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坊 | 裕尔：《东域纪程录丛》（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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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34期

19世纪英国汉学研究的标志性成果

古代和中世纪远东研究者的便览手册

《东域纪程录丛》是英国著名学者、汉学家亨利·裕尔最重要的作品。西方学者对于东方的兴趣由来已久，并撰写了关于东方的大量著述，裕尔试图把这些著述加以搜集整理，使得西方人更好地了解东方，认识东方。从另一方面看，我们同样可以从中了解到西方人对于东方的认识和看法，更深刻地了解西方文化。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东域纪程录丛》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编辑推荐

东域纪程录丛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英〕裕尔  撰 〔法〕考迪埃  修订张绪山  译出版日期：2021-6【内容简介】本书是写于19世纪中叶的汉学名著，记录了中世纪末叶以前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认知过程。作者几乎搜集了其当时所接触到的西方关于中国的所有研究成果，并进行了研究和考证。原著于1866年初版，1913—1916年修订为四卷。本书为其第一卷，即序论部分，主要是对各卷所涉著作中关于东方特别是中国的材料价值进行分析和评论，并附以古代和中世纪西方著作中关于中国的记载片段及其译注。本书所载关于中国的大量记载，真实可贵，展现了中外交往的早期情况。著名探险家斯坦因正是阅读了裕尔的《东域纪程录丛》和《马可·波罗游记译注》之后，才踏上了东方的探险之路。本书堪称为“19世纪英国汉学研究的标志性成果之一”。

斯坦因探险

【作者简介】亨利·裕尔（H.Yule,1820—1889），出生于苏格兰，后进入伦敦大学学习，但受其父亲影响，他认为他的人生目标不是伦敦和法律，而是印度和军队，因而随后开始了长达22年在东方主要是在印度的军旅生涯。后返回英国，开始了学术著述研究和写作，先后出版了《东域纪程录丛》与《马可·波罗游记译注》，这两部书被公认为中世纪地理历史学名著，为裕尔赢得了巨大声誉，确立了他作为历史地理学权威学者的地位。修订者考迪埃（ Henri Cordier,1849—1925），法国著名汉学家，尤其擅长于中西关系史及文献目录学。著有《中国学书目》，是西方汉学文献学的奠基之作。经他修订过的《东域纪程录丛》反映了汉学研究的进步和发展，质量更上层楼，也显示出该书在西方长久不衰的学术价值。 【译者简介】

张绪山，清华大学历史学教授，兼任北京大学希腊研究中心学术委员、南开大学东欧拜占庭研究中心研究员，长期致力于中外关系史和中世纪史的研究。著有《中国与拜占庭帝国关系研究》，先后翻译了《封建社会》《国王神迹》《何为封建主义》等经典学术名著。

