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所 | 人的颂歌与权的强调 朱龙华
《人的颂歌与权的强调——读马基雅维里<佛罗伦萨史>》一文原载于《读书》1985年，第11期。作者朱龙华是北京大学世界史专业的老先生，长于研究世界古代史和文艺复兴时期文化。在这篇文章中，朱先生不仅就马基雅维里对佛罗伦萨何以衰落的论述以及马氏的史学思想进行了思考，也描绘了他自己身处这座城市时的感受。因此不同于很多书评，这篇文章恰如文艺复兴时期的紫百合之城那样富于人文气息、耐人寻味，又包含较深的思想性。汉译名著《佛罗伦萨史》已于近期重印，而由朱龙华先生翻译的哈蒙德的经典作品《希腊史》也即将上市，特刊此文于此，供读者品鉴。
读马基雅维里《佛罗伦萨史》
朱龙华
我在美国结识的一位朋友、《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一书的作者布鲁克尔教授，热心地为我在佛罗伦萨的逗留作了安排，除了介绍我和有关学术机构联系外，还特为我预订了位于市中心圣·阿隆齐亚塔广场边的旅舍。他告诉我这个选择有三大优点：一是置身于举世闻名的文艺复兴纪念物之间：旅舍右边就是育婴堂——布鲁列尼斯奇设计的第一座文艺复兴建筑杰作，其他如美第奇宫、大教堂、市政厅、乌菲齐画廊等也都在一里之内，举步可达；旅舍经理是他的熟人，可为我提供许多方便；旅舍后面的塞尔维街上就有几家不错的中国餐馆，可以使一位中国游子更有“如归”之感。当他说到“更有”两字时，我们都会心地笑了，因为对于研究文艺复兴文化的人说来，佛罗伦萨自然是他非常熟悉的另一个“故乡”，何况，身边还有道地故国风味的饮食呢！这座称为“文艺复兴的雅典”的文化名城，几百年来建筑、文物皆保存如昔，侧身街道屋宇之间，简直就象回到了那个近代文明曙光初露的伟大时代……。你可说佛罗伦萨全城就是一个博物馆，但它不是那种只让你看到历史陈迹的博物馆，而是一个可以让你生活于其中的博物馆。在全世界的文化名城中，能够引起如此生动而深邃的历史“体验”的，除了佛罗伦萨而外，恐怕只有——北京！这个对比倒使我想起一位“熟人”，英国著名学者，以“爱美家”自许的哈罗德·阿克顿，他终生寄寓最久也最热爱的两个地方就是北京和佛罗伦萨。三十年代，他曾在北京居留(也在北大执教)八年，战后就长期寄寓佛罗伦萨，直至今日。我在北京读过他为于里曼的《佛罗伦萨》一书写的长篇序言，印象颇深，特别是开头那段：“(一见到佛罗伦萨，)你就会浮想联翩，你会想到人类文明，想到充满个性的历史人物，想到一段至今未绝、强而有力的传统。即使你对历史知之甚少，一种往昔的体验也会流贯全身，这是一个光彩照人和生气勃勃的往昔，既未蒙尘埃，也没有死去。”(一九六一年英文版，第5页)当时读阿氏之文，就已不免心向往之，今日身临其地，当然更有同感了。
其实，就是阿氏所谓“对历史知之甚少”的人，也不会不知道意大利灿烂辉煌的文艺复兴文化是以佛罗伦萨为其摇篮和最大中心的。然而，身临其境之后，人们仍将会对这个前有但丁、薄伽丘，后有达·芬奇和米开朗琪罗的城市倍感惊奇。它在那个伟大而动荡的时代，仅以一城而自立为共和国，地不出百里，人不过十万，既面临外敌的威胁，又难免内部的纷争，居然坚持了三个世纪，开出了辉映千古的文明之花。如果要问这里面有什么“背景”，当然首先得指出它的政治、经济已孕育着新时代的因素，其次则有人文主义带来的思想解放。如此等等，恐怕也和文艺复兴史实本身一样，成为人们熟知的常识了。不过，这只能说明其所以兴，难以揭示其所以衰。生活的复杂，有许多非简单的常识所能概括。佛罗伦萨在百花怒放之后，却突然于十六世纪初年盛极而衰，一蹶不振。今日拥挤于它的街头巷尾，目不暇接于它的文化纪念物的旅客，有时也得跳出一般导游手册的常调，才能看到更为真实、也更为丰富的历史画面吧。记得我过去读马基雅维里的《佛罗伦萨史》，曾经颇不以马氏那种喜作“盛世哀音”的笔调为然，现在看来倒不是作者的怪僻，而是我自己的浅陋了。想到此，我不免忙里偷闲，把那些犹有印象(也可说误解)的段落重温了一遍……
