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子女：有没有可能为自己发声 | 对话小升初返乡追踪负责人何冉
上篇《陪着孩子走很长的路，才有矛盾的理解 | 何冉：外出务工家庭的独立与选择》，新公民计划返乡追踪项目负责人何冉讲述了在城乡两面世界切换中，进城务工者子女李寻与孙俊峰及其家人的「选择」与「无从选择」。
今天国际劳动节，我们推出本次访谈的下篇，何冉将回应我们对于返乡追踪项目、对于进城务工者及其子女的很多关切与困惑：如何建立并维护与孩子们的信任？这些孩子最看重的是哪些事？返乡追踪项目到底能如何支持到这些孩子和父母？在将来，返乡追踪项目会怎样发展，以让更多人听见这些孩子和父母「说自己想说的话」？
口述｜何冉
对话｜葵予
写作｜葵予
供图｜何冉
摄像 ｜ 闫肖静 刘帅
编辑｜葵予 七茗 何冉 廖细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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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洞是关系的体现」
新公民：你如何看待返乡追踪项目的缘起与意义，及其与领域内相关研究的异同？
何冉：2016年我来到新公民计划工作，最开始是做打工子女学校教师的小额资助（新公民计划战略调整过程，请阅读《案例 | 社会问题分析，如何支持和推动公益组织的战略设计——以新公民计划为例》）。一次次出差，我都感到老师们的有心无力：面对孩子们被迫返回户籍地，很多老师跟我们说，他们也只能陪孩子们走一段路。孩子们后来怎么样，他们也不太清楚；那时候我们机构同事们也不太清楚。
流动和留守是进城务工人员子女问题的两面，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状态；不同的处境似乎给了孩子们不同的「身份」，但他们其实是同一批孩子。我们作为流动儿童教育领域的机构，应当更理解这一群孩子身份切换之后的处境，有一份责任把它搞明白看清楚一些。
对新公民计划的伙伴们而言，这也能促进机构各项目之间的有机衔接。比如当我们知道流动儿童将来离开父母居住地后可能会面临怎样的处境，那么我们做微澜图书馆时就可以思考，对于孩子们将来必然面临的处境，我们当下能为其做些什么；我们做议题研究与倡导时，除了大的数据政策的倡导，也能让更多朋友了解，每一个小小个体背后人生脉络与成长经历的不同：流动与留守的身份切换，对他们有怎样的影响？这些孩子在12到15岁，甚至在更长的时间里，他们发生过什么，经历过什么，有怎样的思考，遇到过怎样的挑战，成长为怎样的人？
所以，这样的返乡追踪研究，肯定与学者或媒体人的研究有所不同。一方面，我们的「样本」只有一个班43位学生，还不考虑孩子们随着时间流逝可能失联的情况，这就决定了我们无法得出更显著更普适的定量结论。当然，定量研究国际通用的心理问卷，我也会借鉴使用；但我会更关注如何捕捉到很多问卷达不到的效果，看见一些我们预期外的东西。这就需要我一直陪在孩子们身边，与孩子们及其家庭建立很好的信任关系。
孩子们在填写何冉的问卷
新公民：你和这些孩子与家庭的信任，是如何建立起来的？
何冉：建立信任的过程，顺利吗？顺利。孩子们六年级时，我就连着一学期周周去图书馆，又给孩子们上课，和他们建立了感情。这时我问孩子们家在哪里，可不可以去家里看看，拿一份协议书说我们想做什么，没有人会拒绝或排斥的，很自然而然。其实跟孩子相处没有任何捷径，就是时间。我可以「凡尔赛」一下——只要跟我打交道的孩子都喜欢我，就没办法。
新公民：同时追踪一个班40多名学生及其家庭，一个人就要活得像一支队伍；你一天工作大概是怎样的安排与节奏呢？
何冉：孩子们几乎只有周五周六可能离校；我就一般会在此时密集地打电话。我会摸到他们放学是几点，何时在路上，何时到家，每一个孩子的在校作息时间，我基本都能记住。有些孩子回到祖辈或亲戚家里，也感到说话有压力，只有在放学坐车的路上才有空间与我敞开心扉；比如他们下午两点放学、从学校到家里有40分钟车程，我就记住这个具体的时间点。我都会提前安排，这一周联系谁，下一周联系谁，怎么样打电话，然后卡他们的时间点；这些都是很琐碎的工作。其他时间，我还会做定期问卷设计、资料整理分析、寒暑假活动策划等。
联系孩子的父母，一般平均一个月一次，像朋友一样日常问候，关心最近的工作或生意怎么样。谈到孩子，除非是特别紧急的事情需要他们立即处理，我不会直接告诉他们孩子最近怎么样。相反，我会先问他们：您最近有没有和孩子联系，您觉得孩子状态怎么样？父母口中对孩子的了解、和孩子对自己的了解，父母认知中孩子的状态、和孩子实际的状态，很多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像孩子读的是两个学校、两个世界。其间的差异，以及这差异的变化，也是我一直想去理解与记录的。