大秦景教碑

目录

译者引言

献词和前言

第二版前言

第一章  东西交流最初的遗迹、希腊罗马的中国知识

第二章  中国对罗马帝国的知识

第二章*中国与中亚的交流

第三章  中国与印度的交流

第四章  中国与阿拉伯的交流

第五章  中国与亚美尼亚、波斯等国的交流

第六章  中国的景教

第七章  蒙古时代以前有关中国的文献资料

第八章  蒙古统治下中国以“契丹”之名见称

第九章  契丹演变为中国。结束

附录

    一、《厄立特里亚海周航记》节录

    二、托勒密《地理志》节录

    三、梅拉《世界志》节录

    四、普林尼《自然史》节录

    五、包撒尼亚斯《希腊道程》节录

    六、马赛利努斯《历史》节录

    七、普罗可比《哥特战争》记蚕种传入罗马帝国

    八、弥南德《希腊史残卷》所记突厥可汗和拜占庭皇帝之间的交往

    九、科斯马斯《基督教风土志》节录

    九*、赵汝适《诸蕃志》记大秦国

    十、西安叙利亚文-汉文景教碑之发现

    十一、《中国印度见闻录》所载阿拉伯作家笔下的9世纪印度各国

    十二、《伊本·穆哈利尔游记》节录

    十三、阿布尔菲达《地理学》节录

    十四、《海屯行记》节录

    十四*、《克拉维约东使记》记契丹节录

    十四**、《尼古拉·康蒂行记》节录

    十五、托斯堪内里致里斯本主教费尔南多·马丁斯信节录

    十六、约萨法·巴巴洛契丹闻纪节录

    十七、《沙哈鲁遣使中国记》注释

    十八、拉姆希奥所记哈吉·马哈迈德关于契丹谈话节录

    十九、布斯伯克所记土耳其漫游僧契丹见闻节录

本书引用书目（含书名缩略语）

索引

译后记

《契丹人引马图》

精彩试读

“China”的由来与关于契丹的记录

一

我们称之为中国的这个幅员辽阔的古代文明之邦，在西方人看来，总是朦胧若庞然大物；尽管相距遥远，但还是形成巨大的视角。我们发现，在不同的时代，它或者被视为沿亚洲巨大的半岛和岛屿形成的南部海路的终点，或者被视为横穿亚洲大陆北方陆上通道的终点，依照上述情况它以不同名称被区别开来。

在前一情况下，它几乎总是以“秦”“秦奈”“支那”（Sin, Chin, Sinae, China）之类名称见称；在后一种情况下，这个地区在古代被称为塞里斯（Seres）；中世纪为契丹国（Cathay）。

就像其他许多与远东贸易和地理相关的词汇和名称一样，Chin这个名称被认为是经由马来人传下来的，马来人以秦朝（Ts’in）之名称呼这个东方大国。公元前2世纪稍早的时候，秦朝建立过为时短暂但却强健有力的统治，将中国境内所有的邦国统一于它的统治之下，其征服活动大大超越了南方和西方原有的疆界。

不过，我们有理由相信，“支那”（China）一名在更早的时候即已使用，因为《摩奴法典》和《摩诃婆罗多》已提到它。《摩奴法典》和《摩诃婆罗多》都是早于秦帝国许多世纪的作品。《摩奴法典》中称，“支那斯”（Chinas）是一个堕落的刹帝利种姓。虽然两部作品中所显示的这个国家的地理位置确实很不准确，但在缺乏与此相悖的客观证据的情况下，似乎有理由相信，对当时的印度人来说，“支那”（China）这个名称所代表的就是现在的中国；同时，印、中两国天文学体系的一部分内容也极有力地显示，中印两国古代的交流源远流长；这些交流如此古老，甚至在中国的影响深远的史书中也失记了。

（摘自第一章第1、2小节） 

《摩诃婆罗多》

二

尼科罗·康蒂（Nicolo Conti）的游记中包含着更多有关契丹的详情。游记约在1440年由波吉奥·布拉西奥利尼（Poggio Bracciolini）用拉丁文记载下来，《15世纪的印度》一书中载有译文。康蒂的叙述中没有明确说他是否曾亲到过契丹；但我认为，其内在的证据说明他一定到过中国。他简略地提到汗八里（Cambaleschia）和临朝契丹皇帝所建的另一座大城，他称这座城市为“南台”（Nemptai），说它人口众多，为诸城之冠。他提到这个国家非常富庶，人民的儒雅、文明，可与意大利人相媲美。契丹国商人极为富有，其船舶之大，远过于欧洲的船只，船体呈三边结构，为安全之故分成不透水的隔水舱。他说：“契丹人称我们为佛郎机人，其他民族是瞽目人，我们佛郎机人是独目人，只有他们以双目观看事物。”在东方诸民族中，唯有契丹人进餐时使用桌子和银制碟具。女人们化妆饰面。在山侧凿穴为墓，上方起拱门，外边围以漂亮的墙壁。所有这些细节都完全准确，除非亲身经历，几乎不可能获得。

（摘自第九章第2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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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案 | 杜廷广
  微信编辑 | 张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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