马基雅维里是以政治家的眼光看待他家乡和他时代的历史的。为政首重国势兴衰、武力强弱，因此他看准了佛罗伦萨共和国虽有许多优点，其致命伤却是局限于一城一池的规模，对内无集中领导，对外乏坚强实力；就意大利的全局而言，则更是分裂混乱，极难形成统一的民族国家。这种政治现实主义的眼光，自然使马氏把文艺复兴的佛罗伦萨和意大利历史看得比较暗淡，他的《佛罗伦萨史》描述的就主要是共和国在内争外乱中虽然几经周折、终于回天无力的悲剧过程，并以分析其原委为作史之鹄的：“应该弄清楚的是，经过一千年的辛勤劳苦之后，佛罗伦萨竟然变得这么衰微孱弱，其原因究竟何在。”(中译本第51页)他的书止于一四九二年，还未触及十六世纪初年更为深重的灾难，可是最后一句话却令人肝胆欲裂：“(在此之后不久，)罪恶之树就开始发芽，不久就毁坏意大利并使之长期颓败荒芜。”(第456页)
1769年版《君主论》中的马基雅维里像
原因究竟何在？马氏作了在当时可说是开创性的研究(自然，他的答案现在看来不免还有些简单)，认为首先是由于佛罗伦萨共和政治“完全掌握在从事商业活动的人们手中”(第50页)，因此不能很好掌握武装力量。不仅扩展无术，甚至无力自救。原来民兵性质的市民武装现在已不起作用，对外作战主要依靠雇佣军，而这些雇佣军又不是城邦自己组建的，它由称为“佣兵队长”的头目自行招兵买马，专为各国雇主服务。对城邦说来，他们多是外邦人，甚至是无国籍的游勇，打仗是为了赚钱，不会为雇主卖命。雇用这种军队作战，地区性的小冲突尚可抵挡一阵，甚或取得胜利，但在法国、西班牙等强国大军面前就无用了。马氏在书中曾用安吉阿里战役为例，极力渲染这种雇佣军战争的滑稽可笑。这次发生在一四四○年的“地区性冲突”，是米兰公爵雇用了一位著名的佣兵队长尼科洛·皮奇尼诺，令他率部进攻佛罗伦萨，后者也以雇佣部队相拒于安吉阿里，鏖战半日，尼氏败绩。打得究竟如何？马氏写道：“虽说战斗进行了四个小时之久，却只死了一名兵士；但他并非死于敌方的刀枪之下，也不是由于他曾进行过什么英勇而光荣的战斗，而只因从马上跌下来，被人们踩死。那时打仗，交战双方的人简直没有什么生命危险，差不多人人都骑在马上，个个穿着护身铠甲，还可以随时用投降的办法保全性命，几乎没有冒生命危险的必要。在战争进行期间和战后发生的一切情况中可以看出，这次战役确实是那个时代军纪败坏的一个极其突出的例证。”(第286页)
但这到底是佛罗伦萨打赢了的一仗，因此在日后爱国热情高涨之时，它曾被人们热烈歌颂(参见下文)，而马氏为了说明他的军队是国家政权的核心、雇佣兵是致命伤的论点，却作了完全异样的描写，甚至不惜违乎史实。因为据近人考证，他这儿所说的“只死了一名兵士”并非其实，当时他能看到的史料已有记载说双方阵亡达三百余人，现代学者估计死者必逾数百(彼得·布尔克：《文艺复兴历史观》，一九六九年英文版，第123页)。过去我曾认为他这样做是犯了史家的大忌，但若了解他是以政治家而借史抒怀的苦心，自可又当别论。除此而外，他认为佛罗伦萨共和政治的另一重大弊端就是派系争权、法制不立、政局混乱。对于这些，《佛罗伦萨史》中也有许多浓笔重彩的段落，例如他借一三七一年公民代表团中“一位主要负责人”向政府提意见之口阐述说：
