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外|西方如何应对党员队伍衰落
西方政党党员队伍的衰落
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政党在党员队伍上出现明显的衰落趋势。
党员数量锐减。以英法意三国为例。从相对数量看，从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法国党员在选民中所占比率从7.5％降至1.5％，意大利党员所占比率从13.9％降至3.2％，英国党员所占比率从10％降至1.9％。从绝对数量看，1980～2000年，法国党员减少了112万左右，减幅高达64.59％；英国党员减少了85万左右，减幅达50.39％；意大利党员减少了209万左右，减幅达51.54％。
党员结构不合理。首先，党员老化趋势明显。例如，英国在20世纪90年代60岁以上的党员占党员总数的29％，到21世纪最初十年上升到56％，同一时期，法国从24％上升到42％，德国则从24％上升到32％。其次，女性党员数量少，在21世纪最初十年间，意大利政党的女性党员比例为23％，德国为36％，英国则为39％。
党员参与党内生活的积极性下降。目前，西方政党的积极党员比例在10％～45％，其中，小国的积极党员比例高于大国，左翼政党的积极党员比例高于右翼，如丹麦右翼自由党和基民党的积极党员比例为7％～8％，左翼社会人民党和红绿联盟的积极党员比例为25％。
对西方政党来说，党员是重要的。如党费占德国社民党经费的1/3，而且德国政党每收到1欧元党费可从国家获取0.38欧元的补贴。党还可以以党员为桥梁了解民意，宣传政纲，作为人才库的党员则为政党纳用精英提供资源。因此，党员队伍衰落给西方政党带来很多消极影响。
三大替代资源
西方政党主要从以下三大领域寻找替代资源。
社会资源。首先，政党重视通过媒体与选民沟通，以弥补党员人手不足的问题。传统上，西方政党与选民的沟通主要通过人力完成，即党员以上门户访、分发传单等形式与选民交流。鉴于党员人数锐减，媒体及竞选顾问、公关专家、民调分析家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党员的联络沟通作用。其次，政党重视利用社会组织和外围组织。在政党组织社会能力下降的同时，社会的自组织能力则在增强。这迫使政党注意与这些组织建立联系，加强互动。此外，政党还重视培养外围组织如工会、青年组织、宗教协会、基金会、俱乐部等。再次，开放政党组织生活，允许非党员参与其中。例如，法国社会党在2012年大选推举本党总统候选人时，党内通过决议，允许符合条件的非党员参与推举活动，结果，有200多万非党员参加投票，所占投票比例超过90％，结果，弗朗索瓦·奥朗德当选为候选人，在同年的总统大选中当选为总统。最后，政党重视从社会中谋取资金支持。例如，英国保守党和工党的党费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从1975～1979年的49％下降到1993～1997年的25％，同一时期社会捐款的收入比例则从49％上升到63.7%。
国家资源。很多政党执政后，允许国家为政党提供补贴。国家补贴主要包括直接补贴和间接补贴。政党要获取直接补贴一般是有条件的，多数国家以政党所获选票或席位为基础提供，如德国政党法规定，在全国选举中获0.5％的选票，或在州选举中获1％选票的党可获补贴。此外，政党的一些日常活动如政策发展、政党所辖传媒的运转及议会党团的活动也是国家补贴的领域。例如，英国每年提供数百万英镑供政党发展长期政策；瑞典、意大利对政党所辖电台、报纸提供资助。还有国家为反对党提供专项补贴，以使其有效履行职责。另一类补贴是间接补贴，主要在邮寄、公共建筑使用及媒体等领域为政党提供便利。例如，英国广播公司对各党提供免费时间，所获时间多少视各党在下院议席而定；英国议员候选人有权免费给本选区每位选民邮寄信笺等。还有些国家为选民提供投票手续和交通便利，如简化投票程序，灵活安排投票时间，派专车送选民到投票点等。
政党之所以能争取到国家支持，与国家对政党的看法转变有关。传统上，西方国家普遍视政党为一般性民间社团，政党的生存发展属于内务，国家不干涉。但是，二战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将政党视为准国家机器，认识到政党发展关系到政体稳定，尤其是政党通过媒体竞选和联络选民花费昂贵，导致其经费紧张，日常活动开展和执政都受到影响，由此，国家逐渐成为资源提供者之一，国家对政党的补贴一定程度缓解了政党人手和经费不足的问题。
党内资源。主要做法是扩大专职党工队伍。
需要指出的是，西方政党对上述替代性资源的利用有利也有弊。比如，利用媒体不仅需要政党投入大量资金，而且，媒体有自身运行规律，政党无法直接控制，借助这种途径对政党来说既有难度又有风险。再比如，政党从社会中谋取资金支持，尤其重视与利益集团加强联系，这为利益集团提供了从政党中购买影响力、以使政党作出对自身有利的决策的机会，政党的自主性受到削弱。党员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替代的，由党员转向替代性资源，可能使政党与社会间的关系疏离开来。
（摘自《组工文萃》2017年第一期）
稿件来源：《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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