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的毁灭
一. 性欲 你这害死人的恶魔啊
“哇……呀……”
1973年初，从水利兵团某连队的留守驻地里，常常会在半夜里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女声惨叫声。这样的惨叫声常常把知青们从梦乡里惊醒而不寒而栗！
已经是第五次了，每当凄惨的叫声刺人心肺地在夜空里激醒了睡梦中的知青时，全连的知青——不管是男是女，大家又都增添了一分不安：谁这么缺德，做出这样的兽行来？！
1995年元旦的第二天，我重返当年水利兵团（后改编为橡胶农场）这个连队驻地。面对着茫茫胶林，我的脑海中不由自主地出现一个知青的名字——陈某闻（化名）。他的一生是短暂的，他的一生是可悲的。可是在当年那特定的年代里，类似的悲剧在个别知青身上是不可避免的——虽然他的悲剧是极端的，是个别的。
不幸的事件接二连三地出现在这个连队里：女宿舍里发生了令人震惊的流氓事件。在凌晨时分，有人竟然冲进女宿舍，扑在不特定的某个女知青身上，用被子蒙住女知青的头，使其不能发出叫喊声，然后进行大胆的流氓活动——猥亵女性，在女知青身上乱摸乱逛！此类事件断断续续地持续了两个多月。这五起事件，只是五个能够叫出声的胆大女知青所揭露。有胆小且怕事的，不敢吭声而任其凌辱。
还得解释当年水利兵团当时比较普遍的住宿情况：那时的知青宿舍，是男女集体分开住宿，一排男宿舍，一排女宿舍，所谓泾渭分明。但是，管理者疏忽了一个关键步骤，男女宿舍没有象一般的房间那样配备应有的私密工具：锁。没有了锁，男女知青的宿舍可以长年累月不分昼夜地随便进出，即使是在极为严格的“三不准”年代。
能够作出这种流氓案件的无非是那些流氓成性的流氓知青了。团部的保卫科派出了精干的侦察队伍，专门围绕那些流氓分子搜集证据，可是劳而无功，没有确凿的证据能够证明那些重点怀疑对象作过案。
时间在侦查无用功的景况下流逝。转眼，大树脚引水工程进入了关键性的阶段：大坝的坝头需要突击施工。这个连队的大部队被拉到了坝头进行关键的大坝浇筑施工。为这项造福各族人民千秋万代的水利工程作最后的冲刺。这个连队的后方只留下了少部分的后勤人员：一部分主要是女知青留在连队的菜地里种菜，以保证前方“将士”的生活必需。另一部分进了一个深山沟，那里有这个连队的一个小小养猪场。这个小小养猪场里，只有3个男知青被发配在那里，其中本文的主人公陈某闻担任负责人。
1995年元旦的第二天，我站在这个连队的山峦间，眼前闪现出那尸骨粉碎的场景。陪同我的老领导告诉我，当年陈某闻的尸首被发现纯属偶然：一个农场老职工到山上劳动时，发现前方一个山坡上，有乌鸦在“呱、呱……”地叫，空气里传来阵阵臭味。他大着胆子往前走去，首先看到的是一片树林上挂着的缕缕布片，再发现的是乌鸦在忙碌地啄食着那些碎肉。眼光下移，他看到了地上的一具碎尸！他不由得大叫：“死人啦！”
我初次认识陈某闻，是在一个劳动的间隙。这是个给人敦实而老实印象的男子汉：粗壮的身坯，最惹人眼目的是他的手臂肌肉，如同栗子肉般结实，是个“吃得做得”的“学大寨”劳动能手；不善言辞的表达，一开口就脸红的羞答答表情；据说，他的文笔还是很优秀的，写出来的“大批判”文章相当地犀利。这样的一个老实人，想当然地被领导看中：忠心耿耿，不谋私利，能文能武，能够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查其祖宗三代，响当当的无产阶级。于是，陈被领导“内定”为红色接班人，担任了排长，还准备发展他为中共党员——这些在当时，是许多知青梦寐以求的好事啊。
时过数月，流氓案没法侦破。水利建设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案件再也没发生，一切回复到正常的轨道。不过，这个系列案件始终是营教导员的痛。毕竟是侦察员出身，他经常悄悄地提枪在夜深人静时分出来巡逻。因为营部正好是在这个连队的隔壁，走路也最多几分钟时间，巡查一遍也费不了多少时间，尤其是现在，后勤负责菜地种植的大多是女知青，教导员更加多了一分责任。
