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苍凉青春》大河传奇
《苍凉青春》
大河传奇
王村钰，女，1951年生。在黄河岸边一个偏远的村庄插队后，一段奇缘使她与本村农民二万子结婚。其时，二万子原配新丧，身边已有四个孩子。而现在，王村钰已是一位怀抱孙子的奶奶了。
初到Y县，我就听到了那个传说。
一个北京女知青在黄河里游泳，差点淹死，被一个青年农民救上岸。女知青感激救命恩人，于是嫁给了这个农民。
传说流传很广，其中详细情景许多人可以绘声绘色道来，并且确切无疑地指出，女知青叫王村钰，青年农民叫二万子。还有人告诉我，王村钰眼下正在县医院学习。
我见到了王村钰。
在县招待所我住的房间里，她领着一个小女孩进来了。本来我打算去县医院找她，她托人捎话来，说她住在大宿舍，去那里会打扰别人，不如她来找我。
这是一个瘦削单薄的女子，窄窄的脸颊，眼睛很大，透出一种悒郁的神情。身边的小女孩约摸四五岁，眼睛极像她。
我问：“你的孩子?
她回答：“老五。”
此前我已知道，她的丈夫曾有一个前房，留下四个孩子，一个送了人，她又生了两个，五个孩子全归她抚养。
她言语不多，对于我的问话，常用简短的单词作答，此外不多说一句。她好像有着重重心事，坐在我对面的床沿上，低着头，显得局促不安。小女孩玩弄茶几上的杯盖，她轻轻召唤一声，小女孩靠拢她，她站起来。我问到二万子在黄河里救她的事，她说：“人都知道嘛，就那回事。”然后，说她还有事，有点匆忙似的，就告辞了。
传说得到了证实。
但是，为什么她那么悒郁寡言?
我奔向王村钰早年插队，也是后来安家的村子——距县城一百八十里路、黄河岸边的里底村。在这里，得到证实的传说被推翻，另一种传奇却在我面前展开。
事情从一个月光溶溶的夏夜引出，里底村中的涝池边，两个年轻姑娘悄声低语。村子里一片静寂，不远处黄河的涛声隐约可闻。
“敢不敢?”一个问。北京口音。
“干嘛不敢?不是说好的吗?”另一个说，也是北京口音。
迅速地脱衣服。两个姑娘扑进盛满月光的涝池中。
第二个讲话的，就是王村钰，另一个是她的好伙伴梁海燕。白天下工回来，路过村中的涝池，梁海燕说：“这要是游泳池多好。”王村钰说：“不是游泳池也可以游呀。”于是二人相约，待到夜深人静时，来这里玩个痛快。
涝池不大，水也浅，怎么游也舒展不开。她们仰躺在水里，手不动，用脚划水，比赛谁漂浮的时间长。梁海燕呛了水，站起来上气不接下气地咳嗽，王村钰也站起来，忍不住直笑。谁家的大门吱呀响动了一声，两个姑娘立即敛声屏气，赶忙蹲到水中——她们只穿着裤头和小背心。
第二天，姑娘在涝池里游泳的事，立即在村子里传开。女人游泳，当地人从来没有见过，人们将这事当做一条重大而有趣的新闻。
有人传说她们差点被淹死，有人传说她们啥也没穿，全身上下光溜溜。人们兴致勃勃地议论着。村子里的姑娘也悄悄地问她们有没有那回事。
开始王村钰和梁海燕谁也不敢吱声，后来忍不住，王村钰对梁海燕说：“去黄河里游，让他们瞧瞧！
说到做到。几天后，黄河对岸的武城逢集，方圆村子的人都去那边赶集。渡口在里底村的坡头下，扳船的是从小在黄河上厮混的二万子。赶集的人们一个跟一个上了船，二万子吆喝着，就要解缆了，却见几个女知青迟迟疑疑站在岸边不动弹。“咋不上船?”他问。“王村钰想游到对岸去。”一个女知青回答。二万子斜着眼珠儿，瞥了眼身板单薄的王村钰，一扭脖颈，笑了。“这是黄河，不是涝池坑坑！
接着吆喝道：“上船上船，不上了回去。”几个女知青噤了声，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最后一齐盯住了王村钰。
黄河像一条混龙，蜿蜒着爬行在晋陕峡谷之中。它喘息着，咆哮着，磅礴的气势和历尽千古沧桑的古朴苍凉的模样，不由人生出一种敬畏的感觉。河滩上横卧着大大小小的乱石，乱石呈铁锈红，仿佛是远古神话时代天塌地陷遗留下来的，若干个世纪无人动过。铁锈红的石头和浑黄的河水一齐在太阳下闪耀，光芒玄妙而又神秘。
王村钰让伙伴们上船，她开始平静地脱衣服。二万子见她来了真的，慌得摇手跺脚：“你不想活啦！”他干吼着，不能过去。
王村钰跃入湍急的黄流中。
二万子乌青着脸，扳船伴着王村钰。船上的老乡个个惊诧万分，紧张地注视着黄流里这个不要命的愣女子。蹬上船的几个女知青也是悬着心。驶离岸不久，二万子便把一只浑退扯到脚前。浑退是用囫囵退下的羊皮做的，吹饱气，黄河上的水手用来充当救生的物件。他准备随时扑下去救王村钰。
然而，人们很快就发现，河里的姑娘根本用不着谁替她担心。她不慌不忙地游着，浪打涌推，全不介意。她交替使用人们从没有见过的姿势：时而青蛙似的爬在水里向前浮游；时而侧着身子，一只胳膊扬出水面有力地划水；时而仰躺在水面“漂黄瓜”。有人禁不住喝起彩来。二万子仍旧乌青着脸，不吭声，他知道黄河的厉害。他担心王村钰没有足够的力气冲过河心的急流。他与别人不同，他是船工，出了事怕不利手脚。直到王村钰在离东岸不远的地方突然直身站起，他才恶狠狠地朝河水里吐了口唾沫，松快地丢出一句不太干净的话：
“狗日的，贼女子行哩。”
后来我曾不无惊奇地问王村钰如何具备这番本领。她笑笑回答：我从小就爱玩水，一到夏天，就泡在游泳池里，你别看我身体单薄，真要比试起来，很多人比不过我——都是游泳打下的底子。我在北京市的少年比赛中拿过名次……
你问在黄河里游怕不怕?当然怕。
其实那次跟二万子的船一块过去，并不是我第一次下黄河。在那以前，中午河滩上没人的时候，我、梁海燕、李小英，在河边游过。在村里，没有什么好玩的，出工回来往窑里一钻，闷死了。第一次下黄河，水看去平平展展，可是一到里边，不知哪来的浪总往头上压，身子下边的水打旋旋，像谁拿扫帚在肚皮下边划拉。游过一回，胆就壮了。”
王村钰第一次游渡黄河那阵，与二万子还不大熟悉。虽然同村同队，但二万子很少与她们那帮北京女生接触。这一次打过交道后，二人才搭腔讲话，渐渐熟悉起来。
二万子自小家境不好，没念过几天书，但人很精明，拉二胡，吹口琴，无师自通。虚岁十八，就结了婚，婆姨病病歪歪，几年之内，却一口气给他生了四个孩子——三男一女。二万子日子穷，性情却乐观开朗，喜欢交往，跟什么人都聊得来。生在黄河边，从小就在河里扑腾，练出了一身好水性。据说，他过黄河，水再大，也不慌不忙地点上一锅烟，把一顶破草帽往头上一扣，压着浑退优哉游哉就漂进水中。浪头打来，眼一闭，半天不见人影，过一会儿又冒出来，烟锅居然未灭，哧溜哧溜吸得正香。就因为这身好功夫，队上选派他在渡口扳船。
他掌舵，是船上最重要的一个角儿。
就在王村钰游过黄河不久，二万子却险些在黄河里出了事。
还是送人过河去武城赶集。这一次没用船。上游下了雨，水涨得很大，二万子驾起了羊皮筏子。羊皮筏子是用十几个浑退连扎起来的，上边横竖固定一些木条。筏子上载了八个人。刚驶到河心，一道齐塄塄的浪头压来，筏子上的人躲浪头，朝一边一倾，浪头一涌，筏子当即翻了。二万子被压在筏子下面，钻出水面后，先寻找落水的人。还好，六个人在筏子周围，手都紧紧抓着浑退上的绳扣，两个人在筏子中间，头从浑退之间的空隙里伸出来。要把翻了的筏子再翻过来是不可能的，二万子叮咛大家抓紧，千万莫松手，然后巡视周围有没有掉在水里的东西。什么也没有，他放心了。
正要推筏子向岸边驶去，扭头忽然发现前方不远处一个红色的东西亮亮的漂上漂下，时隐时现。他一摸上衣口袋，瘪瘪的，立即明白漂浮的那个东西，是他的钱包，一个《毛主席语录》皮儿。
他急了。钱包里没别的东西，只有一张钞票——两元钱。这两元钱可是他的宝物。以往的两元纸票，全是大张，这两元是1960年印制的小张绿色票子，刚在市场流通，数量很小。不知出于一种什么荒谬古怪的认识，这一带农民特别稀罕小绿票，常有人拿四元、五元买一张绿色的两元小票子珍藏起来。二万子钱包里的这一张，是他用五元钱硬缠着一个钉锅的老汉买来的，珍爱得如同眼珠儿。他向筏子周围的人叮嘱道：“手抓牢，甭怕！”又说：“浪打来甭慌，我离开一下就回来。”说罢，身子一纵，去追赶那红色的语录皮儿。
语录皮儿在前方闪闪烁烁。二万子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生怕被水推到看不见的地方。水很凶猛，砸在头顶的浪头又闷又重。他仗着一身功夫，猛划一阵，追上了语录皮儿。正要伸手去抓，那红色的亮点在浪花上一闪，不见了。他踩着水，等待着。果然又冒出来，在左前方。他猛游过去。眼看就要抓住了，又像上次一样，红点儿高高地打了个旋儿又沉下去。他粗鲁地骂了一句，只好再耐着性子等待。他上身穿着长衫，肩上斜背着一只布兜，兜里装着两个苞谷面窝窝，还有他的鞋。衫子布兜都吃水，拽得他的身体格外沉重。他顾不上理会这些，专心专意注视着水面。红颜色又闪烁了，这次在正前方两庹之外。他瞅准猛蹿上去，一把抓在手心，顿时松了口气。他想把他的宝物装进长衫胸前的口袋，装了几次，插不进去—口袋被水抿得紧紧的，两层布贴在一起了。在他低头作这种努力的时候，一点也没有发现自己正被浪涛推涌着飞快地朝一块半隐半现的巨大礁石撞去。待他抬起头来，那黑色的礁石已横在眼前。躲是躲不过去了，情急之中，只好猛地扭转头，让屁股朝前，轰然一声，他只觉得强烈一震，浑身骨节像要散架了。浪涛推涌着他又从礁石上越了过去。
事情没有完。他强忍剧痛，扭头寻找他撒开的皮筏子。他发现，皮筏子在老远的地方，正颠颠簸簸随流而下。他追了上去。口里喘得厉害，挎在身上的布兜，像从水中伸来一只手，揪扯着他。他几次想扔掉这累赘，又舍不得：里边那双鞋是登脚不久的新鞋。他咬着牙企图鼓起劲儿。张大口换气，没料到一下子呛了水，咳得头晕眼黑。
缓过了劲儿后，他辨了辨方向，看清了皮筏子，不敢耽搁，吃力地向皮筏子游去。
他推着皮筏子靠岸的时候，脚刚一触到地，眼前就一黑，踉跄朝前扑爬了几步，随之跌倒在水里。一股腥乎乎的东西从嘴里吐出来。
“血?”其他几个人惊呼，忙扶起他。
他缓了会儿，挣脱众人，摇摇晃晃地站起来，看看一直攥在手心的鲜红的语录皮儿，又摸摸搭拉在胸前的布兜。忽然，他暴躁地一把扯断布兜带儿，一脸恶狠狠的表情，好像要把这几乎殃害他的东西扔到河里去，胳膊扬起了，又软沓沓地垂下去，到底还是舍不得。
这次惊心动魄的事件后来在村里村外传开，经过一张张嘴巴的加工，便走了形。改变事实本质的一点在于，那个充当钱包的塑料语录皮儿，变成了红宝书，二万子是为了抢回心爱的红宝书而几乎丢掉性命。在那个时代，有了这番举动，便极有可能成为轰动一时的英雄。
二万子不懂这一点，常以一种不屑的口气在人前分辩：“我是个憨憨?要是语录本，丢俅算了，我是舍不得我的新票子！”
一天，王村钰碰见二万子，笑道：“二万子，你就是个憨憨。”“咋憨哩?”
