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外|当代西方政党政治的三重危机
2016年6月的英国脱欧公投和12月的意大利修宪公投，2016年11月的特朗普当选美国新一届总统，2017年差点又飞出一只“黑天鹅”的法国大选，以及弥漫着政治不确定性的即将到来的德国大选，是当代西方国家政治舞台上引人瞩目的景象。在这种看似“民主轻喜剧”的喧嚣背后，是当代西方政党政治面临的严峻挑战。可以说，当代西方政党政治正陷入内源性危机，这种危机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主流政党政策选择供给的危机。这种危机显然是欧盟国家中主流政党所面临的共同困境。总体而言，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欧洲一体化进程，尤其是伴随1993年欧盟成立以来的“更紧密欧洲”建设，涵盖20多个成员国的欧盟统一市场和管治框架已经基本形成。这意味着欧盟市场已经是一个均质化或自由流动性很强的统一性市场，而欧盟政体也已经是一个管治权限（尤其是在经济领域）较集中的（准）超国家政府。在这一趋势作用下，欧盟成员国中即便是像法国这样的核心大国，也已经很难独立制定实施自己的经济政策，哪怕是在最近几年欧洲金融与债务形势处于严重危机的极端情形下。也就是说，绝大多数欧盟成员国中的主流政党，其实已经无法做到根据本国实际提出既符合国家整体利益、又不违背欧盟财政规则、同时还代表自己政治支持者利益要求的政策主张。其结果必然是，作为最可能组阁执政的主流政党，它们的政治主张、政策主张变得日渐趋近，失去了提供不同政策选择的政党政治功能。除了欧洲，美国政党政治似乎也遭遇了这样一种困境。在如何正确回应当代美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传统中产阶层裂变和解体、贫困群体类型与数量急剧扩张这一问题上，连续执政两届的奥巴马政府和民主党、刚刚上台执政的特朗普政府和共和党，从根本上说都不能提出正确的政治主张、提供适当的政策选择。
激进小政党政治代表性的危机。政党在政治冲突中具有政治代表性。在西方现代社会所形成的政治冲突中，最重要的无疑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和对立，相应地，西方各国政党政治首先表现为社会主义左翼政党和资产阶级右翼（保守）政党之间的政治较量，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左右政治”。但在现实中，“左右政治”竞争并没有替代或消除其他向度下的政党冲突，如城市与乡村、中心与边缘、物质主义与后物质主义等之间的冲突。单纯从选举政治和议会政治角度来说，除了社会主义左翼政党和资产阶级右翼（保守）政党，其他一些小规模政党的影响大都微不足道，但由于它们往往代表着一个国家中的特定政治冲突类型，因而有着远远超出其选举实力的重要性。换言之，对小政党而言，真正重要的是它的政治代表性，而不是选举实力。而且，选举实力较弱的小政党，往往有着更激进的意识形态取向。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绿党，它最初的政治口号就是反既存体制、反政党本身，立志代表非左非右的“正前方”。如果说以绿党为代表的激进小政党仍明显地展现了其政治代表性——将生态环境保护维度纳入西方主流政治，那么，最近一波崛起的新极右翼主义或新民粹主义政党则遭遇严重的政治代表性挑战。进入新世纪后，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极右翼政党已经从一种更多具有象征性意义并与个别政治家相联系的另类性政党，发展成为一种普通性政党。而真正的问题是，激进小政党所提出的政策选择很难说是代表区域整体利益或者国家长远利益的，甚至可以说是直接与之冲突的。
例如，奈吉尔·法拉奇领导的英国独立党在竞选活动中最经常使用的“论据”就是，脱欧后每年节省下来的178亿英镑欧盟会费以及大量向来自欧盟成员国学生与流动人口支付的福利，可以大幅度改善英国民众的物质生活状况，但他却并没有对英国因脱欧要付出的巨额经贸关税和其他交往费用作出理性分析。
代议制民主模式的危机。选举政治是西方民主模式的关键环节，通过众多的程序性和技术性设置，依靠选举进入议会的政党与政治精英组成在既定任期内执掌国家权力的政府。这既是现实中代议制民主模式的理想逻辑，同时也隐含了精英治国的民主理念。其基本假设是，通过一种正确选举方法选择出的有能力、负责任的政治精英，可以更好地对国家或地区事务实施公正有效的管理。
与代议制（精英主导）民主模式不同的就是直接民主和民众自治。不难想象，在区域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直接民主和民众自治看起来很美，但在现实中却只有在有限的空间范围内是可行的。也就是说，在代议制民主模式不断改善的基础上发展直接民主和民众自治，无疑是一个理想而正确的方向，但指望用直接民主和民众自治的无序引入来取代代议制民主，来掩饰和遮蔽代议制民主的缺陷，则只会制造一些看似色彩艳丽的“民主轻喜剧”。而这种“民主轻喜剧”在当今西方社会却频频上演。
无论是英国脱欧公投还是意大利修宪公投，都在严重弱化议会民主决策功能的同时，过度刺激了民主政治中的民粹主义元素。这是西方代议制民主模式正在遭遇的危机。这种危机加剧了西方国家常设性制度机构与偶然性全民公投、充斥着焦虑敌意的民众与自私傲慢的精英群体之间的裂痕。
需要强调的是，这三重危机的深层原因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西方国家整体实力的相对弱化、新自由主义主宰下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转型所导致的物质财富严重两极分化、社会阶层裂变与重组过程中出现的精英与大众的政治分裂。这些原因使原来的政党精英在相当程度上丧失了政治代表性和合法性。也正因为如此，西方政党政治所面临的三重危机在近期将会继续恶化，而不是相反。
（摘自《组工文萃》2017年第八期）
稿件来源：《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