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小区建设，看这位公安局长怎么说！

进入新时代前，我国社会治理的最小行政组织是乡镇（街道）、最小自治组织是社区（村）。进入新时代，很多地区进一步延伸最小自治组织触角，社区（村）的下面有了“网格”甚至“楼长、单元长”，社会治理的精度进一步提高、效能进一步增强。“网格”，一定程度上其实就是“小区”的代名词，在现代社会治理体系中，一个网格或是一个中、大型小区，或是若干小型小区。因此，小区在社会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

户籍政策的全面放开，极大促进了“社会人”的新一轮大流动；网络、高铁、民航的迅猛发展，又为全球任意两个点瞬间进行影像声讯联系、国内任意两个城市“一日达、当日返”提供了极大便利，对外合作交流、经济建设发展等，充满了无限生机。但与此同时，公共安全管理、社会应急管理、隐患排查治理等，又面临许多新的挑战和困难。

针对上述背景，依托小区管人、管物、管事，依然是终端管理和流程控制的关键环节，因为任何一个人不管如何流动，他终究还是要落脚于一个小区。而要实现现代环境下的终端管理和流程控制，仅靠传统的入户调查、上门走访、定期摸排等方式，已远远不能达及。于是，以信息化、大数据为支撑的智慧小区建设与管理，逐步成为现代社会治理的一个共识。

以往的智慧小区建设，大多采取四种模式：

一、政府投入，部门使用，企业建设、运维；

二、部门投入、使用，企业建设、运维；

三、企业投入、建设、运维，部门使用，政府或部门购买服务；

四、小区居民众筹投入、使用，企业建设、运维。

这四种模式，根据各个城市财政状况、整体规划等的不同，或选择其中一种，或多种方式并存，但都很难解决好三个弊端：1、选择其中一种的，难以在同一时段进行全面建设，合成应用存在问题；2、选择多种方式同步进行的，难以统一标准，打通壁垒存在问题；3、无论选择哪种方式，在企业社会责任观念没有得到根本性转变的前提下，使用单位最终难逃“遭受建设单位技术绑架”的风险，另选建设单位更会造成前期投入整体“打水漂”。对此，笔者不惜花费大量笔墨论述本文引言，就是为了产生“理念变革”的共鸣。

一、社会责任与追求利益并不矛盾，理应成为企业思想共识和自觉行动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依靠社会而存在的企业、个人等，在不幸遭遇困难、风险、侵害时，总会期望得到社会或他人的帮助，全社会、每个人都有遭遇这种不幸的可能，也都有及时伸出援手的责任。这种责任，就是社会责任。从个体看，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必须以营利为目的，这无可非议；但从整体看，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还要以履行一定社会责任为初衷，这理所当然。履行社会责任并非要让企业通过蚀本、亏损来“倒贴”社会治理，而是要让企业通过商机理念的转变，逐步把追求眼前利益转向追求长远利益、实现一种收益获得实现多种收益，既履行好社会责任，也壮大了自身发展。

（一）从企业商机看企业在智慧小区建设中的大收益。通过剖析网约车发展崛起模式不难发现，“滴滴平台”的上线催生了体量巨大的快车、网约车、顺风车等服务群体，引发了出行经济革命。当前，虽然部分互联网商务已经尝试融入小区居民的吃、住、行、消、乐等日常生活，但社区大量的居家养老、家庭医疗、临时看护、网络家教、义务教育及高等教育和继续教育名师名校在线点选、铁公水飞票务居家定制、最新电影大片定向投放、境内境外旅游资源定向推介等方面，尚有无限空间可以挖掘。谁能率先看到这些商机并抢占这份市场，谁就能主导这片空间并获得长期广泛收益。这就是说，智慧小区的积极建设者，必定是小区智慧条件下诸多商机的把握者、拥有者、获得者。

（二）从社会治理看企业在智慧小区建设中的名誉信。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要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要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通过现代信息技术展开智慧小区建设，一网融合政府部门、社区物业、企业单位多源数据信息，为“大数据”提供支撑；一网整合社区民警、社区干部、网格长、保安员、志愿者和社区居民等群体，为“网格化”充实力量，扩大群防群治的“朋友圈”；一网推送相关信息，让数据多跑路，让工作人员在人员核查、服务群众、矛盾调解等工作中不空跑、不白跑、不重跑，为“铁脚板”提质增效，从而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构建标准化、可拼接的基础单元。如此光荣的社会责任，企业理应积极履行、回报社会，并从中进一步提升知名度、美誉度、公信度，一个有名、有誉、有信的企业，必将获得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二、建设模式与顶层设计必须重塑，着力解决以往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和弊端

针对笔者在引言中阐述的“四种建设模式、三种应用弊端”，必须注重建设模式和顶层设计的重新选塑。

（一）建设模式要突出一个标准贯穿到底。通过认真研究和反复实践我们认为，在智慧小区建设领域，标准不一的多头建设是最大的根源弊端，既有省市县各级政府创新探索的试点，如江苏、浙江、广东、甘肃等多地侧重社区安防、治安管理及便民服务等内容；也有科技企业前瞻布局市场自主研发的产品，如中国电信“翼安居”；还有房企物业为提升商品住房竞争力配套实施的类似建设，如以物业管理、访客邀请等服务功能为主体的恒大智慧小区，各地区、各行业、各领域的建设成果和运用价值固然突出，但存在角度局限性、投入重复性。建设是为了应用，应用必须统一标准。要解决好三个问题：