“你就说你是捞语录本，报纸一宣传，广播一广播，一下子就红了，可你咬住是捞钱，还不憨?”
二万子往地上吐了口唾沫，说：“咱受苦人，红了顶啥?能多分粮，还是能多分钱?”
王村钰觉得这个人挺诚实，以后，有了空儿，王村钰便邀了女伴，常去二万子家。
二万子家两孔土窑，坐落在村子中间。这个家庭的困窘，令王村钰吃惊。什么家具也没有，炕上铺着光席片，两床破破烂烂的被子团在炕墙角落，用荆条编扎、糊了泥巴的囤子个儿不小，可是里边空空如也。孩子们衣不遮体。二万子多病的婆姨向王村钰唉声叹气地诉说：一家六张口，粮食年年不够吃。别人在春荒月里吃糠，她家一年四季都吃糠。王村钰和她的女伴们几乎不敢相信，那个晚上常在门外大树下拉二胡、吹口琴的二万子，屁股后面竞是这样一个家庭。
王村钰是在一个优裕的家庭里长大的。父亲是位十二级老干部，一个大企业的负责人。母亲在国家机关工作。来陕北前，她根本不懂“穷困”二字的真实意义。现在，站在二万子黑乎乎的窑洞里，她开始对这个词儿有了感性认识了。
在我前后多次采访中，无论何时与王村钰交谈，她都特别厌恶“穷困”二字。类似的字眼永远别想从她的口中吐出。别人谈及，她会蹙起眉头良久沉默。我明白，在她那里，这字眼不是从唇间轻吐出来的抽象词汇，而是从生活的深渊里进射出来的恶石，是具体的、可感的。当她鼓足勇气走进二万子那破败不堪的窑洞时，字典里对这个词汇的解释便在她的脑子里修订了。若干年后，一切都根本改观了，被恶石砸伤的心，仍淌着血。她仍旧本能地保护着它。
插队第二年。
对于远离亲人、远离家乡的北京学生来说，这是最难熬的一年。最初的热情和幻想，渐渐冷却或破灭。日复一日沉重的体力劳动，被困于贫穷地带的无聊与烦闷，只能愈来愈不堪忍受。因为一些生活琐事，知青小团体破裂。思念家乡、思念亲人的情绪像火一般蔓延开来。这是一个难熬的年头。
这一年，王村钰的女伴李小英与黄河那边在山西插队的一个北京知青谈上了恋爱。挺热乎。
王村钰常陪李小英过河去和那个男知青会面。有时船不开，就游过去。李小英的水性也不错，小学没毕业就拿到过在工人体育馆冬泳的深水证，但是她胆子不大，只有在水小的时候，才敢随王村钰钻进黄河里扑腾。
那是八月里的一天，她们又一块过河到山西那边去了。过去时水不大，回来时两人却被吓得愣在岸边——河滩里黄花花一片。发水了，水还在继续往上涨。
太阳即将落山，河水反射着夕阳的光辉，金箔锦鳞，迷离耀眼。浪花扬起簇簇琥珀色的珍珠，层层叠叠，前推后涌。如何过得去?两个姑娘愁得没了主意。
王村钰胆子大，说：“游吧，我拉着你。”李小英不敢。王村钰又说：“要不快过，水一会儿更大了。”李小英扑沓一声坐在地上哭丧着脸，一个劲儿摇头。王村钰知道，再折回去是不行的，男知青那里无处过夜，即便找到过夜的地方，也不能住，一住马上就有风言风语。可是也不能在这儿傻愣着呀。
她举目朝河对岸望去，对岸那道弯曲的黑色切线退得很远，浪花拍击着岸边的石头，腾起一股股水雾。蓦地，在满眼璀璨的金黄里，她发现一只深褐色的影子，压着浑退，正朝对岸游去。从划水的姿势，她认出是二万子。她心一动，对李小英说：“让二万子拉你过去。我喊他，叫他折回来。”李小英还犹犹豫豫，王村钰可着嗓门急急地喊起来。二万子好像根本听不见，优哉游哉游到岸边。拉起浑退，又优哉游哉朝上走去。不一会儿，便消失在几块大石头后边了。
没指望了。王村钰打定主意：她先游过去，从村里把二万子叫来(这号事只能叫他)，让他把李小英拉过河。李小英说水太大，危险。
王村钰不再费口舌，把衣服扔给李小英，扑里扑腾就下了水。
这一天水涨得太大了，王村钰游了半天，扬头朝前后一看，还在河中间。她心里有点发怵。但这阵儿什么也不能多想。对岸斜下方那块突出的黑色大石头是她瞄准的目标，她照直朝大石头游去。离岸还有二三十米远，她差不多已经用完了力气，只好让自己顺水漂流了一阵，好积攒劲儿再作最后的冲刺。就在这功夫，她看见，像从地里钻出来似的，二万子的身影出现在不远处的乱石荒滩上——他向她跑来了。
其实，二万子根本没有回村，这家伙鬼得很，王村钰发现他之前，他就看见了身后两个姑娘。他没理。他知道，只要他一理会，就非得把她们弄过河不可，水这么大，万一出了事，人家是知青，吃不了兜着走。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装作没看见。喊让喊去吧，一没指望，她们就会回头去找山西的同伴。他游上岸，先在石头后边藏起来，紧接着他吃了一惊：他看见王村钰下水了。他隐匿在大石头后边悄悄地观望着。浑退的气他没敢放，衣服在里边塞着，万一出个紧急事，再吹气是来不及的。
他向王村钰跑来。精疲力竭的王村钰探起身子，向他摆摆手，又向身后的对岸指了指。二万子大声问：“你行不?”王村钰回答说没关系。他见她的确不需要帮助，再不犹豫，夹起浑退，奋身跃入水中——去接李小英了。
二万子救王村钰，王村钰以身相报，传说便据此演绎而出。在二万子家里的炕头，这个传奇中的丈夫，原原本本把一切—包括他当时耍的鬼心眼都告诉了我。我笑问：“你耍鬼心眼，王村钰事后知道了没骂你?”他憨憨一笑，说：“骂来。不过是在结婚后，我才说给她的。
王村钰不愿纠正那个不合事实的传说，实际上是不愿再激起人们的好奇心。将错就错，能免去许多麻烦事，这是我后来知道的。最初，他将我也归入那类喜欢猎奇的人，以至以缄默打发了我的第一次采访。“别人只是觉得有趣，”她把我看成朋友之后，这样说道，“可是，生活里并不只是一些有趣的事情，谁能知道其中的滋味呢?
虚构的传说不过是浮浅的开端。往下发展倒生出一部真的传奇。
里底村有二十多个北京知青，都是初中生。有规规矩矩的，也有不安分的。打架，偷鸡摸狗，那些不安分的折腾起来，谁也比不上。可是，说也怪，他们都服二万子。二万子的话，有时比北京带队干部还灵。也许因为他讲义气，还有一身令他们钦佩的水上功夫吧。
二万子“义无反顾”地将李小英接过河，帮了王村钰一个大忙，他在王村钰的心里一下子赢得了好感。
1970年底，二万子久病缠身的婆姨，端着一碗红枣，正打算给娃娃们分着吃，刚从窑门走出来，便一头跌倒在地，再也没有爬起来——脑溢血夺去了她的性命。这可苦了二万子。家里的光景，原本就像在刀刃上走，够难的了，死了婆姨，身边四个娃娃：大的八岁，小的才两岁，都扔给了他。往后这日子怎样过呀?粗壮结实的汉子熬得眉眼不展。埋了婆姨，就病倒了。
先是觉得心口疼，浑身一阵阵发冷。孩子往他身上一挨，说烫闪开了。随后就喘，痰里带着血丝丝。他担心倒下起不来，孩子们要吃饭，生的要做成熟的。粮食原来就不多，葬埋婆姨算过一场大事，待酬帮忙的吃了不少粮，眼下囤底已露出来了。还有烧的，冬天正是去山里背柴的时候，这时不去背，一年烧的就没指望了。他不能躺倒。他叫老大掐了一通他的印堂穴，再喝了一碗酸辣汤，出了一头汗，然后，拿来水桶，支撑着身体下井沟去驮水。
王村钰走了进来。
他的模样让王村钰吃惊。问了病情，她拦住他，劝他去合作医疗站看看。他不去。王村钰一急，叫来二万子的哥哥大万子。
弟兄俩早已分家，光景都不好，多年里一直各人顾各人。老大看弟弟确实病得不轻，也劝他去医疗站看看。
王村钰陪着二万子来到大队医疗站。赤脚医生检查完，说病得不轻，不敢耽误，必须赶紧送兴寺坪地区医院。兴寺坪离里底五十里。在那里一检查，是肺结核、胸膜炎。二万子住院了，一住，就是四十多天。
出院那天，大万子拉着毛驴来接他。毛驴不足四尺高，可是他试了几次，上不去。一场大病，命保住了，却把他折磨得失去了人形，抬脚举手都要喘半天。哥哥将他扶上驴背，毛驴驮着他，一步一步回到村里。
他住院期间，四个孩子，两个送到姐姐家，两个被哥哥领去。孩子听说他要回来，都回到家里，老早就在门口守望着。远远看见他，齐扑上前。他几乎是从驴背上滚下来，跪在地上，张开臂膀将四个碎崽崽搂在怀里，大人娃娃哭成了一堆。
此情此景，引得旁观的人都掉眼泪。王村钰也在一旁，心像被什么东西一揪一揪的，鼻根一阵发酸。她扭转身，不忍心再看下去。泪水，从眼里扑簌簌滚落下来。
晚上，知青窑里，王村钰坐在炕沿发呆。梁海燕望着她，不出声地叹了口气。
“你再伤心也不顶事。”梁海燕说。“当地人有几个命不苦的?咱们给扔到这儿，不也倒了霉?这儿就是苦水土。”
知青里边闹矛盾，分了灶。原来齐刷刷一群人，现在也像弟兄分家一样，各管各了。王村钰和梁海燕是好伙伴，两人过在一块，日子并不比以前那个大家庭好过，整天得为烧柴、吃水发愁：分灶时无柴可分，天天要去沟里打水，必须曲曲弯弯走三里路，到很深的井沟里去驮。
王村钰站起来，说：“不行，我过去看看。梁海燕无可奈何地说：“好吧，我跟你一块去。”
二万子正在煤油灯下捏着老针锥缝一只烂鞋。黑影映在黑窑壁上。影子脑顶上楔着一根木橛，挂着一把断了弦的二胡。这二胡早已哑声了。二胡下边的窑壁，好像刚掉下一块士皮，砸在锅台上还没有清除。靠锅台的地上，堆着几件又脏又破的小孩衣服，像刚从哪里翻出来。孩子们缩在一条露出棉絮的被窝里。被头两边，只露出三个脑袋。
“小女子呢?”王村钰问。
“我哥抱去了。”二万子闷闷地回答。
“他再领一段?”
