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生群 | 湮没不彰的西周末代君主：周携王
摘 要
周幽王并非西周最后一位君主。幽王之后，有携王。携王在位二十一年，且得到诸侯大臣普遍拥戴，最后为晋文侯所杀（前750）；携王死后，晋文侯等拥立平王，但诸侯拒绝承认，天下虽无共主，而西周未亡；平王复居京师三年之久，亦为西周之延续。宜臼（即平王）曾两次称王：第一次为申侯、曾侯、许男等拥立（前771），并未得到诸侯大臣拥护，旋即放弃王号；第二次为晋文侯、郑武公等拥立（前750），即位后三年，东迁成周，方为东周之始。晋文侯生于穆侯七年，他杀殇叔自立在周携王五年（前766），幽王被杀之次年（前770），他尚未即位，不可能助平王东迁；晋文侯在位二十年而非三十五年；郑桓公死于幽王之乱，其子武公东迁，数年后灭郐、灭虢，始建立新郑，也不可能在前770年助周东迁。《竹书纪年》所谓“周二王并立”，清华简《系年》称“周亡王九年”，体现出作者的立场和倾向，并不符合事实。《竹书纪年》说幽王灭后“二十四年，定鼎洛邑”，清华简《系年》说携王立二十一年，为晋文侯所杀，晋文侯立平王于京师，“三年，乃东徙，止于成周”，两者完全吻合。从武王伐纣至平王东迁，西周存续时间为二百八十一年而非二百五十七年；东周起始时间为公元前747年而非前770年，平王即位应推迟二十年，在位时间亦当相应减削二十年（实际在位三十一年而非五十一年），东周肇始之年当后移二十四年。周平王以幽王嫡嗣自居，而将即位时间“通前数之”，以显示其正统地位，于是，携王在位二十一年、“周亡王九年”的史实因此湮没不彰。平王非周室中兴之主，而是继幽王之后导致周室衰微的又一关键人物。作 者 | 赵生群，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
原 载 |《文史哲》2024年第4期，第5-26页
原 题 | 两周之际若干重要史实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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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关于东西周之际历史，文献记载存在重大的、系统性的差异。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三点：第一，周幽王之后有无携（惠）王；第二，平王何时即位；第三，平王东迁成周在何年。具体来说，《左传》、《竹书纪年》、清华简《系年》记幽王之后有携王（在位二十一年），而《国语》《史记》《汉书》等书则以平王上接幽王，无携王；平王即位时间，《国语》《史记》《汉书》系于幽王被杀之次年，而《竹书纪年》、清华简《系年》则在携王之二十一年；平王东迁之年，《国语》《史记》《汉书》系于其首次称王之次年，而《竹书纪年》、清华简《系年》则在二次称王后三年。这三个问题涉及谁是西周末代君主、西周存续时间、平王即位和东迁时间、平王在位和东周延续时间、东西周之际诸侯大国和政治人物的活动等重大史实。由于各种文献记载出入甚巨，且缺乏系统性，详略异同，错综复杂，甚至同一文献亦多有自相龃龉之处（如《史记》）；有的文献经过流传亡阙辑佚整理，真伪杂出（如《今本竹书纪年》），而且以上诸端互相纠结，极为复杂。清华简公布后，受到研究者高度重视，相关研究论著层出不穷，但对《系年》的具体解读多有歧异，各家解说也都难以圆通，无法令人信服。所以，目前的主流观点仍然是采用《史记》等传世文献的说法。《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中的《夏商周年表》终于周幽王十一年（前771），《西周拟年长历表》亦止于此年，说明编者并未采信《竹书纪年》和清华简《系年》的相关记载。笔者以为，要厘清这一时期的历史，如果就清华简谈清华简是不够的，单纯对史料作简单的选择或排除，难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必须综合各种文献和资料，尤其是需将出土文献与《尚书》《左传》《国语》《史记》等传世文献相结合，去伪存真，对关键问题进行深入考辨，精准定位，在此基础上系统清理相关史料，探求历史真相。
一、携王：西周末代君主
西周的灭亡与幽王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国语·周语上》：“十一年，幽王乃灭，周乃东迁。”《晋语一》：“周幽王伐有褒，褒人以褒姒女焉，褒姒有宠，生伯服，于是乎与虢石甫比，逐太子宜臼而立伯服。太子出奔申，申人、鄫人召西戎以伐周，周于是乎亡。”《郑语》曰：“幽王八年而桓公为司徒，九年而王室始骚，十一年而毙。”《史记·周本纪》：“幽王以虢石父为卿，用事，国人皆怨。石父为人佞巧善谀好利，王用之。又废申后，去太子也。申侯怒，与缯、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举㷭火征兵，兵莫至。遂杀幽王骊山下，虏褒姒，尽取周赂而去。”
根据《国语》《史记》记载，周幽王十一年，犬戎攻杀幽王于骊山之下，事实清楚。但幽王被杀，西周并未就此终结。
《竹书纪年》：“幽王既死，而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于携，周二王并立。二十一年，携王为晋文公所杀。”清华简《系年》：“幽王及伯盘乃灭，周乃亡。邦君诸正乃立幽王之弟余臣于虢，是携惠王。立廿又一年，晋文侯仇乃杀惠王于虢。”
依据《古本竹书纪年》、清华简《系年》，周幽王之后，诸侯大臣立周幽王之弟余臣为天子，在位时间长达二十一年。这一记载与《国语》《史记》《汉书》等史传完全不同，是否可信呢？
《竹书纪年》和清华简《系年》这两种出土文献都说携王继幽王而立，在位二十一年，为晋文侯所杀，完全一致，并非偶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携王也见于《左传》记载。
昭公二十六年《左传》：
《左传》历叙武王、成王、康王、夷王、厉王、幽王、携王、平王、惠王、襄王、灵王、景王之事，而云：“至于幽王，天不吊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携王奸命，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迁郏鄏。”
《左传》中关于携王的叙述，有实有虚。首先是坐实了携王的存在：这里说“诸侯替之”，“替”是废的意思，既然是被废，那么他在被废黜之前在位当是事实，“奸命”二字乃是虚笔。“奸命”究竟是干犯何人之命，又是犯了怎样的“命”？羌无故实。因此，清华简说携王为“邦君诸正”所拥立，《竹书纪年》说虢公翰立携王，是可信的。《左传》“诸侯替之，而建王嗣”二句相对，是说废携王而后建（立）平王。也就是说，宜臼被立为天子，在携王死后。
《尚书·文侯之命》：“呜呼！闵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资泽于下民，侵戎我国家纯。即我御事，罔或耆寿俊在厥服，予则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呜呼！有绩，予一人永绥在位。”这段文字的大意是：我即位后，国家多难，没有老臣辅佐，所以不能成事，真希望祖辈和父辈的诸侯国君能为我分忧。谢天谢地，现在终于有人能让我长期安定在位了！这是在表彰晋文侯的功绩，反过来理解，恰好说明他最初没有得到诸侯的支持，直到晋文侯出手相助，才坐稳天子宝座。《汉书·成帝纪》：“《书》不云乎？‘即我御事，罔克耆寿，咎在厥躬。’”颜师古注：“文颖曰：‘此《尚书·文侯之命》篇中辞也。言我周家用事者，无能有耆老贤者，使国之危亡，罪咎在其用事者也。’师古曰：‘“咎在厥躬”，平王自谓，故帝引之以自责耳。文氏乃云咎在用事，斯失之矣。’”据《成帝纪》，《文侯之命》有“咎在厥躬”一句，乃平王自责之辞，为今本《尚书》所无，或经后人删改，或是传写脱落，不可知矣。然无论如何，平王未得到周室大臣支持，当无疑义。
结合清华简《系年》、《竹书纪年》、《左传》、《尚书》的记载，可以确认，幽王被杀之后，宜臼并未继承王位。邦君诸侯共立的王子余臣（携王），则是堂堂正正的合法君主，得到普遍认可，而且在位时间长达二十一年。因此，携王是东西周过渡时期一位非常重要的历史人物。而他被完全无视，有着复杂的历史原因（后文将予以探讨）。
