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无愧覆盖这面“知青”的旗帜！
刘先国也许是第一个覆盖着“知青”旗帜去另一个世界的人，这是广大知青对他的高度评价！
我一直凝视着这张照片——遗体上覆盖着一面红色锦缎，似一面鲜红的旗帜，他走了，离我们而去。
我的目光不愿离开这张照片——覆盖在遗体上的旗帜上写着两个大字：知青！
我的双眼已经被泪水模糊了——刘先国，一位重庆知青，无愧这面写有“知青”两个大字的旗帜！
2011年7月14日晚，刘先国走了，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云南农场的知青朋友们。
仰天长叹啊！
刘先国，成千上万有着知青经历人中间的一员。他很普通，一位来自山城重庆的学生，在上山下乡的浪潮中被“抛到”了西双版纳的景洪农场十分场七队。
在千万知青中，刘先国又是那样不平常。1978年在云南农场爆发了知青要求大返城时，他是带头人之一，是我们的副总指挥，是为了千百万知青回家北上请愿团的副团长。
从此，在知青的历史词典里，有了刘先国三个字；在终结上山下乡运动的关键时刻，有了刘先国和他的战友们的一页。
这是刘先国人生中最精彩的一笔。
上山下乡，他只是浪潮中不起眼的一个知青，被这股潮流卷起后或许会消失的无影无踪。但是，在1978年秋天的刘先国为自己的人生，书写了亮剑的一笔。
那时候，刘先国可以拥挤在众多知青的人流里，期盼着大返城的成功，早日回到亲人的怀抱中；他完全可以选择旁观，静静地等待着回家的春风早点吹到自己身上；他深知与战友们一起站出来或许会成为“出头鸟”，遭遇无法预料的不测。但，刘先国站出来了，站起来了。责任、担当，义无反顾地走在大返城的最前列，成为1978年云南农场知青心目中的英雄好汉。
刘先国，无愧于“知青”这面旗子！
知青上山下乡大返城的历史记忆中，一定会记住刘先国和他的战友们策划给北京写信，为了倾诉十年之久的苦难。为了唤起和唤醒“千军万马”，刘先国和战友们横刀立马，发出罢工请愿的呼喊，冲破重重阻扰昂首向着北方前进！虽然，他早就被列入“特定”名单之列，但刘先国没有丝毫胆怯、犹豫。
刘先国，应该覆盖上这面“知青”旗帜！
决战的关键时刻，曾经是默默无闻的一名生活在底层的知青刘先国，写就了他人生最为精彩的一笔！
当刘先国和战友们举着第二批北上大旗，前进到距离昆明仅有半天路程的杨武时，面对的是前有堵截、后有追兵啊！希望稳住北上知青队伍的省委领导在昆明等待他们；第一批北上的战友正在铁轨上卧着，惊动了北京以后事态越来越严重。前进，还是后退？前进，能够绕过昆明这一关吗，还能实现北上的目标吗？后退，西双版纳上万知青将会等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此刻的刘先国和战友们苦苦地在思索，在分析，在设想一个良策：一切为了北上！
此刻的刘先国仔细地研究着行进的路线，他想起了“暗度陈仓”、“声东击西”。刘先国把目光焦距在不远的一个叫“读书铺”的铁路小站，对，就从这里北上！
刘先国对大家坦陈：第一批战友在昆明的“大动作”，在客观上掩护了我们；省委领导焦急的等待，说明他们还不知我们究竟会何时到达省会。我们立即开拔，绕道从“读书铺”乘上北去的火车，“金蝉脱壳”啊！
领头人丁惠民一锤定音！第二批请愿团悄然出发，避开昆明，绕道成都，直奔目的地北京。从1978年12月18日在西双版纳景洪县城出发，肩负着云南知青的重托，终于在1978年12月26日到达了首都北京。
如果没有这个决策，哪能踏上北上之路，何来与政治局委员面对面，更何谈让中央各个部门的管理者们，亲耳听到了还在农村的知青们的呼声！
刘先国，功不可没！
此时此刻，面对着刘先国的遗像，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位来自山城的青年学生，一位豪爽仗义的知青！我们记住了当年丁惠民邀请你“出山”时，你说：“没有问题，只要你们信得过我，大不了砍脑袋嘛！”一股豪气，一份胆气，一个悲壮！
当年北上请愿团的部分核心领导成员，左一为李长寿，左三为丁惠民，左四为刘先国
