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回顾｜城市化与流动儿童社会支持

2023年11月23日，由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主办，招商局慈善基金会、“流动的中国”研究网络、资助者圆桌论坛、新公民计划承办的《城市化与流动儿童社会支持》平行论坛在深圳举办。论坛邀请实践者和研究者共同探讨城市化及相关制度改革的趋势，分析推动流动人口市民化的紧迫性、关键问题及解决问题的底层逻辑，并联合社会各界探讨行动策略，为公益组织思考资源投放和行动方向提供现实参考和理论支撑。

（本场论坛有视频回放，请在文末扫码观看）

来自上海、广州、浙江的公益行动者，为我们呈现出流动家庭在城市与乡村的漂泊与困境。

流动的AB面：留守和流动是一体两面。上海闵行区吴泾太阳花社区儿童服务中心负责人刘伟伟，基于对服务对象的跟踪，呈现“流动、又返乡”儿童的群体观察，以及户籍制度与教育制度造成的流动家庭亲子分离、夫妻分离的艰难抉择。

浙江致朴公益基金会实操项目团队主管张婧，从教育领域公益实践者的视角，既分享了人口流出地中西部农村学校教育和留守儿童的现状，同时也以浙江为例为观众讲述了人口流入地的儿童在教育方面面临的困境——即使家庭已经落户，从老家农村转入本地公办学校的儿童，依旧会面临家庭与社区支持系统薄弱的困境。

“个体选择”与“社会发展趋势”之间的矛盾。火把社区（广州市番禺区小金雁社区公益服务中心）理事长崔丽霞分享了她对广州地区的观察。在户籍制度改革整体向好的当下，对于流动家庭“落户”还无法解决眼前的生活困境，反而意味着更大的不确定性。比如落户（集体户）无法让孩子就近入公办学校，落户意味着失去农村的土地，广州城中村大规模改造带来的搬迁、就业与孩子上学等问题，都值得关注。

“学习的意义是什么？未来出路在哪里？”调查显示，流动儿童群体的实际教育成就与教育期待之间存在较大差异，父母“学习改变命运”的期待对于孩子们也变成了“学习能否改变命运”的困惑。

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吕利丹

中国人民大学吕利丹教授呈现了中国受流动影响儿童的基本事实和问题全景。在人口的空间流动性越来越强的趋势下，儿童的流动参与程度却始终较弱。2020年，根据全国七普数据估算，中国受人口流动影响儿童达到1.38亿人，占儿童总人口的46.4%。其中流动儿童7109万人，留守儿童6693万人。儿童参与流动的机会存在性别和年龄不平等，低龄儿童更倾向于留守，大龄儿童更倾向于流动；性别差异虽然整体上在缩小，但在特定年龄段（如15-17岁大龄阶段）仍然反映出流动参与机会和发展机会的性别不平等问题。“流动中国”背景下，“临时拆分型”儿童家庭比例上升，即越来越多的儿童生活在父亲或母亲不在的家庭户中；回流留守儿童存在的心理健康问题亟待关注和干预。从流动趋势看，流动儿童规模增长加速，农村留守儿童规模变化不大，留守儿童、流动儿童往城镇集中的趋势愈加明显。

吕利丹教授呼吁，儿童的成长发展需要稳定的环境和预期，应从源头上减少留守儿童，促进流动儿童的市民化，履行“儿童优先”原则，寻求制度突破适应“流动中国”新常态。

上海财经大学教授、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陈媛媛

户籍制度，尤其是人口流入地的教育壁垒，是留守儿童产生的制度根源。其中教育政策是最值得认真审视、也是流动群体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上海财经大学教授、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陈媛媛，针对义务教育阶段入学政策、随迁子女中考和高考升学政策沿革进行系统梳理及影响评估，并探讨未来走向。其中，入学政策整体在放宽，但存在结构差异，即2014年之后，中小城市持续在放松，但各大城市的门槛有所提高，造成义务教育阶段儿童留守比例上升。异地中考政策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异地中考门槛导致7-9年级儿童留守比例上升、随迁及留守子女的高中入学率的下降，给儿童人力资本积累、心理健康和家庭在城市消费等决策带来的负面影响。陈媛媛教授在推动教育制度改革上给出了具体建议，并呼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帮助孩子们度过改革的过渡期。

流动人口的个体决策、政府的公共政策以及社会各界的行动，都需要建立在对趋势的正确把握上。在制度改革之外，认知与观念的更新也同样重要。

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陆铭

中国式现代化首先体现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以及后工业化时代的到来。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陆铭，强调了后工业化时代一些重要的结构性变化。一是服务业的数量和占比持续上升，2021年服务业在GDP中和就业的比重分别达到53%和48%。二是就业结构和职业技能需求的变化。和制造业不同，服务业更需要人和人之间社会交往技能，服务意识、人和人之间非正式契约的建立等，对于个体的理解能力、表达能力、诚实守信、文明礼貌等非认知能力要求更高。