“市民们热切追求的并非真正的荣誉；只不过是不足挂齿的名位，从而产生相互的仇恨、敌视、争吵和宗派倾轧。其结果是：所有的好人不是惨遭杀害就是被放逐或受各种折磨；而那些最不道德的人却飞黄腾达。因为好人相信自己清白无辜，不象坏蛋那样用不法手段保全自身、升官发财……如果说别的城市也充满了这些混乱，那么我们这个城市所受感染比其他城市更为严重。因为我们的法律规章、民事条例等等，并不是，而且从来也不是为一个自由城邦群众的利益而制定的，而是依据当时居于最高统治地位的帮派的愿望搞的。其结果必然是一派被赶走或派别被消灭后，另一派又随即兴起。这个论点的真理已为我们这个城邦从古至今的种种倾轧不和的事实证明。”(第128—129页)
马氏继承了修昔底德、塔西佗直到文艺复兴的古典史学传统，以当事人的演说词作为史书主要内容之一，但实际上这些演说词多半属作者杜撰，在马氏豪放的文风中就更其如此。上述一席话，落脚于“从古至今”的历史总结，实际上代表了作者对佛罗伦萨政局弊端的基本看法。尽管三个世纪间情况时有变化，例如十五世纪中、后叶，“无冕君王”的银行家美第奇祖孙相继专权，幕后操纵一切，政局比较稳定，但派系纷争的祸根仍存。到一四九四——一五一二年，美第奇家族被逐，恢复共和政治，马氏且从一四九八年起受任国务秘书，但政局仍无起色，马氏以民兵取代雇佣军的改革也遭失败，最后是美第奇靠西班牙武力复辟。到了这一步，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命运可说已告终结。痛定思痛，当马氏于一五二五年写成这部《佛罗伦萨史》时，他对历史和政治的看法都已自成一家，把前辈的比较天真的人文主义又深化或推进了一步。正如布鲁克尔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所说，马氏“对人类状况的观念不如十五世纪的人文主义者那样乐观。他把人看成自私自利的生物，首先关心的是他们自身的利益，如果不是绝无，也是在极少有的情况下，人才会做些宽厚无私之事。为了统治这些人，道德和宗教原理都无济于事，权力才是首要之务。”(中译本第391页)我们也可以说，他是在人的颂歌之外加上了权的强调，使文艺复兴的遗产更为丰富了。
我国夙有性善、性恶之争，若按这个分野，马基雅维里似乎属于性恶一派了。但实际情况又比较复杂。马氏所继承的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在颂扬人性崇高、尊严而外，还有两个基本观点：一是人性不变，古今万国同理；二是善恶皆有，应求去恶扬善。马氏的发展就在于他认为一般而言人易于为恶而难于为善，特别在他那个时代是如此。但这并不等于人性皆恶，更重要的因素还取决于时代。因此在上述那段公民代表的意见中，马氏还接着发挥了这么一段议论：“的确，全国的败坏是严重的；要纠正就需要极其审慎。但是，千万不要把过去这些动乱归罪于人们的天性恶劣，而应归之于时代，因为时代变了，就使人们有合乎道理的根据希望，只要有一个好政府，我们的城邦就会享有较好的命运。因为人们的恶意是可以克服的……”(第131页)。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曾把马氏这种思想称之为“人性为己观”，并指出马氏认为“文明人几乎一定是不择手段的利己主义者”(中译本下卷第25页)，看来倒是一语破的，说明了他的人性论的特点。从“人性为己”的角度出发，我们当可想见马氏去恶扬善的治国良策自然不会是软弱的教化而是强力的法治，因而建立中央集权的强大国家是首要之务。