那天半夜过后的凌晨时分，同样的惨叫声又一次响彻在人员驻守不多的这个连队夜空里。恰巧，教导员准备出门巡查。听到叫声，教导员冲到连队里。只见被凌辱的女知青在其他闻声而来的知青劝慰之下抽泣着。他知道，现在不是安慰女知青的时候，现在首要任务是抓住时机擒获“犯罪分子”。进出这个连队的道路只有两条。教导员不动声色地赶到连队上山的路口：“犯罪分子”必定从这两条道路进出。另一条出路，自己赶来时，并没发现有可疑人员，唯一可能逃遁的道路就是这上山路了。
连队里的吵嚷声逐渐平息，知青们又进入梦乡。教导员象狩猎一样，耐心地守候在那条小径旁。不愧是老猎手了，其耐心足够让野兽都沉不住气。
大约过了两个多小时，天蒙蒙亮时分，从山上传来了轻微的脚步声——猎物果然出现！教导员憋住呼吸，隐身于草丛之中，一直等到嫌疑犯来到身边。教导员“腾”地跳出来，拔出手枪，窜到来者面前：“站住！不许动！”来者不由自主地举起了双手：“不要开枪！我是好人啊！”晨曦里，教导员看清了站在面前的嫌疑人——当时红得发紫的这个连队养猪场负责人、排长、内定党员发展对象：陈某闻！
教导员严厉地：“陈某闻，你这么早怎么在山上？”
陈慌慌张张地：“我们养猪场里一头猪不见了，我到山上找猪来着。”
教导员：“好，我和你一起去你们养猪场，检查一下猪去！”
结果，在其他两个梦中养猪知青以及清点猪数量的事实下，陈某闻毕竟做贼心虚，承认了屡次夜袭女知青的流氓行为。
“号外，号外，特大号外！某连系列流氓案终于告破，犯罪分子竟然是大红人陈某闻！”特大新闻不径而走。陈某闻从人生的巅峰瞬间跌到了谷底，其心理上的打击极其沉痛！
此事如果发生在其他知青身上，可能要经历无数次的批判、挨斗，但放在大红人陈身上，领导面子上也不光彩。还因为，当时的社会风气，谈性色变，对此类玩弄女性行径，不能大规模地召开批判会。于是，陈某闻被削官为民，被押解到团部“警卫班”监督劳动——当时也没个法律法规制约，通常犯了社会伦理所不容的“罪”或“错”，大多被押解到“警卫班”监督劳动完事。
那时，陈的风波已近尾声。劳动间隙，我凑近陈，问他：“你呀，怎么会做出这样龌龊事的啊？”
陈低头不语。
我问：“凭你这样的先进性，女知青追着求你，可你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去摧残她们呢？”
陈举起头来认真地说：“我是个排长，我要带头遵守‘三不准’（不准谈恋爱不准抽烟不准喝酒）的纪律，不能带头谈恋爱的。”
我问：“那你这样侮辱女性，比起公开谈女朋友，哪个更厉害啊？”
陈低头悔恨交加自言自语地说：“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象禽兽一样了。”
看着他痛苦不堪的样子，我无话可说，心里不由生发出对他的一丝怜悯来：“你啊，你哦！”
突然，他仰面向天，悲苍地喊道：“我也是个男人啊，也有性欲啊。这害死人的恶魔啊！”
时隔三十四年，每每想起这情节，我耳边好象还清晰地回响着陈某闻悲苍而绝望的呼喊：“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啊！！！”
二. 自 杀
往日人人尊敬的先进分子陈某闻，“一夜暴跌”成为人人不齿的下三赖流氓分子。不管是领导还是群众，都把他视作“狗屎堆”，鄙视、歧视，无数不用其极。他本人也“认”了。从此甘为“孺子牛”，任人宰割任人欺。那些本来就属于动乱分子的男知青更是把他当作随意使唤的下等人，甚至抽烟喝酒，也要陈某闻掏钱免费提供给他们。一向生活拮据的陈某闻，经济上常常捉襟见肘，加之出了这样的丑事，自己脸上无光，连难得两年一次的探亲假，他也放弃了，实在是没脸面回家见江东父老。
此事过去近四年，下一个探亲假又来临。经过这四年的磨练，陈某闻逐渐适应了生活于连队的最底层。全连知青也习惯了对他的不齿。但是人们的头脑里，陈某闻始终是个老实巴交的“戆大”。前几年夜袭女知青行为，可能是他一时兽性发作导致神经错乱造成的恶果。
1974年，这个西双版纳水利兵团转制改编为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下属的连队。连队的驻扎地，由原来的公路边搬迁到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深山里——为了便于垦荒种植橡胶。