二、宜臼两次被立与两次东迁
据文献记载，周幽王太子宜臼被诸侯拥立为王，前后共有两次。
宜臼第一次被立为王当在周幽王十一年，拥立者为申侯、曾侯、许文公等。《史记·周本纪》：“申侯怒，与缯、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举㷭火征兵，兵莫至。遂杀幽王骊山下，虏褒姒，尽取周赂而去。于是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为平王，以奉周祀。”《竹书纪年》：“（伯盘）与幽王俱死于戏。先是，申侯、鲁（曾）侯及许文公立平王于申。”
《周本纪》记载，幽王之乱，“于是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与《竹书纪年》相符。不过，《史记》除申侯外没有提到其他诸侯的具体身份，《竹书纪年》则提到了曾（缯）侯、许文公。此次拥立宜臼，主角为申侯，《史记》与《纪年》于此完全一致，应该是有根据的。《周本纪》载立宜臼的地点在申，《竹书纪年》、清华简《系年》均言平王（宜臼）奔西申，地点更为明确。
《国语》《史记》《汉书》等文献以平王上接幽王，应该与他第一次称王有关。
有意思的是，《系年》载幽王之乱之起因、过程、幽王与伯盘被杀、诸侯大臣立携惠王、晋文侯杀惠王立平王极其详尽，而对申侯等立宜臼之事竟然只字未提。排比《竹书纪年》、清华简《系年》诸侯立携王和宜臼的记载，也许有助于我们理解《系年》不记载申侯等人立宜臼的原因。根据《周本纪》《竹书纪年》，拥立宜臼的只有申、曾、许等几个小国，可知多数人并不认同申侯擅自拥立宜臼的做法。出现此种情况，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
一是幽王被杀与宗周沦陷。《今本竹书纪年》：“（幽王八年）王立褒姒之子曰伯服，以为太子。九年，申侯聘西戎及鄫。十年春，王及诸侯盟于太室。……王师伐申。……申人、鄫人及犬戎入宗周，弑王及郑桓公。”宜臼出奔西申，幽王仍然穷追不舍，发兵围申，必欲置之死地，申侯起兵反抗，原本也无可厚非。但事态的发展超出了所有人的意料，申侯与犬戎等对抗周师，导致王师败绩，幽王被杀，从而造成了国家动荡倾覆。宜臼虽为正后嫡子，但毕竟已被废黜，实是幽王臣子，擅自称王的行动，似乎难以为群臣所接受。宜臼联合西夷犬戎等异族势力攻杀君主与郑桓公等大臣，陷镐京，将周室宝器财货洗劫一空，更难得到大多数诸侯的支持。《纪年》用“弑”字，反映出当时人们的认识，则宜臼难逃弑君弑父之责。
二是幽王的安排。昭公四年《左传》：“周幽为大室之盟，戎狄叛之。”《纪年》云：“十年春，王及诸侯盟于太室”，又云“王师伐申”。显然，太室之盟与幽王废申后立褒姒、废宜臼立伯服相关；会盟之同年，幽王伐申，也与太子废立相关。幽王固然无道，但与诸侯有君臣名分，诸侯虽多不满，却也无可奈何。何况当年废立王后、太子，也有大臣主张。《国语·晋语一》：“周幽王伐有褒，褒人以褒姒女焉，褒姒有宠，生伯服，于是乎与虢石甫比，逐太子宜臼而立伯服。太子出奔申，申人、鄫人召西戎以伐周，周于是乎亡。”且太子已废多年，既成事实，群臣心之所向，各有彼此，分歧难以化解。
清华简《系年》：“邦君、诸正乃立幽王之弟余臣于虢，是携惠王。”“邦君”指诸侯，“诸正”指执政之卿大夫。“诸”，表示人众非一。《竹书纪年》：“幽王既死，而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于携。”余臣为幽王之弟，行辈高于宜臼，立余臣有利于调和矛盾。这说明即使是幽王被杀之后，诸侯大臣仍然不认可宜臼自立为王的举动。《尚书·文侯之命》所言“即我御事，罔或耆寿俊在厥服，予则罔克”，也说明宜臼最初并未得到大臣的拥护。《周本纪》说申侯立宜臼地点在申而未能返回京师，也可见诸侯大臣的态度。
如上所述，申侯等人立宜臼为王，形同闹剧，完全不成气候，《系年》闭口不谈宜臼第一次被立，事出有因。
昭公二十六年《左传》孔疏引《汲冢书纪年》：“（携王）二十一年，携王为晋文公所杀。”据《纪年》可知，余臣被称为“携王”。携为地名，据携而王，故名携王。携地当在雍州。
宜臼第二次被拥立为王，在周携王二十一年，此年晋文侯杀携王而立平王。此次拥立平王的主角是晋文侯、郑武公等人。《系年》：“晋文侯乃逆平王于少鄂，立之于京师。三年，乃东徙，止于成周。”这里的“京师”，指宗周镐京。“成周”即雒邑，是二次东徙之目的地，也是后来东周之都城。二十一年过去，此时的平王有晋、郑等国全力支持，复归京师，气势与局促于西申一隅自然不可同日而语。
三、“周二王并立”与“周亡王九年”皆非事实
《竹书纪年》：“（伯盘）与幽王俱死于戏。先是，申侯、鲁（曾）侯及许文公立平王于申，以本大子，故称天王。幽王既死，而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于携。周二王并立。”清华简《系年》：“幽王及伯盘乃灭，周乃亡。邦君诸正乃立幽王之弟余臣于虢，是携惠王。立廿又一年，晋文侯仇乃杀惠王于虢。周亡王九年，邦君诸侯焉始不朝于周，晋文侯乃逆平王于少鄂，立之于京师。三年，乃东徙，止于成周。”
《竹书纪年》说幽王之末，宜臼、余臣先后被立为王，“周二王并立”，而《系年》则说携王被杀后“周亡（无）王九年”，二者似乎无法兼容。要解决此一问题，既要厘清史实，也要了解《纪年》与《系年》的叙事立场。
宜臼与余臣确曾先后被立为王，《竹书纪年》说“周二王并立”，看似客观公正，实则上下其手，明显抬高宜臼，贬抑携王。当时携王得到诸侯大臣的一致推戴，而宜臼的拥护者仅有申、曾等几个小国，因此虢公翰等无视宜臼已立而另立携王。所谓“二王并立”，并非双方势均力敌、分庭抗礼，而是强弱悬殊，携王一方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据《竹书纪年》和《系年》，携王在位时间长达二十一年。在当时，长时间“二王并立”，事实上是不可能的。《诗·小雅·北山》：“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礼记·坊记》：“子云：‘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别也。《春秋》不称楚、越之王丧。礼：君不称天，大夫不称君，恐民之惑也。’”《礼记》之《曾子问》《丧服四制》诸篇，也都说“天无二日，土无二王”。既然如此，宜臼面前就只有两种选择，要么与余臣一决高下，要么俯首称臣。他当时究竟是如何应对的，现存文献没有直接证据，我们只能从相关记载中寻找蛛丝马迹。从携王在位二十一年，而且他死后“周亡（无）王九年”（诸侯不承认宜臼为王而不至京师朝见）的结果来判断，宜臼应该是与携王达成了妥协，自行取消了王号，而且离开了原来避难的西申，来到了少鄂（晋地）。他在此受到晋文侯的庇护，避地求生，并不在位。《纪年》刻意强调宜臼为王的合法性，贬抑携王，而且不提宜臼二次被立的事情，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
按照《竹书纪年》的叙事逻辑，宜臼、携王本是“二王并立”，晋文侯杀死携王，只剩下平王，问题自然就解决了。《系年》却说携王死后“周亡王九年”，这又该如何理解呢？
目前学界关于“周亡王九年”讨论极多，包括“周”是指周王还是周室，是亡（灭亡）王，还是无王，亡王指何人，无王在何时，九年是实指还是虚指等等，理解都有分歧。也有以“周亡”断句的。但各种说法都无法做到圆通。笔者以为，此段文字必须放到《系年》这一系统中综合考虑，照应上下文义，同时还要兼顾其他史实。
《系年》说：“（携惠王）立廿又一年，晋文侯仇乃杀惠王于虢。周亡王九年，邦君诸侯焉始不朝于周，晋文侯乃逆平王于少鄂，立之于京师。”这里有两点需要强调。第一，晋文侯杀携王，目的在于立平王，废立当在同时，这是因果关系，很难想象他杀携王后又过九年方立平王。第二，《纪年》之“周二王并立”与《系年》之“周亡王九年”看似矛盾，其实正好相互补充。“二王”指周携王和平王（此时宜臼第一次被立为王），因此“周亡王九年”不可能发生在晋文侯杀携王之前，而应在携王被杀之后。“周亡王”的主要表现是“邦君诸侯焉始不朝于周”。文中的“始”字，说明携王在位时，诸侯朝见天子未尝中断。因此，“周亡王九年”只能理解为携王被杀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诸侯仍然未承认宜臼天王的地位。携王被杀，而平王未被诸侯认可，此“亡（无）王”之谓也。故《纪年》云“周二王并立”，而《系年》云“周亡王九年”。《尚书·文侯之命》云“即我御事，罔或耆寿俊在厥服，予则罔克”，说明平王在即位后并未得到诸侯大臣拥护。襄公十年《左传》：“瑕禽曰：‘昔平王东迁，吾七姓从王，牲用备具，王赖之，而赐之骍旄之盟，曰：“世世无失职。”’”这“七姓”当是宜臼亲近的私属而非贵戚大臣。既然诸侯并不拥护平王，则不朝周室亦属正常。
