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外|这些国家前总统为何频出事？
△ 阿基诺三世
曾把中国告上南海仲裁庭的阿基诺三世，在卸任总统一年后突然面临菲律宾政府监察专员提出的刑事指控。假如他“违反《反贪污和腐败行动法》”与“僭越权力”这两项罪名成立，最多可被判10年。对此，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杜特尔特总统7月18日表示，针对他前任的几项指控“很傻”，终将失败。
不管审判结果如何，在埃斯特拉达和阿罗约之后，菲律宾又有一位前总统在下台后被提起控告。这使得该国成为继韩国之后，亚洲又一个前总统与牢狱之灾走得如此近的国家。倘若不考虑当事人自身的修为因素，而从制度层面寻找一些解释，那么不妨将巴西前后三任总统官司缠身的案例，一并纳入考察。
△ 克里斯蒂娜
在各国司法的猎场上，前总统被拿来“祭旗”并不鲜见。简单归类可知，秘鲁的藤森、阿根廷的克里斯蒂娜、蒙古国的恩赫巴亚尔、以色列的卡察夫等，都是“自作孽”；马尔代夫的穆罕默德·纳希德、突尼斯的本·阿里、埃及的穆巴拉克和穆尔西，是因政治斗争失败；而像法国的希拉克，以及被巴西最大建筑商8亿美元行贿案牵涉的南美5位总统或前总统，则是当初同流合污如今被“拔出萝卜带出泥”。
限于篇幅，本文只讨论前总统频频“出事”的少数国家，且素材取自新世纪。
△ 杜特尔特
菲律宾最近55年来，8任总统里就有三对是亲戚，剩下的两位，一是中途下台的埃斯特拉达，另一位便是出自南方的“大嘴总统”杜特尔特。
杜特尔特竞选期间曾表示，要亲自“驾着水上摩托”登上黄岩岛，插国旗宣告“收复失土”，还声称愿意为此成为烈士。不过，他也强调与中国开战是“自寻死路”。而他上台后改善菲中关系，甚至宣称要组建“中俄菲三国同盟”抗美的做法，引起亲美势力的敌视。针对美国众议院人权委员会正在调查他所发起的反毒品血腥内战，杜特尔特回击称，绝不访问“差劲”且经常侵犯人权的美国。
可以想见，如果高龄的杜特尔特能做满6年任期，“沾上毒贩鲜血”的他卸任后也会官司缠身。所以，他对于阿基诺三世的官司其实是“睁只眼闭只眼”，对于阿罗约经年的官司则是催促快审放人。从旁人的角度看，他是想避免相似的厄运落到自己头上。
△ 文在寅
试图打破“总统怪圈”的，还有韩国的新总统文在寅。文自诩“将成为大韩民国总统的新榜样”，宣称在其领导下“官商勾结”一词将会彻底消失，许诺要改革财阀体系和被财阀渗透的检察、媒体等机构。如今三星、现代、LG等八大财阀卷入朴槿惠案，乐天集团早有其他弊案在身，的确为文在寅入手改革提供了机会，但在只拿到选票四成的情况下，要兑现承诺并不容易。
韩国1948年以来历届正式总统，几乎都以黯然结局告别政坛；包括朴槿惠在内，有三位前总统曾被捕入狱。即便是三度死里逃生的民主派人士金大中，也被曝为促成韩朝峰会，怂恿了现代集团行贿朝鲜；而其三个儿子均卷入经济丑闻，其中次子和幼子都被判刑。他的继任者卢武铉，后来也不堪受贿丑闻而坠崖身亡。虽说文在寅眼下支持率非常高，但谁能保证他不会在执政的第四年，像众多前任一样坐困愁城？
对比韩国和菲律宾的现行政体，可发现两国总统的任期都比较长（5年和6年一届），都不得连选连任。总统任期长会增加滥权机会，反对党往往等不及总统任期结束就要闹事；总统不能连选连任又会诱发在任者“捞一把就走”的心态，且降低反对者闹事被惩罚的成本。这样在总统任期末，往往朝野关系严重恶化；等到总统卸任，各种控告纷至沓来，非常贴合“打倒在地，再踩上一脚”的群众心理。
再有，两国的政党体系都不成熟，执政党的利益代表性都不够广泛。韩国虽然有进步阵营和保守阵营之分，但两大阵营的代表性政党经常更换名称，或者与其他政党重新组合。这样，韩国大选中总统候选人的作用更突出，新生政党缺少可以制约候选人的文化积淀，也难以发挥调和不同意见的统战作用，有的完全沦为助选团，代表性大打折扣。菲律宾的政党更是多如牛毛，每次大选一哄而上，缺少必要的整合。
从大选程序上看，韩国和菲律宾都采用“一轮决”，即不管选票有没有过半，得票最多者当选。这样就产生不少“少数票总统”（韩国首位民选总统卢泰愚得票率只有36.6%，菲律宾最近3任总统得票率都在四成左右）。这些总统只对选他们上台的那部分选民负责，而没有争取多数民意认可的心理负担，政策路线容易偏狭。
△ 卢拉
如果像法国那样“二轮决”，则第二轮改投最终当选者的那部分选民，会在心理上多一份对当选者的认同，当选者也容易倾听他们的意见。南美国家秘鲁倒是采用“二轮决”，但2000年修宪后规定总统5年一届，不得连任，所以政客的短期行为还是比较严重。在藤森入狱多年后，今年秘鲁另两位前总统托莱多和乌马拉，都因为收取巴西同一家建筑商的贿赂，而相继被下达逮捕令。
相比起来，巴西的大选采用“二轮决”，总统是4年一届，可连选连任一次，似乎没有上述的突出弊端，但巴西的多党制同样“害人不浅”。因为在国会缺少主导性的大党，总统为了争取小党的支持通过议案，甚至需要贿赂进入内阁的盟党代表。钱不够怎么办？就去打大国企的主意；不能直接从大国企拿钱，就以大的合同单子为诱饵，向需要承接大国企外包项目的商人索贿。巴西前总统卢拉和罗塞夫迄今所不能摆脱的嫌疑，差不多就是围绕这样的案情。
卢拉已于7月12日因涉嫌贪腐和洗钱，一审获刑9年半，成为巴西首位在刑事案中被定罪的前总统。去年被弹劾下台的罗塞夫，虽然洗脱了在选举中舞弊和收受贿赂的指控，但还有别的案子在等着她。现任总统特梅尔作为罗塞夫曾经的竞选搭档，则因企图阻止被称为“洗车行动”的反贪调查，面临着总检察长的起诉。巴西政治学者科托指出，现在是“巴西回归民主后的最恶劣时刻”。
从历史视角看，巴西、菲律宾、韩国都是在1980年代中后期才回归民主。此前，韩国、巴西相继在1960年代爆发了军事政变，实行军事管制各20多年；菲律宾则在1971年宣布戒严，开始了斐迪南·马科斯长达15年的独裁统治。军管时期的政变基因和威权特征，在精英之间播下了不信任和对立，污染了政治水流的上游，也拉低了政客的平均道德水准。
综上所述，要打破这些国家总统卸任后频频“出事”的怪圈，就得在宪政体制、政党积淀、选举程序、转型正义等方面下功夫。对于一届获民意授权有限的政府而言，要一举改革成功，何其难哉。
（摘自《领导文萃》2017年11月上）
稿件来源：《南风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