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宋朝官员难欺上有何玄机
“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是宋朝为官的常态
宋朝建国不久，朝廷陆续在州郡设立了“通判”一职，宋朝设通判的本意，是想让这个角色对知州知府起到监察的作用。通判的设置，为知州知府加上了一道紧箍咒，有效规避了州府一把手独断专行的可能，他们不受知州知府甚至上级路分大员的辖制，直接对朝廷负责。与汉代设立部刺史相比，明显严密了很多。
宋朝政区划置采取三级制，即中央之下设路，路下设府、州，府、州下设县。一般说来，路里设安抚使司（帅司）、转运使司（漕司）、提点刑狱司（宪司）、提举常平茶盐公事司（仓司），统称“四大监司”。帅司主军政，漕司主漕运，宪司主刑狱，仓司主仓储，各管一摊，互补统辖。看上去四个平行的职能部门除了“各管一摊”的分权理念之外，另赋予各司主管官员以监察之权，这就好比朝廷在每个官员的身边同时安装上诸多的“监控探头”，令所有官员都心怀畏谨，不敢轻易欺瞒朝廷，一旦其欺瞒作假的行为被任何一个“探头”监测到，后果将十分严重。对宋朝官员来说，“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是为官的常态，为官者率皆如此，最高统治者获取各方面信息的渠道就大为畅通了。
宋朝官名有多种传递信息的渠道，甚至可直达御史台
宋朝统治者对信息畅达可谓无所不用其极，上情下达者如通进司和进奏院。《宋史·职官志》记载，通进司掌接受三省、枢密院、六曹、寺监的奏牍及文武近臣表疏章奏，具其要点进呈皇帝。进奏院掌三省、枢密院宣札及六曹、寺监的符牒，然后颁于诸路。下情上达者如登闻检院和登闻鼓院，掌受官员及士民所上章疏。凡言朝政得失、公私利害、军期机密、理雪冤滥等，在登闻鼓院递上奏状，如不能及时得到处理，可到登闻检院继续申诉。《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一○七载，仁宗天圣七年再置理检使，由御史中丞亲自兼任，原因是“冤滥枉屈而检院、鼓院不为进者，并许诣理检使审问以闻”。这说明宋朝官民有各种传递信息的渠道，甚至可以直达御史台，即使中间某些环节发生打压欺瞒、不作为或乱作为，也封不住任何一个人的嘴。
宋朝官员很难堵塞信息传递之门，上情下达的信息渠道非常丰富
除上述通判、监司、鼓院、检院等制度外，宋朝还有一些临时性或辅助性措施，如“风闻”，指的是不必证据确凿，只要听到风声，即马上进行深入调查核实并予以处理。“体量”和“照勘”（勘会）等词语在宋朝史籍中也经常出现。所谓体量，即下层出现问题后，朝廷便派官员到事发地进行“一对一”的精准处置。《长编》卷八八（真宗大中祥符九年十一月戊申）载，河北转运使隐瞒了大名府（今河北大名）、澶州（今河南濮阳）、相州（今河南安阳）的霜旱灾情，当地民众不得不到京城击登闻鼓诉冤。宰相请命当地转运使体量灾情，真宗说道：“因为转运使隐瞒了灾情，使当地民众没得到朝廷应减免的税赋。为弄清实情，朝廷必须再派大员到当地核查，按实际情况进行税赋减免。”宋朝的体量制度具有很强的机动性，且涵盖各类事务。而所谓“勘会”，即朝廷派专员到事发地详细核查，代表朝廷进行案件的审理处置。
从以上诸例可以看出，宋朝信息渠道的设计是十分严密、丰富而畅通的，任何一个环节的官员想堵塞信息传递之门都很难做到。
腐败致纪纲毁坏，信息渠道和监察手段成为徒有虚名的摆设
然而事物总是处在转化中，宋朝对官员弄虚作假的监控手段再严密再合理，也很难一劳永逸地施行下去，究其原因，还是官场腐败惹的祸：制度都是人定的，又都是由具体人来实施的，一旦实施这些制度的人特别是高层官员蜕变成了贪渎之徒，制度和规矩便成了一纸空文。上面提到的通判，本是监察郡守和县官的人，这样的人变了质，结果可想而知。王明清《挥麈余话》卷二说：“丁广尝任保州（今河北保定）教授。郡将武人，而通判者戚里子，悉多姬侍，以酒色沉纵。会有道人过郡，自言数百岁，能炼大丹，服之可以饱嗜欲而康强无疾，然后飞升度世。守、贰馆之，以先生之礼事之。选日创丹灶，依其法炼之，四十九日而成。不数日，郡将、通判皆疽发于背。”由此可知，知州是个没文化的武夫，通判是个纨绔成性的外戚子弟，两人为长生不老享乐无极，连正常郡务都撂在了脑后。奇怪的是，这样的官员居然没受到路分监司的纠察，可见此时的监司大员、知州通判都已成了什么样子，靠这样的官员治理地方，再严重的问题也不可能如实反映到上层，朝廷设置的所有信息渠道和监察手段，都成了徒有虚名的摆设，何谈吏治清明，下情上达？不光是宋代，历朝历代的覆亡无一不是因“纪纲毁坏”所致，因此采取各种有效手段杜绝腐败，才是执政者的头等课题。
宋朝的顶层设计值得后人借鉴
宋朝的监察、问责、多渠道疏通等制度堪称完密，这种煞费苦心的顶层设计是很值得后人借鉴的。
第一，最高层不能奢侈腐化。为什么从宋太祖到宋神宗这段时期贪渎腐败难成气候？根本原因是这几代帝王身为表率，宰辅大臣皆以国事为重。同样还是宋朝，同样是太祖太宗的子孙臣民，到了徽宗朝，政风民风怎么就变得乌烟瘴气了呢？究其根源，还在帝王本身，徽宗不恤国事，生活极度荒淫腐化，成了引领坏风气之先的罪魁祸首。有这样的帝王带头，上起宰辅，下至民商，无不效法，再谈治国理民清正廉明，无异于痴人说梦。
第二，为保政令畅通、下情上达，必须要做到法治严明，当重惩者绝不能手软。北宋前期统治者除了能以身作则之外，对胆敢以身试法者的处置也是非常严厉的，轻者罢官，重者流放编管直至死刑。如果一个官员犯了律条，仅仅给他个不疼不痒的处分，不仅不能令万众悦服，也完全起不到惩前毖后的作用。当官场风气败坏到令人发指的地步时，作为统治者就必须用“重典”加以整肃，才能使官吏产生敬畏之心。
第三，连坐制度仍可借鉴。上层官员保举对象如果出现大的过错甚至犯罪，则保举者必须受到相应的处罚，这是肃清吏治乱象很有效的一种制度，它不单会使保举者心有所畏，还能杜绝结党营私。只有出以公心保举人才，才能激发举荐者的责任感和正能量。
第四，鼓励和保障官民通过多种渠道向上传递信息，这也是确保各级官员不敢欺蒙朝廷的有效手段，如上面所引《长编》例，尽管河北转运使隐瞒了大名府等地灾情，百姓还可以通过登闻鼓院向上反映。试想如果没有登闻鼓院，这三州百姓岂不是有苦无处诉了？
（摘自《领导文萃》2016年10月上）
稿件来源：《人民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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