“不。给我哥了。
王村钰不再说话。二万子让她和梁海燕在炕边坐，她没动，眼睛长时间盯着煤油灯淡黄色的火苗。梁海燕踱到水缸前，揭开盖儿看看里面，水满着。二万子说是他哥帮着驮的，他不能下井沟。
王村钰愣愣地站了一会，捡起地上的衣服，问：“都是要缝补的？“
二万子回答：“都是。”
王村钰说：“我拿走了，明天我过来替你做饭。”
此后，王村钰常帮二万子做饭。照料孩子。
出工回来，她与梁海燕简单做点饭，匆忙填进肚子，便进了二万子家门。二万子的身体一直没有缓过来，出不了工急，脾气变得暴躁不安。孩子不听话，他撸住便打，尽管他心疼孩子。王村钰觉得孩子实在可怜，替孩子洗洗涮涮，缝缝补补，教孩子不要惹大人生气，有时还从自己那里给孩子带点吃的过来。时间不长，孩子跟她特别亲了。
二万子见王村钰为自已一家这样操劳，感动得心里一阵一阵发热。一天，王村钰蹲在锅台口烧火，被烟熏得直流泪。他站在旁边，想说点感激的话，木讷了半天，却愣愣甩出这么一句：“你这是何苦来？”王村钰诧异地望着他。他避开她的目光，重重地叹息了一声，嘴巴蠕动着，想再说什么，可是到底也没吱出声。
王村钰明白了他的意思，笑道：“你想那么多干啥?”停了一会，又说：“不论怎么说，我们处境比你好，帮你点忙算不了什么。”二万子默默地勾着脑袋。片刻，扬起头，脖子扭动着，像在寻找什么。他的神情很冲动。要找的东西没有，他蹲在地上，双手抱着脑袋，一声声地叹气。
二万子告诉我，当时他急切寻找的，是他的孩子。我想把他们拉过来，给王村钰磕头。”他说。“世上好人多得很，但好人……咋说哩?只有人到了难中，才能觉出好人究竟咋个好。村里人都说王村钰心眼好，在他们，这是拿眼睛看出来的，可是在我……我说不清，反正比拿眼睛看要真得多。是拿心觉摸出来的。这不一样。不过，你也可以再跟村里人谈谈，一村一院的，啥事情，他们都知道的清着哩。”
我与里底村的人们谈起王村钰，他们大都会感慨地说道：“这些年，他二万子多亏了王村钰，要不，嘿…”言谈之中包含着对王村钰的赞赏与钦佩。然而，这些朴实善良的人们，当初并非人人都能懂得人世间这种美好事物的价值。当他们用古老封闭的见识来理解所看到的事物时，一时间竟是那么吃力。
王村钰对二万子的体恤和照顾，很快被人们用奇怪的语调开始议论了。人们不能理解：一个从北京城来的有知识、有文化的姑娘，如此这般对待一个粗头农民，是为何来?也许这里边有啥蹊跷吧?
村里人的议论传到知青耳朵里。一天夜里，二万子从外边回来，在家门口，被几个守候在那里的男学生挡住。
“跟你说件事。”对方的声调有些异样。他们把二万子叫到窑背上，团团围住。以往我们把你当朋友看，是不是?”一个叫李伟的说。他的两条胳膊环抱胸前，脑袋偏斜着，下巴扬得老高，月光底下，眼睛里闪着古怪的光。
“啥意思?”二万子问。
“是朋友就义气点，甭打我们知青的主意。老实说，你是不是在勾引王村钰?”
二万子惊异地打量着这帮人，半晌没说话。
李伟鼻子里冷笑一声：“谁他妈想沾我们可怜知青的便宜，算瞎了眼。我们的人可不是随便让人欺侮的。”
“到那时可别怪朋友不客气！”另一个说，还不怀好意地挥挥拳头。
这天晚上发生的事情，迅速在村子里传开，并且成了某种事物的根据。人们拿更加奇怪的眼光盯着二万子和王村钰。二万子不敢让王村钰再去他家，而王村钰完全被意想不到的议论击蒙了。她哭了一场，哭得好伤心。粱海燕用从当地人口中学会的粗话，忿忿不平地骂道：“妈的不是好东西，空嚼舌根不怕舌头上生疮?没什么可怕的，别理！”
王村钰经历了一阵惶悚之后，镇静住自己，去找那几个男生。她告诉他们，她的事情，不需要他们来管。
“这么说，你是心甘情愿去跟二万子鬼混啰?”李伟不无讥讽地说。
什么叫鬼混?”王村钰的火气一下子冲上脑顶，脸颊变得通红。说这话，你们不嫌丢人?
丢人?跟一个土鳖光棍打得火热，是我们丢人，还是你丢了我们北京知青的人?”过去跟王村钰同班的一个男生火更大。
甭管啦！甭管啦！”又一个说，“人家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咱不识谱儿管闲事，不是狗逮耗子吗?”
王村钰气得浑身哆嗦。泪水在眼眶里打转转，她硬憋着没让掉出来。
她没有回她的窑洞，径直来到二万子家。二万子正在院子里和泥。院墙坍了个豁豁，要垒起来。大小子给他充当帮手。虚岁才八岁的孩子，吃力地哈着腰搬运土坯，脸蛋儿挣得通红。另外两个孩子、在墙角玩土。
王村钰走上前，接过大小子手里的土坯，不声不响地干起来。她的脸上带着一种执拗的表情，动作果断、利落，仿佛一切都是理所当然，一切都不需要再犹豫、彷徨。而且，从那股执著认真的劲头看这仿佛也不单纯是一时的冲动，里边好像包含着某种深远的思考和很大的决心。
见此情景，二万子慌了手脚，阻止不得，也赞同不得，像个没了主意的人一样傻愣着。过了一阵，忽然像意识到什么，慌忙走到院门口，把两扇破门闭起来。
“闭门干什么?”王村钰回头大声说，“做贼是不是?打开，谁想看就让他看。”
十多天后，王村钰收到一封妈妈的来信。不知哪位同学向妈妈乱捅了些什么，妈妈生气地询问她与二万子的关系，严厉地告诫她不可天真浪漫，要对自己负责。
“你去那么远，那么苦的地方插队，我和你爸爸已经伤透了心。”
信的末尾，妈妈又非常感伤地写道：“你不能让我们再添一块心病，你已二十岁，应该会考虑问题了。”
信是梁海燕给她拿回来的，她读完，梁海燕拿过去看，之后，两个姑娘默默地对视了一会，便挤在一堆哭了。
1983年，我在里底村的采访告一段落，准备返回县城的时候，在公社所在地楼底村，碰见了乘坐班车从县城回来的王村钰。其时夏收即将开始，她向医院请假回家割麦子。与第一回见面不同，这一次，她对我比较热情了。她说她没有想到我能吃下这份苦，翻沟越梁跑到这么一个野地方来了解她的事情。
与她交谈不到半个小时，因为班车从这里就要折头开回县里去，我不得不跟着这趟车走。这是近期最后一趟车，县城通往楼底五天一趟的班车，麦收期间停开将近一月。当我坐上蒙满尘土、座椅破损、只装着稀稀拉拉几个乘客的汽车时，王村钰从打碎玻璃的车窗里，递给我一样东西—一封厚厚的信。
在路上，在汽车的颠簸中，我读了这封信。
显然，这是一封经过反复思考才决定写的信。十六开纸，不分段，密密麻麻写满了九页。落款日期是先一天夜。是她估计我今天要离开里底，没有机会交谈，还是与一个不熟悉的人对面谈话感到拘束，因而才选择书面交谈的方式?她是怎样想的，我不清楚。但这九页纸上写的，却是我盼望知晓的。
信里，她回顾了她插队生活的整个过程，自然谈到她与二万子的婚事。这封信我至今完好地保存着。下边是我从中摘录的一段(说明：文字未加修饰，仅仅改正了个别不太通顺的地方和错别字)
……那时侯，你不知我抱着一种多么天真的幻想，农村对我是那样新鲜而神秘，就像一本我喜爱的小说，深深吸引着我。我在背着母亲的情况下，将户口本偷出来，在派出所办理了插队手续。学校里的老师和同学知道了，惊讶、叹息，但更多的是感动。老师在黑板报上表扬我，同学们祝贺、送礼品，当时的我，真像长上了翅膀一下子飞到了农村广阔的天地。可是回到家里，我一下子又变得胆小、害怕了，怕妈妈知道了伤心、生气。看到弟弟妹妹在妈妈面前撒娇时，又为自已作为家里的大孩子不能替妈妈承担家务而难过。当时父亲的厂子在外地，远离北京。大弟在学校看到别的同学三一群五一伙地谈论插队，回家也和妈妈商量要下去，这使我更为不安。临走前几天，我终于鼓足勇气告诉了妈妈，妈妈哭了，我也哭了，还想父亲如果知道了会不会在远方流泪?当时不由得产生了后悔之心。可是一想到在天安门广场宣誓时的情形，想到要在农村干一番事业的雄心壮志，我又觉得自己的行为是对的。离开北京那天，全家人去北京站送行，除了大弟外，小弟、小妹、妈妈都哭了，整个车站，不是欢乐，而是哭声一片，我的心都碎了。老师含着眼泪，给我戴上毛主席像章，我低着头，不敢看周围的情景，心里只是想，农村的生活，将会是什么样子呢?
……从别人那里，我知道你也插过队，你爱人也是在陕北插队的北京知青，在农村我们受的那些苦你一定是知道的。苦倒不怕，怕的是内心的孤独，是热情的消失，总感到自己是孤零零一个人，是一个谁也不理解、谁也不需要的人。我为什么最后嫁给二万子?就是因为在他那里，我才看到了我的价值。我承认，我们的结合，与其说是爱情的驱使，不如说是由于当时处境的逼迫。他死了婆姨后，一个男人带几个孩子，够苦够惨的，我非常同情他，帮他做了些事情，于是便在北京知青和村里人当中传出一些风言风语，遭到冷眼和嘲笑，甚至连妈妈也不完全相信我和理解我。这使我不由得产生了一种有意要和什么对抗的想法。另外，当时我们知青的前途一片黯淡，出路在哪里，谁也不知道，看样子非要在农村干一辈子不可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便终于走上了自己选择的一条出乎人们意料的道路。这是爱情吗?不是，但不是说我对二万子没好感。他善良、诚实、能吃苦、性情开朗，再加上水上的特长，我一直是喜欢和他接近的。爱情是什么，我当时并不完全懂，但我想爱情是可以培养出来的。我当时想的很单纯，真的，从插队到成家，我一直是那样的单纯……
信写得很概括，但从这封信里，我却把握到了一个姑娘思想感情的脉络。一个万念俱灭的善良姑娘，去帮助一个苦难的人，却被舆论钉在耻辱柱上，四野茫茫，出路杳无，与其敛声屏气藏起来，不如挺身迎上——这大概就是她的考虑。
像许多姑娘一样，王村钰曾经做过美妙甜蜜的少女梦。
那是在北海公园的海面上轻轻荡舟、在晚风习习的林荫道上陪同学散步、在合上小说于寂静中独自遐想的时候。未来，在她的面前透着朦胧的微笑，一切尽管还都显得模糊，显得不能肯定，但必然是可心可意的—工作、事业，还有爱情。未来的天空是晴朗的，鸟儿高高地飞翔，风儿带着花香，空气是那般纯净透明。偶尔间，她甚至会凭着想像描绘出一个理想的男子，在心中树起一尊既清晰又朦胧的偶像。每当这时，她的内心就会涌起一股羞涩和甜蜜，脸颊不由自主也变得烫烫的了。
然而，一场风暴，梦想被扑灭了。她面对的现实是：是否要嫁给一个穷困潦倒、有孩子却没文化的庄稼汉?
