铎》，自己作小论文，投入《小朋友》等刊物，当时思想还活泼。”在新旧过渡的时代，新旧的斗争虽然激烈，但是旧的仍然存在，有时还会有一些发展空间。在中学时期，胡厚宣的国文老师为文史名家缪钺，在缪钺的指导下接触了一些国学的基本书，奠定了古典学术的根柢。据胡厚宣晚年追忆缪钺是“《说文》《尔雅》，经史百家上下贯通”，讲课方式“不拘一格，精义纷呈”。师生之间相得益彰，缪钺对胡厚宣也是青眼相加，特别赞许，并有诗赠与爱徒，曰：“胡生诚秀出，卓尔凤凰群；美志云霄上，清才兰蕙芬；荷衣须自洁，聋俗岂相闻。”值得玩味的是，在1951年胡厚宣接受思想上的“改造”，向“旧我”作告别时提到：“中学变死，因读古书，有国学一门，谬被赏识，跟着走，《庄子》《文选》，看《学衡》《甲寅》，读□不□□不忠不孝，思想落后。”这也提示我们，“国学”是新是旧，是先进或落后，取决于方法和后世的眼光。1928年胡厚宣从培德中学（保定）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得到范文澜的指导，根据兴趣所向仍习旧学，和同学合组“礼社”，“专攻‘三礼’名物之学”，受京派影响“注重考据”。缪钺、范文澜俱是文史方面的通人，为胡厚宣奠定国学基础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胡厚宣刚刚进入北京大学时，适值整理国故运动蓬勃发展，考据古史之风盛行，胡适、顾颉刚的声名在北京大学也如日中天，这些给初涉学问的胡厚宣留下颇深的印象。据胡厚宣自己回忆，他在史学系经历了三个主任：朱希祖、傅斯年、陈受颐，主要教授有：胡适、陈垣、马衡、孟森、钱穆、顾颉刚、邓之诚、蒙文通、蒋廷黻等，并且在大学一年级还听过陶孟和的社会学、浦薛凤的政治学和陈豹隐的经济学等课程。这些师长辈的学人皆为一时俊彦，定让胡厚宣受益匪浅。胡厚宣自述在北京大学时最喜欢的老师有三个：

胡适之先生，开“中古思想史”，接着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讲中古的哲学思想。胡先生长衫西裤，风度翩翩，讲课则抑扬顿挫，庄谐并陈，所印讲义虽仅大纲，但内容丰富，条理清晰，每一章节后附详细参考文献，与讲义配合并可据此深入研究。……陈援庵先生，开“中国史籍名著评论”讲《史记》《汉书》《史通》及《文史通义》。陈先生授课，常含笑巡视于同学间，态度和蔼可亲，迄今印象尤深。再者即钱宾四先生，先生开“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及“秦汉史”，汉承秦制，即秦汉史。钱先生讲课特点为有感情、有口才，因其了解学问而有见解，加之口齿清楚，一口无锡官话，满腔热忱，使诸生感奋。

在上述三位先生中，胡厚宣与钱穆的私交尤好，多年后，他仍记得大学三年级时，钱穆带队去齐鲁故地，游济南大明湖，登泰山，去曲阜观三孔，并见到年幼的孔德成的情形。与钱穆的交好，想必也是胡厚宣后来乐意跟随顾颉刚去齐鲁大学国学所的一个原因。

当然，这个时期北京大学的风气是以胡适、顾颉刚为核心的新汉学风尚，尤其是顾颉刚发动的古史辨运动正“蔚然成风”。与师友的朝夕相处中，自然容易塑造胡厚宣的知识结构和学术观念。在“非考据不足以言学术”的境地中，很容易在胡厚宣的观念里种下“问题意识”。萧一山所谓：“以考订破坏为学，而讥博约者为粗疏。”胡厚宣较早发表的一篇习作是《匈奴源流考》，便可视为对考据学风因应的成果。胡厚宣自述其“很快就接受了当时最流行的所谓托古改制的古史观，层累造成的古史观的疑古之学”。胡厚宣也观察到当时能与顾颉刚的古史辨竞争的学说，主要是来自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在广泛地阅读胡适、梁任公、梁漱溟、郭沫若、王国维诸家之后，胡厚宣开始崇尚所谓“古史二重证据”的考古之学。王国维与新汉学的关系已被熟知，其研究成果也被很多新汉学家视为学术资源，胡厚宣直言：“认真读他的《观堂集林》，深受启发教育，这是我后来做学问的根底。”顾颉刚也认为北京大学的学人对王国维“没有一个不佩服”。

居于学界中心，自然容易接触到前瞻性的问题和领域，据胡厚宣的观察：

二十年代有所谓信古派，以东南大学（即今南京大学）为代表；有疑古派，以顾颉刚为代表，得到胡适、钱玄同等学者的支持；有考古派，以王国维先生为代表，与疑古派针锋相对。当时社会上最畅销的三部史学著作是顾颉刚主编的《古史辨》、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和王国维的《观堂集林》。

