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荒十年》知青往事150篇（五）
管寿义，博客名“在陋巷”，原黑龙江省引龙河农场六分场上海知青。九年前开博，专写农场十年生涯中的所见所闻，皆为琐事，却因其视角独特，文笔精妙风趣，迅速在网络上受到关注，尤其在各地知青中反响热烈。如今集二百余篇上博短文的《北大荒十年》、《北大荒十年(续)》已经出版。
今天呈现在大家面前的是从《北大荒十年》一书中挑选出的150篇知青题材小品，真实地还原了知青的生活、知青的所思所想。他对北大荒风土人情、生活场景、农村节气的逼真描绘，让我们重新体味了丰满浓郁生动的北大荒乡间氛围，从中来“管窥”知青生活。
——有过多少往事，仿佛就在昨天
作者：管寿义
往事
121
理 发
下乡前，我有一头浓密的乌发，刺猬似的，长得特别快，在上海花 1 角 5 分钱就可以理一回，万万没想到方圆百里的农场竟然没有理发地方。时间一长，乱发长过耳，特别难受。要是搁在现在，没准我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扎个马尾辫，一是省得打理，二是酷，有艺术家的“范儿”，回头率不用担心，指定是老鼻子了，一举两得，多好！但当时分场还有数百名劳改犯人，这样的外形不仅不是艺术家，而是怎么看怎么像布告上被通缉的人物，哪里还有那个心思臭得瑟？！
农工（二劳改）中有会理发的，有知青病急乱投医，找农工给理发。围上破床单，剃头，刮鬓脚；就在农工拿着锋利的剃刀将要给知青刮鬓脚的当口，恰好给连长路过看见。
那是什么年代？那是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年代！那是在什么地方？那是在劳改农场！
马上开会！抓阶级斗争新动向！可把连长的脸都气红了：农工是什么人？他们曾经是劳改犯！他们是屋檐下的洋葱 —— 皮焦叶烂心不死！你们傻呀！农工举着刀，你还仰着脖，要是他照你的小细脖来那么一刀，你说咋整？
连长的手臂从左到右那么一划：“嗯？你们说，咋整？！”
咋整？—— 要是农工先点头哈腰的给你理发，等你放松革命警惕了，闭上眼睛享受了，他抽冷子照你的小细脖来那么一刀，还不就像老母鸡给抹了脖子、扑腾扑腾两下腿就伸直了？细细一想，还真有点后怕。不能不感谢连长的语重心长，刀子嘴豆腐心，说得对，是那么个理儿：阶级斗争这根弦到啥时候都不敢放松。
农场没有理发店，只能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了。
叫我至今不能忘怀的是，下乡十年在农场，是心灵手巧的荒友，自备理发工具，随叫随到，完全义务的给大家伙、给我理发。
套一件破衣烂衫，脖子后面整一只木夹子夹上，荒友扶着我的脑袋就推上了。起先是初学乍练，深一块浅一块，把我们剃成了牛鬼蛇神，把一个革命青年剃得混同于一个二劳改。好在大家伙没当一回事儿，还鼓励荒友放开手脚在我们的头上大胆做试验，推坏了不要紧，反正头发像韭菜，过几天又会长出来。荒友的技艺日见长进，到后来，我看那水平跟上海著名理发店“南京”“白玫瑰”的师傅有得一拼，就算略微差一点儿也极其有限，虽属毫末技艺，却是顶上功夫。好多次我说马马虎虎的推一下就算了，荒友还不干，前后端详，左顾右盼，好像是在创作一件得意的艺术品。
都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义务理发的荒友就最讲认真；都说一个人做一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整整十年，都有荒友默默无闻地在做好事，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呵！
多少年过去了，依然十分怀念艰苦岁月里的那样一种融洽，那样一种温馨，那样一种坦诚，那样一种亲密无间……
往事
122
针 线 活
在我“收藏”的下乡物品中，有一个针线包，军绿色的，里面放有针头线脑。每当我翻箱倒柜看见它时，总要拿起来端详一会儿，就会想起在农场笨手笨脚干针线活的往事。
说来不怕寒碜，当年下乡时，家境不好，一个字：穷！到北大荒去，说得豪气一点，是“建设边疆、保卫边疆”；但自个儿心里明镜儿似的知道：这不是中学里时间短暂的“学农”，那有点像秋游，有点像“农家乐”，十天半月就能回家。这一回，是“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去的，是修地球去的。“这一去翻山又过江，三年两载呀难回还”，所以，带的衣物，也有一两件是有模有样的，更多是打了补丁的旧衣服，要当农民了嘛。引以为豪的是“发的”绿色棉大衣、棉袄、棉裤，里外三新。
我们分场的荒友，大多和我差不多。出工时所穿的衣服，没有不打补丁的！区别只在于补丁的多少，是手工补的，还是用缝纫机补的，仅此而已。如果哪位裤子屁股上补上一大块，圆圆的，用缝纫机密密麻麻的“踏”上一圈一圈的，很是夺人眼球，大家伙管那种补丁叫“唱片”。
干农活，挺费衣服：走在乡间的小路上，裤脚管常常沾上球状带刺的植物；割麦、割大豆，割到后来是跪着一条腿割；还有挑水、扛包、抬草；等等、等等。衣服常有破了的时候，掉个扣子、开了线、剐了一个三角、磨了倆窟窿，常事儿！当年缝纫机在城里都是稀罕物，得凭票，农场哪有？
“小生三年之前才十五，衣服破了自己补”。有空时就拿出针线包，赶鸭子上架，穿针引线，学缝补！我是个粗人，小小缝衣针在捏惯了镰刀锄把的手里并不怎么听使唤，常常一不留神左手就被戳一下，一咧嘴，一龇牙，一个鲜红的血珠子！
十年的独立生活，终于修成正果。恕我斗胆说一句，后几年我的针线活儿，绝不亚于大多数女同胞！我钉的扣子，针线是钉成“口”字形的，不像一般的“十”字形那么易磨、易掉；我缝的被子，针脚是与被里条纹一溜齐的；我打的补丁，尽量找颜色接近的，不那么扎眼的,比起李玉和光彩照人的铁路服上的补丁还漂亮一些；我把破衣服尽量拾掇得好一些，不希望整的像个“三劳改”似的。
我最得意的是曾经补过军便服的整个肩部，左右两肩都磨破了。花了休息天整整一个下午，才大功告成：剪裁得当，针脚细密，平整服帖，真的可以不谦虚地说天衣无缝。可惜这件衣服在最后离开农场时连同其它杂物都一古脑儿送人了 —— 现在我有点怀念这件破旧的衣服，因为它记录了我在农场的一段艰辛岁月，如果保存到今天，我想，指不定知青博物馆肯收下它！
往事
123
宿舍里的婚礼
我曾经在机耕队待过一段时间，在东方红 - 54 车上。机耕队宿舍就在小卖部、卫生所后面的一栋清水外墙的房子里。
车长是当地人，叫陈尤辉，二十七八快三十的样子，个子不高，白白净净的。那时候我国有几个铁哥们，八拜之交，打得火热。所以我们偶尔也能看到这些友好国家的电影。有荒友总结我们在农场看到的电影是“中国新闻简报，朝鲜哭哭笑笑，阿尔巴尼亚搂搂抱抱，越南飞机大炮”。可惜这些“铁哥们”后来差不多都成了乌眼鸡、白眼狼，此是后话。（注：在农场曾经看过的朝鲜电影有《看不见的战线》、《鲜花盛开的村庄》等；阿尔巴尼亚电影有《宁死不屈》、《第八个是铜像》等；越南电影好象只有记录片。）
第一次见到车长，我就觉得他长得非常像“越南人”，几乎所有认识他的知青都有这样的感觉。你没去过越南、没见过越南人吗？只要你见过陈尤辉，就知道越南人长啥样了。有女知青背地里就用“越南人”来指代他，一说大家伙都心里明白。
陈尤辉开拖拉机有绝活，年年分场地号里的第一根“阡”都由他来“打”（后来知青中也有了“打阡”的高手）。“打阡”人人会打，长手就会，离了歪斜、吐噜反仗也是“打阡”，但要把它打直了就绝非易事。北大荒耙过的地平平展展，地块都是一望无际，上一个坡一看还是一望无际。在地头压根儿也瞅不清对面的地头，甚至连北都找不着。陈尤辉硬是有两把刷子，他“打”的“阡”就跟用尺子在大地上划过一样，笔直笔直的。说他行，他还真行，你不服不行。
我到机耕队没多久，就听说车长要成亲了，他对象也是当地人，挺能干，就是眼神好象不咋好使，明明是跟你说话，但好象还瞅着别人 —— 我也是听人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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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是人生大事，机耕队有一些热心人帮着张罗，让大家伙“凑份子”，意思意思。车长结婚，那还有啥说的？“份子”是每人 1 块钱！
车长的婚礼是下午开始的，就在机耕队宿舍。这间宿舍是东西两铺炕，每铺炕能睡七八个人，当间是走道。走道上放一张小桌子，上面有小卖部买来的糖块，好几包卷烟都拆开了，散着，来人就拿一棵，划火点上。桌子上有大家伙凑份子买的热水瓶、搪瓷脸盆啥的，还有一本“红宝书”。
车长一改油渍麻花的装束，和他媳妇穿得挺利索，站在桌子后面。机耕队伙伴们差不多都来了，地上站着，炕上站着。屋子本来就不大，后到的都站在门外的走廊上了。
机耕队队长首先致词，一通拜年嗑，本来就算完了，他意犹未尽，又整了一段“语录”：“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立马就遭到全队的一通炮轰：扯那没用的干哈呀？来点正经的！还是老关师傅有两下子，开口就像上台朗诵似的：“晴空万里，前来道喜！百年好合，早生贵子！”言简意赅，天气、缘由、祝愿、企盼，意思全到了，还合辙押韵，引来一屋子的叫好，有人把右手拇指食指伸进嘴里吹起了哨子！
接着就是“来点正经的”。陈尤辉知道自己机务上有两下子，平时挺“尿性”，机耕队没几个人能搁在他眼里。大家伙只恨平时没机会“报复”，结婚三天无大小，可逮着机会了。争先恐后，又是让咬苹果，又是让咬糖。新娘子好象还行，陈尤辉反而抹不开，白白净净的脸成了大红布。
婚礼还备了酒席，车长让我也去；我想想“随礼”只“随”了 1 块钱，哪里还好意思参加？!赶紧逃走了。听说那晚有好几个老少爷们都喝醉了 ……
往事
124
京东大鼓
在农场最开心的是一个来月能看上一场电影，比看电影更开心的是一年能有那么一回，农场、甚至是地区的“毛泽东思想宣传小分队”大驾光临，那是分场的盛大节日，分场的上上下下，到处洋溢着一派过年才有的欢乐气氛。
“小分队”的演出，除了使知青看到了具有那个时代特征的节目，也使知青、特别是上海知青接触到了北方的曲艺形式，这远远早于我们回城以后好几年才出现的“春晚”。
非常喜欢北方的曲艺，如相声、东北的“二人转”、天津快板，天津时调、“三句半”、山东快书，等等。分场有天津知青，天津知青好像人人都有文艺细胞。耳濡目染，我也能照虎画猫比划两下。像天津时调，好像只有一个调：“多索拉多索，多索拉多索，索拉索米来米来多多索拉多索。”学起来很快。我曾经在我们单位的“山寨春晚”上献丑来过一段“天津快板”，台下一片叫好、台上欲罢不能。小分队还有一个节目，我说不上来它应该叫啥：前排的几个女演员两手拿着碟子边敲边唱，有点像电影《洪湖赤卫队》中卖唱的小姑娘唱《小曲好唱口难开》时敲碟子那样。上海知青不懂，见队长吴大胖子也掺和在知青堆中伸了脖子在看，就问吴大胖子这剧种是啥？吴大胖子乐呵呵地说这是“饺子戏”，大概是因为他觉得碟子就是吃饺子蘸醋用的；吴大胖子的幽默，引来知青一片开心的笑声。好像每次演出中“饺子戏”都会来上那么一段，把大家伙馋的。
在小分队的所有节目中，我最喜欢就是京东大鼓了，觉得曲调特别好听、歌词特别有乡土气息，百听不厌。下乡时没有半导体收音机，荒友“老甫”有。一听到电台中有京东大鼓，我就凑过去“蹭听”；分场的“匣子”中偶尔也有京东大鼓，一听到那熟悉的曲调，我就会驻足倾听，生怕漏掉一句。至今还记得 ——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朝霞铺满了半边天。
大道上走过来人两个呀，
一个老汉一个青年哪 ——
张老汉今年有五十多岁呀，
... ... ... ...