或许，这根本不是惟一的选择，可是她的思想已经钻进一条窄胡同了。
说也怪，这个时候她什么也不愿多想，想多了会增加更多的烦恼。也不愿和任何人商量。命运好像是从偷出户口本那天就决定了似的。一股意气驱使她作出了最后的抉择。
二万子相当吃惊。这是他从未敢企望的，也是不敢接受的。可是，他并没有打退王村钰的决心。
1971年中秋节前一天，王村钰没让梁海燕插手，做了些炸糕，又烙了些馅饼。捡出当天吃的，其余的收起来留给第二天过节吃。一切都准备好了，王村钰才告诉梁海燕：明天她要和二万子结婚了。
她怕她的好朋友过节感到孤单、难受，因而特意准备了那些吃的东西。梁海燕一听就哭了，王村钰也哭了。这一夜，她们俩是盖着一个被窝，紧挨在一起度过的。
这桩婚姻，填补了一个家庭的缺损，却导致了另一个家庭的分裂——因为王村钰不听劝阻硬是嫁给了二万子，激忿之下，她的家庭和她断绝了关系。
两孔破窑洞。三床旧铺盖。囤里无颗粮。外债一大摊。还有三个衣不遮体的孩子。家，这就是王村钰的新家。她就在这样一个家庭里开始生活了。
首先要适应的，不仅是从北京学生到农民“婆姨”的转变，还有从姑娘到母亲这个更为巨大的转变。后边这种转变，一点过程也没有，突然得令人一下子很难调整过来。孩子自然暂时还不会叫她“妈”，但眼前这三个活生生的存在，不容分说地规定并时时提醒着王村钰的身份。恍惚之中她有时不敢相信这是事实，不敢相信自己已是身为人母的人了。她总觉得自己还很小。她生火做饭，二万子大声吩咐孩子：“给你妈抱柴去！”她提水准备在院里洗衣服，二万子冲孩子喊：“给你妈让开路！”——每当这时，她就止不住脸热心跳，低下头，不敢正眼看孩子。有时，孩子在那里玩耍，或者在做什么事情，她会在一旁默默地注视半天。通常的情况总是这样：开头，她像面对一件十分费解的事物，她与这件事物之间，仿佛隔着一种古怪而神秘的东西，不能沟通，不能确定它的真实含义，而且愈费心思愈隔膜，愈难以理喻——尽管她曾经与之亲近过。渐渐，一些具体的东西转移了她的注意力，那是孩子衣肩上的一个破洞，是一张肮脏的小脸，或者是正在吃力干活的一副瘦骨嶙峋、可怜巴巴的小身板……这个时候，一切玄妙的思想便被内心涌出的一股酸楚的感觉冲跑，一种说不清的力量开始推动她，让她去贴近那些孩子，去怜悯、去爱、去保护他们。随之，仿佛从深沉的睡梦中唤醒，也像从一个极其遥远的一直在内心隐藏着的世界里生出，一种陌生又温馨柔顺的感情出现了。母性开始在她身上苏醒。
她不光是二万子的妻子，还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她非常吃力地从感觉上把这两点调整顺了。她必须尽到妻子和母亲的责任。
她把她的衣服全部翻出来，灰的蓝的，改一改，给三个儿子穿。花的没用，她也拆了，给二万子和孩子做棉衣里子。还有一件毛衣，是她临插队时，妈妈见她身上那件已经破旧，特意去西单商场给她买的。她很喜欢这件毛衣：淡绿颜色，元宝针，穿上又合身又暖和。她拿在手里犹豫了半天，终于狠狠心，还是拆了。在阴凉秋夜的煤油灯下，她用拆下的毛线织了一双大人和四双小孩的毛袜——送给大哥抚养的小女孩也有一双。
王村钰走进这个家庭三个月后，孩子们开始叫她“妈”，先是老三叫，随后，老大老二也这样叫开了。
这是一个过于穷因，用当地话讲是“烂包”了的家庭。吃的没有，用的没有，孩子多，劳力少，生产队又是个穷队，政策把人拴得又很死，不准干这，不准干那，只准你在队里的土地上刨挖。社员指靠的是生产队，指靠生产队惟一的办法就是多挣工分。
队上实行评定工分制，男劳力每天最高十分，女劳力只能挣六七分。二万子在黄河上扳船，是个又苦又危险的差使，每天拿十分工。王村钰随妇女们出工，每天七分。她不甘心。她瞅准了另一件能挣十分工的活儿：喂猪。队上有十多头猪，由一个饲养员喂养。以往饲养员由男劳力担任，现在她想把这个活儿揽过来。可是队于部不放心。
“这活儿不轻松哩，垫土、掏圈、下井沟驮水，你行?”
行。”
“还担责任哩，十多头猪，要是病了死了……”
“我不会让队上吃亏的。
活儿争到手了。
怀着热辣辣的希望，王村钰用她瘦削单薄的身板，挑起了猪场沉重的食桶；二万子用他病后康复的强健的双臂，在黄河上披风斩浪。
到了麦收后分粮的时候。街畔上、窑背上，响过匆匆的脚步声。有人相互大声打招呼，有人询问一个人能分多少斤，谁扯长脖子紧火火在喊叫儿子的名字，还有人粗鲁地和谁家的婆姨高声笑骂。人们一直盼望着这一天，从春月里盼到现在。已经揭不开锅啦，新麦打下啦，要分给社员啦！村子里被一片喜气笼罩了。
二万子家里却出奇的沉闷。“去吧。”王村钰把口袋拿到二万子面前，轻声说，声音里含着丝凄凉。二万子勾着头蹲在地上抽烟，没有动。
“分粮啦！分粮啦！都挟上口袋往场里走！”队长的喊声又从街畔上传来。
外边闹嚷嚷的声音愈使这个家庭的气氛显得沉重。春末家里的粮食就光了，从别人那里借了些，自留地麦子打下来，先还了人家，家里眼下又快没啥吃的了。好不容易盼到队上分粮，可是粮钱是要当即就交的，不在分粮现场交钱，粮食就别想拿回家——可怜的生产队，想用这种办法巩固集体的根基。钱，钱，家里连吃盐钱也没有，哪儿来的这一笔为数不小的粮钱呢?
令人伤心的是，二万子和王村钰累死累活地干，工分没少挣，然而工分不值钱。欠生产队的陈年老账，连零头还没有还清哩。“还是得去。”王村钰又一次说道，口气里透出一种无可奈何。“跟队干部说说，先把粮食领回来，缓后再补交粮钱，看行不行。
二万子仍旧满脸苦相蹲在那里不动弹。王村钰拿起口袋，准备出门。二万子站起来，拦住她。这个粗手粗脚的汉子，心里有一点不含糊：这号事，不能叫婆姨去伤脸作难。他从她的手里拿过口袋。
他来到打麦场上。队长挨家挨户叫名字了。叫到谁，谁就装粮，然后过秤、交钱。会计在那里拨弄着算盘珠子，出纳把交来的粮钱装进一个小匣子那是一个用生漆漆了的梳头匣子。二万子缩在人后，看着那个匣子发呆。
有几户交不起粮钱，向队长乞求先把粮装回家，队长黑着脸没答应。念到二万子的名字了。他什么也没说，先装粮。装了粮，过了秤，出纳说：“钱哩?”
二万子挺着脸，说：“没钱。”
“没钱往库窑里扛。”队长走过来，毫不留情地说。
“家里揭不开锅了。”二万子说。
“往库窑里扛。”队长看着他说。
“娃娃都饿得哭哩。”二万子又说。
“往库窑里扛。”队长把脸扭向一边，但毫不松口。
对于交不起粮钱的人家，粮食可以分，但必须放进生产队库窑里。什么时候拿来钱，什么时候再把粮食领回。而且，这种保管不是没有期限的，期限一到，仍拿不出粮钱，生产队便有权处理这些粮食。
二万子强忍着男人的眼泪，把一家人等待糊口的粮食，扛进生产队的库窑。
回到家里，他往炕上一歪，倒头便睡。王村钰知道自己的想法落空了，垂着头，在炕沿坐了一会，问身旁的大儿子：“明天楼底是不是逢集?”
大儿子正用一双孩子的忧伤的眼睛看着父母亲，他开始懂事，知道替大人分忧了。他回答说逢集。
第二天，王村钰把一只公鸡、两只母鸡，还有八丈五尺布票交给二万子，让他拿到集上去卖。鸡是去年的鸡娃，公鸡正叫鸣，母鸡正下蛋；布票是公家发给全家五口人的，一寸没用。无论如何，粮钱得凑起来，能凑几个是几个，一点点凑吧。
假如北京家里知道她眼前的处境，虽说与她断绝了关系，只要她张口，肯定会帮助她。但她不愿张这个口。在所有北京知青面前，她更是保持着一股子硬气，从不愿接受他们的同情、怜悯和帮助。她与二万子结婚后，他们慢慢承认了这个事实并改变了态度，连那个李伟，有一次也内疚和同情地对她说：过去他们对不起她，今后她有什么作难处，说一声，他们都会帮助她的。她谢绝了这种真诚的好意，连她的好友梁海燕对她的同情，她都不能接受。接受同情和怜悯，就把自己摆在了一个可怜虫的地位，这是她自尊要强的性格不能忍受的。自己的路得自己走，她认定这一点。
二万子带着他的出售物，来到楼底集上。
他魂不守舍地在集上转了转，寻了块地方，把缚着腿的鸡往脚前一扔，蹲了下来。他知道，即使带来的两样东西都能卖个好价，也解决不了大问题。他心里一直思谋的是：想啥办法、去啥地方弄些钱来?
三只鸡没费多大工夫就出手了，价钱也合适。—两只母的卖了四块八，一只公的卖了一块七。可是布票想脱手就得费点事了。布票是国家禁止买卖的东西，带着红袖圈、专门打击投机倒把的集市管理人员，在人窝里威严地巡视着。一且叫他们发现你在卖布票，没收了东西不说，人非被扣到公社去不可。二万子不敢声张，做贼似的蹭来蹭去，暗暗物色着买主。
他已经失败了几次。先看见一家人正在扯订婚衣服，心想他们一定需要布票，便将其中一个主事模样的中年妇女叫到一边。人家不要。接着看见一个身上穿得破破烂烂的人，诡模溜道地在人丛中东瞅西瞄。他悄悄凑上前，扯扯那人的衣襟，同他是不是想买布票。那人却从破衣襟的遮掩下，亮出一副石头眼镜，问他要不要——原来也是一个做黑市买卖的。
终于，有个穿制服的小伙子愿意买他的东西了。可是价钱说不到一块。他说四毛钱一尺——这是黑市的“官价”，小伙子只给两毛。
差得太远，他没答应。小伙子不撒手，跟他磨着，说话的声音越来越高。他生怕被那些戴红袖圈的人发现，想走，却被小伙子拽着脱不开身。“哈哈，想走?你走不成！东西我买定啦！”小伙子不怀好意地笑道。这时他才明白，对方是个“黑皮”，就是想抓住他的短处敲竹杠。他心虚胆怯，牙一咬，妈的×，吃个哑巴亏，认了。要不眼前这黑皮”会叫他倒大霉。他退了一步，对方也退了一步：三毛钱一尺，八丈五尺布票全卖给了小伙子。
他窝着一肚子气，在一个人少的墙拐角蹲下。他不知道回去怎样向王村钰交代。她不会责怪他，可是这会让她伤心的，也显得自己太无能。怀里只有三十二块钱，离交清粮钱差得远哩，回去还是把粮食弄不回家。他心烦意乱，咋也想不出好主意，蹲在那里一锅接一锅抽闷烟。
就在他唉声叹气的时候，一个人凑到他的跟前。这人他认识，是薛家梁的，曾坐过他的船从山西那边往这边倒贩过粮食。今天刚到集上，他曾悄悄托付此人给他留心打探谁想买布票。
“卖啦?”这人问。
他垂头丧气地“嗯”了一声。
“脸色咋这么难看?”这人吃惊地瞅着他的脸。
他把刚才遭遇的事情说了一遍。
“妈的×，叫他驴日的把布票拿回去扯孝布！”
这人骂完，挨着二万子蹲下来，脸上神气一变，兴奋地压低声音说：“想不想撸他一把?”
