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声纪实文学《中国知青梦》第七章 创业篇（上）

《中国知青梦》第七章
广阔天地启示录(创业篇)上

作者：邓贤1

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源头，最早应当追溯到抗战时期的延安。那时候许多沦陷区青年学生为了抗日，或者说走投无路，纷纷跋山涉水投奔重庆和延安。当时延安根据地尚处在艰难的发展时期，求贤若渴，从经济上看，陕北农村不仅不能同富庶的江浙沦陷区相比，甚至比起国统区西南诸省也有很大的差距。在这片备受干旱、风沙和贫穷困扰的黄土地上，青年学生头次看到中国人民背负沉重苦难同大自然也同命运顽强斗争的情景，头次不是从书本上阅读探讨而是直接走进农民的生活中，成为他们中间名副其实的一分子。

对青年学生来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因为不论你愿意与否你确确实实走进陕北，走进干旱和贫瘠的黄土高原。你必须学习劳动，学习农业生产技术，学习咽粗粮和同疾病、灾害以及一切困难作斗争，总之你必须学习同生存有关的全部常识。

这就使学生们不再热衷于夸夸其谈而是对中国国情和自身状况有了一个比较实际和深入的认识。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三九年即抗日战争进入艰苦卓绝的第三个年头写下著名文章《青年运动的方向》，指出延安的青年们干了些什么呢?他们在学习革命的理论，研究抗日救国的道理和方法。他们在实行生产运动，开发了千亩万亩的荒地。开荒种地这件事，连孔夫子也没有做过。”(《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32页)结论：

“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同上，第530页)两年后，毛泽东同志进一步指出： 

“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千净。”(引自《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08页)这些文章后来成为指导新中国知青运动的经典著作和理论依据。

不管怎么说，作为特定时期的知识青年，他们穿过炮火连天的战场从大城市来到延安边区和农村，以自己的知识、文化、激情乃至全部生命方式为中华民族的民族自救和反侵略战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选择了投入战争，也就是选择了“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革命成功了。他们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他们是胜利者。

一九五七年，毛泽东主席对回乡知识青年题词写道：“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转引自云南省革委会印发《毛主席语录》)“大有作为”无疑是一个充满信心和希望的热切期待，它至少表明，这一时期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的使命不是思想改造而是投入农村经济建设。这一重任不仅造就知识青年充满主动精神战天斗地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还暂时确立了知识分子至少与工农地位平等的精神优势。

然而这年晚些时候，毛泽东同志接连发表了许多措辞严厉的讲话和文章。此后中国人民的政治和经济生活发生了一系列急剧而动荡不宁的变化。

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上山下乡就有了后来运动发展的雏形。这时虽然未明确提出“接受再教育”的口号，但是下乡政策已经由自愿转为强迫，下乡对象也变成那些家庭出身不好的初高中毕业生。这些学生由于阶级路线的制约，唯一的出路是到农村或者边疆去当农民。这时的运动就带有半强迫和惩罚的性质。

直到一九六八年十二月，毛泽东同志那个著名口号的提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事物终于起了质的变化。此时一切经济活动和科学文化都无足轻重，重要的是长期坚持反修防修，社会主义不改变颜色。

从“大有作为”到“接受再教育”，共和国青年运动的这一历史性演变本身决定了知青命运的悲剧结局不可避免。

至此，尽管农村天地依然广阔，而作为“接受再教育”的知识青年却注定没有可能大有作为。

2

艰苦的劳动生活开始了。

一九六八年三月，经过长途跋涉的“北京五十五”背负重任风尘仆仆来到地处中、老、缅边境的西双版纳大勐龙—国营东风农场疆锋生产队安家落户。

初来乍到，知识青年热情高涨，他们自己动手搭茅屋，睡竹床，点煤油灯，喝南瓜汤。他们不仅不觉其苦，反而觉得很浪漫，很自豪。一位女同学在日记中豪迈写道："……苦不苦，想想红军二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一想到我们今天开荒地住草房正是为了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处在水深火热中的劳动人民，我就感到热血沸腾，浑身有使不完的劲！”