顾颉刚的“破”与傅斯年的“立”，可以被看成是整理国故运动的一体两面。从建设的意义上讲，1928年史语所成立，为中国史学学科化奠定了制度化的基础，以机构为中心的学人社群开始出现。史语所迁到北平时，傅斯年也同时在北京大学担任历史方法论和中国古代史的教授。除傅斯年以外，史语所学人在北京大学史学系皆开设课程，李济、梁思永合开考古人类学导论，徐中舒开殷商史料考订，董作宾开甲骨文字研究。本来就开始思考用“二重证据法”来重建古史的胡厚宣，有史语所诸先生的现身说法，更加坚信用地下发现的新史料来考证古史学是可行之坦途。李济提出“先将国学基础建筑于历史考古学之上”的主张，恰恰纾解了古史辨运动对胡厚宣的思想冲击。傅斯年在史学方法的课堂上说：“不以空论为学问，亦不以史观为急图，乃纯就史料以探史实也。”在认真听课的胡厚宣心中，治学的取向似乎也开始慢慢地转变。

其实，傅斯年要求史语所学人在北京大学开课，有他自己的学术规划，即利用所谓“拔尖主义”施加影响，以此吸引了一批能运用新工具、新观念的年轻人，到史语所开展研究工作。傅斯年本人也在研究方法和取向上，对这批年轻人严格监督，施以影响。据邓广铭回忆：“傅先生所以在北大兼课，主要是想为史语所选拔人才。当时史语所人才济济，像陈寅恪、徐中舒、董作宾、郭宝钧、李济等等，但总要培养些青年学者做接班人。所以，傅斯年、董作宾、李济、梁思永诸先生都在北大讲课，想发现人才。后来，北大毕业生到史语所去的很多，我的同学中就有胡厚宣、张政烺、傅乐焕、王崇武等人。”对于北大和史语所的治学差异，胡厚宣也是有清晰认识：“北大文科研究所与史语所之差：北大怀古，史语所考古；北大国学，史语所史料学。”据胡厚宣的看法，史语所实际上是清华研究院的继续，不仅继承了清华学术研究的传统，而且原班人马都转移了过来。虽然身在北京大学，或许因为王国维的缘故，胡厚宣内心更服膺清华的学术传统，正因如此，胡厚宣成为新汉学的主要践行者。

1934年，胡厚宣从北大毕业，经董作宾、徐中舒推荐，被傅斯年选入史语所做了两年研究生，四年助理研究员。可以说，胡厚宣学术研究的主要方向是进入史语所后奠定的，经历了“由国故学到史料学，由疑古到考古学”的转变。据比胡厚宣晚一级的何兹全回忆：“当时北大史学教授的学术思想，大体可以分作三个流派，一个是以乾嘉为主导的学派，一个是乾嘉加西方新史学学派，这派以胡适教授、傅斯年教授为代表，一个是以乾嘉加点辩证唯物论”，胡厚宣在“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上或多或少大约都有可以说是属于胡适傅斯年一派”。必然中也有偶然因素，胡厚宣进入史语所时，正值史语所安阳考古发掘需要人手，于是跟随梁思永去殷墟工作了一年。他亲自参加了殷墟的第十、十一次发掘，具体负责1004号大墓的工作。随后回到南京对前九次发掘所获甲骨，进行整理，开始甲骨文研究，正像他自述：“由殷墟发掘到殷代史到甲骨学，走上史料考证的道路。”

1936年殷墟的第十三次发掘发现了整坑甲骨，为了方便清理，整体运到了南京史语所，胡厚宣虽没有前去发掘现场，却做了八个月的室内整理工作，并开始写甲骨学的文章。因此，他不无骄傲地说：“史语所发掘所得的全部甲骨24918片，都经过我亲手摩挲，并作了随笔。”陈梦家提到：“由于前中央研究院在安阳的发掘，才有历史语言研究所关于甲骨研究的工作。李济、梁思永、郭宝钧、石璋如作了殷墟发掘报告，没有接触到卜辞本身；丁山、徐中舒、张政烺作室内文字考证的工夫，没有参加过发掘；参加发掘而作甲骨研究的有董作宾、胡厚宣、高去寻等人。”胡厚宣自己也认识到：“以往研究甲骨文的学者较多用力于文字考释，偶有涉及史迹商讨，所依据材料又较零碎，受王国维‘二重证据法’启发，用甲骨文结合商史，与商代遗迹，来解决甲骨学殷商史上的重要问题。”因为和新材料的“朝夕相处”，胡厚宣“乃恍然知研治古史，必当始自殷商，而甲骨文实为最基本之材料”。

令人扼腕的是，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全面侵华，殷墟的发掘工作难以维系，很多刚刚起步的学术研究被迫中止。胡厚宣跟随史语所辗转从南京到长沙，经衡阳迁桂林，又经柳州、南宁、龙州，绕道越南到昆明，最后在离昆明三十里的龙头村落脚。其时在云南大学任教的顾颉刚居住在不远的浪口村。顾颉刚因为应齐鲁大学聘任担任国学所主任，便就近邀请钱穆和胡厚宣同去。钱穆与顾颉刚前有交情，胡厚宣算是学生辈，同赴成都应该不是问题。但是因为胡厚宣是史语所的研究员，顾颉刚欲从傅斯年处“挖”人，需要费些心思。顾颉刚对胡厚宣和史语所的治学取向知之很深，他明白“新史料”对于胡厚宣的价值。于是，他向胡厚宣提到，齐鲁大学有明义士的甲骨需要整理，希望胡厚宣不要错过这样的机会。结果可以想见，胡厚宣“为了弄清加拿大人明义士牧师收罗的号称五万片骨的去向，毅然离开中央研究院，到齐鲁大学教书”。