那张老汉是青布裤子白布褂，
实纳帮的夹鞋在脚上穿，
身体健康黑红的脸，
他挑着个担子走在前。
你别看这个扁担，
两头窄，当不间宽，
不搁上载儿是也不弯，
要搁上了载儿，
两头颤那个当不间颠，
份量再重也不压肩呐，
哎咳、哎咳、哎咳咳 ……
………… 。
鼓词中说，“张老汉今年有五十多岁呀”，想想“我老汉今年有六十岁了呀”，在北大荒早已是“老张头”、“老李头”的叫上了，老啦，就此打住吧。
往事
125
麦乳精
列位看官：看到这张照片是不是觉得特别眼熟、特别亲切？
我很少逛超市，即使进去了往往也是直奔主题，买完早已想好的东西就赶紧往家蹽。因此，在我的印象中仿佛已经好多年没有见过麦乳精了。
然而在三四十年前，知青拥有一罐麦乳精也是可了不的的事情。
那时候每次结束探亲假回农场，旅行袋里总会有一罐麦乳精。马口铁的罐子，外面很喜庆地印着“福牌强化上海麦乳精”等字样。
麦乳精是啥？它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注：正是我们下乡的时候）发展起来的一种速溶性含乳营养固体饮料，以牛奶（或奶粉、炼乳）、奶油、麦精、蛋粉为主体，并添加蔗糖、葡萄糖、可可粉等原料，经过调配、乳化、杀菌、脱气浓缩、真空干燥、粉碎、包装等工艺过程而成为一种具有酥松、轻脆、多孔状的碎粒和部分细粉的产品。
“麦乳精”原名“乐口福”。除出口产品使用“乐口福”外，国内销售称为麦乳精，这也是根据配方中原料性质决定的。（以上两段引自百度，略有删改）。
在农场的时候我们喝的都是些什么水？
—— 最多的是井水。盛夏从深井里打上来的水都是拔凉拔凉的，冬天的井台上冰溜子老厚老厚的，有时候小猪、耗子，甚至小牛犊在井边蹓跶找水喝，乐颠了一不留神就出溜下去了，没人知道，我们就喝那埋了沽汰的水。奇了怪了的是那时候很少听说有人跑肚拉稀，你说这知青有多扛造！
—— 泡子里的水。割麦、割大豆的时候专职送水的或者根本赶不上趟，或者“僧多粥少”，一会儿就水筲见底，大家伙渴得嗓子眼冒烟，急眼了只能喝泡子里的水。能有泡子就正经不错了，就怕别说泡子，连池水沟子都找不到；
—— “涮锅的水”，这是食堂生产的，学名也叫“汤”，两分钱一碗，只要你有钱，可劲造。
在这样的条件下，如果有一罐麦乳精，那是啥气派？
常常是春秋两季或是冬天，或者轮上歇礼拜，或者晚上有电影，反正那天一定是个好日子，小心翼翼地打开麦乳精罐头盖子，擓两勺在茶缸里，冲上烧开的水，搅和搅和，一股麦芽清香的味道散发在“威虎厅”里，靠着炕上的行李卷，轻轻地抿一口，那才体会到什么是“愉作”（东北话，特别舒坦、自在之意） —— 李主任讲话：解放前大地主也不能这么享受吧？
麦乳精吃完了空罐头舍不得拽，当时还有一种塑料袋包装的麦乳精，比罐装的能便宜一些，后来我们就带塑料袋包装的。一开了封就马上灌进罐头里，一是袋装的立马摇身一变，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变成了“罐装”的了，二是罐头的密封性比较好，麦乳精存放的时间长一些，不容易结块 —— 麦乳精哪能天天喝？得细水长流。坐喝山空，小日子不想过了咋的？
写到这里想打住了，起身赶早到大超市里去转悠转悠，踅摸踅摸，没准儿还有？如果有，买上一罐，冲上一杯，在浓浓的甜甜的麦香中回味往事 ... ...
往事
126
“ 毛 嗑 ”
上海的街头有很多这样一类“各类坚果特卖，粒粒精选，嗑出好心情”的炒货店，核桃、松子、花生、瓜子等啥都有。
小店生意红火，您看老板，他稳坐钓鱼台。
我们单位附近就有一家。午饭后我爱在外面蹓跶，每当我路过这些小店铺的时候，总爱驻足观看一番。我特别关注那“黑龙江瓜子”，它总能把我的思绪带回到三四十年前的北大荒。
东北人爱说“嗑瓜子嗑出个臭虫来 —— 什么人（仁）没有？”其实那“瓜子儿”既包括上海人所谓的“香瓜子”，也包括倭瓜子。
而上海人所谓的“香瓜子”，在北大荒是有专用名词的，它就是“毛嗑”（我不知道应该写成“毛嗑”还是应该写成“毛壳”？想当然地以为瓜子是需要“嗑”开来的，就写成“毛嗑”了）。
我们分场的菜地在“老点”，我很少去，那里也种有一部分向日葵。秋天，一个个割下来的小脸盆大小的向日葵盘被拉到场院，让菜地的一帮知青扒“毛嗑”。“毛嗑”不卖给知青，也不知整哪儿去了？是不是都卖给家属了？
知青只有眼馋的份：那玩意儿要是能整个一旅行袋带回家多好！
印象中只有一年卖过“毛嗑”给知青，大约每人 5 斤，一小袋，每斤 1 毛钱。知青欢呼雀跃，奔走相告，盘算着过年时带回家，想象着爸爸妈妈弟弟妹妹见了不知道该有多么惊喜！
“毛嗑”的诱惑太大了！就像叫花子意外拣了一只死鸡一样，哪里还等它到过年？！现成的炉子，现成的炕火，现成的万能铝盆，想不动瓜子的脑筋太难。今日有酒今朝醉！那几天晚上大家纷纷炒瓜子，开“茶话会”。
黑龙江的毛嗑那才叫个香！个大，饱满，一嗑两开，从来没有嗑出来过臭虫！宿舍一片嗑瓜子声，像下小雨似的，地上一层瓜子壳。
黑龙江的毛嗑那才叫个怪！不嗑一点事儿没有，一嗑不把炒出来的全都嗑完不算完。不过瘾再炒，不是还有小半袋吗？
没几天，瓜子嗑完了，心也安了。
快腊月底了，我们提溜着空空的旅行袋回家探亲了……
往事
127
绵 白 糖
我们奔赴北大荒的时候，中国还处于计划经济下的“票证年代”，啥都凭票供应。上海除了有粮票油票布票烟票鸡蛋票等以外，还有“糖票”，按“户”发放。
到了农场才发现小卖部里有的是绵白糖，而且没有票证限制一说，可劲买！
东北的绵白糖是用甜菜制成的。我们农场也种一部分甜菜。
绵白糖简称绵糖，也叫白糖，是我国人民比较喜欢的一种食用糖。它质地绵软、细腻，结晶颗粒细小。我总觉得东北的绵白糖特别的白，特别像北大荒那厚厚的积雪。
听常去干部职工家属区串门的荒友说，知青来串门，家属门认为差不多就等于“来戚儿”了。主人会像城里人一样热情招待。他们拿杯子不是倒茶，而是倒糖水：杯子里放半杯子的绵白糖，倒上开水，拿根筷子一搅和，双手隆重的递过来 —— 这个礼节等同于“上炕、上炕！”，也等同于藏族同胞给尊贵的客人献上洁白的哈达。
虽然在农场的时候我上干部家属家串门的次数屈指可数，但我也享受过这样一次殊荣，受宠若惊。真正是手捧糖水，喝在嘴里，甜在心里。
爱吃甜，东北又盛产绵白糖，这帮助我度过了在北大荒连续好几年吃“返销粮”、成天吃窝窝头的最艰难的岁月。
吃“返销粮”那阵，我们“钉耙”吃窝窝头。北大荒的窝窝头也是照二两一个做的，挺大，土黄色的，特别糙。
成天吃窝窝头，就着它刚出笼浑身冒气的热乎劲赶紧填几个，混个肚子圆倒还罢了；一旦这家伙冷了实在难以下咽。后来发现在窝窝头的“眼”里倒点绵白糖是个不错的主意，还能将就吃几个。不吃饱哪有力气干活？好在上海人对甜不打怵。外地人到上海，总觉得上海菜太甜，不习惯。事实上，上海人确实爱吃甜。记得小时候过年吃汤团，我们都要蘸着绵白糖才觉得好吃。
大返城以后再也不碰窝窝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但还是吃过一回。有一次开会，中午吃饭时领导点的菜。“大概是物以稀为贵罢。北京的白菜运往浙江，便用红头绳系住菜根，倒挂在水果店头，尊为"胶菜"；福建野生着的芦荟，一到北京就请进温室，且美其名曰"龙舌兰"。”（引自鲁迅《藤野先生》）北方的窝窝头一进了南方的饭店，个子立马苗条“迷你”了许多，还被尊为“保健食品”。酒足饭饱后同事们都说窝窝头好吃，甚至还有人流露出羡慕我们在北大荒能天天吃上窝窝头的神情！
站着说话不腰疼，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他们哪里知道当年我们在北大荒干着繁重的体力活、成天吃窝窝头的酸辛？！
往事
128
蘑菇咸肉下挂面
北大荒的夏季多雷阵雨，特别是午后。一阵雷雨过后，牛号马号那一带的草地上就会突然冒出打着一顶顶小伞的蘑菇。
“小鸡（儿）炖蘑菇”是东北的名菜，说来不怕大家伙见笑，下乡期间还真没吃过。倒是常常躺在炕上想象那种美味，想得嘴里都快流哈拉子了，还得上食堂去吃土豆炖白菜，又常常后悔还不如不想。
既然“小鸡（儿）炖蘑菇”名声在外，估摸蘑菇的味道也错不了。吃不上小鸡（儿），这北大荒夏季荒草地上的蘑菇可满世界都是，大自然赐给我们的礼物总可以采一点来，也算和小鸡（儿）攀上了亲戚！
带上一把小镰刀，马号里有柳条编的小土篮子，提溜一只就出门了。
太阳重新露出笑脸，雨后的旷野空气格外清新，地面上有一层薄薄的雾气，小草水灵灵的，一股黑土和青草的芬香沁人心脾，哪像马号里整天马尿味伴马粪味臭哄哄的熏得人脑袋瓜子都疼？
其实出马号不远，就看见地上一丛丛，一片片的蘑菇。搁下篮子、弯下腰，拿小镰刀照蘑菇茎的底部轻轻一碰就是一棵，轻轻一碰就是一棵，一会儿就是小半蓝子。直起腰回头一望，刚刚采过的地方突然又冒出打着一顶顶小伞的蘑菇，一丛丛，一片片的。
老职工提醒我们：蘑菇要尽量采“长相”最一般、最普通的，白白的，有点泛黄的，那就成，那就是最安全的。越是鲜艳的，越可能有毒，千万采摘不得吃不得。好像蘑菇也讲究个“心灵美”、我们不能以貌取蘑菇似的。
把“万能盆”铝盆洗吧洗吧，蘑菇洗吧洗吧，扔进铝盆就炖起来。没有小鸡，哥们从箱子里又挖出一小块咸肉，全都切吧切吧扔了进去，不一会儿铝盆就冒出诱人的香气。
箱子里还攒着两卷卷面，今天是个好日子，今日有酒今朝醉。连汤带水，哥仨把满满一大盆“咸肉蘑菇下挂面”给“造”了个底朝天，一个个肚子溜圆。
打着嗝，倒在炕上懒得动弹，心满意足地想 ——小鸡（儿）炖蘑菇，那滋味大概也就不过如此罢？
往事
129
“ 手 戳 ”
我不会篆刻，但附庸风雅，非常喜欢印章。我有十几方印章，除了几方是闲章、藏书章以外，都是大大小小的姓名章，其中也有返城后因工作需要单位统一给刻制的工作姓名章。
我的第一枚“手戳”
在这十几枚印章中，我拥有的第一枚印章（读小学中学时作业本上的橡皮姓名章不算），是我最中意、最珍惜的印章之一。现在我已经轻易不用它了。