一般的知青连队里，平时发生些小偷小摸事件，比如丢失一件衣服裤子，被偷掉一些从家乡带来的好吃食物等等，并不希奇。但是在闭塞的这个连队里，却发生了一件重大案件：一个男知青放在箱子里的一百几十块人民币被人偷掉了！这一百几十块钱，是知青在将近两年时间里，省吃俭用从每月扣掉伙食费以后、实际到手的十六块里积攒起来准备探亲用的！
这是件大案！从这个连队所处的地理环境和连队豢养的大狼狗未叫唤的迹象分析，这起案件是内贼作案毫无疑问的。这样的大案惊动公安局的侦查人员是肯定的。公安连续几天在连队里反复找有关人员调查笔录，并装摸作样地运用当时的“高级”技侦手段对盗窃现场进行了勘探，拍照。在没有作用的情况下，公安又对全连的知青采取了指纹，并声称将从中找出确凿无疑的作案人。可是还是没能破案。公安又运用心理战术，放出风去，将牵来警犬，嗅出作案者的气味，最终一定能抓获犯罪分子！一时间，知青们人人自危，都怕造成“冤案”被怀疑到自己，都希望早日抓出这个害群之马。
折腾来折腾去，案件一直处于胶着状态而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人们也从起先人人自危的紧张状态逐渐回复到平静的日子里。
那天早上，连队里的一个农场老职工到山上劳动，偶然发现了尸骨粉碎的死人现场，更为多灾多难的这个连队增添了一层神秘色彩。
根据死者头颅以及爆炸现场遗留物品的分析，死者马上被确定——陈某闻！再根据现场严格的勘察，公安人员对此死人事件的性质马上确定——自杀！
据当时参加现场处理的分场李副场长和连队知青领导叙述，这起自杀事件是用炸药自爆所致。当时现场的死人被炸成两截。看来炸药是绑在自杀者腰间，才能造成这样的结果。李副场长发动这个连队的先进分子，才将死者草草收殓，掩埋于爆炸现场附近的山坡上。
是什么原因导致陈某闻采取这种极端的方式结束自己年轻的生命？前几年从巅峰跌落谷底的大耻大辱，他都忍受过来了，如今人们对他的流氓行为已经逐渐淡忘了，而陈某闻却要用这种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到底是为的什么？
这“作案”动机究竟是什么？人们在整理他的遗物时，才发现了他自杀的原因：那个偷窃男知青一百几十元钱的作案分子竟然是老实巴交的“戆大”陈某闻！因为在他的箱子里，人们发现了那个被偷者用信封包裹得好好的“原装”一百几十元人民币！想必，陈某闻是忍受不了犯罪作案的心理煎熬，在外界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再也无法第二次面对世上人们对他的鄙视、侮辱，赖活不如好死，铤而走险，终结了自己的生命。
结束了，陈某闻！你的两次巨大的变动，改变了你的人生轨迹，震动了所有认识你、不认识你的周围知青朋友们，并最终早早地结束了你二十几岁年轻的生命。你巨大的人生道路的反差，引起了人们对你的人生道路的沉重反思。是历史造成了你如此的结局？抑或是你自己的主观世界促使你走上了“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自绝于知青”的道路？
1995年元旦的第二天，我站在这个连队的大门前，眺望着远山那层峦叠嶂的橡胶林，默默地为这位埋葬在那胶林深处的同龄人哀悼。
尽管他的人生肯定不值得赞颂，但陈某闻毕竟是当年上山下乡运动中产生的一个畸形儿。畸形的时代产生畸形的人生观，畸形的恋爱观，畸形的价值观。但愿我们正在重新崛起的中华民族不再出现如此愚昧的畸形社会现象！
(初稿于2009年9月)
施大光，1969年上山下乡到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水利二团，于1979年3月返城回上海。经自学取得大专文凭，经社会招聘进上海市税务系统工作。退休于浦东税务局稽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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