对于流动人口来说，应看到城市化和服务业发展的长期趋势，找准方向，为长期留在城市做好充分准备。对于行动者来说，应帮助流动人口群体打消疑虑、坚定信心、更有力量应对流动中的困境。

温州大学商学院教授夏怡然

服务业的发展催生了大量新生岗位，如网约车司机、骑手，为流动人口提供了更多灵活就业机会。同时灵活就业者的服务也为大城市的发展提供了更多更好的服务，还在经济下行时期促进就业，起到逆周期的调节作用。
温州大学夏怡然教授聚焦灵活就业领域，以外卖骑手的调研为例，强调了灵活就业对于流动人口获得较好收入、工作满意度、人力资本积累和职业发展等带来的正面意义，对于他们扎根和融入城市发挥的积极作用。这背后“学习效应”的作用至关重要。学习效应不仅仅是传统的教育、技能培训，而信息沟通与交换、城市生活经验，即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积累，都在有效推动流动群体在劳动力市场获得更高回报。而城市越大，服务业越发达，越有利于学习效应的发挥。

广东金融学院教授魏东霞

尤其对于儿童来说，广东金融学院魏东霞教授的分享告诉我们，城市不仅仅意味着更好的学校教育，城市本身也构成了另外一种社会教育环境。大城市特别是一线城市意味着明显高于其他地区的教育回报，这背后也是“学习效应”在发挥着重要作用。而越早进城，越可以带来更强的学习效应。对此，应推动流动人口子女尽早进城，以获取城市生活经历、提升其非认知能力，顺应未来的产业发展方向，提高未来的劳动力市场表现、获得更好的长期发展机会。

在行动策略层面，论坛积极破圈，邀请学界、公益实践界、企业代表（我的打工网），用更复杂、全局视角去看到更多根源性问题，不仅探讨公共政策的改革方向，也看市场及社会部门可以如何透过提供前瞻、有效的解决方案，来影响流动人口“留下来”的迁移决策，从而间接推动政府增加供给来满足这部分需求。

圆桌论坛

陆铭教授提到关于公共政策改革方向的判断。户籍和教育制度壁垒是影响流动人口留在城市的核心症结点。今年7月份以来，户籍制度在加速推进，预计除了少数超大城市，全面放开是可以预期的趋势。不过也应关注到渐进式改革过程中的关键问题。

一是教育问题。包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流动子女仍会面临的入学困难、教育资源的空间分布与需求的不匹配、高中供给量与未来将大幅度增长的需求量的差距等，都需要提早重视。二是学校外的教育，大量流动人口在城市需要更多学校之外的技能，如服务业所需要的非认知能力、社会融入的技能等都需要被社会各界重视。三是住房问题。在政府推进公共租赁住房建设同时，也应鼓励市场自发的解决之道。比如应看到非正式住房是流动人口无法获取廉租房和公租房的情况下能在城市落脚的重要解决方案。也应关注住房的空间布局，即从劳动力供给和对公共服务的需求角度讲，公共租赁住房的建设不能离市区太远。

嘉宾们也分享了对于公共政策改革的期许。包括在标准化的公共政策之下，要关注非标准化的部分，体现温度和更多民生的表达；制度不应该固化身份，而应让大家有机会选择自己的社会身份和职业身份；为个体赋能，提升他们做选择的能力；去城市或乡村，让个体做选择的代价不要那么大；教育政策应该关注人的发展，应追问教育的本质等。

我的打工网创始人邱俊炜

在公共服务提供中，市场机制也在发挥着重要作用。我的打工网创始人邱俊炜先生，以昆山“爱乐分”幼托机构、“我的打工网”为案例，来介绍市场机制是如何自发参与流动儿童普惠幼托服务供给，提供可负担、高品质服务的。在确保教育质量领先的前提下，“爱乐分”的服务定价、场地布局、托育时间，均充分基于父母的收入水平、居住地点、工作时间等方面的人性化考量。值得强调的是，我的打工网看清和抓住了城市化进程的必然趋势，将这些新市民作为长期投入的目标群体，还透过“爱乐分”、“周薪薪”等服务，引导他们建立城市生活的规划，形成对财务管理、子女教育等认知，帮助他们创造能“留下来”的重要条件。

