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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于 2021年6月14日 被检测为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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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出于对圣经的错误理解，或自己对信仰的错误感觉，认为：基督徒群体就应该与世界上其他组织不同，就应该没有约束；信仰就是个人与神之间的直接关系，任何人为的章程、制度、规范、约束，都是在侵犯了神对他的直接引导。而且，神不是讲爱吗？既然神都这样爱我，倘若教会还设立制度来约束我，岂不是违背圣经的教导吗？ 但这些人没有想过，神既借着基督的流血舍命给了基督徒自由，却也赐下律法作为基督徒行事为人的准则。自由和界限是相匹配的。没有界限的自由并不是真自由，而是由自，是放纵。组织中的成员，只有在界限保护下，才能享有真正的自由。否则，你的自由可能就成为别人的噩梦！在没有章程和制度的教会中，那些在教会会议中任意发言，不服权柄的，通常是那些对真理所知不多，属灵生命也不太好的信徒。这些人的肆意妄为使得教会会议决策属世，效率低下，也令一些有属灵生命的基督徒痛苦不堪。 而且，神爱我们，并非是无条件地满足我们肉体与情欲的需要，让我们放纵自己；而是要在爱中建立我们，让我们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弗4:13、4:16）。因此，管教正是神爱我们的明证（来12:5-11）。 二、中国文化中对体制的普遍反感。
中国的传统文化，表面上看强调制度（法制）和整齐划一，但这种一致与统一是外部强大压力下的假象。中国人骨子里是反制度的。因为常受到强加于自己的各种制度的辖制与苦害，咱们中国人对制度有先天的反感，这种反感导致我们对规则缺乏基本的敬畏——而这种敬畏恰恰是任何制度得以流畅执行的关键。中国在社会任何领域都是“一管就死，一放就乱”，其根源也在这里。 但这种对规则和体制的先天反感，并不理性。纵观人类历史，一种规范，倘若制定的原则符合公义，制定过程又能保证公开、透明，那么这种规范并不必然剥夺弱者的权益。相反，事实上，好的规范与制度（例如：建立在圣经基础之上的规范与制度），恰恰能最大限度地保护弱者的权益并限制强者的特权，进而使整个组织的全体成员受益。在教会实践中，就有在神学思想上反对建制的牧者，由于缺少相应的制度保护，在服事过程屡遭伤害，最后被迫离开自己所创建教会的现象。 三、对宗教改革的错误认识。
受到国内某些社科类书籍对宗教改革错误解读的影响，有些基督徒也用“造反”的观念来理解宗教改革，认为宗教改革的最大成就，就是推翻了天主教神职人员对平信徒的压迫，推翻了天主教的圣品制度和使徒统绪，推翻了教会的权威，从而使信徒可以和神直接交流。 但这种对宗教改革的认识明显有误。宗教改革固然摒弃了天主教的圣品制度，也不再认为天主教教会本身拥有并实际分配神超自然的恩典，但从来没有否认教会中应当有圣职人员，也从未否认教会的权威，更从未否认教会应有相关的制度建设（这可以从改教后三大主流宗派，路德宗、圣公会和改革宗等教会的体制中得到充分的证明）。相反，宗教改革对于正统教会论的一大贡献，就是确立了真教会的三个标志：一是真正地宣讲圣道；二是正确地施行圣礼；三是忠心地执行教会纪律 。而这每一项标志，几乎都无法离开教会的体制与治理。 四、对圣经教义的错误理解。