另一位男同学在给家人的信中郑重地寄上一片干枯的树叶，他写道："…队长告诉我们，帝修反卡我们脖子，一两橡胶籽的价钱相当于一两黄金。我们要为祖国争光，为毛主席争气，我决心为种好反帝胶贡献我的全部热血和青春……“

我们没有理由怀疑青年人的真诚。他们的愿望和激情正是因了这真诚才尤其显得神圣，尤其具有某种悲剧意味。

疆锋生产队坐落在哀牢山西麓一条深山沟里，远离场部几十里，山大林密，与世隔绝。知识青年从北京带来一台日本产的半导体收音机，还有手摇油印机、钢板、蜡纸，办起油印小报《疆锋战斗报》。每天劳动之余，他们顾不上休息吃饭，就围坐在收音机旁，把刚刚收听到的最高指示或者重要新闻记录下来，然后分秒必争地刻印成为号外，连夜赶山路分送到附近生产队和寨子的贫下中农手里。他们还带来一台手摇缝纫机，不是为自己缝补衣服而是专门为贫下中农服务。每逢节假日，他们便组织起宣传队到处演出，用唱歌跳舞的文明形式普及最高指示和样板戏，占领农村的社会主义文化阵地。

然而空洞的精神并不能替代人的物质存在，严酷的现实好像一块砧板，生活的重锤很快粉碎了城市学生对理想，对世界乃至对自身的全部看法。

每日拂晓，当启明星还在夜空中眨动诡秘的眼睛，知青们就扛着芟刀、斧子和锄头上山了。他们的具体任务是劈山造地，开垦荒山，用实际行动_锄一锄而不是用想象和激情营造橡胶林由于山大林密，亚热带植物群落好像空不透风的绿色屏障挡住去路，因此知识青年必须竭尽全力同杂草、灌木、藤蔓、大树搏斗，一寸—寸扫除障碍，然后才挥动锄头开荒。

这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原始劳动，每个人挥动原始农具，凭着体力而不是智慧、思想和科学技术同大自然搏斗。太阳出来了，把亚热带烈日比喻成一座熊熊燃烧的大火炉一点也不过分，因为这种太阳能够很快吮干人的汘水，灼伤人的皮肤，消耗人的劳动能量和劳动激情，然后把人类从事的体力劳动变成一种与美丽辞藻格格不入的严酷刑罚。

当太阳升上人们的头顶并烤干地上的露水时，隐藏在亚热带森林中的妖魔鬼怪就被源源不断地释放岀来：毒虫，野蜂，疟蚊，瘴气，蚂蟥，它们联合起来凶猛地向人类进攻。不断有人中暑，有人因干渴而昏厥，因劳累而虚脱；有人被螫伤，被叮咬，害起忽冷忽热的森林疾病.…但是劳动依然进行。因为同大自然斗争不仅在于忍受烈日暴晒和毒虫叮咬，还在于暴晒和叮咬之下仍然要不遗余力地创造劳动成果。

时而狂风大作，暴雨倾盆而至。亚热带暴雨浇得人睁不开眼，山洪无情地席卷刚刚开垦的台地，人们瑟缩着躲在山洞里，眼睁睁看着劳动成果转眼间白白付之东流。

然而这仅仅是开始。

同他们这种收效甚微的原始劳动相比，任何对于劳动的抽象的赞美之辞都显得如同谎言一般虚伪和苍白无力。因为没有人向他们指出

劳动的艰巨性决不仅仅在于劳动的强度。

从某种意义上说，在二十世纪下半叶，这种原始体力劳动的全部严酷性恰恰在于对劳动者心灵和激情的野蛮摧残上。你越拥有文化知识，这种摧残的程度就越剧烈。

公元一九六八年的“北京五十五”开始感受到这种来自心灵的悲观与绝望的痛苦滋味。虽然他们并不知道，此时由计算机引发的一场科技革命已经席卷地球上许多国家，人类社会经历了从手工劳动到蒸汽机革命的漫长发展之后，已经一日千里地跨入大规模运用人工智能的科技新时代。然而他们还是日复一日使用简单的劳动工具同荒山野岭搏斗，把汘水和豪言壮语白白挥洒在身后这片古老而荒芜的土地上。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累得歪歪倒倒，步履踉跄，每人日平均开荒却不到一分地。