陆铭教授对于“爱乐分”、“我的打工网”提供的市场化解决方案进行总结。对于政府和社会各界来说，针对流动人口进城带来的公共服务增量可能导致的财政资金缺口问题，除了政策借债之外，还应看到市场在提供解决方案上的价值；对于公益组织，“爱乐分”的可支付商业逻辑，对于满足需求和服务对象可负担性关系的考虑，可以有效提升可持续性。对于企业，社会责任和商业逻辑不矛盾，“我的打工网”不仅与流动人群建立起很好的信任关系和稳定的劳动供给关系，同时在其他业务中基于商业逻辑能实现成本覆盖。

对于社会部门，为流动儿童及其家庭提供社会支持，尤其在社区场域推动支持系统建设和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社会组织可以发挥重要价值。

火把社区（广州市番禺区小金雁社区公益服务中心）

理事长 崔丽霞

崔丽霞介绍了“火把社区”的做法。包括直接为儿童和家庭提供服务，在儿童看护、课后教育、社区安全环境打造、政策信息解读等方面回应他们的基本需求；以及面向长远，在推动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方面，通过社区发展的工作手法为流动家庭打造熟人社会和支持网络，促进流动儿童和流动人口参与公共事务，让大家更有归属感和话语权，成为“社区的主人”。

浙江致朴公益基金会实操项目团队主管张婧

浙江致朴公益基金会的张婧也强调了社区教育对于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的重要性。对此，社会组织可以积极发挥主导作用，在尊重当地社区主体性基础上，让家长、更多社区居民参与到儿童发展的社区支持当中，并给予专业性支持。

招商局慈善基金会常务副秘书长黄奕

招商局慈善基金会常务副秘书长黄奕作为资助方代表，分享了基金会在解决问题、议题推动方面可以且应该发挥的关键作用。对于资助者，应当以人为中心、看到“结构困境下的个人和行动者的习得性无助”，但并不意味着仅停留于此，应更有责任看到趋势和结构性问题，分析问题的成因和根源，思考如何减少转型对人的冲击和影响。基金会在公益生态中位于承上启下的位置，从行业的角度，应该发挥至少三个方面的价值。一是资源价值。基金会作为一个整合资源的平台，可以将资金，以及学者、市场和社会部门位于不同生态位的相关方汇聚到一个平台上，瞄准共同的问题靶心，共同探讨和输出解决问题的逻辑和行动策略。比如市场部门的代表“我的打工网”的做法非常有启发性。针对很多流动人口普遍缺乏适应城市生活的认知和非认知能力的现状，通过“经纪人”、“周薪薪”等，为进入城市的流动打工者提供心理支持、财富管理等城市生活技能，让他们可以勇敢留在城市生活；二是情绪价值。复杂的社会问题往往给人带来无力感。比如每一位学者，在看似“冷冰冰”的数据背后，都有自己的心酸和无奈。面对“无力”，基金会应该让更多的人“在一起”彼此看见，给与情绪上的鼓励，聆听、发声、行动，让无力者有力，让有力者前行；三是转化价值。资助者要在感性和理性之间形成一定的平衡，在行动和行动方向之间看到趋势，并提高转化能力，努力将微观的行动转化为对结构性问题的改善和对趋势的推动。

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陆铭

陆铭教授对论坛进行总结，强调了充分理解趋势和规律的重要性，这是个体决策、社会救助和公共政策找准发力点的前提。

第一，在流动的中国，无论是人口向大城市的流动，还是制度改革，流动趋势不会放缓，也没有放缓。

第二，要关注户籍改革的趋势和优化空间。一方面仍需呼吁更快的制度改革，否则孩子进城和留在城市的年龄将更为推迟、融入城市也愈加困难、进入现代服务业的机会减少；一方面应关注流入地公共服务供给的优化，特别是加大教育投入、中心城区的住房供给，政府、市场、社会部门应发挥各自角色，让流动人口愿意进城、能留下来；另一方面，要关注制度改革的方向。一是特大和超大城市积分落户标准的优化，未来社保缴纳将成为主要标准，流动家庭可重点关注并做好准备。二是加大积分落户的名额。三是推行同级别城市的积分互认制度。

第三，公共政策和社会各界的行动，应将人口流入地、流出地区分开进行长期规划。针对人口流入地有三个关键词：社区支持，社会融入、社交技能（即服务业对于非认知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在人口流出地，要加深大家对于公共政策趋势的理解。政府的公共资源是有限的，要考虑针对不同公共服务资源如何分配、以及公共资源能否有效利用。比如公共服务向人口密度相对较高的县城和中心城区集中是趋势，即遵循公共服务的规模化效应。同时也应注重公平性，关注农村留守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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