1.谁来提出需求。统一的建设标准，源于清晰、完整的建设需求。从著名的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来看，智慧小区的建设标准，应当由公共安全、民生服务、城市建设三大系统结合自身社会治理职责和民生需求分别研究、集体会商提出，切不可分头拿需求、分开搞建设。

2.谁来统筹规划。统一的建设标准，源于“一张蓝图绘到底”。政府作为社会治理的领导者，必须结合经济发展、城乡建设等，牵头实施智慧小区建设的统筹规划。统筹规划应当注重“一套标准实施、一种接口打通、一个空间存储数据、一系列配套机制保证各方利益共享”。

3.谁来建设运维。统一的建设标准，源于前瞻性后续保障。电信、移动、联通等具备较强实力的运营企业，都可以通过政府公开招标或竞争性谈判成为建设者，但建设者必须同时成为一揽子到底的运维者，确保使用者和社会公众实现自身需求。

（二）顶层设计要坚持所有数据融在一起。以抗击疫情为例，社区防控作为防疫主战场，公安机关牵头整合了出入境、房产租售、票务、移动通讯、人车轨迹、生活缴费等各方面海量数据，为社区防控提供了精准的数据支撑。但在数据整合过程中，也切身体会到数据信息格式不统一、系统不畅通、权限不明确、安全不托底等一系列问题，政企、行业及民众之间的数据流通仍存在诸多壁垒，特别是各行业、各部门独立开发的一些智能化业务系统，顶层不相通、中间不关联、基层不交换，难以引用和支撑高质量、高效率的社会治理，而一家牵头、局部展开的智慧小区建设，更是难以在打通数据壁垒上有所作为。因此，数据必须全面融合，这是真正意义上智慧小区建设的生命力，否则，很可能成为昙花一现、中看不中用的“花架子”。

1.建设者如何融出经济利益。政府、部门、居民不出一分钱，由中标企业全套出资开展智慧小区建设，是我们的大胆设想。其可行性，源于建设者先期的社会责任、中长期的经济收益观念变革。建成后，大量的轨迹数据、需求信号、研判产品，不仅可以实现政府及部门的社会治理精细化需求，而且可以给企业带来无限的商机，这些商机，政府在统一标准规划时，可明文向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的倾斜。

2.使用者如何融出社会效益。庞大的数据共享，必然产生“核裂变”式的比对碰撞，高频率、极丰富的数据比对碰撞，必然给公共安全、民生服务、城市建设等，带来“颠覆性”的契机，也必然给广大公众带来无限可选择的需求实现空间，部门使用者、一般使用者，均“有利可图”。很快，全社会都会“爱上”智慧小区系统，这种爱，更会给建设者带来无限商机。

3.决策者如何融出发展利益。建设者和使用者各取所需、各得其所，而决策者又不需动用财政资金开展相关建设、后续维护，可以节省巨大资金用于扶持新兴产业、骄阳产业、城市新一轮建设、社会保障等，必将更好更快推动一方发展。

三、线下小区与智慧小区无缝对接，为新时代区域社会治理搭建坚实平台

智慧小区建设，核心在数据、关键在平台、生命力在于应用时的公共利益最大化。所以，线下的实体小区与线上的智慧小区，必须无缝对接。机制建设很重要，应坚持做到“六个定”：

（一）定制平台端口，拉动用户体验。打造具备数据处理能力和应用支撑能力的智慧社区软件平台，连接核心数据库，针对不同群体开放不同用户端口，保障政府部门、社区物业以及商户等各方进行管理和服务。社区端，侧重在线受理、提供社区、物业等服务。政务端，用于集成多种政务服务功能。警务端，开设报警处置、居住登记、风险管控、调解力量调度等功能，实现智慧社区与智慧警务的深度融合。居民端，开设居住申报、紧急报警、社区事务、生活求助、社区论坛、通知公告、政务服务、社区商务等功能。商户端，供社区周边房产租售、生鲜、家政、维修、托管、医疗、养老等多种商业资源进驻平台。

（二）定设融通模型，破除数据孤岛。建立统一的底层标准，按照统一格式、区域集中、互联互通的模式，建设智慧社区数据库，对不同应用子系统的数据采用集中、分类、一体化等策略，整合社区大数据、政务管理、社区安防、治安管理、配套服务等内容，保障支撑层内各不同应用之间的互联。导入权威的基础数据，统一规范标准和数据格式，形成实有人口、实有建筑、实有单位和标准化地址数据库，形成智慧社区的支撑层数据，在此基础上分层叠加停车、教育、医疗、旅游、人防工事、便民服务设施等公共资源数据，实现“一图包揽”。拓展丰富的动态数据，重点采集水、电、气、网流量数据，用户健康数据，人车轨迹动态数据等，支撑治安管理、打击犯罪，同时为类似新冠疫情等紧急突发事件的有效应对、高效处置预置智能平台、储备关键数据。

