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官员道歉进化史
2000年,中国官员似乎还都不习惯面向公众道歉。那一年河南省相继着了两把大火:焦作大火和洛阳大火。死了不少人。然而,翻看当时的新闻,并没有任何官员就这两起灾难向公众道歉。
但之后几年,官员道歉渐入常态。2005年11月23日,吉林市委书记矫正中对“吉化11·13事件”给哈尔滨市市民带来的饮水安全问题致歉。2006年,云南省曲靖市副市长王喜良就“11·25”特大瓦斯爆炸事故,通过电视直播公开道歉。
此外,道歉官员的级别也不断提高。2004年吉林中百商厦火灾,时任吉林省省长洪虎通过媒体罕见地向人民两次道歉。消息传出,叫好声一片,道歉遂取代火灾成为媒体新的热点。
2007年全国两会上,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和国家环保总局局长周生贤两个人分别就各自分管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公开向代表和公众致歉,其中周生贤还当场鞠躬。
而温家宝在任总理期间,也多次道歉。最广为人知的是2009年10月12日,因为在一篇公开发表的演讲稿中搞错了岩石类型,他给新华社总编室写了亲笔“道歉信”,并要求向全国播发。在信中,温家宝将讲话稿中的“火山岩”更正为“变质岩”,并向广大读者致歉。
而现任领导人中,也曾有过道歉举动。新一届政治局常委在全世界的共同瞩目下于2012年11月15日与媒体记者见面。新当选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发表演讲前,微笑着向大家致歉:“让大家久等了。”不经意的一句话顿时让记者会全场的气氛轻松起来。
纵观官员“道歉史”,可以发现,事由多集中在安全生产事故、司法领域。近几年,影响比较大的安全事故,多有官员道歉的身影。2013年,吉林德惠禽类加工厂6·3特大爆炸燃烧事故,吉林省省长巴音朝鲁在国务院调查组第一次全体会议表示自责和道歉。
2013年11月,中石化董事长傅成玉就青岛输油管爆燃事故向青岛人民和全国人民致歉。
安全生产事故中矿难最为常见,为矿难道歉也就相对较多。2007年,山西临汾市长就洪洞矿难向全市人民公开道歉。2009年,山西屯兰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时任山西省省长王君哽咽着向死难矿工及矿工家属致歉。2013年,贵州省副省长对马场煤矿事故道歉。
因司法事件引发的道歉也不少。2013年12月,辽宁警察错抓黑龙江官员后登门道歉。也就在同一个月,青海警方就“跨省抓错女子”向当事者及家人道歉。
近些年一大批冤假错案受到舆论关注。不少无辜受害者得到平反、补偿,相关的部门和官员也进行过道歉。
2010年,蒙冤入狱多年的赵作海被释放,河南省商丘政法委书记王建民代表政法部门向赵作海表示歉意,“你蒙冤入狱11年,我们认为这是商丘政法部门的耻辱。”
近年来,随着民众权利意识的增强,涉及民生领域的道歉也逐渐增多。2011年两会期间,在回应一些地方为了完成节能减排任务,采取拉闸限电等措施,时任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说:“这不是我们的初衷,这样的一些做法也是不妥当的,我也如实地向社会作出检讨。”
由于互联网的普及和传播效应,官员的一些言行受到监督,并引发他们为自己的不当作为表达歉意。
2012年,郑州引黄灌溉调蓄工程蓄水仪式现场,主办方铺红地毯欢迎出席官员,引发舆论不满。事后,郑州市政府新闻办就此发表声明致歉。此外,还有多起政府部门PS照事件引发的道歉。2013年,因官网发PS照,安徽淮南城建委道歉。2011年,官员悬浮视察照遭网友PS,四川会理县官方认错致歉。
道歉方式与时俱进官员道歉的方式多种多样,有书面道歉、口头道歉、登门道歉、会场上道歉、媒体上道歉等方式。比如,2007年1月,深圳市政府就“梅林关”的堵车事件,发白皮书向全体市民道歉。
2007年,山西黑砖窑事件中,劳动保障部等三部委在太原召开的新闻通气会上,时任山西省省长于幼军代表山西省政府向受到伤害的农民工兄弟及其家属表示道歉,向山西人民检讨。2011年,时任铁道部部长盛光祖在铁道部党组会和全国铁路系统电视电话会议上,就温州动车事故检讨并道歉。
而随着网络的普及,通过网络、微博道歉的日益增多。
2011年,网友zhangou2952在天涯论坛上发表了名为《致贵州省长的一封信》的帖文,文中提到,贵州公务员招考部门办事效率低。对此,贵州省省长赵克志在天涯论坛发帖感谢了网友对该省公务员招考工作的监督,并代表招考主管部门向广大考生表示歉意。
2013年7月,新浪微博实名认证的贵州省副省长陈鸣明转发了一条美国枪击案微博,在与网友的互动评论中称“一些不爱国者为败类、人渣,应该赶紧去美国,不要说自己是中国人”,此番言语在网上引来网友质疑。事后,陈鸣明发布长微博致歉,称监督批评本身就是爱国的表现,有话应当好好说。
道歉效果不尽同对于国家领导人的道歉,公众从领导亲民的角度看待,普遍给予肯定。比如,前文提及的温家宝因为在一篇公开发表的演讲稿中搞错了岩石类型,亲自写致歉信就感动了不少读者。贵州省副省长陈鸣明就不当言论发微博道歉,也受到相对的好评。
当然,不被民众理解和原谅的道歉更多。2010年,河北省保定市某单位实习生李启铭在河北大学醉酒驾车肇事后,传说他口出狂言“我爸是李刚”,引发舆论声讨。其父,时任保定市公安局北市区分局副局长的李刚接受了央视采访,向受害人及家属表示诚恳道歉,痛哭流涕并深深鞠躬。但此举被指作秀,引发新一轮的批判。
2012年11月16日,知名电视人杨锦麟在微博上爆料“杭州萧山机场出租车管理无序,价格昂贵”。随后,杭州市副市长亲自致电杨道歉。当晚,杨锦麟发出了“张副市长深夜道歉”的微博,这引发了舆论的质疑。有网民认为副市长道歉是因杨锦麟微博投诉的“名人效应”,普通市民投诉估计不会受到这样的“待遇”。
2008年三鹿奶粉事件中,石家庄市政府两次道歉,都未取得公众谅解。这道歉信措辞奇特:“政治上敏感性差,站位不高,只是就事论事,就请示说请示,对事故缺乏政治上的敏感性。”显然道歉者经过了字斟句酌的细细思量,其含义颇为耐人寻味。然而公众舆论的批评却很直接:石家庄市政府的歉意,看来主要是出于给上级机关惹麻烦的内疚,而非发自内心的忏悔。
道歉后被免职的官员也不少。2007年,山西临汾洪洞县发生特大矿难,临汾市市长李天太通过媒体向社会及死难者家属表示道歉。较之前的官员道歉,他的道歉信中明显多了个性化的情感表达,例如“彻夜难眠,内疚不安,再三自责”,一连四个“愧对”,以及“破碎的家庭”、“忍受巨大悲痛的死难者家属”等。不过道歉之后,李市长最终难逃免职命运。
对于官员道歉,舆论整体上还是给予肯定。但随着道歉事件逐渐常态化,公众也产生了“审美疲劳”,有影响的官员道歉事件也渐渐减少,道歉后的效果也不尽相同。公众在期待官员道歉的同时,更期望相关问责的到位,避免道歉沦为一种公关方式和职能部门、官员“规避责任”的工具。
(摘自《领导文萃》2014年12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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