何冉前往孩子们计划就读的初中，咨询招生情况
新公民：这些孩子们面临种种不公平的处境，同时也需要承受不同社会观念带给他们的影响；那么在个人陪伴的过程中，你觉得自己是以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来和他们一起探讨这些心态的变化？
何冉：在孩子们的角度上，我可能是一个问题解读者和树洞的角色。当然，树洞肯定不是身份意义上的角色，而是一种关系的体现。我主动找孩子的情况会更多，但我依然会经常突然接到孩子们的电话或微信：何老师，我已经放假了，我要来北京了，你在不在？同学和老师对我这样评价，我觉得不对，和我的认知不太一样，你觉得我是不是这样子，为什么他们要这样说我？和家人有矛盾，遇到变故，会和我讲；留了十年长发，突然剪个新发型，会觉得需要和我讲。
我对「树洞」的理解是一种信任，我不会暴露他们的秘密，但也不会说很多「你应不应该」怎样——我希望这是一种非评判性的积极倾听。即使需要回应，我的回应也会更注重事实与情感本身：「我听着……你哭了吗？当时吵架你的舅妈在不在？吵架声音大不大，你现在难不难受？……」
孩子到了这个年龄，非常在意别人的看法，这很正常；可能有些人一辈子都很在意别人的看法。孩子们还尚缺阅历时，外界对他们的定位和认知，也是他们认识自己的一个途径。
新公民：返乡追踪文章中你写过，孩子们的父母在远方，回到户籍地陌生环境也很难交到朋友。如果说孩子们的社会关系很有限，已有的关系也很难给予他们很好的支持，或者还无法成为帮助他们形成健康自我认知的一面镜子，这时你是否也会去做一面这样的镜子？
何冉：的确，孩子们更需要也更缺乏这种支持——寄宿在校，无法使用手机，会断掉大量外界联系；他们既难了解父母近况，也难了解外界新闻。与此同时，他们十分清楚自己是带着中高考的希望回到户籍地的，也因此背负着更大心理压力。
在这样不健全的当下，是不是由我来做这样的自我认知支持者？我经常说，我算哪根葱，我是哪根草，我做不到；我自己还没搞明白，还去教别人。但如果别人能够做到一部分，我能够链接到这样一些资源，搭这样一座桥梁，让孩子们自己有机会去看。
2019年夏天，我追踪的这批孩子正值初一升初二的暑假。虽然能够回到北京，但他们的父母依然忙于工作；孩子们多数时间都是一个人在出租屋里。我希望做些事情，让他们有更多机会出来看看，同时将他们和以前在北京的伙伴联系起来。于是，我们一起参访了字节跳动、小米、好未来等一些企业；孩子们去了解这些企业文化与产业背景，体验抖音后台的设计，还有STEAM课程（由科学Science、技术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艺术Art、数学Mathematics等学科共同构成的跨学科课程）与AI编程的理念。
做这次暑期拓展活动，我希望孩子们可以接触不同的行业、接触这些行业不同的人，看见这些人不同的想法与状态；而我也因此看见了孩子们的不同侧面。参访小米时，有孩子问人说雷军知不知道他在B站上很红；我当时还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其他孩子就已开始笑起来。被孩子们科普之后，我才去B站「补课」。
新公民：像这种能够让孩子们重新在北京等大城市聚起来的暑期拓展活动，之后还希望能够持续性地开展吗？
何冉：2019年这次活动效果挺好的，2020年也有计划要继续做，可疫情到来，很多孩子没有回北京。2021年孩子们初三毕业，中考结束后，我还会组织一些别的活动。如你所说，中考对这些孩子是一个更大的分水岭了；上普通高中、上职业学校、还是完成义务教育就步入社会，都会有。再之后，在项目层面，我会放低追踪这一批孩子的频次，可能以半年甚至一年为节点去了解他们的状态。当然，如果有孩子提出需要，我依然会持续给到支持；这是项目之外的事。
回到孩子「老家」的山村
新公民：在《追踪No.7 | 「疏远」与「亲近」的选择》中，你写到下一期会有「篇幅很大」的文章，将分享「孩子们与外界社交的强烈渴求」，而且「这个需求似乎与他们依赖父母的程度，与亲人相处的顺畅与否都无关」。后来这篇文章一直没有发表，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呢？
何冉：其实是因为，当时我也不知道我该不该讲。今天我不讲其中具体的事情，但可以讲普遍的现象——他们还在北京读六年级时，好多就已开始谈恋爱了。网络小说与各种偶像剧遍布于他们的生活中；他们很早就「知道谈恋爱是怎么回事」。
谈恋爱的孩子很少主动和我说，但如果我通过QQ或朋友圈的只言片语了解到，我一般会和他们聊：你最近是不是有个变化，比如谈恋爱？他们不会善于对我撒谎，即使说「没有啊」时，也在嘿嘿地笑。我说「不愿意说没关系」；后来有些孩子逐渐敞开了，有些会把他们男女朋友的照片发给我看看。