二万子纳闷地望着对方，解不开是啥意思。
“冯家圪崂摆开了场子，有人一天一夜就撸百儿八十，发了大财哩！”
二万子明白是请他去上赌场。他身上哄地腾起一股燥热，脑子里咕咕突突涌起滚水似的响声。他惊骇地望着向他发出邀请的人，站起来，仿佛哪个部位不舒服似的，身体来回扭动着，呼吸也不均匀了。
站了一会儿，又蹲下，蹲下不久又站起来。末了，痴呆呆地愣怔了一阵子，突然下了决心似的，朝地上啐了一口，沙哑地吐出一个字：走！”
在街上，他碰见本村一个赶集的，托他给王村钰捎话：他寻亲戚弄钱去了，一半天不定能回家。
王村钰在家等二万子，等了三天。这三天，她是在深深的不安和愈来愈沉重的担忧中度过的。二万子只托人笼统地说寻亲戚弄钱去了，寻哪个亲戚?她把所有亲戚在心里过了一遍，全是穷家小户，不可能弄来钱。为什么走了几天还不回来?是不是出外去做什么黑市买卖?这个时节，西红柿、笋瓜、莲花白，都才下来，倒贩这些东西是要被当做投机倒把抓起来的。想到这里她在家呆不住了，她要把事情弄确实。她跑到捎话人那里，详详细细再把当时的情况——他是啥时在啥地方见到二万子的，二万子手里拿的啥，话究竟是昨说的——又问了一遍。从人家的复述中，她仍然得不出肯定的判断，只好仍旧满怀焦虑地等待着。
第四天头上，二万子回来了，王村钰看见他大吃一惊：两只眼睛又黏又红，布满了血丝；头发乱蓬蓬，两块腮帮子深深地坍陷进去，脸上是一种死灭灭的土灰色。王村钰慌忙把他迎进窑，打来洗脸水，又端上喝的，惴惴不安地问：“这几天你去哪儿啦?”
二万子咕嘟咕嘟喝了一缸子水，嘴一抹，说：“弄钱去了。
“去哪儿弄钱?”
二万子没回答，从怀里掏出一把票子，往王村钰手里一擂，两只脚一蹭脱了鞋，仰头往炕上一倒。没待王村钰回过神儿，他那里已经鼾声连天了。
王村钰看着手里的钱：有大张，有零角儿；有新崭崭的，也有皱巴巴的，显然比卖鸡卖布票的钱多——是从什么地方弄来的呢?她心里很不稳实，推推二万子又问了一遍。二万子在迷糊中说是抹花花赢的。
开头她没有反应过来。片刻后，她醒悟到是怎么回事，手里的钱哗啦一声撒落在地上，她像泥塑一样呆在那里了。你起来！起来！”接着她便大声嚷叫。她的嘴唇发抖，声音变了调儿。
二万子懵懵怔怔地坐起来。“你去赌博啦?”二万子从来没见过王村钰脸色这样难看，有点发慌，瞌睡一下子消失了。“没有输，赢了。”他想叫王村钰放心，“赢了三十多块哩。”
王村钰的心里一阵刺痛。她盯着蜷缩在炕上、满脸堆着茫然不解神情的丈夫，突然间觉得她和他之间一下子拉开了很大距离，他变得遥远而陌生。她不相信她所爱的那个朴实本分的二万子，就是眼前这个摇摇晃晃刚从赌场归来的男人。天哪，赌博！这是那些地痞、流氓、败家子、二流子、不务正业之徒才干的事，从小她就在脑子里树立起了这个概念，而今天，她的丈夫，她所疼爱的人，居然也加入这行列里了，他的身上，居然也沾染上了这种恶心人的坏毛病，多么可怕呀！
二万子摸不透王村钰的心思，以为她担心另外的事情，解释说公家干部咋也不会知道，那个地方僻背得很。
王村钰真想说：“我倒希望人家端了你们的窝子！”她压住心头的火，冷冷地说：“赌博不是正经人干的，你知道不知道?”唉，顾不了那么多啦。粮拿不回来，事情把人往绝路上逼，咱不会造钱，也不会坑蒙拐骗…就只有上赌场?”
“照你的想法，卖鸡，卖布票，完了还卖啥?
“没有啥卖的，咱也不能去卖脸皮，卖人格，卖掉正经人的气味！”
二万子还想分辩，看见眼泪从王村钰脸上流下来，看见她瘦削的肩头抖动得那样厉害，便不再做声了。
这是婚后王村钰与二万子第一次冲突。Y县的人们知道王村钰与二万子婚姻的人们，其中不少也知道二万子赌博的事。他们向我谈起这一点，露出不无鄙弃的神情。不知二万子知道不知道我对此已有所了解，他倒是很直率地对我把事情经过讲了一遍。“就那一次。”他说，态度认真得仿佛谁在办他的专案，逼急啦，是沟是崖也得往下跳。有些人议论我二万子咋哩咋哩，他们知道个啥?老实说，不是王村钰拦挡，我还想再下几回场子。咱不算糊脑子，手气好点，不敢说多赢，把粮钱撸回来不成问题。我是看王村钰伤心，才收了这门心思。
他讲的是真话。
我什么也说不出。他勤劳、质朴、坦诚，但他终归是个缺少知识文化的农民，在精神深层结构上不可能不带着属于他的一些独有的特征。王村钰突然间觉得他遥远而陌生，实际上是看到了她不熟悉的他那精神深层东西的偶尔闪现。
她能理解这一点，她能原谅他吗?
苦难的生活把王村钰推上了一条漫长的痛苦挣扎之路。挣扎是在两个泥沼里进行的，一个是穷困的物质生活的泥沼，一个是痛苦的精神生活的泥沼。在物质上，家庭生活一直在最低水平线上运转着。她必须筹划每一分钱的来源，每一根线的用场；她必须俭省到每一撮盐，每一根柴。惟有在一件事上她是慷慨的，这就是花钱让孩子上学。二万子见日子过得这般艰难，几次动议让正在上学的老大老二辍学回家，王村钰没有答应。做父母的应该担负什么责任，她很清楚，并决计毫不动摇地加以履行——尽管她不是一个亲生母亲。她在亲戚家代孵了一窝小鸡，又从队上猪场赊账逮了两个猪娃，精心饲养起来。小鸡长大，下蛋了，她一个也舍不得吃，攒起来换回盐钱、醋钱、孩子的本子铅笔钱。两头猪到了出槽的时候，别人劝她能卖赶紧卖掉，留在家里万一闹点毛病怪担风险的，她却一天拖一天地不去交售，只盼着能再大些、再肥些，好多换回些粮钱。每天，在队里猪场忙完，她就钻进沟里去给自家拔猪草，回到家里腰半天直不起来。布票全卖了，大人孩子身上的穿戴必须从她手下出。生产队每年每人分一斤棉花，二万子的前房留下一架纺车和一架织布机子。每天夜里，在如豆的灯苗下，她半夜半夜地纺线。开头不会，批线的手不是轻了，就是重了，不是快了，就是慢了，和摇轮子的手配合不起来。她也不会盘腿坐在纺车前，坐不大一会儿，两腿就酸疼麻木。她耐着性子学习，咬着牙磨练，一点一点，一天一天，终于把棉花纺完，上织布机不是一天两天能学会的，她请来二万子的姐姐帮忙把布织出来。此后，她身上的穿戴也都变成家织布的了。
如果说极端困顿的物质生活带来的痛苦她还扛得过去的话，那么巨大的精神生活上的痛苦，有一段时间差点将她击倒。队上的知青，陆陆续续蹦了出去：有的被招工，有的被提干，有的参了军或上了学，剩下的寥寥无几。其实她早已从知青圈子里跳了出来，已不介入他们那群人的生活。而无论知青，还是当地人，也都已经把她看成是“二万子婆姨”了。虽然如此，每走一个知青，她的心里仍免不了要激起一阵复杂难言的波澜，他们走时都来看她，她也去送人家，这个时候往往会出现这么一种尴尬局面：走的人为了不刺激她的情绪，总是极力掩饰自己的兴奋之情，而她为了显示轻松和淡然，总要做出高兴或者若无其事的样子。其实一切于双方都是心照不宣。这种谋求平衡的努力使人更易品味出一种悲酸，也使她对自己的处境了解得更为透彻。还是那个李伟直率，他被招到宝鸡一家工厂，走前来与二万子和王村钰道别。他不知在哪儿喝得东倒西歪，一进门，先给二万子扔过一包纸烟，然后劈头盖脑便对王村钰说：“唉，如今惨的就是你啦！把根儿扎在这鬼地方啦！”他又挥挥拳头，“不过不要死心，天无绝人之路！”几句话，把王村钰虚假的轻松敲得粉碎。她第一次无遮无拦地体验到了内心的真实痛苦。
潜藏在内心的还有外加的一种痛苦，这就是对于家里亲人的思念。和家庭断绝关系后，有一段时间，她什么也不愿去想。村里的知青回北京探亲，或者北京家里给他们寄来吃用的东西，他们总要兴奋一阵子，而她则极力保持着心里的宁静，躲避着这种情绪对自己的刺激。但她骗不了自己。无论她怎样强制自己，心里的一角仍是那样敏感，就连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也能引起她情绪的波动。
一次在猪场喂猪，她等着猪吃完食好清理食槽，靠着短墙，茫然地望着西天一片火红的云霞。望着望着，脑子里突然闪现出小时候的一幕情景：一个黄昏，妈妈领着她和弟妹们散步，当时西边天空正燃烧着一大堆火红的云彩。她发现有一块云彩特别像一只弯角鹿。她为这个发现而兴奋异常，指点给弟妹们，弟妹们却看不出来；她指点给妈妈，妈妈也看不出来。她是那样失望，甚至非常委屈。这已是许多年前的情景了，现在重新浮现在眼前，竟是那样清晰。一种酸涩的感情一下子涌进她的心里。
其实，她一直觉得自己对不起父母，对不起一家人。她执拗地没有听从他们的劝阻，已经刺伤了他们的心；他们在气头上宣布和她断绝关系，她干脆梗起腔子硬顶牛，无疑更加深了他们内心的创伤。不论怎么说，亲人们是为她着想，为了她好。她理解这一点。可是，事已至此，她不硬着头皮往前走，又能怎样呢?目前这样一种处境，她能回到北京家里，站在亲人的面前吗?
一天夜里，她看见弟妹搀扶着父母亲，直直朝她的窑洞走来。她惊呆了。她看见父母亲变得异常苍老，走路颤巍巍的。他们见了她不说话，只是往窑洞里走。他们已经不认识她了。她喊他们，他们仍旧不理睬，却和二万子拉起话来。妈妈告诉二万子：爸爸得了冠心病，高血压引起的。妹妹不知从哪儿拿出一只听诊器，让二万子听。二万子听见她呜呜地哭，把她摇醒。醒来后，她反倒哭得更加伤心了。
此后，她是那样渴望得到家里的消息——爸爸妈妈的身体怎样？爸爸会不会真的得了冠心病?还有弟妹，他们长得多高了?他们想她吗?
有多少次，她想鼓起勇气迈出突破性的一步——打破僵局，给家里写一封信。决心下了一次又一次，最终又都痛苦地打消——她不知道父母亲能不能原谅她。
就在这种情境下，家中的破窑里又多了一条生命——她生了个男孩。
王村钰和北京家庭恢复关系的时候，孩子已是一岁半了。其实，千里之外的亲人，又何尝不思念她呢?思之愈切，怨之愈深，在爸爸那里，这一点表现得尤为突出。逢年过节，他在家体假的日子，一家人高高兴兴，可是谁不经意提起村钰，他的脸色一下子就变得非常难看。然而夜里有几次，村钰的妈妈听见，他在睡梦中喃喃地呼唤着女儿的名字。
直到王村钰有了孩子，无论多么痛心的事实也不得不承认了，妈妈才代表一家人给女儿写了一封信：希望她回家与亲人团聚，还有女婿和外孙。这时孩子已经一岁半了。接到妈妈的信，王村钰哭了一场。
她和二万子商议回京的事。首先是去哪儿弄盘缠。有了小儿子，多了一张吃饭的嘴，家里的日子更艰难了。妈妈寄来回京的路费，可是回来呢?在北京的花销呢?还能向家要吗?不，不能再要了。不是几个钱的事，而是让父母亲知道了他们的处境会伤心，商议来商议去最后决定卖掉家里一头尚未出槽的猪。回家的路线也待确定——可供选择的有两条，一条是从楼底坐班车到县城，再换长途班车到山西临汾，然后转乘火车抵京，一条是从他们村过黄河，抄近路步行七十里到山西吉县，然后坐班车到临汾倒火车。走后边这条路线，两人能省八块多钱的车票。他们选择了后者。
他们启程了。他们首先必须泅渡黄河。
半年前，一次武城逢集，那边猪好交售，人们纷纷去交售猪，渡船上挤满了人和畜牲。船行到河中间，邻村一个小伙子不小心掉到河里，尽管扳船的二万子当即跳下水去拼死搭救，还是没有把人救上来，二万子自己也险些丢了性命——他直追得精疲力竭，呛了几回水，勉强挣扎游回岸上的时候，已经不会动弹了。队上花了二百块钱，赔偿给死者家属，又扣了二万子五十个劳动日。此后，二万子说死说活也不在船上干了。他不干，没人再敢接手，这里的渡船从此也就取消了。
二人带着一岁半的小儿子，来到黄河岸边。
这是一个好天气，河上风平浪静。太阳把河水映得明晃晃的。黄色的巨流舔着岸边铁锈红的石头沉缓有力地向前涌去。不知从哪儿——是从水面，还是从看不见的河底，或是从大地的腹中发出一种沉闷滞重持续不断的隆隆之声。这条河流淌了五千年，流淌了一万年，它有过暴怒异常的时候，但今天却温柔得如同酣睡过去一般，露出一副宽厚慈爱的模样。那隆隆之声是它睡梦中的呼吸抑或鼾声?