从人性崇高走向人性为己，既意味着对人性的观察从理想主义走向现实主义的深化，也意味着对历史和政治问题的研究带有了近代科学的态度。然而，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悲剧却在于，当它能比较现实地考察人性与政治之时，它却不能从现实中找到实现自己目标的力量。更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当意大利理所当然地把宗教和道德抛在一边的时候，德国却掀起了如火如荼的宗教改革运动，它虽是文艺复兴思想解放的一个必然结果，却对文艺复兴的“非道德”提出了批判。宗教改革是从“资产阶级需要宗教”的角度适应了新时代的要求，新教伦理甚至比人文主义更能激励资产者发财致富，时代的风尚至此又一大变，文艺复兴遂为宗教改革所代。想到这一系列复杂而又辩证的历史发展，那么人们(包括我自己)对马氏误解甚多，也就不足为怪了。
波提切利画作《三博士朝圣》。画中朝拜圣婴的崇拜者，很多实际上就是美第奇家族的成员。美第奇家族是波提切利的最大的财政支持者之一。画面上那个抱着孩子的脚的最古老的贤士，是科西莫·美第奇，而右侧牵马者则是豪华者洛伦佐。
文艺复兴三百年的佛罗伦萨共和政府，始终以今日的市政厅大厦(俗称“旧宫”)为其办公议事之处，一四九四年恢复共和后，且有意扩建增修，把它作为共和国的象征。一四九八年起马氏任国务秘书，自然也朝夕工作于其中。这座大厦虽然属于政府机关驻地，但有鉴于它的历史纪念意义，仍开放几处重要厅堂供人参观。其中最使我感兴趣的就是一四九四年后修建的那间大厅——“五百人会议厅”。原来当年的新领导者希望扩大民主，特设一个名叫“人民总评议会”的机构，以其成员为五百人，又通称五百人会议。成员如此众多的会议是佛罗伦萨前所未有的，为此特在市政厅大厦内新建一座最大厅堂。一四九五年完工后，修饰又不遗余力，其中最著名的艺术工程就是一五○四——○六年间，请当代两位最伟大的艺术家——列奥纳多·达·芬奇和米开朗琪罗为它的两面墙壁作画，题材皆是表现共和国历史上取得胜利的战役，以激励爱国热情。列奥纳多画的就是上面提到的安吉阿里之战，米氏所画则是一三六四年的卡斯辛纳之战。两位大师都满怀报国之心，竭尽全力以完成这两幅被当代人目为最大艺术杰作的壁画。可惜，它们的命运也和共和国一样只是昙花一现，一五一二年，在美第奇复辟的战乱中，两幅杰作皆遭毁损。当十六世纪中叶美第奇获公爵称号，市政厅按公爵府的气派重新装修时，列奥纳多和米开朗琪罗残存的真迹竟被完全覆盖，另请人画上为公爵歌功颂德的壁画，这就是我们今日所见的金碧辉煌却不免俗气难耐的大厅了。这大厅的变故，不正是佛罗伦萨文艺复兴盛极而衰的生动象征吗？而对着现存的那些模效米氏风格(作画者以米氏学生瓦萨里为首)、但神采黯然的壁画，人们怎能不生“狗尾续貂”之感。回国后听说，目前已在用现代科学仪器寻找被覆盖的列、米两人的真迹，但工作相当艰巨。
在这个五百人会议厅前沿中央壁龛之内，还竖立着米开朗琪罗雕刻的“胜利者”像，虽为出自米氏之手而保存完整的名作，但放在这儿却非米氏的本意。原来这尊白色大理石雕像是米氏为一位教皇的陵墓制作的，可能由于艺术家觉得它立意深刻，爱不释手，就没有把它交给雇主，而一直留在身边。米氏死后，他的侄儿才把这尊“胜利者”献给美第奇公爵科西莫一世。可能是由于慕艺术家的大名，也可能出于对胜利这个吉祥字眼的喜欢，从一五六五年起它就被放在这个新修饰的大厅最显眼的位置上了。但是，这尊被罗曼·罗兰赞赏为象征着艺术家整个生涯的雕像，精神上却和大厅那种珠光宝气的豪华完全异趣，它也不单纯是表现一种制服强敌的胜利，而是一个“折了翅翼的胜利之神”，且看罗翁描写它的那段名文：“这是一个裸露的青年，生成美丽的躯体，低低的额上垂覆着卷曲的头发。