这次人事变动，因为有顾颉刚和傅斯年争胜的背景，在公私场合，傅斯年都表达了他的不满。据顾颉刚在日记中记述：“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寄齐鲁大学信，谓我们给厚宣一年薪水，其任务为（1）在滇买书，（2）抄录中研院所藏甲骨文材料。如此诬赖，实是羞人。”傅斯年因为强调“史学就是史料学”，亦被称为“史料学派”，胡厚宣因为追索新史料而离开史语所，却被认为是“偷材料”以资他用。我们抛开人事的纠葛，还是可以理解到“史料学派”学术的关注点在何处。作为对胡厚宣离开史语所的“惩戒”，傅斯年不准胡厚宣在发表成果时使用史语所没有公开的材料。后来在《甲骨学商史论丛》的序言里，胡厚宣专门介绍了其中情由。1944年，《甲骨学商史论丛》出齐四本时，胡厚宣寄赠给史语所一套，傅斯年在回信中提到使用史语所未公开的材料需要“删节”的问题。或许随着时间的推移，胡厚宣与傅斯年的关系得到缓和，但是就学术发展来看，胡厚宣的离开，并没有在治学路径上“背叛”傅斯年，甚至可以说，胡厚宣是“史料学派”的嫡系传人和后起殿军。胡厚宣自陈：“虽与傅斯年决裂，但做学问路子不变。”细察之，即胡厚宣自述其“结合考古资料重建中国上古史”。换句话说，正如胡振宇在“追怀史语所前辈师友考古学与史学整合的先进经验”时所陈述的：“充分占有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先做一总括整理，利用这些资料来探究上古的历史。”

二、多元典范的竞逐与回应

学术的发展之所以有主流或潜流，有各种起伏跌宕，原因当然不仅仅是学术本身的问题，更关乎政治情势、时代潮流等诸多外缘因素。需要指出的是，学术的内部竞争总会与外缘因素缠绕在一起，外部环境的变化甚至影响了何种学术在何时会成为主流。就20世纪30年代而论，学术语境尤其是史学思潮几经流转，整理国故运动大潮已过，新汉学阵营内部分化日益突出，尤其是“古史辨”派与史语所系统的竞争日趋激烈。新汉学派虽仍居学界主流位置，但是唯物史观派作为一个强劲的对手乘隙而起。据陶希圣对当时学术界的观察：“五四之前的文学和史学以章太炎先生的门下士为首脑，至此是最保守的一环。五四以后文学和史学名家至此已成为主流。但是学生群众的中间，却有一种兴趣，要辩论一个问题，一个京派文学和史学的名家不愿出口甚至不愿入耳的问题，这就是‘中国社会是什么社会？’”唯物史观派与新汉学派的交织缠斗，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的一个主要线索。携在“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强大的解释力席卷学界，唯物史观派的影响力日趋上升，郭湛波在《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中如此描述1927年到1934年的思想特征：“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为主要思想，以‘辩证法’为方法，以‘辩证唯物论’为基础。以中国社会史为解决中国问题的锁钥。”新汉学主将顾颉刚都不得不承认，唯物史观派“像怒潮一样奔腾而来”。

作为史语所体系中的胡厚宣自然属于新汉学派的学者。以史语所为代表的考证史学面临的挑战来看，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传统史家，一个是唯物史观派。两者皆呼吁历史研究从“象牙塔”走向“十字街头”，去扩大对民众的影响，“移风易俗”抑或“发动群众”，以此来回应社会的需要。而史语所提倡的专业化、客观化的实证主义研究取向，对社会及政治问题都无心回应，不断被外界诟病。从学术界内部的挑战来看，像柳诒徵、钱穆等具有传统眼光的史学家，皆主张回护传统文化，强调史学的社会功能及道德作用，难以认同“为学问而学问”的史学研究取向。钱穆甚至公开认为无须参考任何新的考古材料，他也能追溯上古史，不懂甲骨文也能讲上古史，并反复强调零散的考古发现与重建上古史无多大关系。柳诒徵更是认为新的考古发现，没有能促进普通民众的历史知识。虽然传统史学已经无法影响到新汉学的主流地位，但是面对这些认为新汉学缺乏“意义”的指责，同时，又因为外患的日趋严重，已经很难让史语所学人像和平时期一样坦然处之。

综合来看，唯物史观学派以经济与阶级作为解释历史进程的两大基本要素，成为新汉学的学术取向最具挑战性的“对手方”。新汉学专注于专题式微观研究，有尽可能脱离实际应用的治学取向。与此不同，唯物史观学派坚信历史与社会有紧密的关联，甚至要求研究历史为社会现实（革命）服务。翦伯赞就指责史语所的研究取向是“饱学的奴才”，认为历史研究应当成为“革命的武器”，并说：“不是为了说明历史而研究历史，反之，是为了改变历史而研究历史。”在中国社会性质大论战时，唯物史观学派借助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框架脱颖而出，而史语所始终远离这场本应参加的论战。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当然是为了更顺利地进行社会革命。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理论，人类社会主要经历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直到社会主义社会五个阶段，这种带有进化论意蕴，宣扬“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分析手段，对于当时贫弱的中国来说，尤其是对渴望中国复兴的知识青年们所具有的吸引力，是可想而知的。具体而言，中国的社会性质是否也历经此五阶段，如果是，那么各个阶段的起止时间为何？在中国历史中寻找依据，是唯物史观学派论证的焦点。

