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聂案如此相似，“乐平案”平反为何这么难？|律事时评



作者：敏敏之音

来源：律事通

近日，聂树斌案终于平反，激动的不止是聂树斌的家人，还有中国千万法律人。但值得关注的是，近日还有一批跟聂案相似的案件频繁被媒体报道，比如“乐平案”。这个案件有什么特点，脉络如何？与聂案有哪些相似之处和不同之处？让我们跟随作者敏敏之音来看看。

乐平案与聂树斌案有何相似之处？

为何平反冤案非要等真凶出现？为何疑似真凶出现了，平反冤案还要再等了几年，甚至十几年，这是聂树斌的疑问，也是“乐平案”的疑问。如果没有疑似真凶王书金出现，聂树斌案会迎来平反之机吗？答案是，一定不会——聂树斌案会就此沉冤一辈子，没有一丝平反的机会。

那么，2000年发生在江西的“乐平案”亦然：如果没有方林崽2012年4月供述为该案真凶，“乐平案”现在应该依然还处在漫长的平冤申诉中，哪怕几位正在服刑的被告人喊破喉咙，依然不会迎来案件再审。十几年间，“乐平案”的申诉在2010年还曾被最高院驳回过。直到出现“一案两凶”后，到了2015年7月31日，江西高院才决定立案审查此案。

据澎湃新闻报道，案发于2000年的江西乐平“5.24”案，6年后的2006年江西高院终审判决黄志强、方春平、程发根等被告人死缓；再6年后的2012年，一个名叫方林崽的犯罪嫌疑人自认是该案的“真凶”。离奇的是，知道方林崽落网，乐平警方才将“5.24”案案发现场提取的关键物证进行鉴定，但是，该鉴定报告却被隐藏了3年之久，直到2016年4月江西高院决定再审该案，江西省检察院审查案卷材料发现提到这个报告，要求乐平公安局补充提交，警方才予以提交。

“乐平案”和聂树斌案的相似之处即在于：都是疑似真凶再现，聂案出了个王书金，“乐平案”出了个方林崽。而且，都是真凶出现后，平冤依然困难重重。从王书金2005年供述为真凶，聂树斌案2016年才平反，时间足足用了12年。从2012年方林崽供述为真凶，直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四年之久，“乐平案”再审在上个月才刚刚开过庭。

乐平案细节

乐平警方曾在2002年8月针对该案的一份说明中称，对指认现场进行反复、仔细勘查取证，未提取到有价值的物证。不过蹊跷的是，勘查笔录又显示，在案发现场提取了29枚烟头、以及毛巾等物证，但却未对这些物证进行鉴定。一方面是提取不到有价值的物证，一方面又显示物证已经被提取，只是没有进行鉴定，“乐平案”的关键物证就这样被警方忽视或是故意忽视。

2004年11月9日，景德镇中院第二次开庭审理本案，针对现场提取的29枚烟头等物证未见鉴定问题，公诉人提出，公安机关当时根本不可能提取到相关指纹，辩护人是强人所难，有些证据已经无法找到。而辩护律师反驳到，现场提取的烟头，这些本是唾手可得的证据都不做鉴定，令人遗憾。但景德镇中院依然判处四名被告人死刑。在上诉阶段，辩护律师依然要求对唾液血液的DNA进行鉴定，但却未获法院支持。江西高院在留有余地的判决下，判处四名被告人死缓。

在2013年4月3日，乐平公安局曾向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送交了一份材料，即是“5.24”案现场提取的29枚烟头，以及黄志强等四名被告人、方林崽以及汪深兵父母的血样。之后，公安部做出的物证报告显示，通过DNA对比发现，有3枚烟头上的DNA来源于方林崽的可能性大于99.99％，不过，这一关键性的可以证明几位被告人无罪的证据，却被警察一直隐藏，从未主动提交给检察院。

还有一点，本案还有一位嫌疑人长期在逃，等抓获归案后依然被追究责任，这些疑点即可说明，办案机关对本案的相关证据不是不明了，而是能拖则拖，一个原本流程顺畅的办案程序，在公检法三机关之间来回折腾，这样的踌躇，显示的是案件疑点重重，本该疑罪从无的“乐平案”，直到现在都还未有定数，这难免让人不解。

可以证明几位被告人无罪的鉴定结果出来后，乐平警方依然要对出逃的嫌疑人进行立案侦查，检察院依然要进行有罪起诉，这是多么的荒诞不经。已经犯下一个错，就需要更大的错误去弥补，哪怕可以证明几位被告人无罪，但对于之前的“逃犯”，依然选择了追诉，这便是体制性造冤的惯性使然。