《左传》的记载，也可以佐证上述判断。前文已经提到，昭公二十六年《左传》历叙武王、成王、康王、夷王、厉王、幽王、携王、平王、惠王、襄王、灵王、景王之事，而云：“至于幽王，天不吊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携王奸命，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迁郏鄏。”《左传》将携王与历代周王并立，而称宜臼为“王嗣”，这说明宜臼在携王被杀时已取消王号，否则也就无所谓“建（立）王嗣”。更值得注意的是，《左传》中说这一番话的人是王子朝，周景王之子。东周诸王都是平王之后，他们自然要维护平王之正统地位，故对携王语含讥贬，然亦不得不称携王为“王”，相对而言，宜臼的身份却只是“王嗣”（所谓王嗣，是说宜臼乃幽王太子）而非“王”，说明携王的正统地位实在无法否定。
李学勤先生认为：“所谓‘周亡王九年’，当然不能由携王被杀算起，因为那样就超过了晋文侯在位的下限。”李先生的考虑是依《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排列的时间，并非无据。但《十二诸侯年表》关于晋文侯的记载是有问题的。综合相关资料可知，晋文侯生于穆侯七年，而《十二诸侯年表》却把此一时间提前了十余年（详见后文），因此并不可信。
《周本纪》：“五十一年，平王崩。”《今本竹书纪年》以幽王被杀为平王始立之年，而云“五十一年春二月乙巳，日有食之。三月庚戌，王陟。”隐公三年《春秋》：“三月庚戌，天王崩。”杜预注：“周平王也。”平王在位共五十一年，通数携王之二十一年，然后晋文侯杀携王，立平王，至鲁隐公三年卒，其间亦无法插入“亡（无）王”之九年。
《竹书纪年》有关记载也可以证明“周亡王九年”并非真的无王。《今本竹书纪年》：“武王灭殷，岁在庚寅。二十四年，岁在甲寅，定鼎洛邑，至幽王二百五十七年，共二百八十一年。自武王元年己卯至幽王庚午，二百九十二年。”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从武王灭殷至幽王被杀，历经二百五十七年；幽王灭后二十四年，周东迁洛邑，西周历时共二百八十一年；若从武王元年算起，则为二百九十二年。文中之“二十四年”与《系年》完全吻合（携王二十一年，晋文侯立平王，又三年而迁洛邑）。根据《纪年》时间推算，无所谓“周亡王九年”。
四、平王东迁在幽王被杀后二十四年
关于平王东徙雒邑的时间，目前存在两种不同说法：
《史记·周本纪》：“幽王以虢石父为卿，用事，国人皆怨。石父为人佞巧善谀好利，王用之。又废申后，去太子也。申侯怒，与缯、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举㷭火征兵，兵莫至。遂杀幽王骊山下，虏褒姒，尽取周赂而去。于是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为平王，以奉周祀。平王立，东迁于雒邑，辟戎寇。”《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平王元年东徙雒邑。”
《史记》之《周本纪》《十二诸侯年表》皆云平王即位（前770）即东徙雒邑，《秦本纪》《六国年表》《封禅书》《齐太公世家》《管蔡世家》《陈杞世家》《晋世家》《楚世家》《匈奴列传》皆云犬戎攻杀幽王，而周东徙洛邑。
《国语》记载周室东迁也紧接幽王之灭。《周语上》：“十一年，幽王乃灭，周乃东迁。”
而《竹书纪年》、清华简《系年》的记载则与《史记》完全不同。《竹书纪年》云：“平王奔西申，而立伯盘以为大子，与幽王俱死于戏。先是申侯、鲁（曾）侯及许文公立平王于申，以本大子，故称天王。幽王既死，而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于携，周二王并立。二十一年，携王为晋文公所杀。”清华简《系年》：“（携惠王）立廿又一年，晋文侯仇乃杀惠王于虢。周亡王九年，邦君诸侯焉始不朝于周，晋文侯乃逆平王于少鄂，立之于京师。三年，乃东徙，止于成周。”据《竹书纪年》与清华简《系年》，宜臼首次被立，无迁都之事；晋文侯、郑武公等拥立平王在周携王被杀之后，也就是幽王死后二十一年；《系年》记载平王东迁，又在被立三年之后（当前747），这也与《竹书纪年》一致，后文将详细讨论。
《史记》记载晋文侯等立平王的时间，与《竹书纪年》、清华简《系年》相差二十年，而记载平王东迁的时间，则与二者相差二十四年。这两种说法究竟孰是孰非？
笔者以为《史记》谓幽王死后平王即位，同年东徙，皆与历史事实相悖。其所以致误，原因主要有三：
其一，《史记》未见到东西周之际一些至关重要的材料，对相关史实了解不够全面。
上文已经论及，根据《左传》《竹书纪年》和清华简《系年》，幽王与成王之间有携王，在位二十一年，而《史记》作者未见到关于携王的史料，故直接以平王上接幽王，显然不可靠。
《史记》对晋文侯仇的活动知之甚少。《史记》记载了幽王之末申侯立宜臼为王，而对于平王和周王室更具决定性意义的晋文侯杀携王、立平王、帮助周室东迁、夹辅周室等重大历史事件，《史记》竟无只言片语，当是由于史料缺乏。
《尚书·文侯之命》：“‘（王若曰）呜呼！有绩，予一人永绥在位。父义和，汝克绍乃显祖，汝肇刑文武，用会绍乃辟，追孝于前文人。……’王曰：‘父义和，其归视尔师，宁尔邦。用赉尔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卢弓一，卢矢百，马四匹。’”《书序》曰：“平王锡晋文侯秬鬯圭瓒，作《文侯之命》。”
根据《书序》，《文侯之命》为周平王赐晋文侯之命。
《史记·晋世家》：“五月丁未，献楚俘于周，驷介百乘，徒兵千。天子使王子虎命晋侯为伯，赐大辂，彤弓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珪瓒，虎贲三百人。晋侯三辞，然后稽首受之。周作《晋文侯命》：‘王若曰：父义和，丕显文、武，能慎明德，昭登于上，布闻在下，维时上帝集厥命于文、武。恤朕身，继予一人永其在位。’于是晋文公称伯。癸亥，王子虎盟诸侯于王庭。”司马贞《索隐》曰：“《尚书·文侯之命》是平王命晋文侯仇之语，今此文乃襄王命文公重耳之事，代数悬隔，勋策全乖。太史公虽复弥缝《左氏》，而《系家》颇亦时有疏谬。……计平王至襄王为七代，仇至重耳为十一代而十三侯。又平王元年至鲁僖二十八年，当襄二十年，为一百三十余岁矣。”昭公三十二年《左传》：“伯父若肆大惠，复二文之业，弛周室之忧，徼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宣昭令名，则余一人有大愿矣。”杜预注：“二文，谓文侯仇、文公重耳。”
晋文侯名仇，字“义和”，晋文公名重耳；晋文侯杀携王而立平王，晋文公助襄王复归。二人一在西周，一在东周，时间相距一百三十余年，《史记》竟然将二人事迹相混淆，以周平王命晋文侯之辞误为襄王策命晋文公之辞，张冠李戴，难怪《史记》不载其拥立平王、助其东迁也。
《史记》对周平王经历的记载同样存在缺失。平王东行共有两次，一次在幽王被杀后，另一次则是二十余年之后的周室东迁。《周本纪》幽王被杀，“于是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此时他在西申；清华简《系年》“晋文侯乃逆平王于少鄂，立之于京师，三年，乃东徙，止于成周”，说明宜臼曾经东行至少鄂（晋地）；后来晋文侯杀携王，立平王，都于宗周镐京，三年后正式东迁。
宜臼两次被诸侯拥立，《史记》只知其一；宜臼两次东徙（一为避难，一为东迁），《史记》同样不知有二，于是以残缺之材料加以拼接，以平王上接幽王，而跳过携王，乃成必然之选择。