孩子们有公然表白的，还有女孩和成年社会男性谈恋爱的——我第一次听到这些时非常震惊，揪着孩子问了很久，家长会上也堵过家长。可问题是，在性教育与亲密关系方面，我觉得家庭没有给孩子们任何支持。家人一般就会跟自己的孩子说，「你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但又不真正告诉孩子，谈恋爱究竟意味着什么、有什么结果，孩子怎么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
就因为这些事，我还给孩子们上过一堂性教育课：如果谈恋爱会有哪些影响，如果怀孕会怎么样，我们都有讲到。可即使我跟孩子们交往很深，一两年之后再问他们，大部分孩子也都不记得那堂课的具体内容了。对于他们来说，一堂性教育课是完全不够的。
新公民：在此之后，你会怎样继续将性教育融入工作中呢？
何冉：在返乡追踪项目之外，我还担任过微澜北京7馆联络员；迎新年贺卡交换活动中，我将雪梅姐（希希学园韩雪梅）的性教育卡片拿到7馆，来借书的孩子都可以挑一张卡片作为礼物带回家，孩子家人扫描卡片上的二维码，就可以播放性教育课程。如果希望在更多微澜分馆长久这样做，我觉得可先以一个年级或班级为单位发放，保证每个孩子都领到，然后和班主任对接，一周后引导孩子家人将性教育课程反馈发至班级家长群里。
而对孩子而言，日常交流中的持续正面科普更为重要。一次在北京29馆，桌上摆的大绘本里有一页是男女生殖器大图，一个小男孩看到后指着男性生殖器的图，对我咔咔怪笑，就好像拿着一个很恶心的东西调戏同学那样：「噫，老师知道这是什么吗？」
当时我就把那册绘本往大桌子中间一放，把在场的十多个孩子都叫了过来，花了一整个中午给孩子们一个个讲人体器官。从耳朵开始，我说：「碰到有人听不见，你就知道这是听力障碍。」有孩子说：「那不就是聋子吗？」我说：「不是的，那是因为生病造成了听不见，这叫障碍。」讲到生殖器官，我一个个介绍：「这是子宫，这是阴茎，这是乳房……男生跟女生的差别就在这里，只是这里生理上不太一样，其他没有什么不一样。」
为什么雪梅姐的志愿者上性教育课程前期是需要培训的，因为我们很多人自己没有很自然地能够说出这些名词的机会，试讲时都会害羞。一旦你的反应不正常，孩子就会觉得不正常。
新公民：我们能看到，你对孩子的隐私非常重视、非常保护，返乡追踪记录中都会用化名，照片也是有授权才会用到。作为孩子们的「树洞」，你会如何理解隐私与传播伦理呢？
何冉：返乡追踪目前已积攒了约几十万字资料，还有很多视频记录，但这些很多未公开呈现。一部分原因是受疫情影响无法见面做更深入的交流，再加上孩子们升入初二后生活更趋稳定，我只能多以常规信息观察记录为主。另一部分原因则是隐私问题——我们有跟孩子与家人签协议，孩子其实也知道我们在做什么，还会问「何老师你的工作换了吗」，没换就知道追踪还在继续；可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自己这一关有点难过。
我会想，孩子们可能现在不一定能看到我们写的东西，那万一呢？虽然他们的家长签了协议同意我们发表，但万一他们都看到了，会对他们带来影响或伤害吗？比如我知道，要想更完整地书写个人故事，就离不开孩子们的原生家庭；但比如说如果有孩子介意自己的家庭离异情况，这孩子的家庭故事我就不会写。所以用化名肯定是职业最基本的东西，还有保护他们的照片、他们的任何隐私信息；而即使已经做了这些，我还是会有一个心理负担——毕竟这是我们在讲他们的故事。
回到孩子「老家」学校操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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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生日没人记得」
新公民：在交流过程中，孩子们一般还比较介意或看重什么样的内容？
何冉：孩子们很看重自己的生日；这件事是超乎我想象的。有孩子在QQ或朋友圈发难过的颜文字表情，我问最近怎么了，好几个孩子都这样说：「我昨天过生日，没有任何人给我打电话，没有任何人给我发信息，只有系统发的祝生日快乐。」
也许人越年长，越不在乎自己的生日；但小朋友就会很在乎，就感觉这一天是独属于自己的，对自己非常特别——那天我的出生是一个大的变化，如果没人记得，好像对我自己都是否定。但父母就不会了，父母会觉得生日谁记得？特别是与孩子分离之后，很多父母更不会想办法为孩子制造生日惊喜。即使县城外卖可以将生日蛋糕送到学校，即使老师可以将祝福电话转接给孩子听，他们好像也不那么重视，那就过了；对生日与自我价值的看重程度，在代际间是不平等的。
新公民：在这些父母的能力条件下，你觉得这些不是过高的要求，他们其实可以做得更好？