这神秘的声音足以给人壮胆，也足以使那些懦怯的人丧胆。二万子用带子把孩子捆在背上，把三人脱下的衣服，以及要带到北京去的一堆土特产，塞进一只浑退，还有一只浑退是他自己压的。
王村钰一直没有学会压那整羊皮做成的玩艺儿，她靠的是纯粹的游泳本领。她站在水里，回头看看二万子，他仍在岸上磨磨蹭蹭。
快呀！”她喊。
“我不想去了。”二万子声音闷闷的，“咱这么土，去见你家里人，人家认不认咱哩?”
他的这个想法曾经向王村钰说过多次，王村钰让他放心。这会儿都上路了，他又犹豫起来。
王村钰说：“你就这么窝囊?我们家里人会把你吃啦?那好，你不去，咱们回。”
二万子手抠着脚趾头，思忖了一阵，说：“那咱先说好，到了北京，你把车票钱给我，你家里要是嫌弃咱，我拧身就回家。”
王村钰说：“可以。“
二万子给浑退吹饱气，点了一锅烟，把一顶破草帽往头上一苫，用手拍拍背上儿子的光屁股蛋，大声说：“甭害怕，咱到北京逛去呀！”说罢，把两只连在一起的浑退往河里一扔，身子往前一扑，下水了。
两个大人，一个孩子，从黄河的浊流里穿过，游到了对岸。八块钱省下了。
穿好衣服，在一条石缝里藏好浑退和草帽，他们向吉县赶去。假如没有从王村钰和二万子口中得到证实，我怎么也不会相信人们向我叙述的这样一个荒诞的事实——背着孩子游黄河，只是为了省出八块钱。
他们两口子向我叙说这件事情时，口气是平淡的，平淡得近乎麻木。“那有什么?干嘛那么大惊小怪?”王村钰很有些不以为然。“有浑退哩，没啥害怕的，常在河上过来过去哩嘛。”二万子也漫不经意。
也许，对他们来说，生活里的恶浪经见得多了，大河里的恶浪并不那么可怕——我这样想。
在漫长的苦难中，王村钰和二万子熬到了1982年。
他们婚后十一年的岁月里，中国大地上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他们的生活也在变化之中——老大振民十七岁时参了军，服役两年，如今已经复员了。老二振国在学校念书，目标瞅准了中专，一心要考上。老三振邦念书念到小学毕业，再也学不下去，回家参加了劳动。年龄不大，但能顶一个人干活了。王村钰又生了个女孩，现在她和北京家里的关系已经完全正常了。她的好友梁海燕为了和她做伴，后来也嫁给邻村一个农民，当年那一帮子知青，如今只剩下她们俩了。生产队分田到户的时候他们家分得十几亩地和一头牛。日子慢慢好起来，再不用为糊口而熬愁了。只是用钱上仍旧困难。光阴不催人自老，皱纹爬上了他们的额头，尽管这一年二万子四十岁，王村钰才三十一岁。
最大的变化，是王村钰在这一年参加了工作。
这一年，县上为与本地农民结婚的北京知青都安置了工作。王村钰被安顿在楼底公社卫生院当护士。
这是件好事情。但王村钰迟迟没有办手续。她有她的考虑。
她首先想到的是二万子。婚后多年来，虽然她曾有过对二万子不满意的时候，甚至在极端窘迫中，想起当初的天真任性，偶尔也产生过懊悔。但总的来说，主宰她的全部精神的，仍是那股执著地与生活拼搏的劲头。人生的经验大多都是一次性的，后悔管什么用?咬住牙朝前奔，总会有希望。何况最重要的一点并没有错，那就是：二万子爱她，她也爱二万子。这是在苦难中建立起来的爱情，是在苦涩的泪水中浸泡和滋长起来的爱情。固然，二万子是个农民，是个粗汉子，身上带有许多缺点，但他的勤劳、善良、诚实却是实实在在的。在温饱问题处于生活首位需要加以解决时，这些品质特别能打动王村钰的心。他对她的爱是炽烈的，炽烈得甚至有些蛮横，像头雄狮似的享受和保护着他的爱。他有一种摆脱不掉的担心：怕有一天她会突然离他而去，这种莫名其妙的担心她看得很清楚。如今，她出去参加工作，而他继续留在村里当农民，他会怎样想?会同意吗?而且，在当地人的眼中，这无疑是夫妻关系中一件颠倒了的事情，他的自尊心能接受吗?其次，假如她真的出去了，家里四五条汉子，日子谁来料理呢?
她应该同二万子商量，但她迟迟没有开口。
这天，梁海燕来了。她被安置到农业银行楼底营业所，与卫生院只隔一家邮电所。有了工作，又可以同好友朝夕相处，她显得非常高兴。这个甘愿牺牲自己前途留在农村陪伴朋友的义气女子，如今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她的丈夫在小学当民办教师。她已办好了一切手续，只等着去上班了。
听王村钰诉说了顾虑，她问：“尽考虑他们，你对自己的想法呢?到底是愿不愿意出去呀?”
王村钰说：“这还用问，怎么不愿意?”
“这不就得啦！”梁海燕果断地做了个手势，“别瞻前顾后的，办手续，上班。”
“还没跟二万子商量，不知他心里怎样想。”
“这好办，我跟他讲。”
二万子正在院子里劈一棵老树根，梁海燕把他叫进窑里。他赤裸着上身，头上、背上滚动着汗珠子，喘着粗气问：“啥事?”
“你先坐下。”梁海燕说，“你说，这些年王村钰对你怎么样?”
“问这话啥意思?”
“你先说对你怎么样?
好着哩。”二万子回答，接着又说：“好得很。”
“对孩子呢?”
“也好得很。”
“既然如此，现在县上给我们这些人安排工作，王村钰想出去。
你该不会拦挡吧?”梁海燕的口气咄咄逼人。
二万子躲开梁海燕逼视的目光，走到水缸前，操起马勺先向肚子灌了一气凉水，然后用臂弯抹抹嘴，在地上蹲下来。
“村钰没有给我说，不过我知道有这回事。”他蔫地说，“事情是好事情，不过听说这次招的是合同工，合同工不算国家正式职工。一个月三十来块钱，家里的责任田还没收。咱们嘛，嗯，先算算这个账，看看出去留下，到底哪头划得来。”
“你们商量过不是！”染海燕一听就冒火。“我那蔫萝卜(她常常这样称呼自己的丈大)也是这口气，话都模一样。划来咋?划不来咋?我们这些人还没替你们牺牲够?招出去就是不挣钱，该养活你们也得养活。我对我那一口子是这么讲的，今天对你也这么讲。
二万子脸红口吃：“我不是这意思，不……不是这意思。”
“你们太自私了。”梁海燕一点也不会饶人，继续数说道，“只想着人家老老实实给你当婆姨，从来不想人家咋到这儿来，咋跟了你们，最后会落到哪步田地。哼，跟了你们，后悔死了！”
王村钰见梁海燕越说越远，忙把她制止住。梁海燕说的都是憋在心里的话，但她觉得，她和梁海燕的情况不同。梁海燕结婚没多长时间，就跟丈夫闹不到一块，这多年是凑凑合合过下来的，现在恨不得甩开丈夫走得越远越好，而她确实对她的这个家有感情，与二万子深深地相爱着。她应该把事情考虑得周全些。
她对二万子说：“你再想想吧，看究竟出去好，还是不出去好。二万子似乎突然间拿定了主意，蹲在地上，头没抬，声音低沉却透出一种果决，说：“不用想了，明个你去办手续。
王村钰在楼底卫生院上班了。
命运的转机给她即将逝去的青春带来了新的生气。她给北京家里写信，报告了这个消息。爸爸妈妈、弟弟妹妹立即写信向她表示祝贺，字里行间流露出掩饰不住的欣喜。卫生院给她分了一间旧房子、她用了一天时间打扫粉刷，然后精心做了布置。多年来，她对自己的生活环境从没有讲究过，条件不允许是个原因，主要是没有那份心思。现在，她的内心却涌出一种新鲜的、以往未曾有过的意愿：想生活得认真一点。卫生院一共六七个人，院长是个老大夫，他喊她“小王”。老院长开始喊她时，她很不适应，总以为是在喊别人，待明白过来是喊她，又很不好意思答应。她的心里像拨动了一根琴弦，铮铮嗡嗡半天不能平静。在村里，人们大都喊她二万子婆姨，在家里，几个大小伙子开口闭口妈长妈短地叫她，这使她觉得自己已经很老了，好像年轻的时光早已辞她而去。可是在这里，“小王”这个脆生生的称呼落到她的头上。她认真一想发现自己刚满三十一岁。这个年龄并不老呀！这个发现使她生出一种鲜活清新的感觉，生出一股勇气和自信。我不老呀！我才31岁！她在心里大声对自己说。
临来卫生所上班前，转完粮食关系那一天，她把孩子们叫到面前。那天是星期日，在八十里外石霞镇读初中的老二振国，正好回家背粮，孩子们都齐了。她郑重而又仔细地把家里的事情向他们作了安排。
我同你爸商量过了，”她对孩子们说，“不过你们大了，有些事情，必须向你们交个底。”她从家里吃穿花用谈起，谈了地里的春种秋收，家里的猪牛鸡羊，谈了她对过日子的计划和安排，最后谈到孩子们自己的事情。老大振民已经二十岁，从部队一回来，就有人提亲，依照当地风俗，这个年龄成家已不算早。问个媳妇，最少得花一两千块钱，家里得再箍一孔窑，否则办喜事连地方也没有。老二跟着也上来了，问媳妇还得花钱，这些事情怎么办，她把一步一步的打算讲了。老二振国书念得不错，她决定即使再艰难，也要供他念下去，并且让哥哥弟弟都能理解这一点，老四老五都还小，暂时没有啥要操心的。谈罢这些，她加重语气，仿佛下了很大决心似的说：“不论咋说，我每月多少有些收入。我要尽我的力量使你们都能成人。我不会懈气，你们也都要争口气！”
孩子们静静听着她的话，个个神色庄重。她在他们面前说话，历来比二万子有分量。
卫生院有八张病床，只有她一个护士。她的工作范围包括注射、换药、护理等，这些她都得从头学起。进卫生院不久，县医院正好要办个一年期限的护士培训班，她便被派送到这个培训班学习(我初见到她时，她正在这个培训班上)。
学习是紧张的。小女儿在家无人看管，她带在身边，既要钻研业务，又要照料孩子，忙得一天到晚难以喘过气来。不只是紧张，还要为家里的事操心。县城离家远，她一个月两个月很难回去一次，她担心二万子不会操持家务，担心几个孩子不听二万子的话，还有猪呀，鸡呀，牛呀，都是要人经管的。在石霞镇上学的老二也让她惦念，这孩子很懂事，知道家里生活艰难，总是在嘴上卡自己。他会不会把身体搞垮?还有一家人头上戴的，身上穿的，脚上蹬的，她都得用心思。白天学习时，她强迫自己集中精力，不得走神；夜里，宿舍里其他人呼呼入睡了，她在床上翻来倒去，筹划着家里那些伤脑筋的事情。
一天，她在街上碰见村里一个人，得知家里的牛已经卧倒几天，不吃不喝，二万子弄不到钱给牛看病，正在家里发急。她一听也急，把身上仅有的五块钱交给给那人，让他捎给二万子赶紧给牛看病。
以后几天，她一直惴惴不安。二万子给牛看病没有?钱够不够?牛到底怎么样?她一直在心里牵挂着。牛是生产队作价分给社员的，当时很多人都想分到牛，二万子抓阄儿撞上了好运气。牛是家里的重要家当和帮手，万一出个岔儿、家里可就受不了。她越想越放心不下，当即给公社一个熟人挂了个电话，让他打听一下牛的病情，对方却在电话里回答：“不用打听了。”
“怎么啦?”
