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政|需开辟一个新的官员评价渠道
官员竞争更具零和性质
我有一项研究发现，过去30多年，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经济增长指标存在层层加码的情况。这是因为自上而下考核的根本性质没有改变，多层级锦标赛竞争的结构没有改变，各级官员都想在上级面前表现得好一些，就会产生过度竞争的结果。
此外，相对于市场竞争，官场竞争更具有零和性质。两个企业竞争，能够找到双赢的合作空间，只要合作利润大于零，就总是可以找到利润分配的方式。但是两个官员难以合作，倘晋升机会只有一个，就没有多少合作的空间，是一种零和博弈。零和博弈容易出现恶性竞争，比如拆台式竞争，包括不计代价地进入某个行业，产能过剩，基建投资急速增长，地方保护主义等等。官员竞争取决于绩效的相对位次，就算都亏，只要我的亏得少，我也赢了，这使得官场竞争没有财务盈亏的底线。市场竞争一定是有底线的，不能有亏损，至少不能有长期亏损。
以GDP为中心的考核弊端甚多
以经济发展为核心的官员激励和政府竞争会带来很多不良后果，主要有两个层面，首先是“多任务”下的激励会发生扭曲。政府的职责，按性质来讲，应该是多任务的，不仅是经济发展，还有民生、环保、教育、医疗等等。因为在实际考核过程中，存在“GDP崇拜”，因此一定会牺牲其他方面的公共职责，尽可能单方面促进经济发展，这样的发展一定是高成本的。
第二个层面是中国市场化的过程，包括地区的经济发展，会带上官场竞争的烙印，产生一系列不良影响。比如地区之间的不合作，还有地方的保护主义都是对经济的负面影响。有很多地区间的合作本来可以实现，但是官员出于GDP竞争的计算，会干扰合作的实现。
我最近的研究发现一个现象，地级市的市委书记前后两任接任的年份，GDP增速会出现明显的下降。全国300多个地级市，平均是0.5%左右，也就是每换一任市委书记，差不多每个地级市的GDP数据平均下降10亿左右。一年平均有70多个市委书记发生换任，也就是相当于GDP下降了700亿。
GDP下降，有一部分是后任挤水分的结果，前任走了，当年的GDP由后任来报，他有动力把账压低一点来报，来年的增长自然就会高一些。大家都说我们的GDP数据有水分，其实在换任的时候水分每次都要被挤掉一些，如果前面有虚报，后任可能就把这些水分挤掉，甚至还有可能人为压低真实的GDP。还有一部分下降是因为前任的工程，后任可能会另起炉灶，荒废不管；或者是前任知道自己快要走了，不好好干了，只考虑怎样平稳过渡，不去考虑对长期发展有益的东西。
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下，一个地区的官员交替应该不对市场产生大的影响，但在中国会带来显著的影响，就是因为在官员任期交接处，产生了激励扭曲。
引入自下而上的力量
目前这种官员考核的机制，实际上强化了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对市场“看不见的手”的干预。晋升锦标赛就是以结果论英雄，对过程和程序的要求比较弱。官员在这种激励之下，就会竭尽所能，常常用突破规则、破坏市场的方式，甚至非法或者黑箱操作的方式实现GDP增长的目标。现在强调要依法办事，简政放权，都在重塑政府的能力。官员考核机制的转型要和政府职能的转型同步，如果说GDP还是核心的话，那么政府职能改革就是虚的，不能持久。
我认为，官员考核仅靠完善指标体系，走不了很远，一定要靠另外一种体制来弥补。
如果淡化GDP指标，综合考核更多指标，可能会让官员的行为变得无所适从，因为在一个比较复杂的体系之下，官员的某个具体行为对最后考核分数的影响会变得非常模糊。在具体执行过程中，给官员太多指标，也可能会使考核过程变得更加模糊和主观，可能会引发跑官卖官的隐忧。
并且，在简政放权的背景下，政府更多的是提供服务，因此对官员考核更多应该在服务指标上。但是服务怎么评价，不是让上面的人来评价，而是让公共服务的受众来评价。比如官员在环保、医疗、教育等方面的表现，大家都可以看到，不需要量化，就可以通过人大、政协等体制内已有的力量，对官员进行评估和投票，这个力量就可以矫正量化考核机制的缺陷。因此自下而上的考核和监督机制变得很重要。具体而言，可以设计几个简单的指标进行考核，但是更多的得靠外部监督手段，反映社会更多人群对官员绩效的评估。上面一票，下面一票，两个分数放在一起再考核官员，这可能是一个探索方向。现在官员考核完全由组织系统或者上级决定，容易产生一些模糊的东西，得靠新增加的一票去克服。
要开辟一个新的官员评价渠道，这对中国是一个挑战，在世界上都还没有，需要我们积极探索。
（摘自《组工文萃》2014年第十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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