其二，《周本纪》说“平王立（前770），东迁于雒邑，辟戎寇”，理由也不成立。《今本竹书纪年》：“九年，申侯聘西戎及鄫。”又曰：“申人、鄫人及犬戎入宗周，弑王及郑桓公。”又曰：“犬戎杀王子伯服。执褒姒以归。”西戎当时为申侯之盟国，是申侯和宜臼的坚定支持者。《国语·郑语》叙幽王之乱曰：“申、缯、西戎方强，王室方骚，将以纵欲，不亦难乎？王欲杀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畀，必伐之。若伐申，而缯与西戎会以伐周，周不守矣！缯与西戎方将德申，申、吕方强，其隩爱太子亦必可知也。”这里说“申、缯、西戎方强”，又说“申、吕方强”，宜臼与申为甥舅，申侯力主起兵抵御周师，与宜臼死生一体；彼时“缯与西戎方将德申”，此次杀死幽王、攻入镐京者，正是西戎；而吕为申之同姓，两国关系亲密，亦与宜臼休戚相关。四强联合，故能大败周师，杀幽王。总之，宜臼依靠的主要力量申吕缯诸国与西戎都在镐京周围，而此时宜臼之死敌虢石父（虢叔）尚盘踞东虢，迫近成周，完全不具备迁都条件。
僖公二十二年《左传》：“初，平王之东迁也，辛有适伊川，见被发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礼先亡矣。’秋，秦、晋迁陆浑之戎于伊川。”杜预注：“允姓之戎居陆浑，在秦、晋西北。二国诱而徙之伊川，遂从戎号，至今为陆浑县也。计此去辛有过百年，而云不及百年，《传》举其事验，不必其年信。”杜预以为平王东迁之年为幽王被杀之次年（前770），而鲁僖公二十二年当周襄王十四年（前638），两者相去132年，故云“计此去辛有过百年，而云不及百年，《传》举其事验，不必其年信”。据上文考证，平王东迁洛邑当在幽王死后之二十四年（前747），与周襄王十四年相距109年，平王实际在位三十一年，辛有当平王之中后期适伊川，见野人，而叹“不及百年，此其戎乎”时间正相吻合。
其三，《左传》《国语》都说“我周之东迁，晋、郑焉（是）依”，而《史记》以为拥立平王者主要是申侯、曾侯，也与史实不符。
《周本纪》：“太史公曰：学者皆称周伐纣，居洛邑，综其实不然。武王营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复都丰、镐。至犬戎败幽王，周乃东徙于洛邑。”对于东徙洛邑的时间，司马迁是认真思考过的，但因为他不掌握相关史料，甚至不知携王存在，亦不知平王二次被立及此后数年方始东迁。
五、晋文、郑武：平王即位东迁的靠山
平王即位，主要依靠晋、郑二国，助周室东迁最重要的人物是晋文侯与郑武公。隐公六年《左传》：“我周之东迁，晋、郑焉依。”杜预注：“幽王为犬戎所杀，平王东徙，晋文侯、郑武公左右王室，故曰晋、郑焉依。”《国语·周语中》：“我周之东迁，晋、郑是依。”《诗王风谱》：“晋文侯、郑武公迎宜咎于申而立之，是为平王。以乱故，徙居东都王城。”《今本竹书纪年》：“晋侯会卫侯、郑伯、秦伯以师从王入于成周。”《纪年》所言晋侯、郑伯，应该就是晋文侯与郑武公。《国语·晋语四》：“晋、郑兄弟也，吾先君武公与晋文侯戮力一心，股肱周室，夹辅平王……文侯之功，武公之业，可谓前训。”《后汉书·南蛮传》：“平王东迁，蛮遂侵暴上国。晋文侯辅政，乃率蔡共侯击破之。”隐公三年《左传》：“郑武公、庄公为平王卿士。”僖公二十四年《左传》：“郑有平、惠之勋。”襄公二十五年《左传》：“我先君武、庄为平、桓卿士。”
然考诸史实，幽王被杀之次年（前770），晋文侯尚未即位，而新的郑国尚未建立。因此，周室东迁不可能发生在此年。
《史记》有关晋文侯事迹的记载真伪杂处，多自相抵牾之处，需要略加考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言晋文侯即位在周幽王二年（前780），这是错误的。《晋书·束皙传》：“其《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以（晋）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隋书·经籍志二》：“（《纪年》）起自夏、殷、周三代王事，无诸侯国别。唯特记晋国，起自殇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庄伯，尽晋国灭。”《晋书》《隋书》谓《纪年》载三代王事，终于幽王，接以晋事，而幽王之后第一位晋君为殇叔，由此可以判定，晋文侯即位必定在幽王既亡之后。《十二诸侯年表》以幽王二年为晋文侯元年，毫无疑问是错误的。蒙文通云：“史公纪晋文侯之年，已先于《竹书》者且十年。”实际上《史记》将晋文侯生年提前了十余年。根据《左传》《史记·晋世家》与《竹书纪年》的相关记载，晋文侯即位应该在周携王（《十二诸侯年表》标平王）五年（前766）。
确定晋文侯即位之年，最关键的是考定其生年，而他的生年与宣王伐条之战紧密相连。关于此战之时间，目前有两种意见：三十六年与三十八年。《后汉书·西羌传》：“后五年，王伐条戎、奔戎，王师败绩。”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存真》《辑校》列于宣王三十六年。”《今本竹书纪年》：“（宣王）三十八年，王师及晋穆侯伐条戎、奔戎，王师败逋。三十九年，王师伐姜戎，战于千亩，王师败逋。”这两种意见，到底哪种正确？《晋世家》：“穆侯四年，取齐女姜氏为夫人。七年，伐条。生太子仇。十年，伐千亩，有功。生少子，名曰成师。”晋太子仇与其弟成师相差三岁，这是一条重要线索：如果条之役在宣王三十六年，那么三十九年的千亩之战应该是王室取胜，但事实恰恰相反，此年宣王伐戎遭遇空前惨败，以至于自己险些被俘。《国语·周语上》：“（宣王）三十九年，战于千亩，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史记·周本纪》：“三十九年，战于千亩，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清华简《系年》：“（宣王）立卅又九年，戎乃大败周师于千亩。”《赵世家》：“（奄父）周宣王时伐戎，为御。及千亩战，奄父脱宣王。”《国语》《史记》《系年》高度一致，宣王三十九年宣王伐戎是大败而非获胜，若晋穆侯此年生子，不当取“成师”之名。由此推断，晋文侯之生，必非宣王三十六年，而当是三十八年。《后汉书·西羌传》：“王伐条戎、奔戎，王师败绩。后二年，晋人败北戎于汾隰，戎人灭姜侯之邑。明年，王征申戎，破之。”宣王三十八年，穆侯随宣王伐戎，遭遇惨败，故生子取名曰“仇”；两年之后，戎人灭姜侯之邑；第三年，晋侯复从王伐戎，大败戎师，故生子取名“成师”。如此看来，千亩之战当有两次，一胜一败，其中宣王四十一年“王征申戎，破之”，——成师之生，当在此年。此一结论，可从《竹书纪年》得到验证。《晋书·束皙传》云《纪年》“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以（晋）事接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云：“（《纪年》）唯特记晋国，起自殇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庄伯。”《纪年》记载西周历史，以犬戎灭幽王为下限，幽王既灭，接以晋事，则“起自殇叔”。所以殇叔当与平王（携王）同时在位。王国维曰：“殇叔在位四年，其元年为周宣王四十四年，其四年为幽王元年，然则《竹书》以晋纪年当自殇叔四年始。”王国维的观点有待商榷：无论殇叔、文侯不当与幽王同时，即如王氏所言“《竹书》以晋纪年当自殇叔四年始”，而其年即文侯杀殇叔自立之年，如此则《纪年》可略去殇叔，以文侯直接周事，方合常理。
晋文侯生年既定，其履历及即位之年亦可随之明确。《史记·晋世家》：“穆侯四年，取齐女姜氏为夫人。七年，伐条。生太子仇。十年，伐千亩，有功。生少子，名曰成师。”周宣王三十八年（前790），当晋穆侯七年，晋文侯仇当生于此年。而《十二诸侯年表》云：“（周宣王二十三年，前805）以伐条生太子仇。”《十二诸侯年表》记晋文侯出生之年较实际年份提前了十五年。《晋世家》：“二十七年，穆侯卒。”晋穆侯七年，当宣王三十八年，则穆侯二十七年当携王（平王）元年（前770），此年晋穆侯卒。穆侯卒后，尚有殇叔。《今本竹书纪年》：“晋穆侯费生薨，弟殇叔自立，世子仇出奔。”《史记·晋世家》：“二十七年，穆侯卒，弟殇叔自立，太子仇出奔。……四年，穆侯太子仇率其徒袭殇叔而立，是为文侯。”阜阳汉简《年表》“穆侯廿七 殇叔四”，证明《晋世家》记载晋穆侯在位二十七年，殇叔在位四年是可信的。《今本竹书纪年》：“晋世子仇归于晋，杀殇叔，晋人立仇，是为文侯。”《纪年》云“晋人立仇”，正因为晋文侯虽为穆侯太子，但势力单薄，不足以自立。晋穆侯二十七年卒，殇叔在位四年，而后晋人杀殇叔，立文侯，时当携王五年，亦即《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所标之平王五年（前766）。周携王二十一年（前750），晋文侯在位已十六年，此年杀携王而立平王；三年之后，当晋文侯十九年（前747），平王东徙成周，东周正式建立（详参文后附表）。