也许吃苦能够忍受，短暂的寂寞和考验能够忍受，但是这种几乎与零相等的劳动价值却不能不使人感到绝望。难道付出牺牲的代价和作为人生的最大理想就是平均开荒不到一分地么?

难道任何一种普普通通的劳动职业：开汽车，开火车，开飞机，开轮船，开车床，甚至当一名风里来雨里去的扳道工，迎送巨龙般的列车南来北往，不是都比每天挖一分荒地更有价值么?

每天一分地的劳动规模和劳动方式，同建成中国乃至世界最大的橡胶基地的宏伟蓝图相比，不是如同痴人说梦一般几乎是个幼稚可笑的玩笑么?！……

仅仅几个月，人们的政治热情明显减退，厌倦情绪上升。小报停刊，油印机冷落一边，缝纫机不再嗒嗒地歌唱，吹拉弹唱不再此起彼伏，因为人们通过实践初步体会到个简单的道理，那就是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余最重要的工作不是关心他人革命，而是解决温饱和休息。

北京五十五”的光荣使命面临时代岁月的严峻考验。

3

公元一九七0年。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奉命组建，其基础为云南农垦管理总局及其下属各垦区国营农场。由于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继续恶化，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在全国范围内组建十二个生产建设兵团，隶属各大军区指挥，加上原有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总人数已经超过三百万人。

在新组建的生产建设兵团中，尤以黑龙江、云南、内蒙古、海南等兵团规模最为庞大，称“四大主力”。

按照中央设想，生产建设兵团至少应当担负下述三方面任务：

1.作为国防战略的后备兵团(预备役部队)，随时准备适应战争形势和打仗的需要。

2.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从自给自足逐渐向多种经营过渡。

3.继续接收和安置知识青年，并对他们集中进行“再教育”管理。

由于特殊时代造就的特殊使命，也由于经济建设不是手段也不是目的，我们将会看到：在此后短短数年中，“生产建设兵团”将作为文革”中最没有生命力的新生事物之一，在中国经济建设史上留下最为黯淡和色彩斑驳的一页。

组建后的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各师、团以前所未有的惊人速度和磅礴气势在中国与缅、老、越诸国接壤的三千公里边境线逶迤排开，构成一道令任何窥视者不敢小觑的具有战略威慑力的铜墙铁壁。兵团下辖师、团级或相当于师、团级单位上百个，兵员共计二十万人，其中知识青年十四万(后有增减不等)，约占人员总数百分之七十。

第一师第六团，前身为国营西双版纳勐腊农场，原有职工数千人。一九六九年以后，该团陆续接收安置北京、上海、重庆、成都、昆明等地知青约三万人，组建二十四个营，生产连队三百五十余个，每连约一百至一百五十人不等。由于该团拥有的单位和兵员是如此众多，以至于该团老团长在军区各种会议上不无自豪地宣称：一师六团是世界上军队人数最多的团。六团人员编制超过国内大多数野战军。

从地图上看，西双版纳犹如一枚包裹得紧紧的三角粽，它沿江而下，楔入湄公河流域的东南亚诸国，而那只南北走向的浑囻的粽尖就是勐腊。勐腊县方圆数百公里，山大林密，人口仅一万，是世界著名的亚洲野象、长臂猿和孟加拉虎自然保护区。一师六团组建后，该地区才开始显现出许多日见增多的人类活动的迹象。