这些人受到敬虔主义和寂静派的影响，高举圣灵在教会中的超自然引导，否认神会使用恩典媒介（圣道、圣礼和祷告）来分配祂的恩典，反对教会中建立任何形式的制度与规范，他们认为神在传递祂的恩典时是不依赖任何手段，是绝对自由的，任何的章程和制度以及秩序的维护都会干扰圣灵在教会中的工作。 但这种担心并无道理。这些人过于看重神的国已然成就的部分，却忽视神的国未然成就的部分。因着相信基督的救赎，信徒们在司法上的确被称义了，然而我们还走在成圣的道路上，我们还会受到败坏肉体的辖制，还会产生各种不符合圣经的思想、意念和行为，使自己和身边的人处在试探和凶恶之中。尤其是在教会建立与牧养中，那恶者更要挑动人心中的恶念，使我们彼此拆毁，互相攻击。这个时候，教会内部的章程和制度（尤其是那些经过历史检验的章程和制度），就能很好地遏制人心中的罪性，使每个人不敢擅自越界，只行在自己的规范之内。 也许有人说：“我们也不是没有规范，我们不是有圣经吗？我们按照圣经上神的话语去行不就可以了吗？”但这是大而无当的属灵空话！遇到具体情况，圣经中那么多的字句，我们究竟该按哪一条去执行呢？在具体的教会实践中，我们总还是要按照整本圣经的原则，总结和归纳出一些适合当下自身教会的成文规章，以便教会好遵照执行。更何况，教会中总有些人，会断章取义地利用圣经中的经文，为自己的犯罪行为进行辩解。 我们当然不否认圣灵对教会有超自然的引导，但客观而论，在现今的世代，这种引导并不常见，正如在教会历史中绝大多数的时期一样，圣灵更多地是透过人的常识、理性，在圣经真理的基础上，在教会整全制度的规范中，完成其对教会的带领。 事实上，自从使徒教会以来，教会中就从未缺少过治理规范，早期教会甚至要求会友们在认真慕道三年之久，完全熟悉基督徒的行为规范之后，才对其予以受洗。这虽不一定成为我们今日教会章程之规定，但教会自使徒时代以来对自身建设之重视，对会友要求之严格，可略见一斑。只是到了近代，随着人本主义思想的侵蚀，自由派神学的兴起，人们对信仰的要求才逐渐降低，也才出现了这种不委身教会的基督徒。而在十七、十八世纪的教会，一个自称是基督徒的人不重视信仰，不委身教会，不恪守主日，被视为是不可思议的。 现在不少基督徒喜欢一些网上或纸上牧师的证道，却不重视自己教会的牧者，这是不对的。这些网上或纸上牧师的信息，只能当成辅食，而不能当成正餐。神是一位有秩序的神，在施行祂的恩典时，一般是使用自己设立的媒介，因为神喜悦约束自己使用这些媒介 。既然神是通过祂在教会中设立的恩典媒介来祝福祂的子民，那么一个基督徒若不委身教会，自然就很难领受到祂的特殊恩典——这也是许多信徒东奔西跑，到处学习、听道，却很难得到生命长进的原因。 而教会对会友的整全牧养也绝非只是在主日上午讲一场道那么简单，它包括牧者的探访与关怀，包括神学的学习，包括周间的聚会，也包括弟兄姊妹之间的彼此团契相交，也就是使徒信经所言的“圣徒相通”来完成。以弗所书4章11到16节，就确立了这种教会牧养的模式。而这种牧养模式也决定了教会应该呈现出某种治理体制。教会作为一个体制，乃是以建制的形式存在，并透过神所设立的圣职人员和媒介来运作，作为体制或组织的教会（信徒之母）是实现最终目标的媒介，这个目标是在作为生机体的教会中找到的，即信徒的群体（信徒的相通）。 国外有牧者说，中国教会只有救恩论，而没有教会论，本文深以为然。这固然有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政治逼迫的历史背景，使教会无法有形地存在，但我们得说，导致中国教会没有建制的真正原因，还是以上所提到的那些神学思想。逼迫中的教会是否就一定不应该有，或无法进行制度建设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使徒时代的教会就一直处于逼迫之中，但正如以上所列举的经文所描述的那样，使徒保罗所建立的教会依然显示出一定的治理架构。