因为殷墟发掘是史语所成立以后的主要工作，备受国人和学界的关注，同时，中国社会史大讨论又主要聚讼在上古史领域。史语所面对的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便是能否回应社会性质争论的一个关键点：殷商是否为奴隶社会？对于“一份材料说一分话”的实证主义史学，傅斯年因材料不足一直保持沉默，而且坚持史语所永远不会讨论“史观”和“历史哲学”，但是就后果而言，尤其是抗战时期，这些“不回应”、不参与给史语所的同人带来了普遍的意义焦虑感。李济说：“九一八国难发生后，我们常常的自问：我们这种工作，在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中，是否不是一种浪费？”参加过安阳发掘的郭宝钧也同样认为：“在这样的时刻，学术研究只是‘无用的装饰物’。”傅斯年更是生出一种极端的罪恶感，认为在这样一个民族危难的时刻竟然坐在家里读古书，而不能像年轻人一样拿起武器。或许有这些因素的影响，在“争吵”中“沉默”的史语所，在抗战期间“几乎被同行和世界普遍地遗忘了”。

与史语所学人群的集体焦虑不同，唯物史观学派的研究在论辩中不断推进。像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认为，商代的社会性质，是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在1944年出版的《古代研究的自我批评》一文中，郭沫若从商代的社会生产情况和从事生产者的身份两方面证据，来论证商代和西周一样都属于奴隶社会。当然他也承认夸大了商周之际历史的变革，是对王国维未加批判的接受而导致的。最初有许多史家反对郭沫若的历史解释，但之后越来越多人赞同他的早期社会形态的观点，成为其后中国历史研究的主导性趋势。大胆地得出结论，以纾解中国社会的压力，给未来的中国以希望，无疑，唯物史观学派的策略和结果都得到了很好的回报。

除此之外，有必要申说一下史语所与古史辨运动的关系。傅斯年和顾颉刚都成长于五四时期“反传统”的思潮之中，受到胡适、钱玄同的影响，对古代历史的记载充满了怀疑，傅斯年甚至在给顾颉刚的信中呼应“层累造成说”，但是对顾颉刚认为古史是汉代学者伪造的观点，傅斯年则有所保留。傅斯年主导的史语所开展的主要学术工作之一就是殷墟发掘，他需要把古史辨运动遗留下来的碎片重新组合起来。而在学术史意义上，殷墟发掘面临着两个方面的质疑：一个是如何回应古史辨对古史的怀疑，另一方面是如何回应唯物史观学派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讨论（尤其是商代的社会性质）。换句话说，史语所学术工作之成立与否有待于这些问题的解决。吊诡的是，胡厚宣的研究成果得到了顾颉刚的大力支持，个中情由，值得关注。其实，顾颉刚早就对考古发掘抱有乐观态度，他认为“要建设真实的古史，只有从实物上着手的一条路是大路”。钱玄同也注意到：“我们应该在甲文、金文中求殷代的历史，在金文中求周代的历史，以匡正汉儒（兼今文家、古文家）之胡说。”李宗侗更是直言：“想解决古史，唯一的方法就是考古学。”反对古史辨的学者陆懋德指出：“惟知作故纸堆中之推求，而未能举出考古学上之证据，故辩论数十万言而未得结果也。”参与古史辨运动的学者，几乎都认同考古发掘可以解决古史问题。毕竟，与史语所一样，古史辨派同属于新汉学阵营，面对唯物史观学派的压力，他们也非常渴望通过考古发掘，能够早日重建上古信史。一言以蔽之，“破坏完全是为了建设，批判只是为了使建设成为可能”。

一种学术取径之所以成立，能够吸引信徒，原因便在于它能解决问题，或者说能够指示解决问题的途辙。虽然没有唯物史观强大的解释力，但就史学的根本来看，史料仍然是最后成败的仲裁方。胡厚宣一方面关注着唯物史观派的各种历史书写，另一方面主要是在史料上下功夫。胡厚宣在方法上坚持走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路数，他说：“余治卜辞，期能综合归纳，分析疏通。著墨之前，必将有关材料，网致无遗，悉参于前人之说，通其辞例，考其学源，验以金文，证以小篆，然后旁印之史乘旧说，固不敢妄比时贤，盖自求能免穿凿附会而已耳。”不仅于此，他是傅斯年提倡“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最好践行者，其自述道：“十年以来，凡出版之书，必设法购置；其未出版之材料，知其下落者，必辗转设法，借拓钩摹。国内国外，公私所藏，虽一片不遗，虽千金莫惜。”材料的问题一旦解决，新汉学的回应才能更有力度。这个任务落到了胡厚宣身上，主要成果就是40年代于齐鲁大学国学所陆续发表的《甲骨学商史论丛》。