我们是 1969 年 6 月 27 日到达农场的，7 月 25 日，分场“开资”了。这是我们平生第一次领取工资，这是我们人生的一个里程碑，从此我们开始了自食其力。
分场队部的会计室里临时用一张办公桌堵着门，南面靠窗的办公桌上堆满了一个个信封，一人一个，好家伙，共有几百个，会计出纳手忙脚乱。队部走廊上挤满了人，一片吵吵巴火。
开始发放工资了，会计手里拿一本花名册。第一个知青自报家门，姓啥叫啥。会计拿支笔在花名册上点着从上往下找，没有；再翻过一页，点着从上往下找，没有；“几连几排的？”再翻过一页，点着从上往下找，有了！
“戳呢？”
“戳？什么戳？”
“手戳！”
“手戳？什么手戳啊？没有啊！”知青老兄一头雾水，傻了。
“开支得咔个戳！”有老职工扬了扬手里的“手戳”，热心地指点着。我们一看，原来是图章！我们没有图章啊。谁有？我们都没有！
“这么的吧，这回先签个字。往后去刻个戳！啊？”
平生第一次领到的工资是多少？48 元！
我们是 6 月下旬到达农场的，算半个月；7 月一个整月。月工资 32 元，一个半月总共是 48 元！
一大笔巨款！从来没有得到过这么多钱！人人从“无产阶级”变成了“大地主”！我们成了“有钱人”了！队部一片欢歌笑语。接下来就是小卖部遭遇了一通抢购潮。
趁休息天，我专程跑到场部，加上从家里带过来的备用的钱，凑个整，往家里汇了 50 元钱，这是我做儿子的回报父母汇出的第一笔钱！填写汇款单的时候激动得手都有点哆嗦，字迹歪歪扭扭的（比平时歪歪扭扭的更厉害）。十来天以后，我收到家里来信，父母又是高兴又是不安，母亲还把我好一通数落。
农场讲究“官凭文书私凭印”，每月开支一次，一年就有十二个“小丰收”，一直签字领取工资也不规范。所以我利用第一次回家探亲，惦记着到“长江刻字店”刻了一枚印章。
我仔细挑选了材质和字体。这枚印章材质是水晶的，一面刻着虾戏图，原来花纹还是彩色的，日久天长，给磨成了本色。印文古朴，舒展大方。连材料带刻工，我记得好象是不到四毛钱，等于白给。
曾见过当地职工还有把印章套进钥匙圈的，那得有点本事，嘀哩嘟噜一大串，越是人多的地方越显摆。这有啥稀罕的？回农场后，我也有了自己的“手戳”。
每次使用完“手戳”，我都仔仔细细地擦拭一下，然后小心翼翼地包起来。看，四十多年过去了，“咔”出来的印还是那样的清晰！
现在生活中已经很少用到手戳了，退休工资按月会直接打进卡里，花钱上 ATM 机上取。方便则方便矣，但缺少了一份当年用“手戳”领取工资时的那样一种期待，那样一种急切，那样一种兴奋，那样一种喜悦 ……
往事
130
算一笔账
昨天晚饭多吃了两口，有点吃饱了撑的，突然想起算一笔账。
我是1969年下乡来到黑龙江某农场的，第一个月，工资就是 32 元！这让当地一些干部、老职工接受不了，非常不服气：凭什么，他们一来就能拿 32 元，凭什么？！而一些干部、老职工仅仅比我们多了几元钱，甚至，和我们平起平坐！生气也好，不平也罢，的确，我生平第一次工资就是 32 元。
当时，知青住集体宿舍，须扣除每月 0.20 元房费，则
实领：32.00 – 0.20 = 31.80 （元），
平均每天收入：31.80 ÷30（天）= 1.06 元 （元）
说来不怕荒友见笑，当时，我有一个宏伟的计划，或者说是梦想：每个月“攒”10元钱！
一来，好赖是参加工作了，家里本来就不宽裕，我来黑龙江后，妹妹还得去安徽插队落户，如能攒够30、50元的话，寄回去贴补家用，也算是做儿子的一点孝心；二来，如果有机会回家探亲，来回车费得筹划好。那么
（ 31.80 - 10.00 ） ÷30（天）= 0.73 （元；四舍五入，取整；下同），这就是我平均每天可以支出的费用。
我是这么安排生活的：
早饭：2 个馒头（2两、0.04元 / 只），1碗豆浆（0.02元 / 碗），
则：0.04 × 2 + 0.02 × 1 = 0.10 （ 元）
小计：0.10（元）；
上午劳动繁重，体力消耗大，午饭不吃饱架不住：
午饭：4 个馒头（2两、0.04元 / 只），2盆炒菜（0.10元 / 盆）
则：0.04 × 4 + 0.10 × 2 = 0.36 （元）
小计：0.36元（元）；
这样，晚饭理论上仅剩下：0.73 - 0.10 - 0.36 = 0.27 （元）
下午也是繁重劳动，消耗体力也许更大，不吃哪里架得住？虽有心“节流”，但抵制不了饭菜的诱惑，“一咬牙、一跺脚”，只好超预算了：
晚饭：4 个馒头（2两、0.04元 / 只），2盆炒菜（0.10元 / 盆）
则：0.04 × 4 + 0.10 × 2 = 0.36 （ 元）
小计：0.36（元）。
一天合计：0.10 + 0.36 + 0.36 = 0.82 （元），出现了红字，超支 0.09 元！
一般，早饭通常不会改变，也不会省；午饭和晚饭会作一些调整，多吃馒头，少吃菜，因为，少吃一盆菜，往往可以多吃 2 - 3个馒头。我的记录是曾一顿一口气吃了 6 个馒头，菜还不算，可以想见当时的劳动强度之大。
如果碰到下暴雨不出工，或者活儿相对较轻，会吃的少一些。我记得毛泽东主席曾经说过，“忙时吃干、闲时喝稀”（大意），我基本上是按照他老人家谆谆教诲去做的。
一个月能攒够 10 元钱的月份并不多，总要差那么一两元、三四元，因为，除了吃饭以外，总还有一些针头线脑、邮票信封等日常生活用品需要添置。后来，我对“计划计划，不过是纸上画画、墙上挂挂，计划不如变化”有了感同身受的理解。
我常常自责没有毅力，管不住自己的嘴；而事实上，劳动强度那么大,二十郎当岁特别能吃，我真的放开肚子吃的时候也不是很多。
还记得每次回上海，在火车上吃的第一顿，0.30 元一盒的盒饭，我们都是一人来两盒，那么的香，吃下去才觉得心里踏实了一些。我们狼吞虎咽、风卷残云的狼狈样子，每每引来同车旅客集体的注目礼，这使我就是现在回想起来都还倍感羞愧。
在农场整整 10 年，看看 10 年总收入：
32.00 × 12 （月）= 384.00（元）
384.00 × 10 （年）= 3840.00 （元）
最后 2 年加了工资，加到每月 37 元，与 32 元有个差价，则
（37.00 – 32.00）× 24 ( 月 ) = 120 （元）
1969 年至 1979 年下乡在黑龙江农场收入合计：
3840.00 + 120.00 = 3960 （元）！
我是 1979 年回上海的，随身带了积攒许久的一笔“巨款”—— 200 元！特意换了 20 张连号的“大团结”，小心翼翼地珍藏在随身的包里。
往事
131
“扎根边疆一辈子！”
大约是一九七三年或一九七四年（记忆恐有错讹，请荒友指正），我们来到农场已经五六年了，当年稚气未脱的中学生已经蜕变成了大小伙子大姑娘。按照当时的《婚姻法》，我们都已经过了法定的结婚年龄底线，这时候农场（或整个北大荒）提出了一个口号：“艰苦奋斗四十年，扎根边疆一辈子！”
虽然我的心里象明镜儿似的：上山下乡不是“学农劳动”，不是十天半个月就可以回家的，但要说“扎根边疆一辈子”的思想准备，说心里话当时那时候可是真没有，总以为三年五载、说下大天来，来个“八年抗战”，差不离总可以回上海了吧？
我觉得绝大多数知青和我差不多，都对这个口号很不理解，冷不丁也难以接受：当初只是说“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现在又说要“扎根边疆一辈子”，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一辈子”要在北大荒扎下根了呢？是不是也意味着我们要彻底和上海“划清界线”了呢？奇怪的是农场为什么又一直规定男女知青之间不能说话、不准谈恋爱呢？—— 不能说话、不准谈恋爱，那就不能成家立业，这“根”咋扎呢？—— 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很奇怪的悖论！
还记得一次次大会小会上连长对知青的训话：“不准谈恋爱！”“别见了女同胞就走不动道！”声色俱厉，三令五申。
真有胆大包天的知青义无反顾地追求爱情，向往幸福，那也完全转入了“地下”，做贼似的。
那是一个“假、大、空”的年代。《语录》里“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人人可以张嘴就来，宿舍山墙上的黑板报也是花花绿绿的写得满满登登。
谁也不敢做“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
真有人豁出来了，大会小会的慷慨激昂、哭着喊着争相发言：“活着就要拼命干，小车不倒只管推，艰苦奋斗四十年，扎根边疆一辈子！”通俗易懂，朗朗上口，抑扬顿挫，合辙押韵。
我们农场鼎盛时期有各地地知青近万人，1979 年我去农场迁移户口时，那差不多已经是风起云涌、浩浩汤汤、势如破竹的“大返城”浪潮后期了，我敢断言其时农场留下的各地知青总数不会超过 500 人，而且这 500 人也可能如我似的正在办理户口迁移手续。一栋栋知青宿舍人去屋空，遍地狼籍，破败不堪；一个个分场死一般地沉寂，“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整个农场满目凄凉。
“扎根边疆一辈子”的知青有没有？有！那才是真正的凤毛麟角，那是不会喊“革命”口号的老实巴脚的“后进分子”。
我也是个“口头革命派”，我也曾表过决心要“扎根边疆一辈子”，但最终我也离开了农场。之所以写下这段文字，只是想真实地记录下那一段被扭曲的历史。
往事
132
北大荒知青都抽啥烟？
知青下乡在北大荒农场，短则五六年，长则十年都打不住，不少男知青学会了抽烟。
还记得我们分场的李干事最反对知青抽烟了，他多次在大会小会上苦口婆心地说：“我说啊，好些知青学会抽烟了！学啥不好要学抽烟？抽烟有啥意思？抽烟就是烧钱哪！你们想想看，烟卷叼在嘴上，点火烧烧就没了！不就是烧钱吗？肺还熏黑了哪！大伙说说，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啊？”