面对逼迫，正确的思路应该是，越逼迫，教会越应该有规范的制度，使教会在逼迫面前更加团结，更加有力。 当然，我们也并不认为只要建立起教会的制度，只要建立了教会成员制，教会内部所有的问题就都能得以解决，信徒们属灵的生命就都能自动得以成长。但可以预期的是，一个建制的教会起码可以杜绝一些最基本的错误，去除一些最邪恶的罪行，可以通过领圣餐会友资格的审核，把一些最基本的属灵真理教导给信徒，从而避免极低水平的信仰，使会众们可以逐步行在主的正道之上。 回到文章的开头，如果为这些基督徒施洗的教会，在他们信主起首时，就能教导他们正确的真理，能有合格的慕道班考核，能有一些基本的劝勉，教会内部的章程中能有一些基本的纪律和道德约束，或许就能避免类似的情况。 教会纪律的目的是双重的。首先，教会试图借着接纳和驱逐教会成员来执行基督的律法；其次，它的目标是确保教会成员顺服基督的律法，以提升他们的属灵造就。这两个目标都效力于一个更高的目的，那就是维护耶稣基督教会的圣洁 。而教会的圣洁岂不正是我们这些牧者们理当致力的目标吗？ 本文并不讨论，在教会中到底是应该实行哪一种治理模式——会众制（众会友治会）、长老制（众长老治会）、抑或是主教制（主教治会）——更符合圣经的启示。但我们得说，一个教会如果不去思考建立制度，不去实行会友成员制，那么，最后的结果，通常是变成主教制，尽管这个牧者或许并不了解什么是教会历史上的主教制。 国内有牧者说，今日中国的家庭教会犹如圣经历史中的士师时代，大家没有规矩，任意而行。此话有一定道理。真心盼望中国教会能及时纠正这种“忽视教会，强调个体”的神学思想，使教会成员们更加团结与委身。但愿中国家庭教会都能够建立起合乎圣经规范，合乎自己处境的教会制度，并且联络整齐成为耶路撒冷的城墙，成为神国度荣美的见证。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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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制？还是反建制？
文 | 陈约翰
生命季刊微信专稿
这些人出于对圣经的错误理解，或自己对信仰的错误感觉，认为：基督徒群体就应该与世界上其他组织不同，就应该没有约束；信仰就是个人与神之间的直接关系，任何人为的章程、制度、规范、约束，都是在侵犯了神对他的直接引导。而且，神不是讲爱吗？既然神都这样爱我，倘若教会还设立制度来约束我，岂不是违背圣经的教导吗？ 但这些人没有想过，神既借着基督的流血舍命给了基督徒自由，却也赐下律法作为基督徒行事为人的准则。自由和界限是相匹配的。没有界限的自由并不是真自由，而是由自，是放纵。组织中的成员，只有在界限保护下，才能享有真正的自由。否则，你的自由可能就成为别人的噩梦！在没有章程和制度的教会中，那些在教会会议中任意发言，不服权柄的，通常是那些对真理所知不多，属灵生命也不太好的信徒。这些人的肆意妄为使得教会会议决策属世，效率低下，也令一些有属灵生命的基督徒痛苦不堪。 而且，神爱我们，并非是无条件地满足我们肉体与情欲的需要，让我们放纵自己；而是要在爱中建立我们，让我们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弗4:13、4:16）。因此，管教正是神爱我们的明证（来12:5-11）。 二、中国文化中对体制的普遍反感。