（三）定点标准单元，支撑智慧城市。以市域为单位规划智慧社区软件平台，建设数据中心，引接数据资源，配备安全防护系统，打造智慧城市的智慧中枢，供镇街道社区“组群”，居民、商户“进群”。街道社区工作人员既当基层管理员，也当智慧社区的网络管理员，将基于底层数据、动态数据和关联数据的标准化智慧社区平台，打造成为基层社区治理的“大脑”，全时精准掌握社区动态、矛盾纠纷、案件风险等，科学高效调配多元治理力量，助力打造社区治理新格局。通过整合智慧城市的基本单元，与智慧交通、智慧人社、智慧健康、智慧警务等平台采取嵌入、链接等方式相整合，实现智慧市域社会治理“一网通办”。

（四）定向把握商机，提高企业受益。通过智慧社区，有效催生、优化配置社区医疗、教育、养老、托管等公共服务资源，定制式、点对点实施社区圈的居家公共服务，也具有线上高效率下单匹配、线下服务质量可追溯等诸多优势。以养老产业为例，我国平均千名老年人口养老床位数不足40张，一方面产业体系不够健全，另一方面中低收入群体的经济条件较差，依托智慧社区的智能化、低成本居家养老具有巨大发展空间，空巢、独居老人通过穿戴设备与智慧社区平台的社区周边养老服务机构相连，可在家享受统一送餐、上门护理和紧急救援等服务。此外，还可依托智慧社区开设业主委员会、智能社区物业管理、智能家居管理等功能模块，进一步拓展平台服务面。

（五）定期梳理需求，全息服务公众。统合信息发布，在智慧社区平台开设自然灾害、重大疫情、戒严封锁、战时状态等重大事件预警发布模块，根据紧急情况区分警报等级，科学设置报警模式，确保重大事件广大群众知晓率。服务危机处理，以疫情常态化防控为例，还可植入危机事件处置模块，服务基层防疫任务执行。整合行政服务，综合政府各行政服务部门的行政服务模式，采取窗口式或链接式开放各部门行政服务功能，破除群众“办一件事下载一个APP”的弊端。聚合民意民智，依托智慧社区开设线上12345举报、投诉维权、意见征集等功能，配套拓展视频图片上传功能，为职能部门准确了解情况和高效处置提供条件。

（六）定格社会治理，打破对面冷漠。“相逢何必曾相识”式的陌生社区，是现代社会的痛点，也是社区治理的难点、盲点。新型智慧社区平台中，社区居民以真实身份信息为背景，以保护性虚拟身份参与单元、楼栋、小区、社区等不同层面的交流沟通，在融洽邻里关系、改善“陌生”社会的同时，拓展社区居民参与社区事务渠道，为“网格长”“楼长”提供义务管理服务平台，为社区自治类社会组织提供网络活动空间，进一步激发广大群众参与基层自治的积极性、创造性，助力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四、政府放权与企业接权职责转变，必然推动智慧小区建设应用可持续发展

我们认为，过度依靠政府、依赖财政是众多智慧社区建设的“硬伤”，建设新型智慧社区，“官方”应从台前走向幕后，放权市场主体、遵从市场规律，通过市场化运营实现可持续发展。

（一）把“官方背景”作为智慧社区的安全保障。“政府主导、行业引导、企业和社会共同参与”的智慧社区建设运作模式已经成为广泛共识。然而，政府与行业的主要职责应聚焦于战略规划、法律法规和行业标准制定，以具有国资背景、信息安全可控的企业如“四大运营商”、重点科技互联网企业为建设主体，依托超大型企业先进的技术水平、敏锐的市场嗅觉、高效的管理经验、庞大的运维团队，实现智慧社区的高起点建设和高水平运营。

（二）把“社区商圈”作为智慧社区的独有优势。今年“两会”期间，互联网行业代表热议“一小时生活圈”，通过智慧社区平台，实现局部区域商业资源的线上线下深度融合，精准化对接周边商户和社会服务资源，提供家政上门、商品代购、宠物托管、中介咨询、高端租赁等服务，还可依托平台整合各服务行业的头部企业，实现高质量、标准化的服务供给，提升平台竞争力。此外，还可通过邻里间沟通交流和线下资源共享，搭建线上线下一体的社区跳蚤市场、团购组队等平台，丰富用户的商业体验。

（三）把“自主运营”作为智慧社区的生存模式。在组建“社区商圈”的基础上，参照“淘宝”“滴滴”“美团”等成熟的互联网商务运营模式，实现智慧社区的自我产出、多元增值，支撑建设运营成本，形成良性循环，减少智慧社区建设对政府投资的依赖，实现智慧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在此基础上，政府在履行监管职能外，通过购买服务等模式嫁接植入公共服务，定制智能化的数据服务，实现政企间良性互动，减少政府对智慧社区市场的干预，保障智慧社区的自主式运营。

（作者范存建 系江苏省镇江市公安局党委委员，镇江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公安分局党委书记、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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