李干事语重心长，说得句句在理，而且他身体力行，从不抽烟，但知青只当耳旁风，左耳进右耳出，吞云吐雾，照抽不误。
握手牌，0.15 元一盒
知青少有抽“握手”牌的，太掉价。抽这种烟的多为当地老职工，经济条件不咋的，但比抽蛤蟆烟强一点儿，好歹是卷烟。
蝶花牌，0.22 元一盒
葡萄牌，0.24 元一盒
迎春牌，0.28 元一盒。抽烟不忘“要斗私，批修。”
哈尔滨牌，0.29 元一盒
葡萄、迎春、哈尔滨，这三种牌子的卷烟知青抽得最多，经济条件好一点的抽“迎春”“哈尔滨”，差一点的抽“葡萄”。有时候小卖部不是缺这个就是缺哪个，只能有啥买啥。
当年农场小卖部卖卷烟既不需要“烟票”，也不限购。在我印象中“哈尔滨”时断时续，有时候接不上捻子，比较紧俏一些。
以上卷烟为黑龙江生产。
恒大牌，天津产，价格忘了
这是天津产的，天津知青探亲回农场多带“恒大牌”香烟。价格应与上海的“大前门”相当或略高。
飞马牌，0.28 元一盒
大前门牌 0.35 元一盒
牡丹牌，0.49 元一盒
飞马、大前门、牡丹这三种卷烟均为上海产，上海知青探亲回农场带这三种卷烟的较多。其中带“飞马”者较少，因为档次不够，有点“拿不出手”。
记得当时上海的卷烟还有“勇士”和“大联珠”，勇士牌的画面是武松打虎，大联珠牌的画面是轴承。
“勇士”的档次与“握手”相类似，“大联珠”的档次与“葡萄”相类似，所以没有知青会带这两种牌子的卷烟回农场。
也有的知青兜里会揣两盒烟，自己抽的是“飞马”，敬给别人的是“大前门”；相反的情况也不少见，抠了八索的，万一露了馅了就难以做人了。
当年上海的卷烟是计划供应的，不管该户没人抽烟或者家里有好几杆“烟枪”，也不分“大户”“小户”，每家每户一份“香烟票”，一视同仁，童叟无欺。
不抽烟的人家可以将“香烟票”送人，也可以找人换鸡蛋以改善伙食。
知青带回农场的卷烟一般都不多，几回一“共产”差不离就没了，绝大多数时间还是抽黑龙江本地产的卷烟。
有知青烟瘾特别大的，偶尔晚上烟卷断档的时候，浑身难受，甚至会踅摸丢在地上的烟蒂拼拼凑凑来一支“自来卷”。
往事
133
从“吃死伙”到“买饭菜票”
我们刚到农场的第一个月“吃死伙”：工资中扣除 12 元钱，食堂做啥我们吃啥，主食馒头或大馇子等管添管够，汤直接放在一只大桶里，随便擓，随便喝；炒菜一人一份，不可再添。
有点不敢相信：只要 12 元钱（食堂工作人员每人每月仅需扣除 8 元钱；我没在食堂干过，一说 9 元）就可以放开肚子随便吃一个月，32 元工资净剩 20 元，一大笔巨款！有幸分在上海工厂的同学好像也没有这样的福分：他们第一年的月工资是 17.60 元！
早先山东等地的农民呼朋唤友地闯关东，就是图的关东能吃饱。我挺知足，感觉农场还不错，虽说伙食差了一点，但不挨饿是绝对没有任何问题的。本来南方就和北方不一样，南方吃米，北方吃面或杂粮。其实，上海也有过吃杂粮的时候。比如，曾经有过好多年规定每家每户必须购买一部分山芋（各地叫法不同，也有叫红薯、甘薯、地瓜的），一斤粮票可以买七斤山芋，“瓜菜代”。严格说起来，山芋还不能划归到“粮食”类里。
但也不是每个人都这么想。
有一些知青的家庭条件比较好，他们搬家似的从上海带来不少饼干、罐头等，以为下乡就跟闹着玩儿似的，就指着饼干罐头等过日子，吃不惯那馒头、大馇子。他们不是顿顿都到食堂去吃饭，一看是大馇子就往回蹽，再也不上那酷似“蛋炒饭”的当了。民不患寡而患不均。少吃饭还要被扣 12 元钱，觉得亏大发了，因此吵吵巴火地反对一刀切扣钱，坚决要求实行饭菜票制度，吃多少买多少，这样才显得公平！
分场干部挺挠头，哭着喊着主张买饭菜票的不止一个两个，另外浪费也实在太蝎虎，粮食糟践得都看不下去：一边是食堂蒸馒头炒菜都不赶趟，忙得打不开点，一边是多半盆多半盆的菜，半拉馒头，甚至整个馒头就给拽了、倒了，烀猪食的料都是现成的，不用再挖野菜剁西葫芦了，这么整下去非得把食堂整黄了不可。
“吃死伙”勉强苦撑了一个月，招架不住了。分场还挺仗义，又给整了一顿“散伙饭”，整上了猪肉炖粉条等让大家伙可劲造了一回，同时宣布：自第二个月起吃饭买饭菜票，买多买少，丰俭随意。
这山望着那山高，一买饭菜票，家庭条件好的和家庭条件差的全都傻了眼。那些家庭条件好的，你带来的饼干罐头等再多，但并没有食品加工厂随迁，一个来月早就把存货坐吃山空了，还得上食堂吃饭。家庭条件差的更觉得算不过来那个帐：“吃死伙”平均一天才四毛钱，现在食堂的菜沾点荤腥就老贵了，四毛钱无论是对付一顿午饭或者晚饭都难说一定下得来！
劳动强度特别大，十八九岁、二十来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不仅能吃，而且吃嘛嘛香。买饭菜票了才知道柴米贵，不能开源，只能节流，走节衣缩食的路子，忙时吃干，闲时喝稀。
说实在的，不是我们贪嘴：真要放开了肚子吃，32 元的工资也就是刚够买饭菜票吃饭。
往事
134
农场的作息
我们农场的地理位置在北纬四十八度朝上，夏季短暂而无酷暑，冬季漫长而有严寒。在北大荒农场，我们顺应农历节气，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基本按照这个规律干活、休息。
先说夏天吧。北大荒的夏天早上三点钟天就大亮了，晚上八点钟天还没有黑下来。这时候正是夏锄时节，我们的出工收工时间是：“早上三点半，地里三顿饭，晚上回来看不见”，掰着指头数，每天在地里劳作十七个小时左右。
北大荒的冬天天亮得特别晚，通常早上八点多了，天还没亮；下午四点左右，天又早已黢黑了。那时候连队一天吃两顿饭，开饭的时间分别是上午九点和下午三点。满打满算，一天干活的时间撑死了也不会超过六个小时。
没去过北大荒农场的看官可能禁不住好奇会问：“你们歇不歇礼拜天？”，这个问题一言难尽，且听俺慢慢道来。
既然是农场，干的是农活，那就有既农忙也有农闲。这么说吧，农忙的时候不仅每天工作时间长，我们连轴转，头拱地，没日没夜，不要说没有现如今的每周双休了，甚至一个月也指不定能歇上一个礼拜天。农闲的时候，逢到礼拜天可以正常休息。洗洗衣服，窜到场部溜达溜达，再贪心一点，最好晚上分场能放一场露天电影。
干庄稼活，靠天吃饭，也有老天体恤知青，发善心让我们休息的时候。一是下大雨，倾缸子大雨，哗哗的；二是刮大烟泡，几米开外就混沌一片，看不清道。如果碰上这两种天气，而且又是在出工以前，堵着门了，那么这一天就宣布休息或者“待命”，日历本上查不到，俗称“外国礼拜天”，是捡漏捡来的。如果已经出工在地里，是不是要“撤退”，这要看连长凭经验决断。如果连长下令撤退，那么就等于长跑比赛的发令枪响了，全连争先恐后，一阵狂奔。
所谓“待命”，就是等待命令，大雨随时会停止，出工的哨子随时会响起，随时会集合。
也有的时候虽然因天气原因不能出工，但也不放假，而是组织学习。学习会常常是读报、唠嗑、扯犊子。
分场的有些工种不受天气的影响，别说下雨，下刀子也得干活。比如牛号马号猪号，牛马猪不能饿着，得让它们吃饱。你不让它们吃饱，它们都不是省油的灯，猪号的老母猪第一个就会揭竿起义。知青食堂的工作人员也不能歇着，到点就得开饭，再说我们躺在炕上唠嗑更容易饿。如果天气情况特别恶劣，即使不是冬天，食堂临时宣布一天吃两顿也有可能。但因此也可能加大了食堂的工作量，因为三三见九，二五一十，反而要多卖出去一个馒头。
是不是知青天天盼着下雨、天天不干活，等着食堂开饭、月月领工资呢，没那回事儿！
好像是 1972 年、1973年，麦收的时候我们农场成天下雨，哗哗的。起先我们还挺高兴，因为下雨不用出工，可以躺在炕上神吹胡侃瞎白活了。实际上就歇了两天，那雨没完没了，农场一声号令，我们全都拿着小镰刀下地“龙口夺粮”了。
我们都不要休息了，盼着太阳赶紧露脸。其一，因为我们毕竟是农场职工，眼瞅着即将到手的粮食糟践了谁不心疼？！关键时刻，知青个个刀山敢上，火海敢闯，奋不顾身，绝不含糊，那可绝不是瞎话。其二，天天穿着沉重半湿瓦凉的衣裤下地干活，麦田成了水田，个个成了泥人，遭老罪了！那个滋味，没有经历过的人是知不道的！
往事
135
抢 场
分场没有如电影《地道战》里那样的大槐树上的大钟，但在队部跟前空地旁的树上吊着一块钢片，遇上情况紧急的时候，就会有人敲击钢片。那钢片发出的急促声响不是大钟，胜似大钟，在分场的任何一个角落都能听得真真的。
分场的钢片轻易不响，如同高家庄的大钟敲响了准是鬼子悄悄地进村一个理儿，那指定是发生重大情况了。
还记得分场有几年特别怪异邪门，一年一把大火，有一年是食堂，又有一年是小卖部，浓烟滚滚，火光冲天。钢片铛铛铛一敲，知青都像训练有素的消防队员冲出宿舍，好像也没个人指挥，但架梯的架梯，上房的上房，打水的打水，传接的传接，泼水的泼水，配合默契，忙而不乱，一会儿就能把大火给扑灭了！
照我看城里的消防队员也不过如此，奔两步就呼哧带喘，好像干了多少活儿似的，还没咱知青麻利沙楞。
每年的秋天分场的钢片总得响它个好多回，一般都是号召知青上场院抢收粮食。
秋天不仅仅是地里热闹，场院上也非常热闹。扬场的，摊晒的，灌袋的，装车的，进仓的，到处都是欢乐而繁忙的景象。
摊晒的粮食主要为小麦，基本上都是女生的活：先是三人一组，一人将有整张《黑龙江日报》那样大的“推板”插在麦堆里，扶着，推板的左右上角分别拴着绳子，另外两人背着绳子往前走，就这样将一堆堆的小麦摊开。另外还有女生用类似猪八戒的木耙或木锨把小麦再摊匀，翻动。
在场院干活不仅可以上食堂吃饭，吃了饭还可以回宿舍倒一会儿。那时候我们能干活能吃饭能睡觉，什么都快，倒在炕上不消三两分钟准能睡着了，呼呼的，那才叫一个香！
北大荒的中秋节以前也多阵雨，刚才还是响晴的天，没准一会儿就乌云密布，阵雨说来就来，随心所欲，哗哗哗下一阵子说走就走。