此时此刻，我们仿佛看见了1978年秋天以后你的身影。瘦削干练的汉子身着黄色的坦克服，像一群塑像立在飘着大雪的天安门广场上，零下20多度的广场上。你曾经这样记载着：“谁到北京来了？我，连做梦都没有想到！谁的力量？53841名版纳知青的力量！”
刘先国，你是在为“知青”这面旗帜增色添辉！
哀乐响起的时候，战友们为你送行——
你留下的人生之路时一笔宝贵的精神财产，无价！当大返城的硝烟散去，你和千百万回城的知青一样，在此出发。在新的旅途上，你依旧在书写精彩人生。1979年春天，你回到了重庆，在一个工厂当了木工。先国的妻子是一个上海女知青，为了再此团聚，历经千辛万苦啊，1985年通过对调的方式终于到上海工作，不易的人生经历，留给我们的是对于目标不懈的坚韧追求。
哀乐响起的时候，知青们都来为你送行——
有过云南农场苦难经历垫底，还有什么不能面对！在图书发行行业里，你是再次出发。任劳任怨，勤勤恳恳，成为上海科技图书公司的一名中层干部，并且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你留给我们的是困境中不屈的身影。
哀乐响起的时候，我们都听见了你的战友李长寿发自内心的呼喊——先国啊，我们今生战友一场，来世再做兄弟吧！先国，你一路走好！
走好，刘先国！一路走好，刘先国！
北上请愿团秘书长朱一平
在你生命的最后一刻，你没有忘记曾经同甘共苦的战友们。在你的生命最后时刻，你的愿望是委托自己的战友、当年北上请愿团秘书长朱一平主持自己的告别仪式。
2011年7月18日。上海龙华殡仪馆里那一幕至今留在云南农场知青们的心中——在战友们的失声恸哭中，我们懂得了艰难岁月生死与共的情感是难以磨灭的！
我们对你的思念，永存！
余杰 写于2018年冬至日
在刘先国追悼会上的追思词
追思亲密战友刘先国！
时间回到1978年秋天，云南数万知青和全国知青一样，都面临着对自己人生道路重新定位的选择。这种焦虑和期盼牵动着所有知青和他们的家庭，这种状况已经演变成一个不可回避的社会问题，出路在哪里？只有将知青的心愿、家长的期盼，诉求于党和政府！于是一个由数万知青推举代表组成的肩负重任的团队出现了——“云南版纳地区知青赴京请愿团”诞生了。刘先国就此担任了请愿团副总指挥。我们有幸作为他的战友与他一起走过了那段难忘的历程。出发前夕，形势多变，众说纷纭。刘先国以他独到的胆识，力排众议，精心挑选人员，迅速完成了团队组建关注。队伍出发前程难卜，他与许多战友打成一片同甘共苦。以自己坚定乐观的精神，鼓舞团结大家，战胜困难，绕道成都，最终抵达了首都北京。
在京期间刘先国集大家智慧于大成，从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著名的“6种人应该回到家乡去的建议书”。这个建议涵盖了全国所有上山下乡、兵团、农场知青，集中体现了所有知青及家长们的最终愿望。在云南知青强有力的支持下，在以邓小平为首的老一辈革命家的关心下，在各省市人民政府的精心组织安排下，知青们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开始踏上了人生新的生活道路。历史上曾经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就此画上了句号。
回首这段经历，刘先国以他坚定的意志、勇往直前的精神、战略策略的智慧，团结全体北上请愿团成员完成了预定的任务。刘先国为云南知青乃至全国知青的返城做出的贡献使巨大的，刘先国功不可没！刘先国正当英年之时，却身患重病离我们而去。作为战友，我们的心痛无以言表。你走的太早啊！
先国啊，我们今生战友一场，来世再做兄弟吧！先国，你一路走好！
原“北上请愿团”全体战友
后记：
感谢原云南农场知青北上请愿团朱一平先生提供的素材，感谢原云南农场北上请愿团宣传组长邹盛永提供的录像资料。
今天是元月2日，刚看了盛永友带来的悼念先国的碟片，不由得想写下几句，前年先国追悼会后很想写一点纪念文，但为先国家属的叮嘱，让先国静静地走（会场中有不明身份者）就把对先国友要说的话放在心底了。今天看着碟片，是时追悼会的情景又一次展现在眼前：龙华殡仪馆归真厅静寂、肃穆的气氛笼罩在每个人的心头，特别是我们知青人更有一种说不出的悲哀和无助，大家都默默地握着手，相望着、凝思着：又走了一位？……。