由于六团各连队分散在该县境内与老、缅交界的崇山峻岭中，交通十分不便，因此团部许多现役军人参谋干事直到任职期满或者转业复员也没能弄清楚下属单位究竟在什么地方。其中驻扎最远的第二十四营第十四连，从连队到团部，步行约需两天，途中须翻越两架大山穿过一座野兽出没的原始森林和一片死气沉沉的丛林沼泽。这些连队平时的一切物资；粮食，蔬蒜，化肥，农具，牛活品等全靠人背马驮。报纸信件则半月送一次。知识青年与世隔绝，正好进行反修防修的再教育。

一到雨季，凶猛的热带暴雨便下得天昏地暗，暴发的山洪冲毁桥梁，冲断小路，于是天地阻绝，这些连队就变成名副其实的“丛林孤岛”，断粮断炊甚至困死人的事件时有发生。

一九七一年雨季刚过，一队个子瘦小稚气未脱的男女知青沿着崎岖山路出发了。他们的任务是前往几十里外的营部往回运粮食。他们平均年龄不足十七岁，按规定人均应负重男五十公斤，女四十公斤。中午，他们顺利到达营部并立即背上粮食踏上归途。因为他们必须赶在太阳落山前回到连队，否则谁也无法在黑夜中摸岀迷官一般恐怖幽深的原始森林。

几个小时过去了，西沉的夕阳将—溜斜斜的余晖涂抹在厚幕般的大森林边缘，涂抹在一条若隐若现时断时续的山间小路上。背粮的队伍鱼贯而行，时而瞠过溪流，时而攀援山崖，知青们全都累得摇摇晃晃，艰苦而漫长的跋涉使得他们个个汗流浃背，气喘吁吁。

离连队还剩下不到两小时路程。带队的排长看看表，决定让大家休息十分钟。按照他的乐观估计，他们应当在天黑之前走出这片森林，然后顺利返回连队。

一起惊动全团乃至整个兵团的事件就在这个转眼即逝的休息间隙悄悄发生了。事件的起因在于：一个名叫晓芬的重庆女知青不幸掉队并且靠在路边树丛中睡着了，队伍很快远去，谁也没有发觉有人掉队，谁也没有想到居然有人会在路边睡着。因此当夜色渐渐降临这架阴暗潮湿的大山时，偌大一座森林便只剩下一个疲惫不堪的女知青和她身边这袋沉甸甸的粮食。

我们不必责怪这个粗心大意的女知青，她委实太瘦小，太劳累，她的体重还不到四十公斤。当她被命运驱赶上山下乡并独自被遗弃在这座暗无天日的亚热带山林里的时候，她的实际年龄距离十七岁还差几个月。

时间在死—般的静寂中飞快溜走。晓芬仅仅靠在路边打了个旽，当她猛然惊醒并四顾寻找时，森林中只剩下一片不祥的沉默和朦朦胧胧的暮色，于是她惊骇地发现自己掉队了。

女知青吓得魂飞魄散。她几乎不假思索地跳起来，踉踉跄跄向前追赶。她的双手紧紧抓住那袋粮食，恐惧压迫神经，头脑一片空白。

她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

更大的错误在于：她不仅掉队而且很快迷了路，失去方向。亚热带森林是一座千奇百怪的巨大迷宫，它不仅淹没一切人类活动的痕迹，而且把死亡的气息播向四面八方。

天终于黑下来。女知青惊恐万状地看到，森林里的一切都改变了模样：到处都隐伏危机，到处都有阴险的眼睛在窥视，甚至连一棵树，一根藤，一草一石都活动起来，变成面目可憎的小妖怪，朝她不怀好意地咧嘴熺笑并虎视眈眈。远处有孟加拉虎的咆哮，近处不时传来沙沙的响动，幽幽的鬼火飘来飘去，让人毛骨悚然吓得半死。幸运的是：女知青好容易爬到树上熬过担惊受怕的一夜。她初步体会到作为个体存在的人类力量的单薄和渺小。