每年都有几回钢片的铛铛声将我们从睡梦中唤醒，睁眼一看窗外，晚上似的黑下来了，要下雨了！哈尔滨知青小刘最爱电影台词，他学着电影《艳阳天》里的台词说道：“看这样子要来一场暴风雨啊！”所有的知青没有任何犹豫迟疑，全都撒腿往场院飞奔，抢在大雨到来之前飞快地将平摊的小麦归堆，飞快地盖上草帘子，飞快地盖上苫布。
有一回小刘听到钢片声从炕上一个鲤鱼打挺就窜出门去，着急忙慌地马失前蹄摔了个大马趴，撩起裤腿一看，波勒盖儿都咔秃噜皮了。我收住脚步问他咋的啦？要紧不？小刘咬牙说没啥大事，一瘸一拐赶紧往场院跑。
常常是我们刚刚把小麦归好盖好苫好，大雨瓢泼而下，知青全都成了落汤鸡。又常常还没等我们走回宿舍，阵雨过去了，又是艳阳高照，我们马上折返场院，等洋灰地一干，再将小麦摊开晾晒。
不能让到手的粮食让大雨给祸祸了，没有任何人有怨言！关键时刻，知青是真正的经风雨，是拉得出打得赢特别能战斗的队伍！
往事
136
分场的“月薪日计”
在分场的时候，我们每月的工资是 32.00 元，扣除 0.20 元房租（知青住集体宿舍），实得 31.80 元。按 25.50 个工作日计，每天工资约 1.25 元；按每天收入计，将将好是 1.06 元。
农场以农业为主，春播、夏锄、麦收、秋收等农忙一来，一个接着一个的大会战不断线，几乎没有喘气的工夫。大庆油田有铁人的“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豪言壮语，我们农场也有“宁可掉了二十斤肉，也要拿下×××！（春播大会战、夏锄大会战，等等）”等壮语豪言，大家都喊口号，表决心，起早贪黑，头拱地，连轴转，没有了休息天。
那时我们压根儿没有了礼拜几的概念，一切行动听指挥，稀里马哈过日子，分场说干啥咱们就干啥，分场说几点出工我们就几点出工。我们只关注 25 号，因为 25 号是开资的日子，25 号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节日，是一个小丰收的日子。
拖拉机、康拜因运转了一段时间也得保养，也得给它注黄油，总拿知青豆包不当干粮、没日没夜地不歇着干活也不是个事儿。我记得后来几年在农忙的季节分场曾经实行过“月薪日计”，即：月薪基数为 32.00 元，按 25.50 个工作日计，每天的薪酬是 1.25 元。
假定某个月因为农忙，知青一天也未休息，则理论上全月可得到工资：
1.25 × 30 （天） = 37.50 元
“月薪日计”受到了知青的欢迎，至少它比天天干活干了 30 天没逮到一天休息还是拿 32 元公平合理一些。一个月一天也不歇着，累不去说它，还有一个支出成本的问题。“最高指示”说“忙时吃干，闲时喝稀”，我们是坚决执行不带打折的，繁重的农活是闹着玩儿的吗？那指定要比躺在炕上歇着多吃几个馒头几份菜。
事实上我们的全月“月薪日计”几乎从来没有拿过 37.50 元，这是因为一个月 30 天里不大可能天天都是响晴的天，风调雨顺也不是说就不下雨了，雨也会下，就是比较“顺”，好雨知时节，该下还得下，这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后来我们的休息天就变成下雨天，下雨天成了“法定”的休息天。因为没出工，所以那一天的“月薪日计”为零。
如果下雨天超过了 4.5 天呢，是不是 32 元也保不住了呢？那也不会。真要歇够了 4.5 天，那下雨天也得让知青外出干活。我觉得 32 元是一条底线，只能等于或大于 32 元，如果拿不到 32 元，估计知青也不是软柿子那么好捏的。
后来知青也明白了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是自个儿的道理，该歇就歇，希望休息一天两天缓缓劲儿，日子长着呢，哪天才是个头？所以几乎没有人乐意干满 30 天，做“耗子给猫当伴娘 —— 挣钱不要命”的事儿。
往事
137
夜 班 饭
北大荒农场的春、夏、秋三季一天三顿饭，冬天改吃一天两顿饭：上午九点一顿，下午三点一顿。吃了下午三点的那顿，得过 18 个小时再吃第二天上午九点的那顿。
除此之外，当年食堂根据“大会战”的情况还有夜班饭。
夜班饭不是任谁花饭菜票就可以买的。
有资格吃夜班饭的都是干活的人。一种是农业连连轴干的，人歇康拜因不歇，人歇拖拉机不歇，在场院挑灯夜战脱谷、做颗粒肥，装平板车往地里送肥的。另一种是机耕队通宵打夜班翻地耙地，做颗粒肥的。
前方将士浴血奋战，食堂整点啥好吃的进行慰劳的呢？
还记得当年的夜班饭正经不错，主要是面条和烤饼。面条是手擀面，每碗里面搁一小块大油（猪油），一小撮碾碎了的粗盐粒子，葱花可以丰俭随意。烤饼一般不是现做现烤的，而是馏一下。炒菜也能见到荤腥，尽管炊事员刀工了得，青椒豆角西葫芦中数量不多薄如蝉翼的肉片都阶级敌人似的隐藏得很深，非得我们深挖，但硬是香味四溢！
连轴转的日子多在春天秋天，北大荒的夜里十来点通常很冷，稀哩呼噜地能吃上这么一碗热气腾腾的手擀面和馏透了的烤饼，对我们来说无异于美味珍馐，还能吃到身上微微出汗。
不怕大家伙笑话，夜班饭也是我的期盼和念想，在农业连和机耕队的时候我不怵打夜班，很大程度在于思念那一顿夜班饭，比冻菜汤强多了。在干活的间隙我常常想起那诱人的美味，那还不是“私字一闪念”，说不清有过多少“闪念”和期待才吃上夜班饭 —— 这也证明了“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吃夜班饭的形式有两种。如果我们在场院或分场附近干活，到饭点了就搭拖拉机或走到食堂，在食堂吃，暖和。如果在地里翻地耙地，地号离分场不太远，就摘了犁铧或重耙轻耙开着拖拉机回食堂吃夜班饭。
所以每天的夜班饭饭点，总有三四台四五台拖拉机亮着大灯、头冲着食堂大门一字排开，也不熄火，轰轰隆隆的。从车上跳下油渍麻花的拖拉机手，吵吵巴火，大呼小叫，食堂一派热闹。
如果拖拉机干活的地号很远，来回一次不划算，夜班饭咋整呢？
当年食堂还有一个工种，就一个人，叫“送夜班饭”，专职的。他老兄白天呼呼大睡，晚上送夜班饭。
打听清楚拖拉机在哪一块地作业，这老兄早早的就挑一副挑子，装上汤面和烤饼出发了。为防止饭菜到地里凉了冷了，他用一干净的旧棉袄转圈围上捂上饭锅，送到我们手里的饭菜一般至少都是温乎的。
如果是一轮明月，繁星点点，倒也不失诗情画意；苦的是月黑风高，四周黢黑，他老兄也得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地里赶。为了预防碰上“张三”（狼），也为了壮胆，他老兄除了带上能装四节电池的大电棒之外，还带了一把匕首，万一与张三狭路相逢不期而遇了，不是鱼死就是网破。
我在机耕队打夜班翻地耙地的时候，到了夜班饭饭点就会和车长将拖拉机开到地头，亮着大灯等着送饭的老兄。远远地看见有电棒的光在移动，我们的车灯会冲着来的方向亮灭几下，他见到了也会将电棒亮灭几下 —— 暗号照旧，就算接上头了，也省得他费劲拔力地往地里瞎跑 —— 地里更不好走。
我还依稀记得在机耕队通宵打夜班是有补贴的，补贴的金额不多，好像是每晚一毛五分钱或两毛钱，相当于夜班饭白吃 —— 不知哪位记性好的荒友能给予证实或指正？
往事
138
“一千米一块钱！”
在北大荒的时候我干过的农活真的很多，到后来大多数农活我都得心应手，驾轻就熟，但也有直到我离开农场时还特别打怵的，那就是割大豆。
当年知青割大豆的指标是每人每天 2400 米，自割自归趟。
这 2400 米是怎么算出来的呢？是连队统计员用“拐尺”丈量出来的。
拐尺非常像放大了的圆规，木制，它的两只“脚”之间的距离是 2 米，固定的。
（网上没有搜到拐尺的图案，根据记忆我画了一张，大概的意思是这样的。）
拐尺的上端有个“拐”，统计员开始丈量的时候顺着垄沟握着拐朝前走，走两步翻动一下拐，嘴里像数羊似的数着数。
北大荒的地块都贼拉大，瞅一眼根本望不到头。一般情况下统计员数 200 个数，每个 2 米，200 个数就是 2（米）×200 = 400 米，他在 400 米处插上几面小红旗，这就是今天必须完成的进度。
小红旗远在天边，遥不可及，眼神不好使的都望不见，我们常常觉得远远不止 400 米这个数。
排垄的时候是每个人拿 6 根垄，400（米）×6 = 2400 （米）。
人和人不尽一样，既有牛高马大的，也有瘦小孱弱的；既有破马张飞、舞马长枪的，也有特别“肉”，火上房都不着急的；既有身板儿棒得能打得死野猪熊瞎子的，也有病病歪歪走道都打晃的，但 2400 米任务男女一样，任务面前人人平等，童叟无欺。
大豆不好割，但连队确实也有快手，一骑绝尘，遥遥领先。
我记得分场曾经出台过奖励激励机制：凡是完成 2400 米任务的，每再完成 1000 米，奖励 1 元钱！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后来我们给 1000 米奖励 1 元钱算过一笔账，合每 10 米 1 分钱。
可怜那些快手，完成 2400 米之后顾不上喘口气喝口水擦把汗，又马上投入到“一千米一元钱”的拼搏中去，挥镰破万下，下刀如有神：歘歘歘（chua，第一声），一分钱！歘歘歘，一分钱 ... ...
说来羞愧，每天割大豆我都落在“打狼”梯队，一步一步朝前挪，天天累得浑身骨头散了架。我也想挣那一千米一块钱，无奈完成任务都无异于老太太上炕。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一排长小杨是上海知青，自打他到农场直至他离开农场，一直下大地，没挪过窝，这在知青中极为少见。小杨庄稼活没得说，样样拿得起放得下，割麦割大豆更是飞快。
教我们一帮“打狼”梯队的老弱病残永远不能忘怀的是，小杨等好些快手在完成自己的 2400 米任务后，立即返身帮我们接垄！等帮我们完成了任务，他们才去挣那一千米一块钱！
他们也是血肉之躯，他们也同样是知青，此情此义，没齿难忘！当我敲击上面一段文字时，泪花模糊了双眼 ... ...