中国的传统文化，表面上看强调制度（法制）和整齐划一，但这种一致与统一是外部强大压力下的假象。中国人骨子里是反制度的。因为常受到强加于自己的各种制度的辖制与苦害，咱们中国人对制度有先天的反感，这种反感导致我们对规则缺乏基本的敬畏——而这种敬畏恰恰是任何制度得以流畅执行的关键。中国在社会任何领域都是“一管就死，一放就乱”，其根源也在这里。 但这种对规则和体制的先天反感，并不理性。纵观人类历史，一种规范，倘若制定的原则符合公义，制定过程又能保证公开、透明，那么这种规范并不必然剥夺弱者的权益。相反，事实上，好的规范与制度（例如：建立在圣经基础之上的规范与制度），恰恰能最大限度地保护弱者的权益并限制强者的特权，进而使整个组织的全体成员受益。在教会实践中，就有在神学思想上反对建制的牧者，由于缺少相应的制度保护，在服事过程屡遭伤害，最后被迫离开自己所创建教会的现象。 三、对宗教改革的错误认识。
受到国内某些社科类书籍对宗教改革错误解读的影响，有些基督徒也用“造反”的观念来理解宗教改革，认为宗教改革的最大成就，就是推翻了天主教神职人员对平信徒的压迫，推翻了天主教的圣品制度和使徒统绪，推翻了教会的权威，从而使信徒可以和神直接交流。 但这种对宗教改革的认识明显有误。宗教改革固然摒弃了天主教的圣品制度，也不再认为天主教教会本身拥有并实际分配神超自然的恩典，但从来没有否认教会中应当有圣职人员，也从未否认教会的权威，更从未否认教会应有相关的制度建设（这可以从改教后三大主流宗派，路德宗、圣公会和改革宗等教会的体制中得到充分的证明）。相反，宗教改革对于正统教会论的一大贡献，就是确立了真教会的三个标志：一是真正地宣讲圣道；二是正确地施行圣礼；三是忠心地执行教会纪律 。而这每一项标志，几乎都无法离开教会的体制与治理。 四、对圣经教义的错误理解。
这些人受到敬虔主义和寂静派的影响，高举圣灵在教会中的超自然引导，否认神会使用恩典媒介（圣道、圣礼和祷告）来分配祂的恩典，反对教会中建立任何形式的制度与规范，他们认为神在传递祂的恩典时是不依赖任何手段，是绝对自由的，任何的章程和制度以及秩序的维护都会干扰圣灵在教会中的工作。 但这种担心并无道理。这些人过于看重神的国已然成就的部分，却忽视神的国未然成就的部分。因着相信基督的救赎，信徒们在司法上的确被称义了，然而我们还走在成圣的道路上，我们还会受到败坏肉体的辖制，还会产生各种不符合圣经的思想、意念和行为，使自己和身边的人处在试探和凶恶之中。尤其是在教会建立与牧养中，那恶者更要挑动人心中的恶念，使我们彼此拆毁，互相攻击。这个时候，教会内部的章程和制度（尤其是那些经过历史检验的章程和制度），就能很好地遏制人心中的罪性，使每个人不敢擅自越界，只行在自己的规范之内。 也许有人说：“我们也不是没有规范，我们不是有圣经吗？我们按照圣经上神的话语去行不就可以了吗？”但这是大而无当的属灵空话！遇到具体情况，圣经中那么多的字句，我们究竟该按哪一条去执行呢？在具体的教会实践中，我们总还是要按照整本圣经的原则，总结和归纳出一些适合当下自身教会的成文规章，以便教会好遵照执行。更何况，教会中总有些人，会断章取义地利用圣经中的经文，为自己的犯罪行为进行辩解。 我们当然不否认圣灵对教会有超自然的引导，但客观而论，在现今的世代，这种引导并不常见，正如在教会历史中绝大多数的时期一样，圣灵更多地是透过人的常识、理性，在圣经真理的基础上，在教会整全制度的规范中，完成其对教会的带领。 事实上，自从使徒教会以来，教会中就从未缺少过治理规范，早期教会甚至要求会友们在认真慕道三年之久，完全熟悉基督徒的行为规范之后，才对其予以受洗。这虽不一定成为我们今日教会章程之规定，但教会自使徒时代以来对自身建设之重视，对会友要求之严格，可略见一斑。只是到了近代，随着人本主义思想的侵蚀，自由派神学的兴起，人们对信仰的要求才逐渐降低，也才出现了这种不委身教会的基督徒。而在十七、十八世纪的教会，一个自称是基督徒的人不重视信仰，不委身教会，不恪守主日，被视为是不可思议的。 