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我们需要怎样的交流？
知识分子常常不是一个思想统一的阶层。就知识界分裂和言论戾气的话题，知识界不同流派、不同地域的学者江平、杜维明、萧功秦、许纪霖、魏明伦，对共建理性的言说空间提出建言。
知识界，对于一些最基本的公共话题，似乎完全没有基本共识。更糟糕的是，在公共平台上，彼此间的交流充满戾气和语言暴力。何以如此？
江平（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我觉得让知识分子的思想统一是不现实的。但是知识分子应当有自己的表达方式。应当用君子的方式、心平气和地解决问题，而不是用一些粗鲁的方式。
杜维明（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我把学术界、知识界、文化界区分开来，它们的范围越来越大。学术界的研究越深入，越能不受到外在的政治、商业方面的干扰。这个基础就成为知识界的认知水平和理性水平。知识界有比较高的水平，文化界的水平就比较好，比较雅。一般的社会都是这样的。但是，文化的浮躁使得知识界不是很安稳，有很多不健康的情绪，直接影响到深刻的学术研究，我们现在就面临着这样一个情况。
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导师）：很多话题不能正常讨论，而只能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达。这就使得在表达的时候会产生某种扭曲。今天中国知识分子、思想界普遍存在一种戾气，这种戾气就是内心充满着一种不平，这种情绪往往会通过语言暴力显示出来。
萧功秦（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历史系教授）：网络本身就是一个剧场，它有剧场效应。为了追求这种剧场效应，网民往往会把自己的观点以最鲜明、最煽情，甚至是最极端的方式表达出来。这种表达能在粉丝中获得最大的剧场效应，但常把社会上多元化的问题简单化。简单化以后就会破坏人们的正常思维，在网络上人就变得特别简单化。在网络上对方就变成一个抽象的符号，抽象地对待对方，就会出现这些问题。
魏明伦（四川省作协副主席）：如今，网络“约架”，跟我看到的袍哥“教言语”，更和“文革”中的打语录仗、武斗相似。毫无疑问，这些都是应该制止的。但另一方面，我觉得这又是不可避免的。可以制止“约架”，但网络语言暴力是收拾不了的。中国从过去的封闭到现在的开放，网络有大利也有大弊，人类获得网络巨大利益的同时，当然也得为此付出代价。
除了一些客观原因外，学者个人是不是也应该有所反省？进一步完善自己的知识，并改善交流方式？
许纪霖：我发现中国的各家各派普遍相信自己是正确的，自己代表正义，不太善于倾听不同的意见。我觉得比立场更重要的是你的看法、观点，而不是以立场和主义来划线。
江平：现在网上所表现的不同的知识分子之间的争论，有些已经是属于缺乏修养。知识分子赤膊上阵，我觉得不太好。知识分子要保持一种知识分子的风度、气质、语言。在鲁迅的时代，再怎么争论，还是在文章上论战，不应该以人作为攻击的对象。所以我觉得对人不应该有成见，对事情可以来论是非。
萧功秦：中国人的文化思维，从传统时代到革命时代，都存在两极思维：正和邪。当一个学者觉得自己是正确的时候，他就有一种强烈的道德自我优越感，而对与自己不同的意见，就会定位为道德上的邪恶，采取毫不留情的斗争的态度来对待。于是产生了一种所谓的斗争哲学。这种文化思维从传统时代，到近代、现代，一直长期影响着我们整个的文化。
杜维明：公共辩论，最基本的条件就是必须要突出责任伦理。21世纪我们面临很多挑战，有生态环保、有女性主义、有文化多样性，还有宗教的多元等等，所以在理性之外特别要突出同情，在法治之外还要注意礼让，权利之外注重责任，个人尊严之外还要考虑社会的和谐。
与意见、观点相左的学者交流，你的交流方式是什么？如果遇到非理性攻击，会如何应对？
许纪霖：我接触网络很长时间了，遇到的非理性评论也很多。这种戾气我也可以理解，表面上是冲着我来的，其实是把我当作一个符号，当作发泄的一个对象而已。我告诉自己说，在这样一个不正常的舆论环境里，如果你要成为公众领袖，一定不要计较这些，这是对自己的一种雅量的考验。公众人物付出的代价就是他要有一种心理准备，被伤害的准备。
杜维明：批评有各种不同的程度。对错对我讲起来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还是分析问题的层次，是深还是浅。如果一个人对我的批评很深刻，那我会把它当做一个重要议题来反思。如果根本就是无理取闹，很简单，忽视它就是了。
建设一个多元、理性、宽容的社会，从政府到知识界到个人，应该做些什么？
许纪霖：这需要三个方面的努力。一是大环境，需要提供一个自由的、开放的环境。二是每一个参与者要能够倾听不同的意见。三是媒体也需要反省，现在媒体有一个不好的倾向，总喜欢有人打起来，然后故意去寻找极端的声音。今天的媒体和网络实际上是被市场所操纵的。所以媒体要反省，特别是严肃的媒体。
萧功秦：作为一个正常的社会，不同的多元的思想的对峙和存在是一种正常现象。作为执政者应该把各种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吸纳到我们的政治愿景当中，实现社会的进步。
杜维明：现在一个新的情况是垂直的关系逐渐变成平行的关系。中国的公共领域长期的情况就是政府的力量太大，现在政府已经有意愿要放权。这是要正面肯定的。一个比较进步的、成熟的民主制度，这都是习以为常的，我们正在这样一个过程中。这个过程需要每个领域，都出现一批有良知有理性的代表。人数不一定需要太多，但公共性一定要强。
江平：我觉得，首先是执政党要建立一个宽容的气氛。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每个人也都应该抱着这样一种心态。宽容是一个社会非常优良的品质。
（摘自《领导文萃》2014年2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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