往事
139
我的劳防用品
我在农场干过的活儿真的不老少，多到什么程度？掰着指头数指定数不过来。
在回忆往事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我干过那么多活儿，当年我们干活的时候农场发不发劳防用品？
细想起来好像一两句话还真不能说清楚，还是掰细了捋一遍吧。
首先，所有的劳动工具都是农场的。夏锄的锄头，割麦割大豆的小镰刀，挑羊草的四齿叉，等等、等等，全部都是农场提供的，我两手攥空拳，仅仅出力气。
我干过的绝大多数农活农场不发劳防用品。所有的装备、所有的劳防用品都是自个儿添置的。夏锄的草帽，割麦的雨靴，割大豆的手套，冬天干活的棉手闷子，等等、等等，凡是你能想得起来的所有劳防用品，全是自个儿添置的。当然，要是你不怕日晒，不怕泥泞，不怕扎手，不怕挨冻，不添置也行。
有一部分农活是有劳防用品的，是临时“借”给你的。干活的时候使用，干完活或一段时间以后归还。回想起来有两件：
一是在场院扛包走跳板进仓的“搭肩布”。四四方方的一块白布或者蓝布。其实叫“搭肩布”还不是那么准确，我觉得叫“裹头布”才更准确一些：扛包得时候我们是将方布大概其对折成三角形，像当地老娘儿们戴花头巾似的蒙在头上，在下巴处扎一个英雄结。这么一整虽然大小伙子也成了狼外婆，但头上和脖子里不会进碎屑了。如果干的活是“打扫帚”，也可以借一块“搭肩布”。
我在机耕队干过一段时间，机耕队“借”了一件黑色棉短大衣给我，打夜班翻地耙地的时候挡挡北风寒。我调离机耕队的时候首先归还了短大衣。
我在牛号马号干活的时候除了起圈、铡草、切豆饼等以外，还要喂牛喂马。喂牛喂马要在槽头转，要巡视，但是连一个围裙也没有。没有围裙太不方便了，衣服不几天就埋了沽汰的，紧着洗都不赶趟。为此我给四连写过一张申请，请求连队批给我几尺布票（ 我的二丈八尺黑龙江布票在回家探亲时全都换成上海布票了 ），让我到小卖部扯几尺布自己做一个围裙。申请交上去很快就照准了。
事后我听说经过几个连长的认真研究，一致认为我的要求合情合理，给马倌配备围裙，既体现了“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这有利于提高在陋巷的干活积极性、主动性，也有利于牛马的休养生息，俩好合（ 东北话念 ga ，第一声 ）一好，皆大欢喜，你说何乐而不为？况且是那小子自个儿掏钱，不批于情于理说不过去。
我还听说方连长极为赞赏我写的申请，虽然很短，但言辞恳切，措词得体，通情达理，没有一句车轱辘话。仅仅是申请几尺布票，仅仅是请连队“酌情考虑”一下，没有任何强求，完全是从有利于干活出发，连队不批他就自己想办法买布了。方连长说，那小子行！没看出来！没想到短短的一纸申请竟然写得出彩，写得感人，写出花来了，就冲着这申请的写法你想不批给他布票也就显得连队太不仁义了。几个连长全票通过：照准！
所以，我在牛号马号用的“苏格兰情调”围裙也是自个儿花钱扯布做的。
农场也发过劳防用品。也还是在机耕队干活的时候，我领过几次线手套，第一次是发的，后来是以旧换新。我看师傅们交上去的旧手套五个手指头都磨秃噜没了，光剩囫囵巴掌了，琢磨不透这样的旧手套收上去还能派什么用场。
四连的荒友说牛号马号猪号饲料房等曾经发过棉手闷子，我咋一点儿也记不起来了呢？荒友开玩笑说我揣着明白装糊涂。
真有那样儿的好事么？很惭愧，老了，老糊涂了，让我再好好想想……
往事
140
“草爬子”
看官诸君，您听说过“草爬子”吗？您见识过“草爬子”吗？
北大荒的瞎虻、蚊子和小咬太蝎虎，其实还有比这三者更蝎虎、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且甚至能致人于死命的，那是北大荒的草爬子。
去过北大荒的知青，无不谈草爬子色变。
夏季是草爬子最猖獗之时。在田间休息的时候，知青往往就近找个麦垛草堆草丛随便歪着、倚着、靠着、躺着、眯着，全然不知我们成了草爬子觊觎的对象，危险正一步一步逼近。
以下为百度搜索：
草爬子，也叫壁虱、鳖吃、狗鳖、草别子、牛虱、隐翅虫、草蜱虫、狗豆子、牛鳖子，等等，学名蜱（pi，第二声）虫，属寄螨目、蜱总科。成虫在躯体背面有壳质化较强的盾板者，通称硬蜱，属硬蜱科；无盾板者，通称软蜱，属软蜱科。全世界已发现的约 800 种。我国已记录的硬蜱科约 100 种，软蜱科 10 种。
蜱是许多种脊椎动物体表的暂时性寄生虫，是一些人兽共患病的传播媒介和贮存宿主。草爬子不吸血时，小的才如干瘪绿豆般大小，也有极细如米粒的；吸饱血液后，有饱满的黄豆大小，大的可达指甲盖大。
草爬子叮咬人后会散发一种麻醉，将头埋在皮肤内吸血，同时它分泌有一种可以对人体有害的物质。一旦草爬子钻入人体，必须及时取出。若不及时取出，轻者数年后遇阴雨天气，患者便瘙痒难忍。重者高烧不退、深度昏迷、抽搐，引发森林脑炎。
草爬子将头钻入皮肤内时其头部有倒钩，且越拉越紧。草爬子咬人后要用烟头烫它，一烫它，它就把头缩回来了，千万不能用手去拽，那样就把它的头留在人的身体里了，会发炎的。
上海知青小湖，不知何故，屡遭草爬子荼毒。他曾捋袖展示双臂给我们看，竟然有三四处草爬子肆虐过的疤痕。众皆大惊，人人自危。
一次在地里休息，草爬子独独又爬上他手臂，且头部已钻入他皮肤，小湖性起，将草爬子身体撅折了，但草爬子有邪劲，头部依然深陷小湖皮肤内。幸亏小湖已有经验，身上带着卷烟火柴，赶紧点烟用烟头烫之，草爬子头方出。
小湖会抽烟，本来烟瘾不大，后来烟不离手，都是草爬子给闹的。
现在和荒友唠嗑偶尔也会聊到草爬子，虽然我们侥幸都未曾被草爬子咬过，但依然怕草爬子忽然爬上身来，浑身一层鸡皮疙瘩，总觉得摸哪里就哪里刺挠。
往事
141
车老板子与跟车
分场的牛车和马车各有三四挂，每挂车都配有两个人：一个负责赶车和装车，叫“车老板子”；一个打下手，俗称“跟车”。
最初分场的车老板子和跟车的都是“农工”（二劳改），知青来了以后，慢慢地过渡到车老板子是“农工”，跟车的是知青；最终又慢慢地过渡到成立知青大车班，知青大车班的车老板子和跟车的是一水儿的知青。农工当车老板子的情况也一直存在。
“听诊器、方向盘，保卫干事，售货员”，这是当年北大荒最牛气的几个行业，宽泛点儿说，车老板子是不是也和“方向盘”沾亲带故了？
北大荒的车老板子走南闯北，见多识广，一般都十分豪爽，而且特别能白话，许多诙谐风趣生动鲜活的东北嗑其实最早就是出自于车老板子之口。而跟车的却往往是个闷嘴葫芦蔫吧人，你说怪不怪？
这是车老板子的专座
北大荒的车老板子与跟车的等级森严，坐的位置有讲究：车老板子坐在大车的左前方，相当于汽车驾驶员的位置，脸朝前，手握长鞭，长鞭上还束一绺红缨。跟车的坐在大车的右后方，与车老板子成对角线、脸朝右，通常抄着手，双腿随着牛马车的跑动而悬空晃悠。但知青上了牛马车可以随便坐，第一先抢“副驾驶”位置，与车老板子平起平坐。
车老板子一般都有绝活，长鞭打得嘎巴溜脆、山响。上海知青小张也是车老板子，长鞭打得稳准狠，他能将长鞭的鞭梢“削”进不听话的马儿的嘴角，疼得马儿一哆嗦，马上就老实了。不仅如此，他还能用长鞭打下家雀（qiao，第三声）。牛皮不是吹的，火车不是推的，泰山不是垒的，这功夫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学会的。
也有二把刀车老板子。农工“麻子”是马车老板子，说出来恐怕没人相信，麻子竟然不会打响鞭！他只会“吊”，吊响了的鞭子不仅声音轻，马儿也根本不服。日久天长，我们和麻子混熟了，每次上了他的马车，我们都与麻子逗笑。我出的“麻子赶马车何惧坑坑洼洼”上联，至今也没想出妥帖的下联。每次我们还逼着麻子打一个响鞭给我们听听。麻子满脸的麻子红一阵白一阵，好一会才一脸不屑地说出一句至理名言：“好老板子不打响鞭。”
这就和“一桶水不满，半桶水晃荡”一个意思了，整得我们对他肃然起敬，刮目相看，觉得“好老板子”麻子高深莫测。
好的车老板子会装车。装车是一门技术活，学问大，里面的道道可多了。
早先农工给“政府”（管教干部）家拉柴禾，牛马车还加上跨杠，车老板子能把大车装得小山似的，成倒梯形，越往上越大，牛马都累得呼哧带喘。给一般家属家拉柴禾，车老板子没准就来个小不溜的空城计，看起来挺瓷实的一车柴禾中间就做了手脚。
装车的时候，不管是豆秸、麦秸还是条子，车老板子永远在车上，跟车的永远在车下。跟车的用四齿叉往车上挑豆秸，或者麦秸，或者拖拽条子往车上送。车老板子装车，一层压一层，我估计有点像砌砖，既要勾连，又要错开。
装满了车，得用煞绳兜住，再用绞椎绞紧，这车就不怕颠簸了。
牛马车往回蹽的时候，跟车的比车老板子轻巧，他可以躺在柴禾垛上面休息，而车老板子还得“吁吁哦哦”地赶车。但卸了车回牛号马号的时候，跟车的还要卸套，打水饮牛饮马等等，活儿还有不少，车老板子早就在一旁悠闲地抽起了蛤蟆烟。
往事
142
农场的另外两个“号”
我们农场除了牛号马号猪号以“号”冠名以外，另外还有两个以“号”冠名的地方。
一个是“鸡号”。分场的鸡号没和牛号马号猪号连在一起，它的位置在分场的东南方向、“中央大道”的南面，前面不远处是塔头甸子连着水泡子。
鸡号是我们四连的，我们都属于“号字辈”。
我去过鸡号，那里面的鸡屎味儿比牛号马号猪号还冲还难闻，没待一会儿，就熏得脑瓜子生疼。有三四个或四五个上海女知青在鸡号干活，她们是不是就住在鸡号我记不清了。
鸡号里养了不少鸡，但好像总是不成气候。我猜度其原因可能一是黄皮子来得太勤，这家伙并不拘泥于仅仅在春节前给小鸡拜年，例行团拜一下就算完事了，它经常下基层，时时刻刻把小鸡挂在心上，所以鸡的数量经常莫名减少。二是成批成批活蹦乱跳的鸡会突然死去。兽医也曾经捂着鼻子去看过，只是笼而统之地说是“鸡瘟”，好像有点束手无策，没招。
鸡号的女生很难过，也很痛心，她们总觉得自己的工作没做好。还记得她们曾在连队晚上学习的时候主动要求念过一份“检查”，开头就是“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悼念死去的小鸡，... ...”（大意）。
全连愕然，没有一个笑得出来，都十分同情鸡号的女生，更为她们难过。
今年上海已决定自农历正月初一起至公历 4 月 30 日暂停活禽交易。专卖白斩鸡的店铺早先是门庭若市，现如今是门可罗雀。
这几年我们才熟悉的名词之一就叫“禽流感”，那家伙蝎虎！感染了备不住就会送命哪！
可以遥想一下，当年女生在鸡号养鸡承担了多么大的风险！
牛号马号猪号鸡号，这些“号”都是家畜家禽待的地方。在我们农场还有一个以“人”待的地方冠名“号”的：“小号”。
这里的“小号”不是指乐器，也不是指鞋子等尺码，也许是劳改农场的术语，特指关押“阶级敌人”、“坏人”的，比较小的场所。劳改犯迁走以后，“小号”还在，没闲着，也曾有个别知青含冤蹲过“小号”的，其中极个别的还被送往凤凰山农场劳教去了。
进了“小号”肯定没有好果子吃，有的还给铐起来，铐法也有多种多样。
我没进过“小号”，甚至也没见过“小号”。望文生义，想当然地以为是一个很小的单间，每个单间有一个“号”，外面有专政机关的人员日夜看着。
往事
143
北大荒的雪
2014 年的第一场雪，踌躇再三，步履蹒跚，来得比往年更晚了一些。北方的京津等地区迟至进入了羊年才老大不情愿地下了小雪。
差一点被人们遗忘了的、觉得没啥指望了的雪摆足了谱，姗姗来迟，纯属二分钱一斤的水萝卜 —— 还拿了一把。但来了总比不来强，还是令人喜出望外，引来一片瑞雪兆丰年的欢呼，也引来网上一片感慨：“下雪了！本来是 2014 年的雪，却下在了 2015 年。不知是雪背叛了冬，还是冬辜负了雪。”
我们下乡时北大荒的雪可不是这么的下的。
北大荒的雪一如东北人的豪爽、粗犷、痛快、剽悍、风风火火、嘎巴溜脆，要么不下，要下就下它一个大的，三天两头地下，蹦着高儿地下，刮着大烟泡儿地下，盯把儿地下，搅得周天寒彻 —— 想咋下咋下，严寒就是这么任性。
每年的九月底，北大荒一定会迎来第一场雪，从来不带爽约的，纷纷扬扬，飘飘洒洒，积雪装点着银光闪闪的世界。
北大荒的第一场雪都“站不住”，当天或第二天就化了。屋檐下滴滴答答融化了的雪水，宿舍门前彷佛成了水帘洞，进门出门都是百米速度冲进冲出的。只有房子北面的小树丛上、墙角旮旯里，还会残留着星星点点。
刚下的雪彷佛给大地铺盖上了厚厚的绒毯。有早起的人踏着积雪上食堂买饭，留下一行曲了拐弯、离了歪斜的脚印。后起的人三三两两上食堂，全都顶风冒雪踩着前人的脚印往前走，绝不会另外再踩出一条路来。
从第二场雪开始，积雪就站稳了脚跟，撵也撵不走，“站住了”。
一场又一场雪的覆盖，路上的积雪压实了，用铁锨铲都费劲，甚至得动用洋镐刨。走在积雪上面会发出“咔哧，咔哧”的声响，如果是走夜道，万籁俱寂，“咔哧，咔哧”的声响还能给人壮壮胆，传出去老远老远 ... ...