盛永、晓航等从重庆、武汉赶来为先国送行，虽是难得见面，大家也是相对无言。想想先国友短短的一生，盼到女儿从北京大学毕业走入金融界，盼到就要退休可享一点清福了，却被上帝看上了，教谁都心不甘啊。我们云南兵团一团、二团、四团、六团、七团、十九团的战友聚集来送送他，不枉为“云南知青”一场。
望着洁白菊花丛中的先国是如此的安详、凝重，身上覆盖着知青朋友们送的一面印着“知青”金色大字的红旗，更透着沉沉的悲怆、庄重。红旗，不由得使我想起33年我在景洪街头看到的红旗，就是先国他们义无返顾地打出了“我们要回家”的旗帜，为当时极为迷茫、惆怅的我所给于的震撼和激动。想不到今天这样的红旗却盖在先国的身上了，红旗一直是我们这一代人心中的“圣帜”，凝洁着我们那么多的理想、精神、足迹、泪水、血斑和生命的余温，先国带着这面旗帜远行可能会轻松些，也是一点安慰吧，他是配得上带这面旗帜远行的人。
刘先国在宣读抵京纪律事项
先国是1971年到西双版纳一师一团十营的重庆知青，1978年作为云南版纳知青赴京请愿团的副总指挥北上北京面见中央领导，诉求知青心声，促成云南知青问题得以圆满解决。
1979年春，他回到家乡重庆，1985年商调至上海与妻子女儿团圆。他工作勤垦、负责于1996年入党并担任了上海科技图书公司中层领导工作。应该说他的八年知青生涯和后三十年工作、生活中是一个挑着担子行走的人。
他的请愿团战友在致悼词中说到在当年那样形势多变，众说纷纭，命途多舛的时刻，他不畏艰险,首先喊出广大知青“我们要回家”的呼声，后又以独到胆识，力排众议维护“北上赴京、面陈中央”的大方向并以坚定乐覌精神提出了6种人应该回去的建议，为高层制定知青回城的22号文件提供了依据。得以使广大知青能跨上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末班车。这样一个普通重庆知青能在那个年代，那样情况下提出这样的建议，足見他的胆识和可贵的人文精神。
中者为刘先国
但他却是这么早的走了，有时说天道不公，实是无奈之词。这次和盛永说起先囯的走，他说先国這些年一直生活在压抑之中，给我震动很大，先国他们当年做的是一件大好事却要背着如此沉重的“精神十字架”。想起我们在上海科技图书公司第一次見面，那是2000年时，我们编纂<<勐龙印跡>>影册，需要版纳知青请愿的照片和有关情况，特为拜访他。他给我的印象：沉稳，谨言寡语，這是和小四川”的性格完全不相象的，但临走时见我欲购他们科技图书公司出售的《典藏》杂志，就硬送了两本给我，初次相识，却又如此慷慨于他人，可见他的为人之道。后来又見过两、三次面，这次他生病了，说好去看看他，但朱一平回话：他感谢朋友们对他的关心，但请大家不要去，想不到他突然走了，也就成了我心中的一大遗撼。
先国人是走了，但他们当时进行的事是会永远记在我们心间的，也应该在历史上留下一笔，我曾写过几篇文章，但总觉得余言未尽，一直想作为“课题”来记载。大陆、政惠几位学者也都说值得作为“课题”研究，我想在先国心中也会留有这个“遗愿”的，我们活着的人有责任来做这件事，告慰在天国的先国友安息。
时是新年伊始，终有新的期盼、新的行进，写上几句算是对已经远行人的纪念。
（二0一三年元月二日）
7月17日下午2:30，我接到重庆知青邹盛永从上海打来的电话，他沉痛地告诉我:刘先国因患肺癌，已在7月14日晚去世。他和重庆知青李长寿、张秀英、八斤已在15日从重庆飞到上海，为刘先国治丧。刘先国的告别仪式将于18日上午，在龙华殡仪馆举行。听到这个噩耗，我的心情非常悲痛，几乎不假思索地告诉邹盛永，我立刻赶到上海来。
子夜12时，我们到达浦东银山路先国的家。我来到先国的遗像前，点上三炷香，深深地三鞠躬。我安慰先国的妻子，希望她节哀顺变，因为生活还要继续。
个人的生命是如此脆弱，去年11月18日在上海南昌路的科学会堂，我邀请在上海的部分云南版纳知青参加《我们要回家》的读者座谈会，征求对这本书的修改意见。见到先国，他神采奕奕，有说有笑。想不到时间刚刚过去大半年，他就这样走了，带着对生命的眷恋，想到此我潸然泪下。