胡厚宣提到：“二十九年夏，应齐鲁大学之聘，来成都，教课之余，方期以最大努力，在最短期间，对甲骨文字作一通盘总括之彻底整理，不意一病经年此事遂废。三十一年夏，余身体渐健，乃略据旧作，每成新篇，遂以顾颉刚先生之怂恿，写印《甲骨学商史论丛》一书。并拟赓续前志，于三数年内成书四集，然后作《甲骨文字学》及《商史新证》两书，以完成彻底整理之夙愿。今《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实其轫始之工作也。”又说：“国家困厄，印刷困难，此书之出，全赖齐鲁大学前后校长刘书铭先生，汤吉禾先生，及国学研究所前后主任顾颉刚先生，钱宾四先生之赞助，得以哈佛燕京学社经费印行。”按照胡厚宣的规划，先“写印《甲骨学论丛》若干集，以为商史研究之长编”，然后作《殷商新史》，而“期于甲骨文作一整体之清算”。很明显，胡厚宣的目标是写出能回答各方质疑的“新史”。

《甲骨学商史论丛》甫一出版，便引起了学界的强烈共鸣。杨树达谓：

甲骨诸家，能以故书雅记稽合甲文以证明古史者，寥寥不过数人，胡君厚宣其一也。庐江刘氏藏一片，所记为四方风名，君以《尚书·尧典》及《山海经》诸故书证合之，是其事也。昔王静安以《楚辞》《山海经》证王恒、王亥，举世莫不惊其创获。及君此文出，学者又莫不惊叹，谓君能继王君之业也。君所著又有《商史论丛》诸篇，治甲骨者莫不入手一编矣。

有相同治学经历和追求的徐中舒对胡厚宣的学术定位，也有准确的描述：

余生既逢甲骨之发露，故师友间治此学者尤众，而陈义丰长，用志专笃，翕然为世所崇信者，则不得不推三人焉，曰海宁王静安先生，南阳董彦堂先生，望都胡厚宣先生。此三人者，或资宏富之收藏，或与发掘之工作，凡先民之手迹，不但有墨本可据，且得摩拂其物，而较其点画卜兆，故其所得弥为深切，宜为甲骨划期之学者焉。……当是时，甲骨之学，其于文字之解释，既已十得五六，而史迹之商讨，则方十之二三，即偶有所论，或据丛碎骨版片语只词，其不足为典要明矣。若夫网罗放失，广征博引，比类并观，剖析微茫，此则厚宣今兹所正努力以赴者也。

《甲骨学商史论丛》的出版也为齐鲁大学国学所带来了声誉，得到了当时教育部的褒奖，荣获著作类二等奖和八千元奖金。马衡在审查意见中认为：

甲骨文字之研究，始于孙诒让。取其材料以研究商史者，始于王国维。唯其时材料零乱，整理开始，筚路蓝缕，仅启萌芽。逮中央研究院正式发掘殷墟后，材料始有系统可言。又经董作宾等以科学方法，从事整理，分析时代之先后，于是史料乃可完全应用。作者拟以三数年之力，整理旧稿，写印《甲骨学论丛》若干集，以为商史之长编。然后以二十万字，写一《殷商新史》。此固为作者之宏愿，实亦现时最需要之著作。此编为《论丛》第一集，如《卜辞下乙说》《四方风名考》等文，皆能有所发明，可为不易之论也。

从学术影响来看，这部书被日本学者白川静誉为“这一学科空前的金字塔式的论文集”。内藤戊申也认为：“《甲骨学商史论丛》虽不是殷代通史，但几乎包含了所有殷代史的主要问题，堪称殷代史研究的最高峰。”正如有的学者提到：“甲骨学九十多年的发展史上，有五十六年是与胡厚宣先生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分不开的。”这部完成于抗战时期的著作，可以看成是殷墟发掘之后，在重建商史方面的集大成之作，是王国维“二重证据法”和傅斯年的“史学就是史料学”最好的结合，是民国新汉学的扛鼎之作。

三、殷商史研究的新境界

胡厚宣到齐鲁大学国学所不久，就在《责善》半月刊上陆续发表了《甲骨文所见之殷代天神》《甲骨文中之天象记录》《卜辞零简》《甲骨文四方风名考》《甲骨文四方风名考补正》等一系列文章，并开始编写《甲骨学商史论丛》。自1941年起以齐鲁大学国学所名义出版初集，到1946年四集出版，共30余篇文章，其中第三集即《甲骨六录》，第四集即《战后平津新获甲骨集》。因主要学术观点在初集和二集中已经得到论述，下面就《甲骨学商史论丛》前两编里面涉及的学术问题，稍作申述，以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来看《甲骨学商史论丛》在学术史中的地位和意义。

王国维的名作《殷周制度论》在1917年发表，是《观堂集林》中最重要的文章之一，其认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的观点，对蒙文通的《古史甄微》、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徐炳昶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和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等著作都产生过影响。针对这篇名文，胡厚宣进一步申说：