“牛死了。”
她只觉得头轰一下大了。放下电话，她愣怔了一会，强追自己稳住情绪。多年来，各种各样的事情经历得多了，痛心也罢，懊丧也罢，都没用。该怎么对付还得怎么对付。眼下，她担心的是二万子受不了这个打击。她请假回到家里。
果然，二万子的情绪坏到了极点。牛死了的消息他没敢告诉王村钰，却把老二振国从学校叫回家，不让孩子再念书了。这事比死牛更让王村钰恼火。
“这是你做父亲干的事?死牛与孩子念书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把孩子叫回来?别说死牛，就是天塌地陷，遇上再大的祸事，孩子该念书还得念！
二万子自己也觉得心虚，嘟嘟囔囔解释道：“家里的难处你知道，供他上学原本力量就不够，如今遇上这号事，几年也缓不过劲儿，还咋供他往下念嘛。”
振国眼泪濛濛地站在一边。这孩子一心想把书念下去，可是他不好讲出来。
王村钰说：“家里再难，有你有我，他们弟兄几个，只有他能学进去，能学进去咱们就供，她又把老二送到学校。
她给家里磨了面，卖了些鸡蛋，买了盐、醋，又腌了些咸菜，把许多事情安排好后，卷了一卷不能穿的破衣服，回到县上。
她抽空儿，把破衣服拆开，抹成袼褙，准备给一家大小做鞋用。学习之余，别人看电视、逛街道、串门儿聊天去了，她在宿舍里纳呀绱呀的。有人觉得她太辛苦，拉她去看电视，去聊天，推脱不掉，她只好跟了去，可是手上仍拿着活儿——她放不下，一针一线都得从她手下过呀！
入冬时节，县医院为每个职工买大衣，本人出二十块钱，医院补助四十块。护士培训班的学员在医院里上班，买大衣也有这些人的份儿。王村钰把大衣拿到手，试穿了一下，很暖和，她又脱下来，拿到街道商店里，托一个相识的售货员按六十块原价替她卖掉。
你常上夜班，为啥不留着自个穿?”售货员问。“我的棉袄厚，暖和，用不上这东西。”她笑道。其实她的棉袄里的棉花，早变成烂套子了。
卖掉大衣，等于补助了四十块钱。她把这钱一半留给老二振国，作为下学期的报名费和书费；一半交给了二万子，作为家里的零用钱。
我第一次去里底村采访二万子，是由公社一位干部陪着一块儿去的。“别在二万子家吃饭，我找队长另外安排，进村前，那位干部对我说。
“他家粮食不够吃?”我问。
“粮食够是够，你不知他家那样儿，坐没坐处，站没站处，还不知屋里干净不干净……”
我说：“那倒没什么。客随主便，听二万子安排吧。”结果，二万子非常热情地挽留我们在他家吃饭。
我们盘腿坐在炕头，两个菜碟摆在腿前的光席上——一碟盐、一碟生葱。葱是二万子打发孩子刚从地里拔的，切成小段，撒了盐，浇上醋，便是一道小菜。饭是汤面片，里边除了盐，什么也没有。旱原上菜极缺，这顿饭有碟小葱，便算是对我们的特殊招待了。
坐在炕头吃饭显然是上席，老大振民、老三振邦和老四振中看来尚无这种资格，他们也好像不愿意受额外的约束，蹲在地上吃倒痛快淋漓。振民个头不小，但身体略显单薄，光着脊梁，肩上搭条毛巾，边吃饭，一边不时用毛巾揩额头的汗水。我同他说话时，他总是腼腆地笑笑。振邦也光着脊梁，看去身体要比他大哥结实，扒着饭，鼻腔里发出吭哧吭哧的声音。他手里端的不是碗，而是一只带着长长弯钩把儿的黑铁马勺。马勺大概很烫，他用抹布衬着弯钩把儿，往嘴里扒饭的时候，很是别扭。
见我注视着老三，二万子不好意思地笑笑，解释说：“碗不够用，他用马勺凑合着吃。”
二万子不是一个对生活持悲观态度的人。饭后，他领着我在他家窑里窑外转悠，叙说着他过日子的打算。他先把我领到东边一孔破窑里。这是一孔用土坯箍起来的窑洞，没住人，只盘着一个灶台。夏天住人窖里连着炕的灶台不能用，就在这边做饭。这孔窑已经十分破旧，窑壁上的泥皮全脱落了，有几处土坯看去马上就要垮下来。二万子告诉我，目前他正积蓄力量，打算重箍这孔窑。“咱不请人，花不了多少钱，要的只是气力。”他说，语气里透出一股豪迈之气。在院子里，他指着拴在墙根的一头驴，对我讲，这是家里那头牛死后借钱买的，是头草驴。虽说借了些钱，可是眼下驴已怀驹，驹一下，就能把钱赚回来，当初买这畜牲的时候，他还意意思思，可是王村钰坚决要买，看来这一宝押准了，他还兴致勃勃告诉我，大儿子今年与一家亲戚合伙，承包了十六亩地种烤烟，年终给生产队交五百元，其余自个分。“今年烤烟长得不错，”他说，“振民一身好苦，一年下来总能拿回些钱来。”
从他的介绍中，我看到了这个家庭未来的希望。
我第二次到Y县，抵楼底那天，这儿正逢集。在乡政府安顿好住处，我便去卫生院看望王村钰。一进卫生院大门，我便看见王村钰正在打水。她一手提着一只大铁壶，一手抱着一个一岁多的孩子。她看见我很高兴，赶紧把我领进她的房子。
房子里聚着五六个人，看样子都是些农民，有的坐在凳子上，有的蹲在地上，有两个妇女盘腿坐在床上。房子很小，人一多，显得更狭窄了。王村钰招呼我坐下，要把孩子交给床上的女人，那孩子却揪扯着她不放。她只好用一只手给我倒水。
我问：“这孩子是……”
她笑笑回答：“老大跟前的。”
“振民有孩子啦?”我有些吃惊。这么说，王村钰已经当上奶奶了。
“老三振邦也有啦。”床上坐着的一个中年妇女笑嘻嘻地说。“村钰好福气哟，两年抱了两个孙子。”
王村钰的脸上是一种淡淡的含混的笑。
她依然那么清瘦单薄，依然那么不爱多说话。她招待着我，还要招待屋子里另外的人。她告诉我，这些人都是她家的亲戚，来赶集，在这儿喝点水，歇歇脚。床上的两个妇女都没有脱鞋，刚才说话的那个中年妇女一手端着水杯，一手抠着鞋底上的泥片，泥片掉到塑料床单上，就用手往地上刨刨。靠房门墙边蹲着一个老汉，面前摆一篮桑葚，嘴里嘟嘟嚷嚷计算着桑葚可卖多少钱。一个看去冒冒失失的小伙子，从谈话中听出是二万子哥哥的女婿，敞开衣襟，不厌其烦地用手搓着胸脯上的汗泥，末了，从房门后扯下王村钰的洗脸毛巾，擦胸膛，擦胳肢窝。王村钰好像早已习惯了这一切，丝毫不加理会问起她的家庭生活情况，王村钰平静地告诉我，除了老大老三都结婚得子外，老二振国去年考上了中专，二万子在今年年初政府给安排了工作，吃上了商品粮。
这可是两件喜事。我问：“老二考上什么学校?”
“省水利学校。”
“二万子呢?在哪儿工作?”
“就在这个卫生院，没什么正经事可干，扫地，打打杂。”
“二万子可有福气哩。”床上一直没说话的那个妇女接茬说，“成了公家人啦，啧啧，多少人眼红哩。”
这时候，房子外走进一个人来。我定睛一看，是二万子。
这已经不是我三年前见到的那个二万子了。从头到脚，已是另外一个人了。干净的白的确良衬衫，不沾一点土星的裤子，脚上趿着双鲜亮的底儿很厚的拖鞋；头发刚刚理过，脸上很有光泽，同时显露出一种闲适怠慵的气色。
他认出了我，很是惊喜。我让他吸烟，他说戒了。和我说着话，他插空儿转向王村钰，告诉她，集上的货摊上摆出一种新式拖鞋，买主不少。
“和我这双样子差不多。”他说，同时把脚跷起来，用脚尖抖晃着那双鲜亮的厚底儿拖鞋，“不过货色不行，捏在手里硬厥厥的。他表现出一副很识货的样子。王村钰低头给怀里的孩子擦鼻涕，没有接茬儿。屋子里另外的人都拿羡慕的目光盯着二万子。
看来这一家人真的熬过来了。
在楼底，在里底村，在王村钰、二万子以及他们周围的人那里，我了解到这并不是一个轻松的过程。
1984年春节，老大振民要办婚事，日子定在正月初九。姑娘是本公社薛家窑的，读过初中，人品模样都不错，振民看上，二万子和王村钰也中意。可是要把姑娘娶过来，得花一笔钱。姑娘一家很明事理，没有多要：两份礼金(一份二百四十元)，六身衣服，十二块银元。一块银元价格是二十块，没银元给钱也行。依当地风俗而论，这个数目一点也不逾外。如今嫁女，张口要三份五份礼金、十身八身衣服、二十块三十块银元的娘家多的是，二万子、王村钰对此很满意。他们估算，家里两头猪卖掉一头(另一头留下过事时宰了待客)，种的烤烟一卖，多少再借点钱，媳妇差不多就可以接到家。孩子的婚事终归是一场大事，花几个钱值得。
这一年烤烟长得不错，振民暗暗算了一笔账，觉得一亩地收入二百五十元不成问题。十六亩地，除过给生产队的上缴款，籽种化肥农药以及租炉烘烤烟叶等费用刨过，至少能落二千五百元。这笔钱他与那个合伙的亲戚平分，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看来，他办婚事不成什么问题了。
八月打烟叶，十月烘烤完毕。收购由县上统一组织。一个谁也不曾料到的问题，在烟叶收购过程中发生了。
这一年，上边向Y县下达的烤烟收购指标比往年少许多，而全县种植面积比往年又扩大了许多，又是大面积丰收，因而，烟叶收购不几天，计划指标就完成了。烤烟是定向销售经济作物，国家不收购，就很难卖出去，烟叶变不成钱，压在家里就成了一堆废物。
种烟的人无不焦虑万状，叫苦连天。振民虽说参过军，闯荡过外边的大世界，可是仍然是个老实角色，只会在家里摇头叹气。二万子和王村钰四处奔走，托人求情，想找点关系开“后门”把积压在家里的烟叶处理掉。路跑了不少，人也求了不少，可是一斤烟叶也没卖出去。
振民的婚期一天天迫近。礼金还缺一份，衣服只给人家买了两身，还缺四身，十二块银元，一块也没有搞到，一家人急坏了。介绍人来过几次，尽管每次来都客客气气，但二万子看得出人家已经不耐烦了。他赶紧到楼底卫生院找王村钰商量。
王村钰从县医院学习回来，工作担子压得重了，又带着小女儿还把小儿子接到身边来上学，整日忙忙迫迫。虽说人在外边，但家里还要她操心。振民的婚事让她好生熬愁，二万子一来，她默然半晌无语。
事到如今，你看咋办?”二万子愁谷满面地说，“事情往后拖，人家答应不答应?再说有个变故咋办?不往后拖吧，手头没一点点钱。
王村钰只觉得心里苦极了，这种苦，她在二万子面前说不出。为了支撑这个家，她紧咬牙关，鼓起劲头，越过生活设下的一道又一道难关。多少年来，她一直自己给自己打气：往前走，总有希望。她不和别人比吃比穿，不理会别人怎样以不解和怜悯的目光注视她。她强迫自己不要想得太多，不去回忆早先做姑娘时的种种梦幻。她甚至不太愿意回北京家——家里让她年年都回去—怕亲人那醉人的温爱、京华之地那诱人的现代化生活使她内心失去平衡。她只盼她的那个破破烂烂的家好起来，一家人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可是，心没少操，苦没少受，她的面前却依然是解不完的难疙瘩。哪天是个终了啊！她心里悲哀透了。
思忖半晌，她对二万子说：“不能拖。瞌睡总要从眼皮底下过，想办法吧。”
二万子满脸无可奈何的神情：“唉，要是烤烟能卖……“
”王村钰说：“不去想烤烟了，贷款。”
二万子不解：“贷款?”