姑不论如何忍受饥饿、寒冷和劳累，单是恐惧就足以把这个在城市长大的女学生折磨得虚弱不堪，她的意志和神经濒临崩溃边缘。所以当黑暗的潮水一经退去，温暖的曙色透过晨雾渗透进林间空地，女知青就暗暗下定决心，今天无论如何要走出森林，逃出这座魔鬼的宫殿，回到那个简陋而友爰的集体和同学们中间去。

然而世界上的事并非时时如愿以偿。你明明决心走出森林，走出迷宫，然而你却不顾一切朝着相反的方向越走越远。

这就是生活设置的误区。

女知青失踪的消息传开后，全连知青纷纷打起电筒火把奔向崎岖山路。人们焦急地在山林里彻夜搜寻，呼喊，但是茫茫夜空和无边无际的大森林无情地淹没了人类的微弱信息，并把他们的希望变得如同大海觅针一样渺茫。

这件事很快惊动营团首长，更多的人员和队伍被派来加入寻找女知青的救援行列。甚至连当地寨子和边防驻军也被动员起来，在女知青有可能出现或者遇险的地方组织营救。然而一切努力无济于事。一天，两天，三天…直到第七天，搜寻工作亳无进展，人们不再抱有希望，因为任何孤立无援的个人都不大可能安全地在原始森林里待上一周而不会遇上种种不测。

然而正是这天下午，一名采药的哈尼族少年偶然在大森林边缘发现失踪已久的女知青。她在经历了雄奇伟岸的原始森林的庄严洗礼后已经面目全非奄奄一息，她的呼吸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晓芬伤愈后回到连队，体重依旧不满四十公斤，依旧参加劳动，依旧上山背粮，等等，只是她再也没有迷过路。后来一位军报记者来团采访，将这件事写成一篇激动人心的长篇通讯，发表在《解放军报》上，题目就叫做《来自西双版纳的报告》，副题是“党的领导是明灯，迷途羔羊归了群”。文章见报后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晓芬的名字被人们广泛知晓。

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类似晓芬这样误入歧途的例子并不鲜见，然而晓芬却是相当难得的幸运者。她的幸运不仅在于上报出名，而且在于走出了险象环生的大森林。同晓芬相比，大多数迷途的羔羊终于没能迷途知返，他(她)们全都无声无息地消失在大海样无边无际的原始森林中，活泼泼的年轻生命最后变成年度统计报表上两个冷酷而僵硬的方形汉字——“失踪“。

第三师第十五团一营七连傅阳珍，女，成都知青，十七岁，来兵团仅三个月零五天。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二日请假去团部卫生队看病(发烧不止)，数日不归。连队一周后派人寻找，无结果，至今下落不明。

朱梅华，女，上海知青，一九七四年四月某雨夜上厕所时失踪，至今未找到尸骨。

刘礼京，男，北京知青，来兵团四年。一九七三年元月失踪，无下落。

据不完全统计，仅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下属各师团，每年因种种原因甚至没有原因无缘无故失踪的知青人数都高达十几乃至数十人以上。这些年轻的生命好像一阵被风刮散的轻烟，转眼间便消失在明净高远的蓝天之下或者沉入深不见底的亚热带雨林中。作为他们人生记录的档案材料可能仍保存在某个档案室的角落里，积满厚厚的灰尘。他们中的一些人因被怀疑“叛国投敌"，档案材料至今仍接受审查。

4

一九六九年，云南省革委会紧急下达文件，要求地方各级革委会和农村“贫协”(贫下中农协会)做好对知青的“再教育”工作，上好“再教育”第一课。

次年，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组建伊始，兵团党委亦下发过内容相同的文件。

所谓“第一课”，即专指当时极为盛行的阶级斗争和忆苦思甜教育，贫下中农往往以这样的方式迎接知青的到来和揭开上山下乡“再教育”的序幕。

我所在的第三师第十团有个岩国香，人称“糯米岩大妈”，意即脾气随和头脑不大清楚的意思。岩大妈原先是农场一名普通职工，据说早先给地主当过童养媳，日子一直过得很苦。“四清”时因为忆苦出了名，被选成劳动模范，还进北京见过毛主席。