何冉：是的。其实就是认知不一样，他们不是没有足够条件来给孩子过生日，而是不觉得生日对孩子有那么重要，特别是还要去惊动老师，可能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至于生日对孩子的重要，意味着什么，可能也没有多想；孩子的父母他们自己儿时的生日，也可能是随随便便就过去了。我觉得这些父母可以做得更好，可以做到80分，但他们可能现在只做到60分；当然，即使是这样60分的父母在孩子身边，也比孩子留守好太多。
新公民：说到如何让父母从60分变到80分，我想到你协助过其他公益机构的家庭课堂工作。在这方面你有哪些体会；返乡追踪的项目成果，又能如何藉此回馈这些孩子与打工父母？
何冉：家庭课堂就是去推动父母与孩子相互理解，告诉父母他们的孩子在乎什么，让父母认识到「原来这对我孩子来说这么重要」，然后让父母知道，他们只要花一点点心思，就可以让孩子感到被理解与尊重。
比如刚才讲到孩子们看重生日，有其他公益机构的伙伴问我返乡活动建议，我也提到可以围绕生日做活动。还有，引导父母好好跟孩子告别，这是有其他公益机构在做的事情。告别这件事也是孩子们非常看重的。父母可能不想让孩子伤心，就趁着孩子睡着偷偷地走掉，想着到了之后再给孩子打电话好好说；可孩子多敏感呀，他们会观察会知道，父母的不辞而别或匆匆离开，对孩子都是很大的创伤。
实景模拟教学：春节假期结束后，如何跟孩子告别
（图：一起长大家庭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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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没有可能说自己想说的话」
新公民：在返乡追踪项目的公共传播中，你如何看待社会公众的回应？
何冉：从这些回应中我就觉得，需要做的事情还是很多，大家对流动人口子女议题认知的提升空间还是很大。有故事FM听众评论说，我们的节目并不能证明跟父母分离是导致孩子出问题的重要原因；他们会说你这个孩子是不是自己适应能力差，学习习惯有问题。有第一次听说流动儿童群体的人问「他们竟然还上这样的学校」，然后第一反应就是「我一定要努力，我的孩子绝对不能够成为这样的」。他们会觉得是因为父母或孩子自己不努力，不好好上学混得差，所以教育条件不好，出现种种问题。
我们都不能自信地说，我们永远不会身处社会被蹂躏的一端；但我也理解，这种对结构性问题的选择性忽视，也完全是一种「人之常情」。当然，我觉得仅凭自己返乡追踪的记录，也很难推出一个普适性的结论，说孩子们所受的影响在多大程度上是被迫「返乡」造成的。我只能说我看见的这些东西，它不是天马行空出现的：孩子背书包一个人住，他们的家里有荒草，他们一天的生活是怎样的……我期待能让更多人看到这样的现实，对此有一些看法，自然也要接受会有不同解读存在。
新公民：对于返乡追踪项目的将来，无论是与孩子们的相处，还是媒体的呈现，你会有怎样的想法与期待？
何冉：肯定是值得期待的；当然追踪规模肯定是不会再扩大了。相比追求量变质变的规模化研究，我更希望将现在这群孩子的追踪做得更加系统化——就像《人生七年》纪录片那样，一直持续地跟进，每年都有记录与呈现。这是记录本身的意义。
但我更期待的还是，这个群体有更多发声的机会；可以有一些不同的方式，让他们可以自己讲述自己的故事。我想做一系列对谈节目，让孩子们可以自己说自己的经历，对谈者可能是我、孩子的同伴或陌生人，我们可以就各种话题有自己的讨论。这就不局限于这43位孩子，还有我们服务的那么多学校的孩子；我们都可以做这样的平台，让孩子们说自己想说的话。
还有孩子们的父母——现在社会热点新闻中的外卖员、快递员、家政服务员，其实很多都是这些孩子的父母；可绝大多数新闻都是记者去采访他们，可能都是和一个热点新闻相关，而在新闻背后，他们的日常都不太能被知晓。虽然现在的自媒体网络平台很发达，但确实我们很少能听见他们的声音。我想，我们这些孩子和他们的父母，有没有可能建立更多自己发声的渠道，有没有可能自己站在镜头前，说自己想说的话——哪怕那些话不一定与社会热点相关——他们讲自己的故事，有没有更多人听？
这就是我对返乡追踪项目未来的期待——要把本应有的主体性重新拿到自己的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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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出务工家庭的独立与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