《竹书纪年》：“二十一年，携王为晋文公所杀。”《通鉴外纪》卷三：“《汲冢纪年》曰：……余为晋文侯所杀，是为携王。”方诗铭曰：“《辑校》以二十一年属晋文侯，是。《存真》以为周平王二十一年，当晋文侯三十一年，误从今本。”按，《纪年》所标之“二十一年”为平王之年。《辑校》以二十一年属晋文侯，王国维以为当晋文侯三十一年，皆误。携王在位二十一年，于晋文侯十六年被杀。
再来看郑武公。《史记·郑世家》：“郑桓公友者，周厉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宣王立二十二年，友初封于郑。封三十三岁，百姓皆便爱之。幽王以为司徒。和集周民，周民皆说，河雒之间，人便思之。为司徒一岁，幽王以褒后故，王室治多邪，诸侯或畔之。于是桓公问太史伯曰：‘王室多故，予安逃死乎？’”郑桓公友于周宣王二十二年封郑（前806），封三十三年，幽王八年（公元前774年）为司徒，幽王九年，郑桓公以王室治多邪，听从太史建议，于是“东寄帑与贿，虢、郐受之，十邑皆有寄地”（《国语·郑语》），后“竟国之”（《郑世家》）。《郑世家》云：“二岁，犬戎杀幽王于骊山下，并杀桓公。郑人共立其子掘突，是为武公。”《今本竹书纪年》：“申人、鄫人及犬戎入宗周，弑王及郑桓公。”《汉书·地理志下·郑国》：“幽王败，（郑）桓公死。其子武公与平王东迁，卒定虢、会之地。”《国语·郑语》：“妘姓邬、郐、路、偪阳。”韦昭注：“郐，今新郑也。”
《国语》《史记》《汉书》皆谓郑武公随平王东迁，灭虢郐（会）而立国。那么，郑武公灭郐虢是在何时？《汉书·地理志上·京兆尹·郑》颜注引臣瓒曰：“初桓公为周司徒，王室将乱，故谋于史伯而寄帑与贿于虢、会之间。幽王既败，二年而灭会，四年而灭虢。”《史记·十二诸侯年表》郑武公元年即平王元年（实为周携王元年），此时郑武公初立，犹寄居于虢、郐之间，新的郑国尚未正式建立，而且郑桓公于上年死于幽王之乱，武公根基未稳，势力孤弱，亦无力助周东迁。清华简《郑武夫人规孺子》有“吾君陷于大难之中，处于卫三年，不见其邦，亦不见其室”之语（宽式释文），所谓“大难”，当是指郑桓公死于幽王之乱，而武公避地卫国。从郑国的政治态度来看，桓公为幽王司徒，与幽王同为西戎所杀，此时郑国即转而追随平王，反对诸侯共同拥立之携王，亦不合情理。
相反，平王如果是第二次被立后三年东徙，则完全顺理成章。
昭公二十六年《左传》孔疏：“《汲冢书纪年》云：‘平王奔西申，而立伯盘以为太子。’”《纪年》云“西申”，则其地当在陕西临潼骊山附近，与其地在今河南南阳之“南申”不同。《史记·郑世家》：“武公十年，娶申侯女为夫人，曰武姜。”申侯与平王为舅甥关系，而郑武公亦娶于申，他在携王被杀后辅佐平王，也较为合理。
清华简《系年》：“（携惠王二十一年）晋文侯乃逆平王于少鄂，立之于京师。三年（晋文侯立平王之后三年，当前747），乃东徙，止于成周，晋人焉始启于京师，郑武公亦政东方之诸侯。”晋、郑二国此时逐渐强大，成为辅佐平王的中坚力量。
晋文侯仇、郑武公等杀携王，拥立平王，对平王而言，可谓不世之功；晋郑助平王东迁，为辅政大臣，对东周建立、稳定政局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凡此，史书皆当大书特书。而《史记》之《周本纪》《十二诸侯年表》《晋世家》《郑世家》诸篇，居然绝口不提，足见书阙有间，不能无憾。
《尚书·文侯之命》之《序》曰：“平王锡晋文侯秬鬯圭瓒，作《文侯之命》。”《文侯之命》有云：“‘（王若曰）呜呼！闵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资泽于下民，侵戎我国家纯。即我御事，罔或耆寿俊在厥服，予则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呜呼！有绩，予一人永绥在位。父义和，汝克绍乃显祖，汝肇刑文武，用会绍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修，扞我于艰，若汝，予嘉。’王曰：‘父义和，其归视尔师，宁尔邦。用赉尔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卢弓一，卢矢百，马四匹。’”
周王策命诸侯主要是分封、继位，或表彰其功绩等几种情况。从这篇策文的内容来看，《文侯之命》当为表彰晋文侯功勋之策书。策文大意是：我身边没有老臣辅佐，你在我艰难的时候捍卫我，我非常赞赏，“赉（赐）尔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卢弓一，卢矢百，马四匹”。关于赐弓矢，孔《传》曰：“诸侯有大功，赐弓矢，然后专征伐。”《礼记·王制》：“诸侯，赐弓矢然后征，赐𫓧钺然后杀，赐圭瓒然后为鬯；未赐圭瓒，则资鬯于天子。”《诗·小雅·彤弓》：“《彤弓》，天子锡有功诸侯也。”毛《传》：“诸侯敌王所忾而献其功，王飨礼之，于是赐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凡诸侯，赐弓矢然后专征伐。”春秋时襄王出奔于郑，而晋文公有匡扶之功。僖公二十五年《左传》：“狐偃言于晋侯曰：‘求诸侯，莫如勤王。诸侯信之，且大义也。继文之业，而信宣于诸侯，今为可矣。’”于是晋文公重耳逆王，“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温，杀之于隰城”。晋文侯仇杀携王而立平王，晋文公重耳杀王子带而定襄王，其事相类，故狐偃云“继文之业”。僖公二十八年《左传》：“（王赐文公）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含义亦与平王赉文侯相似。《左传》云：“郑伯傅王，用平礼也。（杜预注：“傅，相也。以周平王享晋文侯仇之礼享晋侯。”）己酉，王享醴，命晋侯宥。”则文侯立平王后亦曾接受享礼。《左传》的记载证明晋文侯“勤王”之事，勋在王室，故襄王得以“平礼”享文公。晋文公谥“文”，恰巧与晋文侯同，也应该与他志于“继文之业”有关。
晋文侯的事迹，也见于宋代吕大临《考古图》著录的晋姜鼎（《殷周金文集成》第2826号）。此鼎为晋文侯夫人晋姜所作，铭文云：“（文侯）虔不坠，鲁覃京师，
综合相关文献的记载，晋文侯杀携王、立平王，晋文侯、郑武公辅佐平王，助周室东迁，都可以得到证实。
六、《今本竹书纪年》所载西周积年之验证
《纪年》是一部系统的编年体通史，可惜宋以后散佚，复经后人收集整理，已不全是古书原貌，但仍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诚如张富祥先生所云：“今本《纪年》的记录还相当完整，从传说中的黄帝一直记到公元前299年，上下两千余年，本末具备，年代详悉。然而历来学者对此本与《纪年》古本的关系并没有搞清楚，近世学者又大都视为伪书而不之信，所以此本的价值迄今未得到公正的认识，其中的年代资料也未被很好地发掘利用起来。”
就现存材料来看，《竹书纪年》是首先准确记载西周积年的文献。《今本竹书纪年》：“武王灭殷，岁在庚寅。二十四年，岁在甲寅，定鼎洛邑，至幽王二百五十七年，共二百八十一年。自武王元年己卯至幽王庚午，二百九十二年。”
王国维曰：“《史记·周本纪》集解引《纪年》：‘自武王灭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通鉴外纪》引《汲冢纪年》：‘西周二百五十七年。’此‘二百八十一年’，与古《纪年》不合，乃自幽王十一年逆数，至其前二百五十七年，以此为成王定鼎之岁，以与古《纪年》之积年相调停。盖既从《唐志》所引《纪年》，以武王伐殷之岁为庚寅，而共和以后之岁名又从《史记》，无怪其格格不入也。余疑《隋志》所引尧元年丙子，《唐志》所引武王十一年庚寅，皆历家追名之，非《纪年》本文，盖虽古《纪年》中亦多羼入之说也。”
王国维所见《纪年》已经残缺不全，且未见清华简《系年》，对《纪年》的解读难免会有失误。试分别言之。