近儒王国维作《殷周制度论》谓：“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二曰庙数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此数者皆周之所以纲纪天下，其旨则在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周公制作之本意，实在于此。”盖以此数者，皆周之所特有而为周公之所独创，故曰：“欲知周公之圣，与周之所以王，必于是乎观之矣。”长篇巨著，学者莫不宗之。然历史上一切文化制度，皆长期逐渐演化而来，决无由于一朝一夕之变者。周起西土，在早期几无文化之可言，及入主中土，亦犹后世蒙人南下，满清入关，全袭中国固有文化而承之，此殷商文化制度所以与周初文化制度之多相同也。故王氏谓“中国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吾人则以为殷与西周实为一个文化单位，其剧变不在殷周之际，乃在东周以来。周初之文化制度，不特非周公一人所独创，且亦非周代所特有。举凡周初之一切，苟非后世有意之傅会，则皆可于殷代得其前身。

《殷代封建制度考》和《殷代婚姻家族宗法生育制度考》两文，在《甲骨学商史论丛》中占有重要的位置，都以王国维为论说对象。胡厚宣提出：“考殷代早晚期婚姻制度之不同，又考殷代已有显著之宗法封建制度，乃求生之礼与生产之神，重男轻女之观念及子子命名之制。又考周代五等爵之来源，及畿服说之成变，并证殷代制度，大体皆与周代相近，周代制度乃自殷代而来，并非迥然大异于姬周。盖所以订补王静安氏《殷周制度论》之说，及近人关于殷代婚姻之论者。”缪钺读过此文后，对弟子称赞道：“宗法本商制，周人袭遗迹，观堂所未明，于兹得真释。”并进而提到：“胡君《殷代封建制度考》，《殷代婚姻家族宗法生育制度考》诸文，说明封建宗法之制，殷时已有之，非周人所创。能补正王静安《殷周制度论》之疏误，持论尤为精湛。”胡厚宣利用大量甲骨材料，从“诸妇之封”“诸子之封”“功臣之封”“方国之封”等角度论述，最后得出“至少在殷高宗武丁之世，已有封国之事实”的结论，在此基础上，胡厚宣认为殷代土地所有形态“本为国家所有，经王之分封”，已有土地私有之制度，所以，“今人或以殷人共产，尚无土地私有之念，大不然也”。丁山在读到此章时，也认为“足证商周本婚姻之国”。胡厚宣的论断或可商榷，但可以看出，他若隐若现的都在回应唯物史观学派关于中国社会性质讨论的论说。

针对唯物史观学派提出的中国古代存在奴隶社会的观点，胡厚宣在《殷非奴隶社会论》和《殷代焚田说》两文中进行了反驳，胡厚宣明言：“所以纠正近年社会史学者新奇怪异之说，今人或不深究卜辞，往往偶遮其若干单文只字，以妄论古史，斯所谓断章取义穿凿附会之弊也。”他指出：

今之治中国社会史者，多以殷代为“奴隶社会”，谓殷代凡农业生产以至征伐军事，无不以奴隶为之。其所以根据则恒为卜辞中之奴、尌、㛸、臣、仆、妾、婐、妌、好、嬄、妃、俘诸文。然此诸文者，固无一能作殷为奴隶社会之证据者也。

上文提到，郭沫若等唯物史观学派内部虽然对古代社会分期有分歧，但大致都承认殷、周存在奴隶社会，不同只是在于具体时间上言人人殊。胡厚宣不以为然：“惟殷代虽有奴隶，但不能因此即谓殷代为‘奴隶社会’，因殷代之奴隶，多供贵族祭祀殉葬之牺牲，其他小规模被支配之劳动，容或有之，至于社会生产之主要阶层，则绝非奴隶。”郭沫若作为“甲骨五堂”之一，在使用甲骨材料证明古代社会性质方面影响巨大，受众也很广。胡厚宣指出其材料上的错误，无异于取消了其立论之基础。他说：“误因卜辞中与奴隶不相干之诸文，以证殷代有奴隶之存在。又必欲以与西洋古代之奴隶社会并为一谈，乃不惜妄解曲说，以殷代自农业生产以至征伐军事，无不以奴隶为之。一人首唱，百人和之，以致青年学子，迄今几无不以殷代当然为奴隶社会矣。故吾人不能不为此文以辟之也。”

胡厚宣此论一出，在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冯汉骥在《自商书盘庚篇看殷代社会的演变》一文中支持胡厚宣，认为他的“殷非奴隶社会论”观点，“自有卓识，可一洗强将中国社会比附西洋社会发展的通病”。在批评胡厚宣的声音中，陈中凡的《殷商社会史之商榷》一文颇有代表性。陈文对胡厚宣的批评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见当时有侯白男田诸多，即多方比附，以为殷代即封建社会”；二是“胡氏因误解《尚书·盘庚》，致误解卜辞，其结果致误认殷代非奴隶社会”。进一步来说，胡厚宣论述的封建社会之社会形态，犯了“形式主义”的错误，太想当然，而对“封建社会之本质”“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及“封建地主对于农民之关系”皆“无一字论述”。此文曾以陈觉玄名义刊发过，并在文前加了一段说明，特附于此：

吾人生于今日，欲探究三四千年以前之社会历史，第一须有真实可信之史料，第二须有正确之研究方法，无真实可信之史料，谨凭神话传说，即谓古代文化如何发皇，此前人信古者之失，学者须能言之，虽有近世出土之新史料，不善运用正确方法加以整理，率凭主观成见，穿凿附会，近人疑古考古者或不免各有所蔽。