一九六九年前后，随着各地知青大批来到边疆，岩国香大妈的忆苦专长就有了广泛的用武之地。不仅见天巡回到各营、连讲用，还应邀前往兵团系统各兄弟师、团作报告，一时名声大噪。上级领导为了贯彻党的阶级路线，遂任命岩大妈担任副营长，专司忆苦报告的重要职责。

在我所受过的众多忆苦教育中，岩大妈的报告果然与众不同。她忆苦的最大特点是以情动人，最大的语言优势是别人听不懂。

当这位感情朴素的农村妇女在热烈掌声中健步登台时，我们看到，岩大妈有—双浑浊善良的眼睛，眼睛里噙着闪亮的泪花。她那双爬满硬茧的骨节粗糙的大手，和长年累月风吹日晒如同风化石般布满裂纹的黝黑面孔无疑都是劳动人民的最本质特征，都是过去那个时代贫下中农被压迫被剥削和受苦受难的最有力见证。面对这样的劳动妇女，你能不相信她的控诉句句都是发自肺腑，都是“字字血，声声泪”么?你能不因她的哭诉而感动，而感染，而心情黯淡一洒同情之泪么?你能铁石心肠无动于衷么?你的阶级感情到哪里去了呢？……

岩大妈一登台就很有说服力，就引起一种很肃穆很悲壮的苦难气氛。往下不需要任何语言，就哭，不是那种知识分子式的羞羞答答很虚伪的抽泣，而是很豪放的哭，放声号啕，哭得天昏地暗，“泪飞顿作倾盆雨”。哭本身就是一种控诉，一种痛苦的最高表现形式，于是台上台下终于哭成一团，收到“此时无言胜有言”的艺术效果。

气氛融合了，感情统一了，接下来就呼口号，打倒地主黄世仁，人人都想象黄世仁逼死杨白劳，糟蹋喜儿的罪恶行径，阶级仇恨如同火山一样爆发出来。再往后岩大妈就操着滇西土话“吐苦水"，边吐边哭，虽然台下知青全都如坠五里雾中，但是听不听得懂已经无关紧要，要紧的是岩大妈本身就是苦难，就是忆苦思甜。

后来过了很久，别人才悄悄告诉我，说岩大妈的确吃过很多苦。四个兄弟，一九六0年都饿死了。

吐苦水”之后照例吃“忆苦饭”。

忆苦饭人人都要吃，不论你主观意愿如何，抑或阶级觉悟如何，那种被称做“食物”的东西自然是难以下咽的。我们连队的忆苦饭，配方来白猪圈里的饲料，我记得有芭蕉根、粗糠、红苕叶和野蕨草，煮得半生不熟。连长指导员亲自掌勺，不许端回宿舍，在晒坝上吃，互相监督。吃得快吃得多的受表扬，吃得慢或者偷偷倒掉的挨批评受罚。于是大家只好互相折磨，吃了吐，吐了又吃，唯恐给贫下中农留下“觉悟不高”的坏印象。

然而这天偏偏出了漏子：眼看一锅忆苦饭的任务就要胜利完成的时候，一位患近视眼的女同学相当可疑地从碗底挑出一只煮得不明不白的东西，经证实那是一只在劫难逃的死老鼠，肚子鼓鼓的，还龇牙咧嘴。于是所有人立刻都产生了本能的生理反应，吐得上气不接下气。

据说我们的遭遇并非个别。

“忆苦思甜”的重要意义不仅仅在于提高觉悟，还在于它初步挫败小知识分子的精神优越感，说明知识青年同贫下中农确实存在很大的差距，从而雄辩地证明“接受再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文章摘自《中国知青梦》 音频来源喜马拉雅FM欢迎知青朋友来稿，投稿邮箱[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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