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收敛锋芒，藏心之术
《王的盛宴》一片上半段围绕刘邦和项羽，下半截围绕刘邦和韩信。
在西方民主政治那一套游戏规则下，从政者要拉拢选票，争取群众支持，便得施展浑身解数，展现领袖风范和魅力。但中国官场的生存之道，恰巧相反，收敛锋芒，甚至让人看扁自己，才是从政的不二法门。因为在一个封建王朝内，从政不是要向百姓争取表现，因为他们并不关键，皇帝才是操有生杀大权的主宰。但是伴君如伴虎，愈是锋芒毕露，愈容易功高震主，招惹杀身之祸。
曾国藩说得坦白：“锋芒露杀气，圆通显和气。”终其一生，他都步步为营，小心谨慎，惟恐招来嫉妒。例如他起兵清剿太平军，第一次攻陷武汉，捷报传回北京，惹来奸臣谗言时，他便果断借口父丧，辞官还乡。直至太平军再起，局势恶化，他才应清廷紧急之请，再度出山。到他攻陷天京，军功显赫，声名大噪，正处于军事成就的巅峰之际，却又主动裁减湘军4万，交出部分权力，更奏请八旗兵驻防南京，以息同治皇帝的疑虑。
即使你是开国功臣，为社稷立下汗马功劳，但依恋权位、不知进退，一样会不得善终。正如《史记》记述越王勾践故事的名句：“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范蠡与文种，张良与韩信，前者急流勇退，后者恋栈权位，两种开国功臣截然不同的结局，正是这种中式政治的最佳写照。
《王的盛宴》一片，讲述刘邦得天下，成就霸业之后，3位功臣——被誉为“汉初三杰”的韩信、萧何、张良因性格不同，在君臣关系处理上，拿捏的方寸不同，因而造成的迥异命运。
究竟历史上，他们的故事又是怎样的呢？这里让我补上一笔。
韩信在楚汉相争中，拥兵数十万，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垓下一战，一举击败项羽，名震天下，实是汉军中的头号战神。但他恃功生骄，不知进退，屡次向刘邦要求封地封王，让本已多疑的君主，视他为心中之刺。到了鸟尽弓藏，遭贬时，他仍不知收敛，反而不满之情溢于言表，最终惹来的不单是杀身，甚至是灭族之祸。
张良是刘邦麾下的头号谋略家，算无遗策，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但与韩信相反，他知所进退，淡泊功名，婉拒封地，并以体弱多病为由，急流勇退，不问朝政，这样才让刘邦释疑，得以善终。
但要说到曲折离奇，让人拍案叫绝的，首推萧何。话说萧何是刘邦麾下的头号后勤和军需大臣，一生勤勤恳恳，鞠躬尽瘁，仍惹来刘邦满肚猜忌。第一次是在楚汉相争时，刘邦领军在外，萧何镇守关中，刘邦忽然数次派遣使者回关中慰劳丞相，萧何“挑通眼眉”，明白刘邦在外风餐露宿，却突然劳师动众，必是起了疑心，即主动把亲族中可以当兵的子弟全部送到刘邦军中服役。刘邦见到多了这批“人质”在手，遂大喜并且放心。
另一次是刘邦称帝后，亲自带兵讨伐叛逆的淮南王。萧何克尽己责，向前方源源不绝输送军饷，但越是做得出色，刘邦越心生疑虑，又多番派遣使者回长安询问丞相后方情况。萧何深知大势不妙，遂听从谋臣意见，在京师多置田地，强迫百姓贱卖，惹来百姓一片咒骂之声，让刘邦以为萧何贪财，没有政治野心，最重要是不得民心，遂终于放下心头大石。弄到自我污蔑以免杀身之祸，萧何用心之苦，委实令人惊叹。
其实以张良、萧何的精明，岂会不记得，他们当年恨之入骨的对手秦始皇的故事和教训。当年秦将王翦，应秦王嬴政之令，领兵60万伐楚，差不多倾尽全国之师。但秦王嬴政猜疑心之重天下闻名，生怕王翦最终尾大不掉，遂将华阳公主许配以作拉拢。王翦却没有因此而麻醉，反而提高了警觉，更加如履薄冰。后来心生一计，在出征之日，秦王的饯别宴上，大胆要求皇上尽赐咸阳附近的美宅良田。嬴政和旁人，连王翦自己的副将蒙恬，都以为他贪得无厌，谁知这却是令秦王释疑之法，认为他只是一个贪图富贵、胸无大志之辈，放下心头大石。
权术之所以在中国传统政治中如此重要，是由它的政治文化特点所决定的。首先，是君主集权专制，权力少受制约，因此君臣之间是一种悬殊的权力关系，也就是所谓的“伴君如伴虎”；其次，是权力的变更和承继，以及官员的升迁，都不是完全的规模化，存在相当的任意性，为权术如藏心之术等，提供了很大的土壤和空间。
（摘自《领导文萃》2013年4月下）
弘扬领导文化
创新领导思维
提升领导能力长按二维码，即刻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