陈氏将疑古和考古视为一派，皆斥为不善于运用正确方法，也透视了这场争论更多的是方法的争论，抑或是治学取径的竞逐。因为时代的变迁，这种学术讨论注定难以继续，据萧良琼回忆，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所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桂先生提交的论文是《众人不是奴隶》，遭到以郭老意见为正宗的左派学者的批判，未能发表”。在唯物史观学派从“边缘”走向“中心”之后，以胡厚宣的观点参加论辩的空间还有多少，由此可见一斑。难怪会有人在多年后，仍记忆犹新：“早先胡厚宣先生针对某些‘统计有舛误’的批评，就曾写文章道出经年的事情，只是恐引争议，未肯发表。无怪当年著名学者何炳棣教授在北京与先生见面，言及先生是否尚有早年写《殷非奴隶社会论》的勇气。”当然我们也可以体会，本来作为“中心”地位的学术典范，在滑向“边缘”之后，学术史的论说角度也就发生了变化。胡厚宣作为新汉学派成员被吸纳到新的学术谱系之后，他也就变成了补充或反证。像在以唯物史观为线索的《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一书中，对他的评价是：“胡厚宣对殷代社会性质的基本观点虽然可以商榷，但他从文字学和史料学的角度指出殷代社会研究中所存在的缺点，这对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的深入开展和健康发展，无疑是有益的。”

众所周知，顾颉刚在一篇文章中剖析了传说中的夏朝创立者禹，并得出了惊人的结论，认为禹可能是一个图腾象征。这一小小的学术问题触动了国人意识中最为敏感的部位，一场遍及全国的热烈争论，立即在学术界展开。古史辨运动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将过去习以为常的史料，重新加以审视和考辨。高亨认为：“今世学者，往往重视新史料，而轻视旧史料，重视地下史料，而轻视纸上史料。凡古书所载曾见于金石甲骨者，则信其有；不见于金石甲骨者，则疑其无。”无疑，在对诸种史料进行比较辨别的时候，考古材料有重要的可信度。胡厚宣的《甲骨学商史论丛》便是“以卜辞证实古书”的典范。胡厚宣一直就认为自己：“受王静安‘二重证据法’之启发教育，用甲骨文结合商史与商代遗迹，来解决甲骨学殷商史上的重要问题。”学界能有信史由殷商开始达成一种共识，原因便是商史被甲骨文印证了。作为古史辨运动推动者的顾颉刚称赞道：“《甲骨学商史论丛》二集，以其勤劳，颇有贡献，尤以释四方风名一篇为善。”

在《四方风名考》一文中，胡厚宣证实了一片卜辞的可信，因此可知殷代四方及四方之风，俱有专名，而此四方风名且全见于《尧典》及《山海经》，散见于《国语》及《夏小正》，此“亦古史上一饶有兴会之发现也”，胡厚宣认为：

故《尧典》曰宅某方曰某者，袭甲骨文《山海经》之某方曰某也。厥民某者，袭甲骨文《山海经》之四方名也。鸟兽某某，由甲骨文之凤曰某讹变者也。在甲骨文仅为四方名某风名某，《山海经》文略同，惟已将四方之名神人化；至《尧典》则演为尧命羲和四子，掌四时星历教民耕作之事，开《夏小正》与《月令》之先声矣。

这篇文章得到顾颉刚的重视，便是因为回答了古史辨运动以来的大问题。在“疑古”的学者看来，《山海经》是伪书，有人说作于东汉时。《尚书·尧典》亦后人所作，顾颉刚先生甚至以为作于汉武帝时，胡厚宣举出《山海经》《尧典》及其他古书中有一套古史资料，与殷武丁时代的甲骨文完全相合。因此，王国维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中，利用甲骨文中所见的古帝王王恒王亥的名称，结合《山海经》《楚辞》里的同类记载，来证明殷商王室谱系是可靠的。王国维在1917年发表的《殷卜辞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对殷王世系的记载在甲骨文中皆得到印证。胡厚宣在《殷本纪》中的论说，又使《史记》等传统文献的可信度大大增强。利用地下材料证实古史传说，进而理出可信的中国上古史系统，也是古史辨运动的初衷，所以顾颉刚乐意接受胡厚宣的结论。

除上述外，胡厚宣还在《甲骨学商史论丛》中开辟了很多新的研究领域，把商史书写上升到了新的境界。在《卜辞中所见殷代农业》一文，其序言部分对程憬、万国鼎、吴其昌等人低估商代的农业生产水平提出了批评，接着从农业环境、农业区域、农业管理、农业技术、农业产品、农业礼俗等方面系统的论证殷代农业之发达和农业种作技术之进步，为商代社会历史的研究做出了贡献。根据甲骨记载，胡厚宣推出殷代大概的农业区域：“西至今陕西兴平县境，东至今江苏睢宁县境，南至今河南之淅川，东北至今山东之临淄，俨然据今黄河流域，苏皖鲁豫晋陕之地矣。”他援引徐中舒的《耒耜考》，并进一步判定殷商已有农具，且极有可能已有耕牛。在《殷代焚田说》文中，针对学界广为认可的殷商为“烧田耕作法”，胡厚宣指出“焚田”卜辞实际为田猎卜辞，与耕田根本没有关系。在《气候变迁与殷代气候之检讨》文中，根据文献记载、卜辞和其他考古资料，指出古代黄河流域川流和湖泊纵横，雨量丰富，盛产蚕桑，稻竹，野猪、水牛、竹鼠很多，甚至有兕、象等热带或亚热带动物，因而推论“殷代气候，至少当与今日长江流域或更以南者相当”。竺可桢非常赞赏这一观点，在所著《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中每加称引。

