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坊 | 城邦:希腊政治思想历史背景

典型的古代城邦是一个共和国，不是君主制，更不会是超出或者反宪制的僭主制或者独裁制度。共和制几乎必然地要推进人们高兴地称之为公共福祉的目标，但它也可能意味着相当不同的东西，而且可以用非常不同的方式来实现。例如，“大多数政府试图扼杀政治……“这一矛盾结论，就典型地表现了近代一个独特的现象，同样也可以用来指近代所有共和制国家的变种。理论和实践之间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也许会让一个古代希腊的共和派感到迷惘或者恐怖。对两者的割裂，简洁的解释就是：近代的政府是国家的一分子，一个组成部分，而城邦，就其无所不包的目标来说，可以被划分到或多或少完全无国家的政治共同体一类中去。”

城邦政治（包括重要性不亚于正式政治制度的政治文化）与近代以国家为基础和以国家为中心的国体的政治之间的区别，我们既可以从积极的，也可从消极的方面加以讨论。从积极方面，而且是其本质的方面来说，主要的区别在于，希腊的政治活动具有直接、不假思索和参与性的特点。公民本身就是城邦，在“我们"即普通公民和 “他们"即政府或者政府官僚之间没有区别和对立。确实，对亚里士多德来说，城邦和前城邦或者非城邦社会之间的基本区别，就在于城邦是一个由拥有确定荣誉和义务的成年男性公民所组成的强大共同体。当然，他更喜爱的、积极参与式的公民定义可能更适合于民主政治而非寡头政治。相应地，那些被划入公民范畴的人，因此也就是有权参加政治的人，被狭隘地限定在那些父母明确的自由男性中。他们的妻子以及其他女性亲属最多也就是个二等公民。居留的外国人，即使他们是希腊人，最多也就是成为地位低一等的外邦人。至于那些不自由的人，从定义上看，被剥夺了所有政治和几乎所有的社会荣誉。

从消极方面来说，城邦（相对的）无国家形态表明，与近代，特别是近代自由的国家共同体的条件相较，它本身缺少一系列东西。在希腊，不存在不同于政府及其机构的、黑格尔意义上的市民社会，也没有正式的、制度化的权力分离。在希腊城邦中，无论是谁（不管是一个、部分还是全体）进行统治，他在立法、司法和行政领域都如此。另一方面，虽然现代法学家试图从中发现法律“主权”的观念，但为公民服从提供动力的主权，如果它确实存在过，也仍然是模糊的。那里没有近代意义的政党，所以也没有忠诚的反对派概念，没有合法的为反对而反对。那里没有适当组成的治安力量来维持公共秩序，如果有，最多只是非常有限的力量，如雅典仅有由国家拥有的西徐亚奴隶弓箭手。因此，自助不仅可取，而且必然。当时没有对公民不服从的合法公众宽容，所以〈如苏格拉底的审判最清楚地表现的那样）正直的反对者也从不诉求于这一概念。最后，那时没有个人的、天然的生命权和自由（如18世纪法国的《人权和公民权法案》规定的那样），甚至作为比喻都不曾有过，更不用说以法律形式将其置于优先地位了〈如美国的《权利法案》那样）。可能存在的，最多也就是暗含的前提或者不明确的对政治授权的期望，如我们在伊索诺米亚的概念或者在民定法保护下的地位平等与特权中所见到的那样。

James Stuart 与 Nicholas Revett 描绘的雅典古迹，1762年

古代和近代共和国之间的这种差别，并非纯粹的物质生产或者技术因素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结果。毋宁说，希腊人所以如此强调自我控制的必要性，很大程度上是道德的选择。如果公民们能够控制自己，那他们就有能力和有权统治其他人（他们本人的妻子、儿女以及其他无公民权的居民，不亚于上述的生理意义上的外人）；另一方面，如果不能自我控制，将导致对共同确定的适当行为的违反。如果这种出格伴随着暴力，他会受到非正式的谴责，并因其傲慢受到正式惩罚；而傲慢是公民犯罪中最严重的。