昂昂地站着，他的膝盖踞曲在一个胡髭满面的囚人背上，囚人蜷伏着，头伸向前面，如一头牛。可是胜利者并不注视他。即在他的拳头将要击下去的一刹那，他停住了，满是沉郁之感的嘴巴，和犹豫的目光转向别处去了。手臂折转去向着肩头，身子望后仰着；他不再要胜利，胜利使他厌恶。他已征服了，但亦被征服了。”罗翁最后两句极富哲理的话，按我粗浅的理解，也可看作是盛期文艺复兴“虽有光辉创造、却又回天无力”的时代悲剧的很好说明，它不仅可看作米氏生涯的象征，也是整个时代的象征，在一定程度上也可用于和米氏有同样的历史地位的同乡马基雅维里身上。
正是这种“征服了亦被征服了”的时代特点，使马基雅维里的政治观和历史观显得相当复杂，而且充满矛盾，他已认识到当时政治的急务是强兵集权，建立统一国家，然而城市共和政治对此无能为力，于是他只好寄希望于君主政体，根据历史经验和个人见识来塑造一个理想的君主。在写《佛罗伦萨史》之前数年(一五一三)已完成的《君主论》，就表达了这样的主题。他大胆地抛弃了一些世俗偏见，惟强兵集权是务，为达目的可不顾一切。这本为他赢得“政治学之父”的桂冠的名著，同时也引起了后世无穷的误解，甚至以“马基雅维里主义”当作阴谋诡计和无耻暴行的辩护词。其实，就象马氏在谈到安吉阿里之战时强调只死了一名士兵那样，他在《君主论》中对政治家的手段、计谋、气度等等问题的讨论，是由于集中注意于权的掌握而不惜揭露统治阶级讳莫如深的隐私。且看他在《论君主如何守信》这一章中是怎样说的：
“君主应该兼用人兽竞争之术，兼有两者之长。所谓君主要效法野兽，主要是指狐狸与狮子。因为狮子虽勇而不知有陷阱，狐狸虽猾却不能抗恶狼，因此须兼备狮狐之长，如狐之善识陷阱，如狮之威敌群狼。一个聪明的君主眼见遵守前约于己不利的时候，就不能，也不应该讲什么信用，或者，当那些使他守信的理由已不存在时，他就不妨失信。假若人人都是圣贤，我这种说法当然不能成立。可是人性邪恶，他们不会守信于你，你又何必跟他们讲什么信用。君主应该见风使舵，随机应变，能做好事时尽可多做，但在不能做时，又知道如何另辟蹊径。只要他行事处处专为掌权保国且获得成功，他的手段就是体面的，并且为人称道。”(《君主论》第十八章，据习祜同志未发表的译文)
可以说，在各个阶级社会中，这些都是统治阶级秘而不宣地遵奉力行的信条，只是没有人象马氏这样言之成理地写成白纸黑字罢了。他这个理，也可说是阶级社会政治现实之理，是权的强调必然导致之理，并且和文艺复兴文化的资产阶级实质很有关系。
十九世纪以来，历史研究逐渐发现，在资本主义发展之初，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君主国完全符合时代要求，而西欧各国的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也正是从这种君主国脱胎而来。由此可见，马氏确实抓住了当时政治问题的关键，远见卓识，令人钦佩。我在佛罗伦萨的圣塔·克罗齐教堂中见到了马氏的纪念墓，碑上以古典风格刻一女神，右手持马氏浮雕像，左手持羽笔卷牍。马氏之墓与伽里略墓隔厅而对，并和米开朗琪罗墓、但丁纪念碑并列一边。米氏墓建于十六世纪，伽氏墓十七世纪，马氏墓则是在十九世纪中叶重新修建的，虽晚了三百年，却说明佛罗伦萨人民终于承认了他们伟大前辈的业绩。据说，曾有人想到要把上面提到的那尊“胜利者”像放在米开朗琪罗墓上，可惜未能如愿。但在我心目中，确实觉得这尊雕像若奉献给安眠于这座庙堂中的文艺复兴英雄——既包括米氏，也有马基雅维里和伽里略，实在非常合适。
马基雅维里之墓