另外，胡厚宣利用新见的史料考证许多具体商代史事。在《殷代方考》一文，考殷代方国之征伐；《殷人疾病考》《殷代之天神崇拜》考殷代对于天帝、日、月、星辰、云、虹、风、雨、四方之信仰。这些文章分别为研究方国地理及战争、医学、宗教方面提供了重要参考文献。《殷人疾病考》和《殷人占梦说》文中，考殷人关于疾病梦幻之风俗。杨树达谓：“胡君此文征引甚博，由此可知殷武丁一朝疾病之详状。”《论殷代五方观念及中国称谓之起源》一文，考殷代已有五方及中国之观念，认为殷人有“居中的自己及四方”的观念，称“东南西北”，又称自己为“中商”，或“商方”，必可以称“中商方”，也可以省略称“中方”，“而方即国，商称方，周则称国也”。《卜辞地名与古人居丘说》一文，考古代北方多有水患，故不能不营丘而居。纵观全书，胡厚宣将新汉学的治学路径发挥得淋漓尽致，可谓新意迭出。

胡厚宣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曾说：“我常想，解放以后，甲骨文材料，发表的逐渐增多，甲骨学这一门学科，非常活跃，但是关于商代史的专著，在国外，早在1957年就有日本贝冢茂树等六位教授共同编辑的《古代殷帝国》。近年来，在美国的张光直教授1980年又出版了《商代文明》一书，就连朝鲜的尹乃铉教授，1978年也出版了一本《殷王朝史的研究》，而我们国家，关于商代史的研究，反而只有论文，一直还不曾有一部专著出版。”胡厚宣就此表达了他的期望：“我们希望今后除了甲骨学和古文字学的一些专著之外，也多出一些关于商代史的专著，最好能出一部大型的商代史。”总而言之，据高亨所说：胡厚宣的《甲骨学商史论丛》是“据新材料，用新史观，运新史笔，以著新史学”。宋镇豪总结胡厚宣的治学特点时提到：“胡厚宣先生的治学显著特色，体现在通盘彻底整理甲骨材料，并用科学的方法去统计、比勘、分析、考证、释读，作精密的研究。先生自进史语所，即立下宏愿，要遍集天下公私收藏的甲骨材料，进行各类实证性专题研究，完成‘甲骨学概论’和‘商史新证’两大课题。”如果把胡厚宣的甲骨学商史研究放到抗战胜利前后的特殊背景中，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民国新汉学治学理念的“绝唱”，因此，这段学术史也就有了重新认识的必要。

四、结语

傅斯年创办的史语所开中国现代史学研究的滥觞，其治学取向弥漫着浓浓的新汉学范式，它一度是民国史学研究的主流典范，既开辟了很多新的研究领域，也训练出了许多优秀的史学家。胡厚宣的治学经历和这种学术取向相伴而生，并且相向而行，他的学术源流和治学路径，放到历史中去理解，无疑就是这段学术史的缩影。他受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影响，治学取向由“疑古”转为“考古”，可以说他一生的学术格局，都受到新汉学的牵引。

重建中国上古史作为20世纪中国史学的焦点，是胡厚宣进入学问后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在重建上古史的道路上，常常伴随着各种学术取径的角逐和融会，甚至是直接的“挑战”，胡厚宣坚持新汉学的学术立场，不遗余力地收集史料，厚积薄发地回应社会史论战和古史辨运动。如果方法论具有超越性质的话，那么，方法的应用和实践却不能不回到具体时空环境中。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强调要“扩张研究的材料”，并说：“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等倡导的“科学方法”，无疑要体现在受其影响的具体研究中。从问题意识和史料发掘方面来看，《甲骨学商史论丛》都算得上是新汉学的扛鼎之作。以具体研究而言，胡厚宣利用考古材料，考证甲骨金文，是为了书写一部殷商新史，重建“靠得住”的中国上古史体系，改变民国史学“破坏”大于“建设”的印象。

抗战时期，新汉学的学术范式出现危机。一方面是学风因为外部环境而发生变化，由“求真”走向“致用”；另一方面是来自唯物史观学派的挑战，其强大的解释力弥补了史料的不足。受新汉学的治学理念和旨趣的影响，胡厚宣在学术实践中有强烈的自觉意识，主要体现在积极的扩充新材料、利用新材料，就学术问题（以学术的标准）回应唯物史观学派。平心而论，在目前学术史的叙述上，胡厚宣的甲骨学商史研究并没有完全展现它的学术意义。一个学术观点或成就，在学术史中地位有升有降，在很多时候都是时代的风云际会导致的。唯物史观在意识形态中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新汉学派在学术规范内的讨论，根本和唯物史观派不在一个论域里。即使新汉学在学术领域里仍能独领风骚，也不影响唯物史观派在意识形态领域高歌猛进。这些已经溢出了本文的范围，是另一个话题了。

编辑 | 高畅

责编 | 孙齐

审核 | 邹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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