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圈子情结”的前世今生
“圈子”之为用，越来越新奇。在一个社交场合，听得友人A介绍经验：“如今我只找朋友做生意。碰上圈子外的，好不容易订下合同，可是到头来钱啦物啦都可能有去无回。”友人B跟着自嘲：“小说投稿也跟上潮流呢。你没进入那个主编的圈子，就不灵，进入了，准行。这是我半年来的新发现。”
不愧是研究历史的，友人C对于如此“人际交往新发现”给予专业性评价：“还是‘熟人社会’的延续，不算新，挺传统。”
想想也是，传统社会才最讲究“圈子”。费孝通早在近70年前写的《乡土中国》一书，就提出在中国的乡村全是彼此看着长大，“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乡里乡亲的交往，全凭相熟度、关系度。好比投石入水的涟漪效应，一圈圈涟漪扩展开，愈远愈疏，愈近愈密。最密的“小圈子”，非本家叔伯舅姨或外姓“铁哥”“铁妹”则莫入，属于“熟人社会”里的核心单位。
存在决定意识。不过意识有相对独立性，打下血缘宗族出身印记的“圈子情结”会横向位移，从乡村走向各行各业各阶层。官员出自社会，社会影响官员，昔时官场不就处处可见这一圈那一圈？你听听雨果讥讽的：“他们自己高升，同时带着卫星前进，那是在行进中的整个太阳系。”叫“小圈子”也好，称“太阳系”也行，从中透视出同一类官场德性。
一入“小圈子”，既为核心单位中人，最须讲究“义气”。义气的优点是注重情谊，缺点是只重情谊。见圈内事，必帮，哪怕是坏事；见圈外事，懒理，哪怕很正当。你看古代推崇的一班“义士”，有多少其实彰显的是圈内之谊亦即投桃报李的个人情义，缺乏大义，不够正义。
不信，你仔细读读《史记·刺客列传》，掂量一下那班慷慨悲歌的好汉是否当得上司马迁称颂的“主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引来诗人骆宾王、李白等代代歌咏？公子光为杀吴王僚而找来专诸，“既得专诸，善客待之”，质言之，即专诸先收了人家的礼。太子丹图谋刺秦王而结交荆轲，更是明显的感情笼络：“太子日造门下，供太牢具，异物间进，车骑美女恣荆轲所欲，以顺适其意。”至于门客豫让不折不挠不惜自残，必欲替新主子智伯报仇而追杀赵襄子，无非在于昔日主子“皆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至于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说穿了就看在“智伯甚尊宠之”的份上，这算哪一号“国士”，不啻是互相利用，小恩小惠换来个“小兄弟”。
亲不亲，圈上分。任你大大小小是非，一碰上老兄老友老关系，我立马判定、选边、站队。费孝通是深刻的，他从“我们大家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么”“这不是见外了么”的寻常话语中，分辨出其间具备“现代社会的阻碍”之或然性。原因在于：“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法律。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一个“陌生人社会”，概括出农耕小生产转入工业大生产时代的人际交往特征。于是应了美国学者弗里德曼那一段关于“陌生人社会”的经典描述：“走在大街上，陌生人保护我们，如警察；陌生人也威胁我们，如罪犯。陌生人教育我们的孩子，建筑我们的房子，用我们的钱投资……”陌生人保持日常互动、确定彼此边界，务须依赖一系列契约规则。“有纠纷找法律”成为共识，欲找老兄老友老关系，难矣哉。
难找，他还是使劲儿找。熟人社会的经验，或曰“圈子情结”，会发生纵向位移，这也是意识形态相对独立性在陌生人社会的表现。诚然，看病找相熟的医生，求教知识难点找老同学，处对象也找老乡介绍……控制在适度范围内，则可。泛化开来，奉行“熟人是一宝，关系最重要”庸俗哲学，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只顾拉拉扯扯，加上飞短流长，则不可。一个地方一个单位契约不立、规则虚化，无劳而厚俸，建功却无酬，行为评价的不确定性陡增，人们难以对未来作出准确的预期，则公平竞争何可期，工作怎能搞得好？
殊不知现代社会的管理亟待新型组织纽带，去“圈子”化，树契约化。
该学一点老舍塑造的沙子龙，他懂得在新的热兵器时代再操弄快进连刺的“五虎断魂枪”就闹笑话了，镖局索性就改成客栈了。硬件变，软件也须变。在日益成长的契约社会、法治社会里，作为乡土社会、血缘社会遗迹的“圈子情结”还有什么立足之地？
（摘自《组工文萃》2014年第四期）
稿件来源：《甘肃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