“听梁海燕讲，现在贷款比较容易，咱们就说买牲口用钱，这比求张三央李四借钱好。”
贷款要还利息哩。”
买牲口贷款的利息是六厘，很低。没什么，先把振民的事情办了，卖掉烤烟，再还贷款。”
通过梁海燕的关系，款贷出来了。振民的媳妇如期娶到家里。这一年，振民虚岁二十二岁。
Y县早婚习俗，由来已久。我翻阅民国三十三年编纂的《县志》，在卷二十三《风俗志》里，读到男女婚嫁多在十二三岁的记载。从清代开始，官方便致力于劝改早婚。乾隆年间知县李辆的《劝改早婚示》，附录于《县志》里。全文如下：
清 李柄《劝改早婚示》
为劝改早婚旧习，以免天礼，以繁嗣续，以端风化事。照得古者三十而娶，廿而嫁。非故延缓其期，盖以夫妇为人伦之始，宗祝攸关，必至壮盛之年，血气充盈，始谐配偶。故古者胤繁昌，人多寿考。乃本县陋习，每于男女十二三岁时，即图婚嫁。想因情深舔犊，欲令速缔良缘；抑或愿切向平，藉以早完重负。不知男女精血未充，听丧大早，必多天折。即令幸免天亡，而少年纵欲，不知节，以致精薄血寒，每艰生育。本邑无子之家千居四五，均由早婚为之厉阶。又本邑择配，多女长于男，谓早得志成内助，可藉持家。不思男尚音蒙，情窦未启；女子善怀，私忧窃叹，或竟羞中等，更不忍言。查早婚虽不载禁例，为人父母，亦何忍因无益之爱，反酿无穷之祸?为此痛怀晓谕，幸各细思猛省，共鉴前车，力挽陋习。虽三十二十之期，未能骤复古制；亦必俟男已胜冠、女已及斧，方议成礼，则寿算可延，后可广，国门益正，邑睾不胜颟望之至：须至示者。
振民结婚半年之后，王村钰又遇到一道难题：有人给老三振邦说亲了。振邦刚满十八岁，说的姑娘十六，他一眼就看中了那姑娘，巴望着把婚订下来。但他知道家中给哥哥办完事后没松一口气，实在没有力量来办这桩事，也就不敢对父母亲讲。王村钰看穿了他的心思，苦苦思索几天之后，对二万子说：“订就订吧，还是那句话，瞌睡总要从眼皮底下过，紧就紧一阵子，咬咬牙关也就过去了。”
其实，她的内心相当悲哀。这悲哀并不仅仅因为家里经济困难而生，主要的是她觉得振邦还小，不该早早被婚姻的绳圈套住。她很想说服振邦，让他不要这么早就决定终身大事，可是拿什么理由去说服他?让他珍视自已的前途?他的前途是什么?说早婚不好，为啥不好?早结婚早得子早享天伦之乐，不比光杆一条好?还有，她是继母，这是最敏感的，不论她出于什么动机去阻止这件合乎风俗、顺乎“情理”的事情，村里人都很容易看成是因为她和他不亲，她不愿背也背不起这个指责。思来想去，她只好让步。
她痛苦地发现，在很多方面，她已经被这块地方强大的外部力量同化了。二万子觉得负担卸掉一个是一个，晚卸不如早卸，便也同意了。又贷了一笔款，总算给振邦订了婚。
老大老三看来只能如此了，王村钰把全部希望寄托在老二振国身上。振国1983年初中毕业，按照预定的想法报考了中专。他有他的考虑。如果报考高中，那就还要拖累家里三年；再说，高中毕业后，能不能考上大学?本地教育质量很低，考取大学太难，与其如此，不如读一个中专学校，早毕业，早工作，早给家庭减轻负担。
王村钰赞同这个想法。
第一年振国没有考上，成绩离中专分数录取线差十三分。振国情绪低落。王村钰安慰他说：“没什么，明年再考吧。”她跑到兴寺坪粮站，把国家供应给她的口粮转到石霞中学，免得振国每月再从家里背粮，也免得他为生活上的事情分心影响学习。而她自己，自此便从家里背粮吃了。国家供应的粮食细粮多，家里大半是粗粮，她不在乎。粗粮她吃得下去。
补习了一年，第二年，振国仍然没有考上，离录取线整整差二十分，比第一年还差得远。
一考完试，振国知道这次又黄了。不知为啥，第二次上考场，心里比第一次还紧张。试题摆在面前，明明知道自己会做，可一时就是不知道该咋做，下了考场却又全都明白了。像有个魔鬼在捉弄人。从学校回到家里，他二话没说，心甘情愿地扛起镢头，随哥哥弟弟出工去了。
这件事情给家里带来了沉重的气氛，也带来了一场小小的冲突。依照二万子的意见，振国考了两年没考上，家里尽到了责任，他不成材，没说的，回家劳动算了。王村钰不同意。老大结了婚，老三也订了婚，这两档子事刚刚从她手下经过，她要改变老二前途的想法变得特别强烈。她执意让振国继续补习，明年再考。
二万子被她说服了，可是振国本人任她怎样劝说，高低不肯再去补习。两次落榜，使他觉得无颜再跨进学校大门，更无颜继续拖累父母和兄弟。他已经请村里人把那一边倒的头发剃了，光脑壳明白地显示出他当农民的决心。
王村钰劝说不动，生气了：“你就这么不争气?你的骨气呢?“。”他不吭声，头垂得很低。王村钰的火气冒上来，她在孩子们面前从没发过这么大的火：
“别这么一副死灭灭的样子。没骨头！回到家里提锄头，就对得起你爸、你哥你弟和我啦?谁也对不起！咱家里不是缺提锄把受苦的，缺的是有文化有知识的人，祖祖辈辈都缺这样的人。原指望在你身上把这个老底子翻过来，没想到你竟这么没出息，你亏了我的心了！”
接着，她竟有点伤心，眼圈发红了。
振国的心情显然被这爱恨交织的指责打乱。他呼吸急促，鼻翼扇动，满脸赤红。他望着这个比他大不了多少，不是生母却比生母更懂得爱他的母亲，眼泪几乎要流下来。他低着头，声音沙哑，说：“只要我爸和哥哥弟弟没意见，我就去补习。”他抬头望着王村钰的眼晴，咬着牙补充一句：“明年我一定要考上！”
让振国再去补习考学，老大老三都不大乐意，但看父亲已向母亲妥协了，二人谁也不敢再说什么。
家里这头问题解决了，学校那头却出了问题——补习班招生也有分数线，振国的成绩离这个分数线差七分。王村钰又开始为振国入补习班的事奔波。
她跑到石霞中学，找到校长，校长说补习班的事由教导处管。她又找到教导处，好说歹说人家也不答应，原因是像振国这一档子的学生太多，学校只办一个补习班，如果对振国开了口子，其他要求补习的学生就不好对付了。
王村钰不甘心。不能就这么结束。她打听到，石霞中学有个姓余的老师是北京知青，与教导主任关系挺好。她找到这个余老师。在此人的帮助下，振国总算报上了名。
一年之后，即1985年，振国以全地区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考入了省水利学校。
在楼底卫生院王村钰的房子里，我读了在水利学校当班长的振国写给母亲的一厚叠信件。显然，开创了与父兄不同前途的这位青年对他的母亲充满感激之情。一封信里有这样一段话：
妈妈，您知道，我是特别喜欢语文的，在石中我有一个同学，也特别喜欢语文。他没有考上学，现在埋头练习写作，想自学成才当作家。他给我来信说很想写一写您，要我向他提供材料。他当然可以试一试，不过，妈妈，在我看来，写您的首先应该是我，而不是别人。我之所以有今天，我们弟兄之所以能够长大成人，我们家庭之所以能够存在并一天天好起来，里边的原因我比别人知道得更清楚。这不是听来的，看来的，而是我经历过来的。
另一封信里叙述了这么一件事情：
今天我们班举行庆祝国庆联欢晚会。同学们起哄，一定要我这个当班长的出个节目。我能出什么节目呢?我给大家讲了一个故事，是一个母亲的故事。我是用普通话讲的，很动感情，同学们也被这个故事迷住了，打动了。联欢会后，许多同学问我这位母亲是谁，她在哪儿，他们可能已经猜出：一位女同学眼里都有了泪水。但是我没有告诉他们，我不知道为啥我不想告诉人，我只想在心里为这位母亲，我的妈妈一千遍一万遍地祈祷……
除了这种深挚的爱和充盈于心怀的敬意，这位中专生还把母亲作为一个知心的朋友坦诚地在信中叙述他如何爱上一个女孩子，倾诉爱情带给他的煎熬和烦恼，探讨人生的奥秘和意义。而凡属这类信，都是写给王村钰一个人的，不像一般信件那样写给父母亲二人。
我对王村钰的采访临结束前，遇到这样一件事：家里的老大老三为磨面的事情闹起了矛盾——老大振民喂了一头草驴，刚下了驴驹，套不成碾子，便借用老三振邦的驴。碾子正转的当儿，老三媳妇来把驴拉走了，为此两家吵起来。那天二万子正好回到家里，把老大老三好生骂了一通，可是哥俩谁也不服，矛盾解决不了。无奈中，二万子回到楼底来叫王村钰。
王村钰回去后，没有发火，也没有训斥哪个儿子哪个媳妇，兄弟妯娌一见她回来，都变得顺顺溜溜。她不是靠母亲的长辈身份，不是靠疾言厉色，而是靠她人格的力量，在这个家庭成员的心中建立起了毋容置疑的威望。
像1983年那次告别一样，我离开楼底那天，王村钰送我上车，在营业所工作的梁海燕也来了。王村钰抱着她的孙子。先天夜里下过一场雨，空气清新凉爽，高原上空一片纯净透明。车子开动，在我向她们挥手道别的那一瞬，汽车引擎的声音引起我一种奇特的联想，我想起了我曾经听到的黄河的涛声。那涛声隆隆地在我心里回响。我的视线中，抱着孩子的王村钰，此时仿佛不是站在楼底的街道上，而像是站在黄河的浪涛里。不只此时此刻有这种感觉，许久以来，我总是恍惚看到她在黄河里与恶浪搏斗的身影。这种摆脱不掉的幻象，也许正是她命运的象征。
汽车驶过卫生院大门口的时候，我看见二万子正在自个房门口那一小块菜地里耕作。他赤着脚，那双鲜亮的厚底拖鞋挂在西红柿架杆上，他朝着汽车张望，脸上挂着一种怡然的憨厚的笑容。汽车很快就驶过去了。我最后看见他那一眼，他好像在向我招手。
文章选自《苍凉青春》作者：白描 图片来源：网络
白描，男，1952年8月出生于陕西泾阳。曾任陕西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延河》文学月刊主编，国家外国专家局国际人才交流信息中心副主任，《国际人才交流》杂志副总编等职。现任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兼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延安大学等高校客座教授，中国轻工联合会玉文化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
著有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报告文学、散文、文学评论等500余万字，担任电视连续剧编剧多部。文学之外，致力于中国玉文化研究，著述若干。
白描作品
【苍凉青春】 冤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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