王国维把“定鼎洛邑”理解为“成王定鼎之岁”，不合《纪年》原意。《周本纪》裴骃《集解》：“《汲冢纪年》曰：‘自武王灭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也。’”《太平御览》卷八二《皇王部》引《纪年》：“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史记·殷本纪》裴骃《集解》：“《汲冢纪年》曰‘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也。’”《纪年》记夏殷周三代存续时间，文法一律。《周本纪》裴骃《集解》引《纪年》的内容，也应该与西周积年有关。但成王定鼎于洛邑，却与西周积年并无关联。
古本《纪年》明言“自武王灭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王国维把“定鼎洛邑”解释为“成王定鼎之岁”，也有违《纪年》本意。
王国维认为“此（《纪年》）‘二百八十一年’，与古《纪年》不合，乃自幽王十一年逆数，至其前二百五十七年，以此为成王定鼎之岁，以与古《纪年》之积年相调停”，结论也可以商榷。
《今本竹书纪年》：“（成王）十八年春正月，王如洛邑定鼎。”按照王国维的观点，成王十八年上推二十四年，正好是武王灭殷之年，似乎解释了“二十四年，定鼎洛邑”的问题，其实不然。《今本竹书纪年》云：“（武王十五年）冬，迁九鼎于洛。”桓公二年《左传》：“武王克商，迁九鼎于雒邑。”宣公三年《左传》：“成王定鼎于郏鄏。”武王迁九鼎于雒邑，较之成王定鼎郏鄏，显然更有标志性意义。武王灭殷为西周之始，此为史家共识，《史记集解》引《汲冢纪年》亦足以证明此点。更重要的是，若将“二十四年，岁在甲寅，定鼎洛邑”与成王十八年“王如洛邑定鼎”相联系，则此数句与西周积年全无关联。《周本纪》裴骃《集解》引《汲冢纪年》曰：“自武王灭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也。”“二百五十七年”包括了“自武王灭殷以至幽王”，文义灿然明白。如此，将“（二十四年）定鼎洛邑”解释为“成王定鼎之岁”，就显得毫无意义了；而且，下文《纪年》所云“共二百八十一年”为何意，也就完全无法解释。王国维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又提出“盖虽古《纪年》中亦多羼入之说”，以自圆其说，实则并无根据。
张富祥说：“以成王十八年为‘定鼎’之年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古人所谓‘定鼎’，不过是定都之义，而在‘鼎’象征国家政权的意义上，‘迁鼎’和‘定鼎’也说不上有什么差异。”清华简《系年》：“（携惠王）立廿十又一年，晋文侯仇乃杀惠王于虢。……晋文侯乃逆平王于少鄂，立之于京师。三年，乃东徙，止于成周。”古本《竹书纪年》云：“幽王既死，而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于携，周二王并立。二十一年，携王为晋文公所杀。”据我们推测，《纪年》原本也应该有晋文侯立平王、周室东迁等与《系年》类似的内容。《纪年》所谓“定鼎洛邑”，即迁都洛邑。自幽王被杀后推二十四年，正是平王东迁洛邑之年，所以说“二十四年，定鼎洛邑”。
《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说：“今本《竹书纪年》有关西周积年的记载，可以看作是一种将古本《竹书纪年》西周积年257年之年数做了适当加长的体系，不宜简单斥之为伪书而否定其参考价值。”《纪年》的文字，不仅与西周积年相关，同时也牵涉到东周王年问题，所以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由于今本《纪年》的文字在行文顺序、语意、逻辑诸方面都存在问题，还存在错简和后人改动的痕迹。因此，要正确理解其中的含义，需对文本作些考辨分析。
我们先把《纪年》的记载稍作调整。
武王灭殷，岁在庚寅，至幽王二百五十七年（此句据古本《竹书纪年》提前）；二十四年，岁在甲寅，定鼎洛邑，（武王灭殷至东迁洛邑之年）共二百八十一年；自武王元年己卯至幽王庚午（“幽王庚午”当作“定鼎洛邑”或“平王东迁”，详后），二百九十二年。
这里所作的调整，关键点是将“至幽王二百五十七年”一句移至“二十四年”之前，依据是古本《竹书纪年》（见前引《周本纪》裴骃《集解》），如此调整，符合古本《纪年》原貌，与下文的衔接也天衣无缝。
今本《纪年》的记载，包含了两个不同的时段，是讲西周积年的两种不同算法：一、武王灭殷，至定鼎洛邑。这中间又包括了两个阶段：武王灭殷，至幽王之灭二百五十七年；（幽王被杀后）二十四年，定鼎洛邑，（武王灭殷至此年）“共二百八十一年”。二、自武王元年己卯至幽王庚午（应是平王定鼎洛邑），二百九十二年。
这里还需指出，“自武王元年己卯至幽王庚午，二百九十二年”的表述也是有问题的。《太平御览·皇王部》引《纪年》：“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殷本纪》裴骃《集解》：“《汲冢纪年》曰‘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也。’”《周本纪》裴骃《集解》：“《汲冢纪年》曰：‘自武王灭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也。’”《纪年》记夏殷周三代积年，皆始于受命之君，终于亡国之君，绝无例外。《今本竹书纪年》“自武王元年己卯至幽王，二百九十二年”与《周本纪》裴骃《集解》引文互相矛盾，显然经过后人改动。根据古本《竹书纪年》“自武王灭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此处当云“自武王元年己卯至定鼎洛邑（大致意思），二百九十二年”。如此理解，则《纪年》载夏殷周三代王年内容、格式完全一致，且“二百五十七年”“二百八十一年”“二百九十二年”无不豁然贯通。
七、两周王年之重新界定
《今本竹书纪年》云武王灭殷，至幽王二百五十七年；二十四年，定鼎洛邑，（武王灭殷至此年）共二百八十一年；这两个时间段的相关史实，都可与清华简《系年》相印证。两种出土地点不同、时间相去1700年的出土文献竟然严丝合缝，绝非偶然。
《竹书纪年》、清华简《系年》填补了《国语》《史记》《汉书》等文献记载的若干空白，大大丰富了相关历史信息，使得幽王末年至东周初年的历史面貌由模糊而清晰：周幽王十一年被杀，申侯、曾侯及许文公立平王于申，与此同时，邦君诸正（虢公翰等）立幽王之弟余臣于虢，是为携惠王。昭公二十六年《左传》载王子朝之言，以携王与武王、成王、康王、夷王、厉王、幽王、平王、惠王、襄王、灵王、景王历代周王并列，可与《纪年》《系年》互证。周携王二十一年，晋文侯杀携王于虢，迎平王于少鄂，立之于京师（宗周镐京），三年之后，乃“止于成周”。
综合《竹书纪年》、清华简《系年》的记载，参之以《左传》，可以得出几点重要结论：周幽王并非西周末代君主，幽王之后，尚有携王，他在位超过二十年，得到诸侯大臣的普遍承认，当时被奉为周室正统；携王为晋文侯所杀，诸侯拥立平王（晋文侯拥立平王之岁亦即携王被杀之年），平王即位，仍居旧都，亦当视为西周之延续；晋文侯、郑武公等拥立平王（前750），已在幽王被杀后二十一年；平王即位后三年，即实际在位之第四年（前747）东徙雒邑，乃为东周之始。因为宜臼曾于幽王末年称王，且开创东周历史，故后来言其在位之年，乃通前数之，以携王始立之年为其元年，携王在位二十一年，因此长期湮灭不彰。
西周、东周的区分，以王都所在地为标志：宗周（西周）都镐京，成周（东周）都洛邑。《竹书纪年》所谓“定鼎洛邑”，即迁都于洛邑，此年乃为东周之始年。如此计算，西周存续时间应当增加二十四年（携王二十一年加平王迁都成周前之三年）；同时，东周肇始之年当延后二十四年，与此相对应，东周积年当减少二十四年；平王即位时间则应推迟二十年，他在位的时间亦当相应减削二十年（实际在位三十一年而非五十一年）。
八、携王史迹不彰之原因
携王见于《左传》、《竹书纪年》及清华简《系年》记载，在位二十一年，是东西周之际一位极其重要的历史人物，与此一时期许多重要人物和事件相关，为什么在后代史书中难觅其踪呢？