在圣塔·克罗齐教堂瞻仰之余，我也想起西方史学界对文艺复兴的研究，就象对马氏的认识一样，百余年来几经周折，目前又逐渐接近新的综合。十九世纪中叶，当人们为马氏之墓建立新碑的时候，史学界以布克哈特为代表，对文艺复兴这个“西方文明之母”持肯定观点，颂扬颇多；到二十世纪初，又掀起一股否定的潮流，批斥甚烈。第二次大战后，西方史学界又出现研究文艺复兴的新高潮，既接受了否定派的挑战，又基本上坚持了布克哈特的传统，故称之为新的综合。这种认为文艺复兴研究经历了正一反一合三段辩证发展的观点，最早是在一九五九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召开的学术讨论会上由主持人提出，并得到与会各国专家首肯的(那次会议的另一目的是纪念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出版一百周年)。我的朋友布鲁克尔，也正是战后出现的新研究者之一。从一九五九年以迄今日，又过去了四分之一世纪，新的综合当然续有进展，不仅对文艺复兴历史及文化的认识更为丰富、具体和深刻，接触史料也更全面，从私人信札、企业账目以至税务卷宗，无不搜罗整理，而且用电子计算机统计分类，编成软件，以期全而不杂，多而不乱。他们的努力尽管见仁见智，各有不同，但在符合于学术研究的辩证规律这一点上，对我们还是很有启发意义的。至于马氏的历史观点和政治哲学，联系到几十年来国际国内的风风雨雨，恐怕是更能“于人有深省”了。这使我想起早在第二次大战前，罗素就说过的一段话：“这世界已经比向来更类乎马基雅维里的世界，现代人谁希望驳他的哲学，必须作一番超过十九世纪时似乎有必要作的深思。”(《西方哲学史》中译本下卷第27页)罗翁是眼见到希特勒法西斯的崛起与横行而作此慨叹的。对现代人始终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的，是如何作出那种“超过十九世纪时似乎有必要作的深思”，把人的颂歌和权的强调在适应现代水平的情况下更高地结合起来。比起史学研究中的新的综合，这当然是意义更为重大的，也更难实现的一种“新的综合”。然而，漫步在佛罗伦萨街头，在亲身感受到阿克顿所说的那种“浮想联翩”的历史体验外，我也感受到了现代世界正走向这个新的综合的巨大力量。当然，以我的平凡，这些感受毫无惊人之处，但自己却以为是丰富的：它大到那使我得以飘洋过海的祖国的春风；远到那万里之外的美国友人的关怀；也细小、甚或琐碎到那佛罗伦萨古街深巷的中国餐馆的一缕幽香……
朱龙华
《佛罗伦萨史——从最早时期到豪华者洛伦佐逝世》
作者: 尼科洛·马基雅维里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译者: 李活
定价: 21.0
丛书: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历史地理
《佛罗伦萨史》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历史学的巨著。作者摈弃了过去排列史实的编年史写法，用生动具体的文笔记叙了意大利佛罗伦萨从建立城邦直至1492年止的历史；他一反过去教士修史充满宗教迷信的做法，而用人的行动来解释历史的发展变化。书中提供了一些生动的史料，例如：梳毛工人起义经过、美第奇家族的商业经营和统治的部分情况，以及对热那亚的圣焦尔焦银行的描述等。但更主要的是，作者运用人文主义的观点，写了人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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