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古代皇帝如何培养“接班人”
培养接班人的问题历来特别重要。凡是做君主的，莫不欲自己的基业世代相传，因此他们首先会想到将来自己的江山交给谁，他能否保住并将之传下去；还有那些贤臣们，他们都希望社会能够安定，国家能够长治久安，因此也都希望有个圣明君主来接班。由于阶级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的制约，选接班人的空间受到严格限制，所以明君贤臣们只能寄希望于对接班人的培养，因而对培养接班人问题倍加重视。
选好师傅
贞观八年（634年）唐太宗对侍臣说：“一般人思想品德是不稳定的，可随着教育而变化。何况辅佐太子的师傅，自古以来就很难选择。”所以选好师傅这件事太重要了。选师不当而导致事与愿违的例子并不难找。
隋文帝杨坚，看起来比较简朴，也很勤政，但这个人却不是一个明智的君主，因为他不会看人用人。他开始立的太子是杨广的兄长杨勇，这本来是对的，但给太子选师傅没有选对，结果他对杨勇很失望，废掉了太子杨勇。为了这件事，隋文帝还非常恼火，严厉斥责东宫的官员，认为是他们没有尽到辅导的责任。这时，有个叫李纲的臣子勇敢地站出来，对文帝说：“今天太子被废这件事，是陛下您的过错，不是太子之罪。太子不是一般人，但性情同常人一样，如果他能得到贤明之士的辅导，完全能够继承皇帝大业。可为什么您却让只懂得歌舞狩猎、寻欢作乐之徒天天陪伴在他的左右呢？这是您在培养教育方面做得不够，难道这是太子本身的罪过吗？”一番话说得隋文帝哑口无言，他也暗自佩服李纲的见识，还提拔了李纲。
实施严格教育
贞观十一年（637年），唐太宗任命礼部尚书王珪兼任魏王李泰的师傅。之所以选王珪做李泰的师傅，是因为王珪刚毅正直，“志存忠孝”。他要求做师傅的教育从严，对于严格教育子弟的师傅，他给予了积极支持和奖励。
贞观年间，太子李承乾屡次违反道德礼仪标准，奢侈纵欲日甚一日。担任太子左庶子的于志宁撰写了《谏苑》二十卷，对其进行规劝。太子右庶子孔颖达经常不讲情面地向太子劝谏。唐太宗对孔颖达、于志宁二人的表现极为赞许，每人各赏赐丝绸五百匹、黄金一斤，以勉励他们对太子的教导。尽管唐太宗与几位大臣坚持严格教育，但太子李承乾实在不争气，唐太宗只好废掉这个不可救药的儿子。
坚持随时随事的教诲
唐太宗当上皇帝没过几年，就开始考虑如何将自己的后代教育好。贞观十八年（644年），唐太宗比较集中地讲了一次他在教育下一代方面的良苦用心，他对侍臣说：“古代有胎教世子的传说，我没有时间顾上这件事。但是最近自从立了太子，遇事必定教育他懂得道理。见他将要吃饭，便问他：‘你知道饭是怎么来的吗？’他回答说：‘不知道。’我告诉他：‘农民种地非常辛苦艰难，耕种收割都要付出全部劳力。国家只有做到不在农忙时征用劳役，才能常有这样的饭吃。’见他骑马，又问他：‘你懂得马吗？’他回答：‘不懂得。’我说：‘马是能代替人跑路之苦的。按时让它休息，不耗尽它的体力，就可以常有马骑。’见他乘船，又问他说：‘你知道乘船的道理吗？’他回答：‘不知道。’我说：‘船好比是国君，水好比是百姓；水能载船，也能翻船。比方你就是君主，你能不畏惧吗？’见他靠在一棵弯曲的大树下，又问他：‘你知道这棵树的道理吗？’他回答：‘不知道。’我说：‘这棵树虽是弯的，按照墨线加工就可得到直的木材；做国君的即使没有德行，能接受劝谏也可以成为圣明君主。’”唐太宗为把太子培养成合格的接班人，可以说是用心良苦。
让其承担责任，经受锻炼，建功立业
有些领导者在培养接班人时，往往不能放手使用，不管什么事还是自己说了算，被培养者只是执行而已，这就不是明智的做法。
元朝至元十六年（1279年），大臣董文忠向元世祖上了一道奏疏，说：“陛下当初让燕王任中书令、枢密使，现在他的才能已胜任中书令。”意思是说，让燕王担任实际职务，有职有权，经过实际锻炼，他就能够胜任。董文忠话锋一转，接着说道：“自从封燕王为太子后，屡次让他了解熟悉军国大事。然而十余年来，他始终谦虚退让、不肯管事的原因，并不是不执行您的指示，而是您对这事处理得不够专业啊。凡事都是先向您汇报，您已决定了，再去请示太子，这等于让臣子对君父之命加以肯定或者否定，太子当然不敢喽，所以只有唯唯诺诺或者沉默躲避而已。以我所见，不如令有关部门先请示太子，太子有了意见后再向您报告，如果其中有的意见不够妥当的，您再以诏书或者指示的形式做出决定。大概这样处理既顺理成章又不乱名分，太子必然不敢推卸责任了。”元世祖当天就把有关大臣叫来，告诉此意，命令实行。董文忠的确高明，他只是把元世祖原来的程序改了一下，就达到了培养锻炼太子的目的。培养接班人，就要将他放到第一线，压担子，放手使用，使其在实践中经受锻炼和考验。
（摘自《组工文萃》2016年第六期）
稿件来源：《今参考·政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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