首先，可能与史家叙述立场及对史料的选择取舍有关。平王先后两次称王，后来徙都雒邑，成为东周时期首位君主，东周延续五百余年，历代君主都是平王之后代，必然会强调他的正统地位，而有意无意地淡化携王的存在，史官也难免会受其影响。王子朝称“携王奸命”，即是此种心态之表现。《竹书纪年》说：“（平王）以本大子，故称天王。……（携王）以本非適，故称携王。”《系年》曰：“邦君诸正乃立幽王之弟余臣于虢，是携惠王。立廿又一年，晋文侯仇乃杀惠王于虢。”《纪年》与《系年》的记载有一点值得注意，《纪年》刻意强调平王为当然继承人，故称“天王”，而余臣非嫡嗣，故称“携王”，抑扬之意，显而易见。而《系年》称余臣为“携惠王”，并说晋文侯“杀惠王”。合而观之，携当为地名，而“惠”为谥号。张守节《史记正义·谥法解》：“柔质慈民曰惠。”又曰：“爱民好与曰惠。”根据谥法，惠王应该是一位较为仁慈的天子，传世文献也未见他的过失。否则，倒是有可能留下更多的记载，作为平王堂而皇之取代他的理由而被宣扬。
其次，宜臼（平王）与携王同时并列，携王事迹容易为平王覆蔽。又宜臼曾两次东迁，虽时间相隔二十余年，性质也迥然有别，但客观上亦容易混淆。
再次，幽王被杀，宜臼与余臣同时称王，虽未获诸侯认可，但他正式即位后必然以正统自居，而将其在位之年“通前数之”。如此，周携王在位之二十一年，就被轻易遮掩了；“周亡王九年”（二次被立后有九年不被认可）的历史也逐渐被人们遗忘。
复次，由于关于携王的记载被系统抹去，造成了后代流传史料的混乱，而有些资料被人为改动，更造成了相关材料的复杂性。
九、《纪年》与《系年》：两个立场不同的系统
《竹书纪年》与清华简《系年》包含着东西周之际许多重大的历史事实，大大丰富了此一时期的历史记载，在不少关键节点上甚或可以颠覆人们的认识。但是，到目前为止，学界对这两种文献的研究似乎并未取得根本性的突破。在许多具体问题上言人人殊，莫衷一是。这固然是因为《纪年》《系年》与《史记》《汉书》等传世文献存在系统性的不同有关；同时也因为《纪年》《系年》详略不同，各有部分略去的史实，也有些内容似乎凿枘难容，甚至是同一种文献似乎也存在矛盾难解之处。
其实，《纪年》《系年》是两个各自独立而又可以互补互证的系统，有的记载相同，可以印证；也有的看似矛盾，实质上可以兼容。如果我们弄清了《纪年》与《系年》的性质和叙事立场，几乎所有的问题都将迎刃而解。
下面分别讨论《竹书纪年》和清华简《系年》。先看《纪年》。
《晋书·卫恒传》：“太康元年，汲县人盗发魏襄王冢，得策书十余万言。”《晋书·束皙传》：“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书数十车。其《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以（晋）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盖魏国之史书，大略与《春秋》皆多相应。”《汲冢纪年》记夏殷周三代王事，幽王灭，接以晋、魏，为魏国之史记。《孟子·离娄下》：“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由此看来，《纪年》是晋《乘》之流，当是本于较为系统的历史资料。《纪年》记载东西周之际的历史，应当出于晋史，这决定了述史者的立足点和基本立场。晋出自唐叔虞（武王之子、成王之弟），与周为兄弟之国。从西周末年开始，晋与周的关系就更为特殊。晋文侯仇杀携王立平王，又助周东迁；晋文公重耳杀大叔带，纳襄王于京师；其他如帮助平定王子朝之乱、戍周、城周之事，不一而足。可以说，春秋时期，晋国是周王室最重要的支柱。
东周五百年的历史，始于周平王。因此，晋国史官必然维护平王的正统地位，这是基本的政治立场，也是《纪年》叙事的基点。
《竹书纪年》：“先是申侯、鲁（曾）侯及许文公立平王于申，以本大子，故称天王。幽王既死，而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于携，周二王并立。二十一年，携王为晋文公所杀。以本非適，故称携王。”《纪年》称宜臼为“大子”“天王”，称余臣为“王子余臣”“携王”，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相关内容《纪年》为追述前事之口吻，显然经过了后人的修改；二是这种修改真实地反映出作者的立场，即以平王为正统。《纪年》中“先是”二字，是说宜臼被立为王，在幽王被杀之前，这不合情理。当时申侯联合缯、吕、西戎抗拒周师，为求自保，未必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自立为王。《周本纪》说“（西戎）遂杀幽王骊山下，虏褒姒，尽取周赂而去，于是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较为合理。《纪年》刻意强调宜臼被立在先，诸侯立携王在后；且突出宜臼本为“大（太）子”故称“天王”，而余臣“以本非適，故称携王”，都是为了强化宜臼继位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必须指出，此种表述其实歪曲了历史。恰恰相反，携王在当时是诸侯及周室大臣共同推戴的君主，而宜臼自立并未得到承认。无论《纪年》如何抬高平王、贬抑余臣，也终究不能否认余臣为王的事实。然而，“周二王并立”，却是《纪年》此后叙事的立足点。从这一立场出发，我们可以理解《纪年》为何载晋文侯杀携王而不言其立平王，又为何言“周二王并立”而不言“周亡王九年”。
再看《系年》。清华简《系年》大约成篇于楚肃王（前380-前370）时代，共23章，主要记载了西周初至战国前期各国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其中第一至第四章综述西周史事，少数内容涉及春秋初年之事，应该是根据楚国史书摘抄编写而成。《国语·楚语上》：“（申）叔时曰：‘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春秋为当时各国史书之统称，楚之春秋，《孟子》又名《梼杌》。楚国本为王化之外蛮荒之地，春秋之时，楚君自号为王，与此相应，周室君主是何人，何者为正统，何者非正统，楚史并无预设立场。因此，《系年》对平王、携王的记载，呈现出一些微妙的差异。如《系年》载“晋文侯乃逆平王于少鄂，立之于京师”，只字不提幽王死后申侯、曾侯等立宜臼为王的事，更不承认“二王并立”，而且说携王被杀后“周亡王九年，邦君诸侯焉始不朝于周”。若干重要内容正好与《纪年》互相补充发明。
十、平王：周室衰微的关键人物之一
平王生当东西周交替之际，此一时期王室倾覆、社会动荡，可谓多事之秋。他的一生跨越两周，经历曲折复杂；他屡经废立，富有传奇色彩。然而，人们对他好像并不关注，史书关于他的事迹甚为简略，对他的直接评价不多，而且褒贬不一。
对他的肯定，主要集中在他建立东周，赓续周祚。《梁书·元帝纪》：“臣闻丧君有君，《春秋》之茂典；以德以长，先王之通训。少康则牧众抚职，祀夏所以配天；平王则居正东迁，宗周所以卜世。”《旧唐书·昭宗纪》：“周平王之东迁，更延姬姓；汉光武之定业，克茂刘宗。”《旧唐书·礼仪志五》：“以周、汉之例推之，幽王为犬戎所灭，平王东迁，周不以平王为中兴不迁之庙，其例一也。汉吕后专权，产、禄秉政，文帝自代邸而立之，汉不以文帝为中兴不迁之庙，其例二也。霍光辅宣帝，再盛基业，而不以宣帝为不迁之庙，其例三也。”
除此之外，对他的正面评价，实在少得可怜。他的文治武功与个人品质，似乎都无人称道。他首次被立为王，几乎遭到诸侯大臣的一致反对；晋文侯杀携王后登上王位，诸侯拒绝朝见，时间长达九年。在后世文献中更是罕见对他的好评，而负面的资料和评论却比比皆是。从有限的材料来分析，与其说他是周室中兴之主，毋宁说他是继其父幽王之后加速周朝由盛转衰的又一关键人物。
周平王在位时间长达三十一年，他的一生跨越西周、东周两朝。平王四十九年（《史记·十二诸侯年表》通携王在位之年数之，为五十一年），当鲁隐公元年（前722），此为《春秋》之始年。因此，平王在春秋时期的活动不足三年（据隐公三年《春秋》，平王崩于此年三月），但他违礼失德却明见于《春秋》经传。
隐公元年《春秋》：“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左传》：“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缓，且子氏未薨，故名。”孔颖达疏：“缓赗惠公，生赗仲子，事由于王，非咺之过。所以贬咺者，天王至尊，不可贬责，贬王之使，足见王非。且缓赗惠公，专是王过；生赗仲子，咺亦有愆。使者受命不受辞，欲令遭时设宜，临机制变。王谓仲子已薨，令咺并致其赗，仲子尚存，赗事须止。宰咺知其未薨犹尚致赗，是则不达时宜，耻辱君命。王则任非其人，咺为辱命之使，君臣一体，好恶同之，贬咺亦所以责王也。”平王为数不多见于《春秋》《左传》的记载，表明他不遵礼仪、用人不善，受到后人的讥讽。