同样因为希腊城邦的无国家形态，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冲突现象的广泛流行以及理论上对它的关注。冲突的意思是公民不和谐或者公开的内战。它的产生还有另外几个原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一方面是公民集体观念上的平等主义——伊索诺米亚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 ； 另一方面存在着特别富有魅力却没有获得（他们相信是这样）他们应得的地位和荣誉的人。从政治斗争的角度看， 希腊人对政治的典型解释是：它是竞技比赛式的零和游戏，其目标是个人荣誉的最大化。民主政治时代的雅典能够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成功地压制了精英阶层为政治荣誉进行的公开斗争，或者说把它引导到对社会有利的方向，是相当特殊的现象。“

冲突现象发生的第二个也是更重要的原因，是在社会更深层次上发挥作用的经济分层化。贫穷总是伴随着希腊人，他们对贫穷的标准界定明显宽泛。除了社会一端那些非常富有的和另一端的无产者以外，所有人都被视为“穷人"。将富人和其他人区分开来的标准是闲暇，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他是否为生存而被迫工作。典型的情况是：思想家和实干家一样认为，富有公民和贫穷公民之间是一种永久的对立关系，其恶化的政治形式容易成为“政治层面上的阶级斗争"。“可是，从逻辑上说，当希腊人聚集在一起相互竞争做出决定时，冲突只是可能导致公民集体分裂的最极端表现。

James Stuart 与 Nicholas Revett 描绘的雅典古迹，1762年

冲突的悖论确实就在于此，这是一个让人讨厌的现象。可是，即使考虑到希腊城邦的结构，它在某种程度上也不可避免，甚至应得到支持。"正是因为这种内在的危险一一把投票上的分歧转变成内战，所以政治冲突中两个主要的阵营中占主导地位的政治理想永远都是homonoia（一致），不仅仅是一致，或者是对少数或多数人意志与权力的被动认可，而是实实在在的“思想一致"，即在积极参与和具有政治决定权的公民中达成绝对的一致。另外一些希腊政治思想家，即使不是一相情愿地，也是更具理论色彩的人，至少从修昔底德（VIII，97 · 2）以来，讨论了“混合"政制的优点，认为它会按照理想向所有参与竞争的集团和个人提供某种本质性的东西。可是，如果事实证明一致和混合政制行不通，人们就会期待希腊公民、法律，甚至可能要求他们和自己的公民同胞进行生死决战。

古代希腊和近代早期（及其以后）西方政治思考之间的矛盾，在派别问题上鲜明地表现出来。从霍布斯（Hobbes）到麦迪逊（Madison），与近代早期对民众直接参与政治的憎恨相适应，派别都被视为一个可怕的古代怪物，需要从近代的、“进步的"政治生活中清除出去，因此所得到的评价都是负面的。在19世纪的工业化国家中，随着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堀起为政治领域的强大势力，人们也只是抱怨那种敌视派别的传统，并且对其加以美化，或者以不同类型的革命化政治的名义加以反驳。与古代相反，尽管日益遭到各种不同类型的共产 主义思想的挑战，但经常以自由民主制外衣表现出来的近代多元主义和自由主义理想，其独特之处仍在于，它需要而且认为，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和结构上分化的国家的存在是它们的前提。”

(本文选自《剑桥希腊罗马政治思想史》，商务印书馆出版)

科林斯出土的描绘特洛伊战争的陶罐绘画

《剑桥希腊罗马政治思想史》

编者: [英]克里斯托弗·罗 / [英]马尔科姆·斯科菲尔德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译者: 晏绍祥 
出版年: 2016-3-1
页数: 720
定价: 120.00
装帧: 精装
丛书: 剑桥政治思想史丛书

《剑桥希腊罗马政治思想史》是英语世界第一部综合研究古代希腊罗马政治思想的著作，始于荷马，止于古典晚期，以基督教和异教对神圣的与人类秩序的思考终篇，主题是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及一系列思想家的研究，它将帮助读者真正理解西方政治思想观念及其发展脉络。

译者简介：

晏绍祥，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会副会长、秘书长，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会古代史专业委员会会长。主要从事世界古代史、尤其是古典世界历史、古典传统在西方世界的演变等领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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