下乡的岁月可没有“猫冬”一说，北大荒的下雪天一般都必须出工干活，刨粪积肥，选种备种，农活怎么干也干不完，不能随便歇着。有三字经为证：谁英雄，谁好汉，是骡子，是良马，遛一遛，赛一赛！铁了心，学大寨。头拱地，意志坚。下大雪，北风寒。天大冷，人大干。化冰雪，斗严寒。我胸中，朝阳在。活着干，死了算！
除非大烟泡刮得黑天黑地、天地混沌，出不去门，迈不开步，才会在宿舍组织政治学习，搞大批判。
冬天有时我们上山拉柴禾，山上人迹罕至，积雪没膝绝不是瞎话，人人矮了一大截子。也是踩着开路人的脚印，左脚踩下去，拔出右脚；右脚踩下去，拔出左脚。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挪。
如果开路人是个大高个儿，人高马大腿长，可苦了后面的小矬个儿：要套着前面的脚印太费劲儿了！
每年的三四月份，北大荒还会下雪。鹅毛大雪渐渐稀少，改为清雪了，细细小小的雪花，如粟，如沙。
从头年的第二场雪，直至来年的三四月，雪一直积着，四月底五月头上才慢慢消融，道路进入翻浆期。
掐指算来，北大荒每年能有差不多七个月的时间会隔三差五地下雪，一直要到过了五一之后才消停，才慢慢春暖花开，山花烂漫 ... ...
往事
144
当年俺们真扛造
下乡前有过数得清的几回上菜市场买菜，见过肉摊。在我的印象中，肉摊上猪肉的肘子等部位都盖着红色、蓝色的大圆戳，表明猪肉经过了屠宰场和相关部门的一道道严格的检验，可以放心地食用。至今还能回味小时候吃的猪肉，是那么的香！
我们分场有猪号，规模还不小，甚至知青食堂也养着猪。逢到春播大会战、夏锄大会战、麦收大会战、秋收大会战，刨粪大会战，等等，等等，只要农活一和“大会战”沾边，食堂就会杀猪，以激励士气，以壮行色。
当年连队杀猪检验不检验？
前些天我打电话给曾经担任过食堂司务长的荒友咨询这个愚不可及的问题，他在电话那头一听就笑喷了：“哈，检验？给谁检验？谁给检验？检验个六啊！看准杀哪一头逮起来杀了就得了呗！最多也就是兽医过来搭一眼，他说没问题，那就杀！—— 怎么会有问题呢？”
哦，当年我们在北大荒吃的都是未经检验的猪肉呀！猪肉有没有问题全凭我们撞大运了！
听说当年北大荒还有一种痘猪肉。
痘猪肉又称米猪肉，就是患囊虫病的猪肉。这种肉对人体危害很大，不能食用。米猪肉是含有寄生虫幼虫的病猪肉。瘦肉中有呈黄豆样大小不等，乳白色，半透明水泡，像象是肉中夹着米粒，故称米猪肉。人吃了米猪肉会得两种病。一种是绦虫病，会在小肠长出长达 2 - 4米的绦虫，在粪便中排出一节节的白虫子，叫寸白虫。另一种是囊虫是囊虫病，误食了囊虫后，虫卵在胃液，肠液的作用下，孵化出幼虫，钻入肠壁组织，经血液带到全身，在肌肉里长出一个个象米粒一样的囊肿，囊虫可寄生在人的心脏，大脑，眼睛。长在眼睛就失明，长在大脑引发癫痫。治疗很困难。（注：本段文字搜自百度）
不知我们连队的食堂杀到过痘猪没有？如果杀到过，估计绝不会把痘猪拽了，顶多也就是将“痘”状的东西剔除，其它部分照用不误！做出来的肉包子、西葫芦炒肉片、芹菜肉丝啥的，知青闻到那香味儿两眼放光，照样趋之若鹜！
当年我们还喝过到井边溜达滑到井里、把“失足小猪”泡烂了的井水，不小心喝过耗子汤（大锅汤里有耗子）、喝过泡子里的水，用擦身洗脚的万能盆下过挂面，稀奇古怪的事情多了去了，每天还得干着繁重的体力活，但一个个生龙活虎，连跑肚拉稀都很少听说。
—— 怎么就那么奇怪，当年俺们咋就那么扛造呐？
（扛造：指物质皮实，耐用，长时间使用也不易损坏。也可以用于人。）
往事
145
北大荒的“盲流”
在北大荒的日子里，我还知道了有这样一个群体 ——“盲流”。
顾名思义，盲流是盲目流动的人口。“百度”对盲流的定义是：为逃荒、避难或谋生，从农村常住地迁徙到城市、无稳定职业和常住居所的人们，称为盲目流入人口，简称“盲流”。有歧视色彩和历史痕迹。
北大荒的盲流除了“从农村常住地迁徙到城市”者以外，还有“从一处农村常住地迁徙到另一处农村”的。盲流也分几种。
一种是山东等地闯关东的人。那时候山东等不少地方穷，穷则思变，人们相信“树挪死，人挪活”，就离乡背井，往关东那疙瘩挪，往关东那疙瘩闯。
这样的闯关东者也有不同情况。一种是投奔关东的亲朋好友的。亲朋好友早于他们闯关东，到了关东特别是北大荒之后发现这疙瘩非常富饶，地里插根木橛子都能长出庄稼来，吃饱肚子“活”下来绝对没有问题。虽说冷一些、远一些，但总比在家乡挨饿强。他们渐渐站稳了脚跟后，家乡的亲戚朋友就投奔他们而来了。当年户籍管制得严，后来闯关东的人有的能落下户口，有的则不能随意落下户口（如农场）。不能落下户口的他们也不愿意再回到原籍去挨饿，因此沦落成了盲流。
这些盲流靠啥生活呢？北大荒土地广袤，他们搭个简易窝棚，就近开荒种地，秋天采摘山货，到农场等收割过的地里捡拾麦穗豆荚，备不住还小小的划拉划拉，小日子过得去，甚至也可以过得比较滋润。
还有一种盲流，纯属好吃懒做游手好闲的二流子，城里农村的都有。他们居无定所，啥也不干，白天多混迹于车站饭店周边，晚上在车站的长椅上过夜。他们的脸上魂儿画的，身上提溜蒜挂，埋了沽汰，我们在列车上经常能看到他们到处流窜的身影，有的都混了个脸熟。这种盲流乘坐火车从来不起票，被列车员查到，他兜里没钱，列车员没招，只好在列车前方到达的任何一站将盲流赶下车，一赶了之。后来列车员见到他们也不再查票，直接赶下车。
对这种盲流同情、恻隐、厌恶之心兼而有之。
我也曾做过大约七个月的盲流。
1979 年 2 月，在风起云涌的知青大返城的余波下，我也回到了上海。两手攥空拳，啥也没有，成了无业游民、成了社会闲杂人员。
对照“盲流一般为农村户口持有者，在传统体制下，农村人口转入城市是在统一计划条件下进行的。盲流在进入城市后一般无长期正式工作，亦非城市企事业单位雇用之合同工，其生活无可靠来源”之定义，我完全符合要件，即：1979 年 2 月中旬至 9 月下旬，我也曾经是不招上海人待见的盲流：从北大荒跑到上海来的 —— 盲流。
往事
146
我住过的知青集体宿舍
在农场的岁月里我的工作调动比较频繁，我就好比一块砖，哪里需要往哪搬，我“搬”住过各种各样的宿舍。
我们刚到农场的时候，住的是大宿舍。大宿舍是南北两铺长炕，能有二十多米长，按每人的褥子也即“领地”约七十公分计，每一铺炕约可住三十多名知青，则整个知青宿舍约可住六十多名。三十多名，就是连队建制的一个“排”，六十多名，就是两个排。炕上部的墙壁上钉着拳头粗的木杆，挺结实，上面摆放各人的箱子，能摞上两层。宿舍里有两三个灯泡，昏黄的。
因为人和行李都满满登登的，光线也不够，加上有人抽烟，知青宿舍不敞亮，天气不好的时候更是昏暗。那时候八亿人民看八个样板戏，坐地户和知青本身都认为大宿舍特别像《智取威虎山》里的“威虎厅”。
南方没有炕，南方人睡床。床一般是靠墙搁的，靠墙的那一头一般都是“床头”，所以床头的柜子就叫“床头柜”，南方人睡觉是脑瓜冲床头。
东北睡炕，刚到北大荒的时候我们啥也不懂，睡觉既有脑瓜子冲里的，也有脑瓜子冲外的。我也脑瓜子冲里睡过，不知是左邻右舍的臭脚丫子味儿熏的还是别的啥，我发现无论怎么睡都不得劲儿，睡了一宿早上脑瓜子还迷迷糊糊昏昏沉沉的，没睡够。出工时间到了，队长呼来不下炕，但愿长睡不愿醒。
后来我们才整明白：如同南方的床头肯定比床脚稍高一些同样的道理，东北的炕也是炕沿比炕脚略高一些，这样脑瓜冲炕沿睡觉才科学，才舒坦。
蚕场的宿舍是北面一溜长炕，南面靠窗台下面钉木杆，上面放箱子行李，中间是走道。
我在四连干活时住的“猪圈隔壁是宿舍”，它的南面是一溜长炕，北面堆放箱子行李，中间也是走道。
我个人感觉肯定是南面的炕好，如果天气好又歇礼拜天，炕上洒满了阳光，好歇不如倒着，倒在炕上任思绪天马行空也是一大美事儿。
基干排的宿舍里没有炕，是木板钉成的上下通铺，冬天取暖指着烧大铁皮炉子。
图片来源网络
我们刚到分场的时候机耕队住过一阵子帐篷，我调到机耕队的时候宿舍早已搬到小卖部后面新造的清水外墙的那栋房子里了，是一间一间的小间，每间东西向的两铺对面炕，每铺可睡约六七个人。宿舍的北面是窄窄长长的走道。值得一提的是，机耕队宿舍的炕洞在走道里，烧炕是在房间外面烧的，房间里干净了不老少。
住集体宿舍，如果可以自由选择，一般我选择靠墙，因为我牢记着一句话：“在家靠娘，出门靠墙”。
靠墙，就减少了一半可能与高邻的不愉快。
比如，小张和小刘啥都挺好，白天看像个人似的，身上挑不出啥毛病，但小张睡觉磨牙，夜里醒来总能听到他如同正在战场上浴血奋战，咬牙切齿，加上耗子磕榛子、磕瓜子儿，这声音在夜里听来格外瘆人；小刘睡觉呼噜打得山响，你说他打呼噜了，他还说他睡觉从来就是悄没声的 —— 你说是不是得和他俩保持一定的距离？
又假定你睡当间，左侧是小张，右侧是小刘，左侧磨牙，右侧打呼，你说这小日子过还是不过了？
我还睡过单人床，三四张床一间，冬天靠铁炉取暖。
1976 年以后，农场的知青日见减少，炕上宽敞了许多。不知谁起的头，行李架上的箱子都挪到炕上来了：三五哥们用箱子摞起来拦出了一个个“包房”“雅间”，躲进“包房”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到1978 年下半年以后，连这样的“包房”“雅间”也日渐式微，有时候一铺长炕上只有一个“包房”或“雅间”，透着寒冷、落寞和凄凉。
“包房”“雅间”到了（liao）也没坚持住，黄了。
最终，知青集体宿舍落了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 ...
