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万历年间的盛与衰
明末清初的文人丁耀亢写过一首长诗《古井臼歌》，其创作主旨也是在赞咏他曾生活过的万历年间：“忆昔村民千百家，门前榆柳荫桑麻。鸣鸡犬吠满深巷，男舂妇汲声欢哗。神宗在位多丰岁，斗粟文钱物不贵。门少催科人昼眠，四十八载人如醉。”这几句忆旧的诗发自肺腑，当无疑义。但有清一代的文史学者，对万历朝多持否定看法，对万历个人亦颇不以为然。
”有明一代最为繁荣昌盛的时光
万历坐了48年的江山，在中国历代帝王中，为排名第五的在位时间最长者。可他的后代就没这份好命了。他的儿子朱常洛，庙号光宗，年号泰昌，在位仅一个月；孙子朱由校，庙号熹宗，年号天启，在位仅7年；另一个孙子朱由检，庙号思宗，年号崇祯，在位17年。也就是说，万历的一子、二孙三朝共24年，只占了他在位时间的二分之一，大明王朝即土崩瓦解。
反过来思索，万历差不多是在其子其孙的双倍时间内胡作乱为，也没有将这个帝国消费完，还留给朱常洛一个“皆有生气”的社会。在张大复文中与“罢税”同提的“发帑”，足以说明万历虽是一个败家子，但还是给后人留下相当数量的真金白银。泰昌初，朱常洛能动用内库160万两以作饷银，这可不是小数目。内库只是国库的一部分，足见数目相当可观。
万历年间那富足，那充裕，当是历史的蹊跷了。
中国文人的空前活跃
万历年间，由于皇帝的不管、少管、懒得管，中国文人的活跃可谓空前，甚至达到放肆、放任的程度。从15世纪下半叶到16世纪上半叶，文化思想之发达，文学艺术之繁荣，人文精神之张扬，人性觉悟之高涨，堪称前所未见；提倡个性解放，摒弃禁欲主张，破除儒学藩篱，冲决礼教束缚，更是闻所未闻。所以，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英国的莎士比亚与中国的汤显祖相继同年离世，虽是偶然的巧合，却是东西方文艺复兴运动难得合拍同调的注脚。
如果说莎士比亚的成功，是因为16世纪迈入资本主义社会的英国正处于上升的强盛期，给予了他施展才华的最佳时刻；汤显祖的成功，则正是赶上了万历年间，由最初的富足富有到真正的富裕富饶的爆发期，使他得以大显身手。
清人赵翼所说，万历年间：“世运升平，物力丰裕。”物质的满足，必定催熟精神的丰收。正如樊树志在《晚明史》中的论断：“万历朝堪称有明一代最为繁荣昌盛的一段时光。正是中国融入世界的时代，中国与全球发生密切关系的时代，中国伴随‘西学东渐’而发生巨变的时代。”正是这些外部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给晚明文化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标榜自我，张扬个性，突出多元，追求快乐的特性。
穷奢极欲：大明王朝走上不归路
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谈到“自神宗以来，黩货之风，日甚一日”时说：“万历以后士大夫交际，多用白金，乃犹封诸书册之间，进自阍人之手。今则亲呈坐上，径出怀中。交收不假他人，茶话无非此物。”他所说的这些用来公然行贿的“白金”即白银，使我们获知了万历年所以“繁荣昌盛”的奥秘。
以银代币，自明朝开国后直到中叶，是严令禁止的。为何到了万历年间有如此多的银两，流通于社会，出进于市廛，交换于贸易，乃至行贿于官场呢？据美国学者弗兰克《白银资本》的考证：“16世纪中期至17世纪中期，美洲生产的白银30000吨，日本生产的白银8000吨，两者合计38000吨，最终流入中国的白银，为7000吨或10000吨。因此，在那一百年间，中国通过‘丝—银’贸易，获得了世界白银产量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这些真金白银，表明万历年间上至政府，下至百姓物质的丰裕。
然而，明代的奢靡，在嘉万之际已成风气。万历在公元1614年为他爱子朱常洵就藩洛阳，花掉的银子就足够当时中国人吃上好几年。
万历一朝存活48年，历史评价不高，却是曾经拥有世界上最多白银储存的王朝。如此海量的赀财，不花白不花，遂大肆挥霍，极尽奢侈腐败堕落无耻之能事。滋长民风浮躁的同时，也带来了整个社会的沉沦。
（摘自《领导文萃》2014年10月上）
稿件来源：《同舟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