在2016年12月30日的再审庭审中，检方出庭认为：原判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证据与认定被告人杀人、抢劫、强奸之间没有关联性。可以说，这是一个难得的认知，在可以证明几位被告人无罪的关键物证面前，公诉机关的认知不得不发生变化，但是，为何当初起诉时，在面对关键物证的缺失，公诉机关却依然选择了有罪起诉？当初的起诉，就是在制造冤案。为何，公诉机关却未能察觉或是未能止损呢？

另一方面，要说办案机关对此案疑点没有一点察觉，似乎还说不过去。毕竟，案件在审查起诉阶段，即两次被景德镇市检察院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在审判阶段，又被景德镇中院建议补充侦查。而几位被告人从死刑到死缓，是由于江西高院“留有余地”的判决使然，即“鉴于本案具体情况”，江西高院撤销了死刑判决改为死缓。只是，在一系列的疑点面前，却未能阻挡本案一步步被酿成冤案。

留有余地的判决背后，即耐人寻味的明知疑罪从无，为何成了疑罪从轻。虽然相比于聂树斌案，“乐平案”几位被告人保出了性命，但我们却不能因此幸灾乐祸。毕竟，十几年的冤屈本身还是冤案，在冤案面前，没有任何值得庆幸的资本。

在记者的报道中还介绍到，隐藏的鉴定报告是被“逼”出来的，而江西高院的复查决定，很难说不是被逼出来的。如果没有疑似真凶方林崽的供述、没有律师的坚持阅卷和申诉、没有媒体的集中报道和追问……

乐平案还会迎来转机吗？

我们到底靠什么伸冤？又靠什么将疑似冤案一步步推向再审复查。有人说，依靠司法系统内部的自查自纠。但是，从过往冤案的平反来看，几乎没有一起冤案是司法系统自我纠错平反的，如果没有外界力量的介入和推动，任何冤案都不会进入再审复查程序。外界因素的倒逼，成了冤案平反的最大助力。这正是中国司法需要直面的问题——为何平冤这么难，阻力这么大？

在“乐平案”再审开庭之际，检方提交的“新证据”才显示，案发现场的烟蒂与几位被告人无关，反倒与疑似真凶方林崽的DNA鉴定吻合度接近99.99％。一份本该早就出示的证据，在警方手里却被隐藏了三年之久，三年后，迫于各方压力，警方才出示了这份可以证明几位被告人并不是嫌疑人的证据，这已经很难说明，可以证明几位被告人无罪的关键物证还是新证据。

因为，这是一份早已存在的证据，只是被警方藏匿了三年之久。那么，面对案件疑点迟迟不肯鉴定物证，鉴定后又藏匿证据，这难道仅仅是办案人员不负责的表现么？恐怕已经很难用不负责、不认真来搪塞，而是需要追究办案人员的涉嫌渎职和刑事犯罪。

刑诉法明文规定，侦查机关应当全面收集证据，其中就包括既要收集能够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的证据，也要搜集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的证据。显然，景德镇公安机关只搜集了几位嫌疑人有罪的证据，恰恰对于能够证明被告人无罪的证据未能搜集，或是说，已经搜集了但故意藏匿。

正如辩护律师所言，乐平公安机关在侦查之初就先入为主，不是对有破案有价值的线索进行排查，而是在有罪推定黄志强等人为真凶的前提下采集证据，甚至于故意隐匿能够证明被告人无罪的证据。一份关键性证据被藏匿了三年之久，直到检察院要求才被提交，关键性证据缺失依然可以判处被告人死缓。这些司法境遇的疑点和疑问，正是制造一系列冤案的罪魁祸首。

面对冤案，我们该如何总结反思？

我们对于平反冤假错案的总结和反思，不能仅是停留在坚持无罪推定、禁止刑讯逼供、遏制疑罪从轻上下功夫，还必须跳出这些原则性规定，追问为何在一系列证据面前，办案机关总是盯着有罪证据不放，甚至于不惜隐藏无罪证据？为何原则性规定到了办案实践中总是失效？是不是我们的司法体制也为这种办案模式提供了温床？所以才酿成一系列冤案？

如果办案机关的传统思维不改进，依然沿袭旧的办案模式，那么，任何一起冤案的平反就只具有个案意义，而不具有推广价值。平反冤案，不能仅仅停留在大而化之的坚持什么原则上，还必须切实有效的遏制办案机关主动作恶和故意造冤。“乐平案”和“聂树斌案”相比，几位被告人未被判处死刑，保住了性命是万幸。

但警方故意不收集被告人无罪的证据、对于可以证明几位被告人无罪的关键物证故意藏匿，明知几位被告人无罪还要继续对“出逃”的嫌疑人追责，在一系列明知故犯面前，已经不能用办案失误和责任心不强来推脱。我们更需要追问的是，为何在冤案面前，一些办案人员执迷不悟、不思悔改？为何会主动作恶？为何会主动造冤？难道破案的邀功真的大于造冤的良知拷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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