《我们要回家》读者座谈会，刘先国（右一）
我认识刘先国是在2002年元月。1978-1979年，云南西双版纳知青发起了“我们要回家”的返城运动。我在几年中，广泛收集云南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资料，采访现在分布在重庆、成都、上海、北京、昆明的当年的亲历者，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2002年元月下旬，我在上海采访的第一个亲历者就是刘先国。1985年，他费尽周折，从重庆调到上海工作，与在上海的妻女团聚。他当时担任上海科技图书公司物业中心经理。上海科技图书公司地处福州路与河南路的交汇处，是上海的闹市区。在这栋大楼的二楼，我见到了刘先国。他穿着一件深色的短大衣，一张有棱角的国字形脸，浓黑的眉毛依旧留着青年时代的豪气，一双充满睿智的眼睛流露出真诚与实在。他已早早在等待我，我们紧紧握手。虽然我们是第一次见面，却像是引为知己的老朋友，没有任何拘束，无话不谈。他来上海已经20多年了乡音未改，说话中不时夹杂浓厚的重庆方言，还不时发出爽朗的大笑，我觉得眼前的这个刘先国太可爱了。我在上海的十天里，刘先国向我口述了在1978年10月到1979年初发生在云南知青中的强烈要求返城的往事。
1979年元月4日，刘先国和北上的十位知青受到王震副总理的接见，他们向党中央表达了广大云南知青的心声。元月6日，他们离开北京，返回云南，协助国务院调查组安定云南垦区的形势，元月2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国务院调查组和云南省委的意见，同意云南知青分期分批返城，长达25年的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终于划上了句号。
刘先国是1979年春天回到重庆的，顶父亲的职，在一个工厂当了木工。他的妻子是一个上海女知青，两地分居多年。1985年，刘先国通过对调的方式，终于到上海工作，与妻女团圆。他在工作上非常努力，吃苦耐劳，获得领导和员工的好评。经过20多年的努力，他成为上海科技图书公司的中层干部。他过着一种低调的生活，与外界来往很少。他女儿非常优秀，毕业于北京大学金融学院，现在是上海的英国汇丰银行的高级管理人员。
2002年8月，我完成了50万字的纪实文学《我们要回家》，该书出版后在重庆和昆明举行了首发式，本书中先国为我提供了大量的珍贵的历史资料。先国拿到还散发着油墨香味的书时，心情一定是很高兴的！
今年3月初，我突然收到上海知青陈允龙的短信，他告诉我，先国被诊断为肺癌晚期。我怔住了，这个不幸为什么会发生在硬汉子刘先国身上?后来听说，他回到家乡重庆住了十来天，这明显是一次告别之旅。重庆的知青们纷纷去看望他，安慰他。5月6-23日我去重庆采访18天，准备修订这本书，在国内重新出版。我与先国通电话，告诉他，现在医学进步，不乏有癌症治愈的例子，同时还告诉他，我正在修改此书。他希望我在修改时一定要大写特写知青对云南边疆建设做出的巨大贡献！我请他放心，我一定会这样去修改。
想不到，不到半年，坚强的先国就走了。我们不胜悲痛！
7月18日上午，刘先国的告别仪式在龙华殡仪馆举行，在上海的近百名知青参加了告别仪式。灵堂里摆放着他的亲人和各地知青送的花篮，我送的花篮上写了一副挽联:“北上关山飞渡真英雄，东迁敬业乐群伟丈夫。”其中“东迁”是指先国工作调动到上海后，他的业绩。
现在，曾经那么坚强的先国安详地躺在白色的菊花丛中，在他的身上覆盖着《上海知青》杂志社送的绣着“知青”的红色锦缎。先国也许是第一个覆盖着“知青”旗帜去另一个世界的人，这是广大知青对他的高度评价！
在这个酷热高温的日子里，我写下以上这些文字，表示对他的哀悼和怀念。(2011年)
文章来源：微信号“上海余杰”、周公正新浪博客、 刘晓航《风吹来满天都是白色的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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