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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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退(之一)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了，大约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知青队伍开始人心不稳，大返城浪潮风起云涌。1974年、1975年、1976年，根据“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原则，一部分知青被推荐上大学离开了农场；一部分属于家庭特困户、无子女照顾老人的知青“困退”回城；参军走掉零星几个。
1977年、1978年恢复高考以后上大学又走掉一批。在大返城以前曾经有过极少数的知青因为身体有病而退回城市。剩下的绝大多数知青既不能招工，参军、上学，也不属于“困退”，若想返城，能走的只有“自古华山一条路”，那就是“病退”。
所谓“病退”，几乎成了专有名词，它特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丧失了劳动能力”、因病而退回原居住地。1977年、1978年，正是绝大多数知青二十七八岁、二十五六岁的时候，七八年、八九年的繁重农业劳动已经把我们磨练得膀大腰圆，身强力壮，连个头疼脑热的想混碗“病号饭”的机会都很少有，当地人讲话，“老虎都打得死”，哪来的“丧失了劳动能力”呢?北方人一直说“有啥别有病，缺啥别缺钱”，缺钱别去说它了，知青一直缺钱，没富裕过；知青也没病，只有一副身板儿，那是本钱。那时候经常听说平日里特别欢势的某某某“病退”回家了：一顿能吃8个包子的谁谁谁“病退”材料批下来了，逗引得大家伙直伸脖子咽唾沫。我敢说，病退，是知青心灵最惨痛的伤疤！
“有病要回家，没有病，创造一个大病也要回家！”、“若要活生路，须下死功夫”，健壮如牛的知青豁出来了！往尿液里滴极少量鲜血，造成“红细胞满视野”，“尿血者”有之；生吞下一小块肥皂(如宾馆里提供的那种一次性肥皂大小)，透视提示“胃部有异样肿块”者有之；请客送礼、“会来事儿”更是小菜一碟。木头粧子似的，一毛不拔，没有一点“眼力见”，想病退，无异于痴人说梦，连门几也没有！
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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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退(之二)
天津知青大孙，一米八五，人称“孙大个子”。人高马大，虎背熊腰，两手像蒲扇，，鞋穿四十六码，吃嘛嘛香，要是放开肚子可劲造，平时32元工资连吃饭也不够，看着哥们姐们一个个都“病退”办回去了，大孙嘛病没有，连个头疼脑热也没有，着急上火，躺炕上瞪着房顶寻思。大孙有主见，没病，嘛礼也不送，就说腰疼要求“病退”。上场部医院开证明，大夫问啥病?大孙说腰疼，大夫检查了没发现啥，挺好。可大孙罗锅着腰，坚持说腰疼得不行。大夫没辙，开单子上北安去检查吧、那里的大夫高明。
北安市是我们那里方圆好几百里的“首府”，够不够“病退”条件，北安医院的大夫说了算。那两年北安医院门庭若市，北安农场管理局属下的各农场办“病退”的各地知青如过江之鲫，把医院大夫忙够呛，也“发”得够呛…——为了大夫能在病情证明上“卡个戳”，哪个知青还不悄悄地塞点这个那个的意思意思?好不容易轮到大孙了，大夫一看，好家伙，铁塔似的！大孙坐在大夫跟前，也不言语，等着大夫问话。大夫一看，这人吃了哑巴药似的，也没有什么表示，不高兴地问：你哪里不好?”“我腰疼！”大孙气哼哼地说。“我看看。”大夫让大孙转过身子。上里屋吧。”大孙好像还有点怕羞，直视着大夫。大夫看看大孙，有点毛。勉强同意了。进了里屋，大夫让大孙转过身子，把棉袄撩起来。大夫就要去检查。大孙撩起棉袄，撩起内衣，大夫差点没吓得晕过去：大孙的裤腰上插着两把明晃的菜刀！
没过一袋烟的工夫，大孙哼着小曲从北安医院出来，先不急着回农场，先得找一个饭馆，叫瓶酒，点俩菜：庆贺自己“丧失了劳动能力”，可以“病退”回天津了！
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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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退(之三）
小张、上海知青也，身高一米有八，玉树临风，潇洒倜傥，兼之能说会道，脑瓜好使，善于来事儿，女知青多慕之。小张亦踌躇满志，颇自负。忽大返城风起云涌，荒友十之走了五六，如鸟兽散，小张急。小张体健、貌端，亦无病。整日抓耳挠腮、食不甘味。荒友告知小张，场部医院张大夫乃“大拿”，“病”与不病，“退”或不退，张大夫唾口睡沫便是钉，一句话，一支笔，家里门槛已被知青踢破矣。小张颔首，若有所息。
越明日、小张去场部，找人打听张大夫住址，暗记之。再明日，小张从马号牵出小白马、套车直奔大豆地而去。天寒地冻，阴风怒号。小张摘皮帽，甩棉袄，仅秋衣，奋力装豆秸。自挑、自装，折腾头半晌，一车豆秸始成。不及吃饭，又扬鞭催马向场部进发。小张赶车对付事儿，小白马负重前行，一路顶风冒雪，苦不堪言。苦撑至场部家属区，小白马全身挂霜，宛如雾淞，气喘如牛，几欲倒下。小张叩张府门，曰“送柴禾来也！”恰张大夫搁家，见雪中送炭，初不知原委，一头雾水。略一搭话，喜出望外。一笔难写两个“张”五百年前一家人，快请进屋喝水。
张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张大夫何等样人?早已洞察秋毫，哈哈一乐：“小事一件，小事一件！”未出三天，小张“病退”手续，齐。
正是一车豆秸办“病退”，
“病者”本是健儿郎。
知青、大夫俱欢颜，
可铃白马累够呛。
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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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退（四）
1979 年 2 月中旬，我也因“丧失劳动能力”而“病退”回上海。
不是我矫情，不是我得了便宜又卖乖，也不是我“大冷天在野外唠嗑 —— 尽说风凉话”，那时候我已经下定决心扎根边疆一辈子、不回上海了！
为啥？
其一，1977 年 2 月，我已调入场部一中充当教员。场部一中的全称是“引龙河农场职工子弟第一中学”。
农场还有个“引龙河二中”，在五分场。场部很尊重知青老师，我也觉得场部的条件不错：场部是农场的中心，麻雀虽小，五脏齐全，有供销社、邮局、照相馆等，还有一座正儿八经的电影院，差不多天天放映电影。当老师的到星期天就休息，还有寒暑假，小日子过得去。平头百姓，还能想咋的？当时一中实行九年制，我教七年级、八年级的英语，偶尔兼教语文。仗着中学时打下的底子和对语言的爱好，加上坚持不辍的自学，我把英语教得有声有色。后来，农场也能收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英语教学频率，许多学生听了都跟我说：“老师啊，你教我们的英语发音和电台里的是一样一样的啊！”
我在农场还当过主任，是班主任。我担任过七（1）班的副班主任、班主任。七（1）班绝对是“高干子弟班”，农场党委书记、场长、（邮局）局长、（粮食加工）厂长等有头有脸的干部都有子女在这个班。不过我没有家访过，当时也不兴这个。我干得很投入，当年就当选为“农场优秀班主任”。一中、二中，再加上各分场小学校，“农场优秀班主任”一共才十来个。
其二，听说病退回上海的很多人都进了里弄加工组，跟上海老娘儿们混在一起糊纸盒子，七毛（一说九毛）钱一天。二十七八、二十八九岁的人了，你说有啥意思？
我认命了，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就留在农场，扎根边疆一辈子。哪里黄土不埋人呢？况且还是北大荒的黑土，它会让我回归大自然更快更好；但也不想找对象，什么苦都让我自己扛吧，再苦也不能苦孩子。
永远忘不了引龙河一中副校长姚柏林，是他代表学校找我谈话，并再三强调：“我不是个人找你谈话，我是代表学校。我们不是撵你走，我们真的欢迎你留下来，一中也需要你这样的知青老师；但为了你个人的前途，我们还是劝你病退算了。上海说啥也比这疙瘩强。”
这样推心置腹的谈话前后一共三次。
话说到这份上，看看原本住满男女知青教师的宿舍几乎只剩下我一个，孑然一身，我也决定“病退”了。姚柏林给了我一张表，很简单的一张表，姓名、性别等，“病情咋写？”我问。姚柏林说写啥都成，就妥了。
临别离开农场，姚柏林说了一句叫我牢记一辈子的话 ——
“我相信你小管，一辈子也不会改变！”
1979 年，我要回上海了，虽然是万般不舍（这不是说瞎话）；农场的知青已经所剩无几，与知青人数鼎盛时期相比，没有了热火朝天、没有了喧闹，显得是那么落寞，还有几分凄凉。
开往哈尔滨的列车停靠在北安车站，从车窗望出去，北国边陲小城是那么的熟悉，车站依然熙熙攘攘，远处能望见五大连池的倩影。列车停靠 7 分钟，一会儿又慢慢启动了……
想到十年前第一次到达北安的情景，想到十年间多次到访北安，真是百感交集，看着窗外慢慢移动的北安站台，我的眼睛湿润了，心里默默地说：
再见了，北安！北安，再见了！我一定会再回来……
文章选自《北大荒十年》 来源 “在陋巷的博客” 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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