现在不少基督徒喜欢一些网上或纸上牧师的证道，却不重视自己教会的牧者，这是不对的。这些网上或纸上牧师的信息，只能当成辅食，而不能当成正餐。神是一位有秩序的神，在施行祂的恩典时，一般是使用自己设立的媒介，因为神喜悦约束自己使用这些媒介 。既然神是通过祂在教会中设立的恩典媒介来祝福祂的子民，那么一个基督徒若不委身教会，自然就很难领受到祂的特殊恩典——这也是许多信徒东奔西跑，到处学习、听道，却很难得到生命长进的原因。 而教会对会友的整全牧养也绝非只是在主日上午讲一场道那么简单，它包括牧者的探访与关怀，包括神学的学习，包括周间的聚会，也包括弟兄姊妹之间的彼此团契相交，也就是使徒信经所言的“圣徒相通”来完成。以弗所书4章11到16节，就确立了这种教会牧养的模式。而这种牧养模式也决定了教会应该呈现出某种治理体制。教会作为一个体制，乃是以建制的形式存在，并透过神所设立的圣职人员和媒介来运作，作为体制或组织的教会（信徒之母）是实现最终目标的媒介，这个目标是在作为生机体的教会中找到的，即信徒的群体（信徒的相通）。 国外有牧者说，中国教会只有救恩论，而没有教会论，本文深以为然。这固然有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政治逼迫的历史背景，使教会无法有形地存在，但我们得说，导致中国教会没有建制的真正原因，还是以上所提到的那些神学思想。逼迫中的教会是否就一定不应该有，或无法进行制度建设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使徒时代的教会就一直处于逼迫之中，但正如以上所列举的经文所描述的那样，使徒保罗所建立的教会依然显示出一定的治理架构。面对逼迫，正确的思路应该是，越逼迫，教会越应该有规范的制度，使教会在逼迫面前更加团结，更加有力。 当然，我们也并不认为只要建立起教会的制度，只要建立了教会成员制，教会内部所有的问题就都能得以解决，信徒们属灵的生命就都能自动得以成长。但可以预期的是，一个建制的教会起码可以杜绝一些最基本的错误，去除一些最邪恶的罪行，可以通过领圣餐会友资格的审核，把一些最基本的属灵真理教导给信徒，从而避免极低水平的信仰，使会众们可以逐步行在主的正道之上。 回到文章的开头，如果为这些基督徒施洗的教会，在他们信主起首时，就能教导他们正确的真理，能有合格的慕道班考核，能有一些基本的劝勉，教会内部的章程中能有一些基本的纪律和道德约束，或许就能避免类似的情况。 教会纪律的目的是双重的。首先，教会试图借着接纳和驱逐教会成员来执行基督的律法；其次，它的目标是确保教会成员顺服基督的律法，以提升他们的属灵造就。这两个目标都效力于一个更高的目的，那就是维护耶稣基督教会的圣洁 。而教会的圣洁岂不正是我们这些牧者们理当致力的目标吗？ 本文并不讨论，在教会中到底是应该实行哪一种治理模式——会众制（众会友治会）、长老制（众长老治会）、抑或是主教制（主教治会）——更符合圣经的启示。但我们得说，一个教会如果不去思考建立制度，不去实行会友成员制，那么，最后的结果，通常是变成主教制，尽管这个牧者或许并不了解什么是教会历史上的主教制。 国内有牧者说，今日中国的家庭教会犹如圣经历史中的士师时代，大家没有规矩，任意而行。此话有一定道理。真心盼望中国教会能及时纠正这种“忽视教会，强调个体”的神学思想，使教会成员们更加团结与委身。但愿中国家庭教会都能够建立起合乎圣经规范，合乎自己处境的教会制度，并且联络整齐成为耶路撒冷的城墙，成为神国度荣美的见证。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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