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明治天皇：傀儡还是英雄？
在日本当时的政治结构中，内阁是至强，天皇则是至尊，天皇不以权力统治民众，而是以道德服众。
明治时代的伟绩让后代日本人将天皇称为明治大帝。在通俗文学和影视作品中，即便如大陆的《走向共和》和台湾的《1895》，都塑造了一个意志坚定、智慧决断的明君形象。在早稻田大学历史学者岛善高教授看来，这个形象与事实并不相符，明治天皇本身对政治并不感兴趣，是他身边的伊藤博文一直教育他要关心国内外政治，他才作出了改变。“这个过程跟中国皇帝对政治的参与过程是相反的，中国的皇帝是主动参与政治，明治天皇本身并不希望自己主动参与政治。”
日本著名历史学者依田憙家教授进大学第一次听日本近代史的课时，曾经参与政府明治天皇传记编辑组的老师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可能认为明治天皇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皇帝，政策都是提前做好计划去实行，但是明治维新期间出台的无数大大小小的政策，所有的提案都跟天皇没有关系。明治天皇没有一次说‘你们去这样做吧’这一类的话。”依田憙家听了老师的话后非常吃惊，但随着自己日后从事历史研究，他完全信服了。“明治天皇从本质上讲是立宪君主，是受到法律约束的君主，天皇和大臣都要维护立宪体制。”
△ 明治天皇刚刚迁都时的东京
在明治宪法里，天皇的权力是被明确规定的，他要受当时的国务大臣辅佐，也就是说，明治天皇作为独立个体绝对不能做政治决定，面对大臣的纷争时，也不能说支持谁反对谁。当时在日本，天皇是神圣的存在，作为神圣的存在就不能参与具体的政治决定，参与具体决定难免发生错误，一旦发生错误，他就不是神圣的存在了。
据说明治天皇留下的家训就是尽量不说话，实在不说不行的话，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让臣下去猜。
宪法规定了明治的权力多是象征性的或仪式性的。北大历史系教授王新生介绍，极少数情况下，当天皇确实想表达意见时，他的意见要么没人理会，要么得通过非常曲折的方式表达出来。甲午战争的时候，明治天皇一开始不主张打，表面上说四海为兄弟，实际是害怕打不过。但是他的意见没人听。
天皇不是天生的说明治天皇在维新前后是维新志士们手中的一颗棋子，并不为过。明治登基时只有15岁。当时传给长州和萨摩藩的倒幕密诏都没有天皇的印章，是岩仓具视、三条实美这些公卿贵族假借天皇的名义造反。后来，明治是在西乡隆盛、木户孝允、伊藤博文这些维新志士和日后的名臣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
这种培养，塑造了明治天皇“威严、慈爱、刚毅”的“优秀的男子汉气质”。明治天皇虽不过问具体政务，但其进取开化的个人形象和道德模范作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明治时代蓬勃向上的时代精神。
明治初期，天皇的起居生活迅速西洋化。改革伊始，明治天皇就废除了日本剃眉染齿的旧俗。据说，明治天皇还终生嗜好法国葡萄酒。1871年，明治天皇率先喝牛奶，次年，更带头正式吃牛肉。1872年，日本政府规定，今后礼服一律采用西装。明治夫妇的模范行为在引导日本学习西方、实现国家工业化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明治天皇的这些行为，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西乡隆盛的深刻影响。戊辰战争后，西乡暂时回到了鹿儿岛。明治四年（1871年），为了实现废藩置县这一重大改革举措，他再次进京。在其提议和主持下，宫中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 明治天皇
为了将明治天皇培养成为一位出色的君主、一位“出色的男子汉”，西乡在宫中进行了种种尝试。首先，原先在宫中掌握大权的女官及贵族公卿们遭到排斥，众多武士被征调到天皇左右。他们都是活跃于幕府末期至戊辰战争的刚直武士，此后不仅对明治天皇的生活，对其性格的养成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这一时期，为天皇讲解学问的侍讲也作了调换。元田永孚成为侍讲，为明治天皇讲解儒学，得到了天皇的极大信赖。
明治四年，成立了御亲兵（翌年改称为近卫兵）。西乡亲任近卫都督，时常陪伴天皇观看演习。他还随天皇进行了西国巡幸（明治五年，即1872年），与天皇共度了相当长的时间。西乡认为，无论他人如何，自己“不应俯仰有愧于天地”，而且作为武士必须为他人着想。在与西乡接触期间，西乡所推崇的这种“敬天爱人”的个人精神深深感染了明治天皇。
正是由于这种对日本精神的“觉醒”，明治天皇开始忧虑此前矫枉过正的西化倾向，意识到尊崇日本传统根性的重要性。可以说，这些变化正是在西乡的影响下产生的。
据说明治天皇日后经常回忆起西乡。对于明治天皇来说，西乡与自己拥有共同的国家观、人性观及道德意识，是真心相许的师友。后来明治天皇对与西乡在精神上有某些共同之处的乃木希典寄予了深厚信赖，并任命他为学习院院长，负责教导皇孙迪宫（即后来的昭和天皇）。
道德的两面经过西乡叛乱与死亡的巨大冲击，已经二十五六岁的明治天皇成长起来。从这一时期开始，明治天皇对于学问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由喜好骑马的“少年天子”，一举走向成熟，在精神上真正向统治者转变。
这种转变可以从西南战争两年后明治十二年（1879年）颁布的《教学圣旨》中略见一斑。
“一时之间，采西洋之长，确得进步之效。然因其弊害，忠孝仁义皆抛之脑后，人人徒以洋风是竞，恐将招至不明君臣父子之大义亦不可测。此绝非我国教学之本意也。”
这一危机感直接引发了明治二十三年（1890年）《教育敕语》的出台。当改革动摇了日本传统结构的时候，明治天皇提出自己的意见，保持住了平衡。
这种《敕语》、《诏书》文书，是明治天皇权限范围内的手段，它们不是具体的政策，却可以从道德观念上影响大臣和民众。
明治天皇曾经在明治四十一年（1908年），创作了一首和歌：“易浮世人心，尘垢何以清。每思惆怅处，惟望满天星。”这一年，是日俄战争胜利（明治三十八年）后的第三年。战争胜利后的安逸情绪，以及终于跻身世界大国的傲慢与颓废，开始在日本人心中乃至整个日本社会滋生蔓延。
可以说，在日本当时的政治结构中，内阁是至强，天皇则是至尊，天皇不以权力统治民众，而是试图以道德服众。
不过，事实上由幕僚和政治家们把控的这些《敕语》、《诏书》，也成为日本军国主义者利用的工具。这在20世纪30年代被大大强化了。其顶点是《国体之本义》（国家的基本原则）——天皇制的经典。
《国体之本义》向日本人灌输：天皇是“现人神”（神的化身），“天照大神的直接后裔”，服侍他“不是责任，也不是服从权威，而是内心的自然表现”。“天皇与臣民的关系是父子关系，这关系是一种自然的关系”，不是像西方统治者与公民之间的仅仅契约式的关系。
这些观念给几代日本人洗脑，也赋予了侵略战争中皇军官兵恐怖的精神动力。
（摘自《领导文萃》2013年7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