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揭秘中国古代反腐奇招
中国历史反腐败的经验，主要是说历史上怎么样进行权力牵制的。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权力对反腐败是很关键的，老前辈吴晗先生在反对国民党的时候有一篇文章，说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贪污史。有了贪污就必然有反贪污，如果光有贪污没有反贪污，中国也不可能有几千年的文明史了。西方的经验不能照搬，所以就只有吸取中国古代反贪史的经验，而中国历史上反腐败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权力牵制。
明朝初年，朱元璋曾经从重从快反贪污腐败，可以说用了非法制的手段。朱元璋用严刑苛法来惩治贪污腐败，杀了不少贪官，贪污腐败之风一时有所收敛。但这完全是离开法制轨道的，是“法外之法”，是不可取的，太残暴了。“剥皮楦草”，把人皮剥下来，把草填充进去，然后挂在衙门口，朱元璋确实干过这样的事。此外，朱元璋还使用过“炮烙”“钩肠”“刖足”“凌迟”等酷刑。这些做法简直就是“国家恐怖主义”。朱元璋还向全国颁布《大诰》——实际就是他的语录，要求官员照着去做。他死后不久，《大诰》也没人背了，慢慢地也就没有用了，正所谓人亡政息，但明朝的腐败现象依旧没有得到有效整治。
这段历史从反面告诉我们：反贪一定要在法制的轨道上来进行，离开法制轨道的反贪或许可以收到一时之效，但长远看，终究会给历史留下一声长叹。其实，中国古代很重视对权力的监督制约。很早就有监察系统、御史制度、弹劾制度。而且有些制度是很特殊的。明朝有三法司，设六科，六科给事中，相当于现在的科长，却可以监督尚书——也就是现在部长一级的官员。为什么要给给事中这么大的权力？就是要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制约。现在看来，对历史上中国的监察制度研究虽然已经有了不少成果，但仍然不够，这里面一些好的经验，应该加以总结。
史学大师顾颉刚先生写过一篇文章，认为明堂也就是原始部落酋长开会的一个会议厅，在明堂里面可以议事，哪一个酋长如果做了损公利己的事，就可以对他提出批评，到后来，就在这个明堂里放一个鼓，叫登闻鼓。古代还是原始的民主，对哪一个酋长有意见，认为哪一件事情处理得不公，都可以到明堂里面去击鼓，请大家来进行评议。登闻鼓发展到后来，成了县衙门口的一个大鼓，一直到明清，这个登闻鼓还放在县衙的门口。在演变过程中，随着腐败，这鼓也失去它原有的作用了，有的人击这个鼓，却不让他进去，为什么？大家知道一句话“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除了登闻鼓以外，更值得我们回味的是华表。
华表其实不是国家的象征，来历很早，古代称为诽木、谤木。在众人议事的地方竖一块木头，木头上面要放一块横的板，这个样子有一点像中午的“午”，所以又称为午木。那横板上有时候要装饰一点图案，看上去像一朵花，古代“花”跟“华”两个字是相通的，所以演变到后来，就变成了华表。在华表的横板上面是可以写字的：对某人有意见；国家应该如何治理？实际上它最早是起监察作用的。但是到秦汉以后，华表从议事的地方被搬到宫廷里去了，这样它的作用就消失了，慢慢变成了装饰物。到宋以后，华表从宫廷里面又被搬到宫廷外面去，一直沿袭到现在。
中国古代牵制权力的制度要说简单，一句话就能概括，就是台谏制度。所谓“台”就是御史台，“谏”就是谏官，御史是监察百官的，谏官是对皇帝进言的，也可以说是对皇帝进行监督的。御史大夫从什么时候开始设立的？就是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有正式的御史大夫纠察弹劾百官，下面有御史中丞、侍御史等等，这是中央。在地方上呢？县令既是地方行政的一把手，但同时也行使监察权。所以，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从秦朝来看，监察权和行政权还是纠缠在一起的，没有从行政系统中独立出来。汉朝继承了秦朝的制度，御史制度得到加强。御史在汉代最高可以做到副丞相，已经是很高的级别了，有时候可以代皇帝起草诏书、命令等等，所以地位相当特殊。汉代一度御史权力甚至超过丞相。从汉代监察制度比较好的经验来看，主要一点是建立刺史制度。刺史跟一般的御史不一样，他不干别的事，就做单纯的监察官，他的官俸比较少，只有六百石，但是他可以对二千石的郡守进行弹劾。
