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司马相如，只为帝王写文章
山清水秀、人杰地灵的蜀中，孕育了无数文人雅士，西汉的司马相如便是其中之一。他以“赋圣”之名在二千多年的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斑驳绚丽的一笔。但此外，司马相如头上的光环还包括：浪漫的情种、酒店的老板、阔绰的富绅、杰出的策士、开拓性的边境外交家。
公元前138年的一天夜里，雅好辞赋的汉武帝偶然读到《子虚赋》，击节叫好，大为欣赏，却不知是谁写的，不禁暗自叹息：“可惜寡人没有和此人生在同一个时代！”这时，替武帝管理猎狗的太监杨得意恰好在旁侍候，他告诉武帝，这篇《子虚赋》是他的同乡司马相如所写，且此人尚在人世。武帝一听，又惊又喜，立即传旨，召司马相如入宫。这个对文人来说渴求已久的机会，终于降临到了司马相如头上。
再次来到长安城，司马相如有了一种新的感觉。10多年前，他失魂落魄地从梁国返回成都时，曾在长安短暂停留，那时是何等狼狈。这次奉召而来，一路风光无限，连骑的马都仿佛笼罩了一层光辉。
3天后，未央宫正殿，汉武帝召见。司马相如不免有些紧张，甚至又犯了口吃的老毛病。但他毕竟做过景帝的武骑常侍，对朝会、觐见并不陌生，因此很快便平静了下来。武帝先是问了司马相如的身世，做梁孝王游士的情况等，随后，便兴致高昂地谈起国家大事。
武帝说话时，司马相如悄悄瞥见他的容貌，心下一惊。这位皇帝虽年仅18岁，但眉宇间却充溢着老成持重、深谋远虑的气质，一副不怒自威的神情。司马相如不禁感叹：“大而至极，才能体现出美。如今大汉盛世，千载一时，又逢武帝这样的雄才少主，整个社会从上到下都充溢着昂扬奋发的气象……”想着想着，他文思泉涌，向武帝禀奏说：“陛下读到的《子虚赋》，是我十几年前随便写的诸侯打猎之事，算不了什么，请允许我再写一篇。”
公元前137年，汉武帝读到了司马相如新写的《上林赋》，大喜，然后拜司马相如为郎官。
除了一手好文章之外，司马相如为官期间最大的贡献其实是开发西南。他为官第三年，正赶上中郎将唐蒙在修治西南蜀道，由于工程艰巨，征集民工过多，又杀了西南夷首领，巴蜀人民惊恐不安，引发骚乱。汉武帝闻听奏报，决定派司马相如去责备唐蒙，并让他写一篇文告，向巴蜀人民做一番解释。
于是，司马相如写下了一篇温情脉脉的文章，号召巴蜀百姓要“急国家之难”，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又代表皇帝给了地方很多恩惠，招抚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
回到长安，司马相如向武帝提出意见：应该在邛（今西昌）、筰（音同“昨”，今雅安）一带恢复设置郡县，会对西南蜀道的开通更有效果。武帝采纳，并亲派司马相如负责这件事。再次到蜀后，司马相如雷厉风行地拆除旧关，架设桥梁，开辟道路，造福了西南一方。
司马相如虽然写了不少歌颂帝王的辞赋，但实际上，他为官不善逢迎。这一方面因为他结婚后很有钱，不需要追慕官爵。另一方面也因为他口吃，不善言辞，又有糖尿病。他不愿意同公卿们一起商讨国家大事，而总是借病在家闲呆着。
公元前118年的冬天，奇冷无比。司马相如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似乎自己再难走出这奇寒的冬天。于是，他抱病撰写《封禅书》，希望武帝体会到他的一片忠心。
写完《封禅书》的最后一个字，司马相如彻底垮了下来，他真的精疲力尽、心力交瘁了。此时，皇宫之中，武帝好像想起什么似的，问：“很久未见司马先生了，不知他近况如何？是否又有新作？”老乡杨得意答：“听说司马先生病体沉重，恐怕已难以再写什么东西了。”“快！快去把他的文章全部取回来，如果不这样做，以后就散失了。”皇帝派出的大臣回来时，带来了司马相如的死讯，还有那篇耗掉他最后心血的《封禅书》。
公元前110年，司马相如辞世后的第八年，为显示大汉天子的功业，武帝举行了盛况空前的巡幸活动，亲率18万人马，一路出长城，浩大的声势令匈奴都为之震撼。稍后，又礼祭华山、嵩山，再东行至海边。然后，武帝终于举行了搁置已久的隆重盛典——封泰山。
泰山之巅，云雾茫茫，松涛阵阵，武帝举目远眺，此时此刻，他内心翻涌的思绪和情感，或许是大功告成后的喜悦，或许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寂寞，或许他也想到了司马相如，想到了向他建议、描摹此次封禅大典的这位才子……
对司马相如的人品和文品，后世一直有着毁誉两种说法，他和卓文君的浪漫爱情，也曾遭到质疑。有传说称，司马相如显达之后，想要纳妾，据史书记载，“卓文君作《白头吟》以自绝，相如乃止”。《白头吟》中写道：“皑如山上雪，皎如云间月。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后人考证认为，此诗为民间作品。多年之后，人们发现了一篇传为卓文君所作的《司马相如诔》，以朴实无华而又情真意切的文字，概括了司马相如的一生。可见二人爱情之坚贞。
还有人说，司马相如文品不高，铺写洋洋洒洒、歌功颂德的《子虚赋》、《上林赋》，靠吹捧成了御用文人；遗作《封禅书》，也使得汉武帝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去进行封禅活动。不过，客观地讲，司马相如谏说论事，虽铺张扬厉，但无一不宗旨严正，有所讽喻，司马迁认为：“此与《诗》之风谏何异？”这是很高的评价了。
两汉作家，绝大多数都对司马相如十分佩服，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司马迁。在整个《史记》中，专为文学家立的传只有两篇：一篇是《屈原贾生列传》，另一篇就是《司马相如列传》。在《司马相如列传》中，司马迁全文收录了他的3篇赋、4篇散文，以致其篇幅大约相当于《屈原贾生列传》的6倍。仅此即可看出司马相如在太史公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后代文人更将司马相如与司马迁并称为“文章西汉两司马”。鲁迅的《汉文学史纲要》中还把他们两位放在一个专节里加以评述：“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
如此看来，哪怕确实是为帝王写作，司马相如也算是做到了御用文人的极致。
（摘自《公务员文萃》2013年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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