隐公三年《左传》：“郑武公、庄公为平王卿士。王贰于虢。郑伯怨王，王曰：‘无之。’故周、郑交质。王子狐为质于郑，郑公子忽为质于周。王崩，周人将畀虢公政。四月，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郑交恶。君子曰：‘信不由中，质无益也。……君子结二国之信，行之以礼，又焉用质？”周、郑交质之事，可以看出他从理念到行事，都不是一位称职的君主。
《史记·太史公自序》：“余闻董生曰：‘……（《春秋》）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春秋繁露·王道》：“孔子明得失，差贵贱，反王道之本，讥天王以致太平。”隐公元年《春秋》：“元年春，王正月。”《左传》：“元年春，王周正月，不书即位，摄也。”《公羊传》：“公何以不言即位？……公将平国而反之桓。”《穀梁传》：“君之不取为公何也？将以让桓也。”《春秋》三传的意思大同小异，而《穀梁传》明言不称即位是因为隐公有意“让桓”，即把君位让给桓公。孔子认为让是一种高尚的品质。他删定六艺，表彰让德，一以贯之。《尚书·尧典序》：“（帝尧）将逊于位，让于虞舜。”《传》：“老使摄，遂禅（让）之。”《论语·泰伯》：“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伯夷让国，也屡次受到孔子称道。孔子重视礼，也与让有关。孔子认为礼让不仅是一种道德，也是国君的重要政治品格。《论语·里仁》：“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朱熹《集注》：“让者，礼之实也。”《春秋》始于隐公，正是在宣扬让的精神。周平王争国，以至于弑君弑父，为恶已甚。孔子作《春秋》“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表彰鲁隐公，也可视为对平王争国的厌恶。
《尚书·文侯之命》言及晋文侯辅佐平王之事。李学勤提出：“在《尚书》的《周书》各篇之间，《文侯之命》内容单纯，也较为简短。其所以与那些典重的篇章一起被选入《尚书》，应该是由于篇文记述了平王东迁，和《春秋》托始于鲁隐公时一样，标识了王朝衰微、诸侯力政局势的肇端。”
《毛诗序》：“《黍离》，闵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过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闵周室之颠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诗也。”毛《传》：“宗周，镐京也，谓之西周。周，王城也，谓之东周。幽王之乱，而宗周灭。平王东迁，政遂微弱，下列于诸侯，其诗不能复《雅》，而同于《国风》焉。”《诗序》又曰：“《君子于役》，刺平王也。君子行役无期度，大夫思其危难以风焉。”又曰：“《扬之水》，刺平王也。不抚其民，而远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又曰：“《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弃其九族焉。”又曰：“《中谷有蓷》，闵周也。夫妇日以衰薄，凶年饥馑，室家相弃尔。”孔颖达《疏》：“平王之时，民人夫妇之恩日日益以衰薄，虽薄未至弃绝，遭遇凶年饥馑，遂室家相离弃耳。”《帝王世纪第五·周》：“平王时，王室微弱，诗人怨而为刺，今《王风》自《黍离》至《中谷有蓷》五篇是也。”孔颖达《王城谱》疏曰：“《黍离序》云‘闵周室之颠覆’，言镐京毁灭，则平王时也。《君子行役》及《扬之水》《葛藟》皆序云平王，是平王诗矣。《君子阳阳》《中谷有蓷》居中，从可知。”《诗经·王风》共收诗10篇，而后人以为刺平王者过半，内容有讥平王不能复兴周室，放弃旧都，疏远王族，不能安抚其百姓等，不一而足。
记载周朝历史较早也最为系统的文献是《史记》。《史记》记事的原则是详变略渐，以便“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报任安书》），但《周本纪》有关平王的记载总共只有区区百字：“于是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为平王，以奉周祀。平王立，东迁于雒邑，辟戎寇。平王之时，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四十九年，鲁隐公即位。五十一年，平王崩，太子洩父蚤死，立其子林，是为桓王。”《旧唐书·礼仪志一》：“暨幽、厉失道，平王东迁，周室寖微，诸侯侮法。”平王之后齐桓、晋文等五霸迭兴，他们表面上打着“尊周”的旗号，实质上是利用周王室的名号谋取霸权，从此礼崩乐坏，诸侯力政，兴兵不请天子，应该说他作为一个帝王基本上是失败的。
《论语·子张》：“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孔安国《注》：“纣为不善以丧天下，后世憎甚之，皆以天下之恶归之于纣。”有意思的是，夏桀、殷纣都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汉书·古今人表》中纣与平王列于下下，桀则在下中，这多少有点出人意料。考虑到平王为东周首位君主，后来诸君皆为其子孙，因而平王所处之地，不是“下流”，反倒应是“上流”，而各篇文献记载却罕见歌功颂德之内容，可见其人实在是乏善可陈。
《汉书·古今人表》将人分为九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上上最高，为圣人；下下最低，为愚人。“平王宜臼”被列入下下，与殷纣、周厉、幽王并列（夏桀列于下中），可见后世对他的评价极差。
周之先君文王、武王，皆为圣人；成、康之治，世所称颂；辅佐之人，亦多贤士能人；周德流行，基业深厚。襄公二十九年《左传》“为之歌《王》”，杜预注：“《王》，《黍离》也。幽王遇西戎之祸，平王东迁，王政不行于天下，风俗下与诸侯同，故不为《雅》。”“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杜预注：“宗周陨灭，故忧思。犹有先王之遗风，故不惧。”
宜臼为幽王太子，无端被废，这是他的不幸。但是，他原本有机会重振朝纲，成为真正的中兴之主，然从文献中却看不到他拯救王室危亡的举动和作为。说他是继幽、厉之后导致周室衰微的又一关键人物，应该并不过分。
余 论
《史记》记载东西周之际历史，多有阙误，主因有二。一是此段历史异常复杂，而诸侯史记又残缺不全。《史记·六国年表》云：“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然战国之权变亦有可颇采者，何必上古。”《十二诸侯年表》云：“吕不韦者，秦庄襄王相，亦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史记》明言诸侯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被烧的诸侯史记主要是一些“上古（尚古）”资料，具体而言，是指春秋以前的史料，西周灭亡、周室东迁，也正好包括在内。《史记·历书》：“幽、厉之后，周室微，陪臣执政，史不记时，君不告朔。”二是受到王室正统之争的影响。平王弑君争立，为诸侯大臣所唾弃，其后虽被立为王，但对前事讳莫如深；其后五百年间，其后嗣子孙刻意强化平王之正统地位，亦在意料之中。在此种背景下，相关资料可能遭到人为的剪裁改造乃至有意识的销毁，面貌变得模糊不清，可以理解。《六国年表》序言所发感叹，正隐含了这种无奈，而这也正表现了作者实事求是的品格，对此，我们不必苛求。
附：周、晋、郑相关史实简表：
（本表制作得到郭帅博士协助）
编辑 | 史佳威
责编 | 孙齐
审核 | 邹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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