中国历史上以小制大，以内制外，都是皇权制度下进行监察操作的很重要的原则。有人曾经系统地研究过，从秦汉到明清，御史官大部分都是没有超过七品的。正因为他们的官职小、俸禄少，所以他们敢说，就是丢了官损失也不大。有很多御史就是不怕死，甚至超过自己的权限，不是监督郡官，而是监督六部，有少数御史越权，对皇帝进行进谏，这个情况也是从汉代开始的。
谏官也称为言官，职责是“讽议左右，以匡君失”，主要是对皇帝进行讽议。关于谏官，历史上很早就有零星的记载，但一直到秦始皇后才形成制度，开始有谏大夫，汉朝以后完备谏官制度，东汉称为谏议大夫。明朝张居正编过《帝鉴图说》，实际就起了一个谏官的作用，以古讽今，教育皇帝。
唐代的谏官制度最为完备，出现好几位能够向皇帝进谏而且起到一定作用的著名谏官。大家都知道有一本书叫《贞观政要》，就是唐太宗在贞观年间，跟魏征和其他人的对话，实际上也是进谏的一种记录。唐太宗喜欢玩一种鸟，有一次正在斗鸟玩鸟，结果魏征来了，他很害怕，怕魏征滔滔不绝地给他进谏，就把鸟放在袖笼里，结果魏征跟他说东说西，一两个小时过去了，那只鸟就闷死在袖笼里。魏征走了以后，李世民就很不高兴，但他不发作，这样的事情很多。到后来，魏征死了，没有人对他进谏，唐太宗又有些膨胀了，去打高句丽，结果损失很大，造成国家严重的财政危机，所以他退兵回来以后，很感叹，说魏征要是在世，我怎会做这样的事！可见魏征这些人对他的进谏确实起了作用。
宋代著名清官包拯先后做过御史、枢密副使等官，常常起谏官的作用。宋仁宗有一项任命，他不满意，反反复复进谏，说的时候和皇帝距离很近，喷了宋仁宗一脸的唾沫星。这个历史上都有记载，宋仁宗没有发脾气，接纳了他的意见，收回成命，这很不容易。
更值得一提的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了三省制。三省制是将国家政务机构分成三个部门，一个是中书省，一个是门下省，一个是尚书省。它们有分工，“中书主受命，门下主封驳，尚书主施行。”这里值得一提的就是“封驳”制度，这在世界监察史上都是很特别的，其他国家没有这样的制度。皇帝下一个诏书，门下省如果认为不妥，可以把它封驳，也就是把皇帝下的命令挡回去。所以门下省看起来作用很大。历史上封驳到底起多大作用呢？
确实有个别皇帝比较开明，能够接受，既然大臣说我的命令不合适，那我就不施行了。唐朝的封驳最有成效，在李世民、武则天执政时，尤为成功。封驳不仅可以封诏书，甚至可以涂改诏书，在诏书上做批示。这是唐朝社会开放、宽容、包容的时代特点的产物。唐宣宗时有个大将军叫李燧，唐宣宗认为这个人很好，德才兼备，要任命他一个很重要的职位——岭南节度使。当时皇帝的诏书已经发下去了，给事中萧放说这个诏书不能下达。李燧有很多问题，任命他到岭南去担当重任，绝对是不合适的，他在诏书上写了两个字“不妥”，然后就去找皇帝并列举种种理由。皇帝这时正在听音乐，宫女乐队正在演奏，他正在欣赏。萧放的话，他听进去了，觉得这个任命确实不合适，但是叫别人都来不及，便赶紧当场叫一个伶人骑快马去把诏书追回来。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对历史的发展起过正面的积极作用，推动了历史的前进。而且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在世界历史发展中，也是很特别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历史记录非常悠久，譬如印度的历史比我们还早，但他们的历史文献记载是断断续续的，不像我们是连续的。所以我国古代监察史的遗产，在世界监察史上都占有重要位置，可以说，御史、谏官和封驳制度是中国历史上反腐败很有效的经验，我们应该重视，很好地研究它，目前，有些我们只是零星研究，没有系统总结，我认为应该系统总结，加以利用。不管怎样，我想象御史、谏官和封驳制度是被几千年封建社会证明是好的做法，我们难道不应该加以借鉴吗？
古代的监察制度，很大程度上是监察一把手皇帝的，皇权所享有的种种特权别人实际是不能过问的，无论是御史也好，谏官也好，不可能对这些根本的东西进行监察，这也是最难的。
现在对一把手的监督依旧是难点。但权力如果不受限制，任由它发展，权力制衡如果被打破，肯定会出大乱子。山东省泰安市原市委书记胡建学，竟然编胡建学语录。这是多么荒唐的事情！我们的监督机制都哪里去了？胡建学后来接受采访时说，你不知道，做官做到我这个地步，就没人监督了。因此，在我给中纪委做的课题中，就当下反腐败曾经提出这样的观点，派出若干名处长级人选，进驻各省，监督省委书记一级大员，直接向党中央负责。这样的举措是否能够实现呢？
（摘自《公务员文萃》2017年第五期）
稿件来源：《时代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