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知青与消费、知青与儿女、知青与中国离婚率
知青与消费
知青与儿女
知青与中国离婚率
知青与消费
整代而言，知青们属于当今城市里的低消费群体。
因为，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工人阶层。而工人阶层，无论“国有”的还是“集体”的，正承受着中国“改革”负面的巨大压力。不直接承受这压力，不能完全体会究竟什么叫时代“阵痛”。
世人看到知青中出了些名人，出了些干部，则就错误地认为，知青一代很“出息”。有不少人据此得出更错误的结论，仿佛知青整代地垄断着中国的优越行业了。
其实，所谓知青中的名人，无非指几个作家，“一小撮”文艺从业者，以及二三个新时代的较成功的商人，加上一切成了科长、处长乃至局长的人；加上一切受过高等教育，出国留学过，并学有所成归国谋求个人事业发展的人，总数肯定在百分之十五以内。这些人常常被社会赋予知青代表性或自言“我们知青一代”如何如何。比如我以前也爱自我标榜这一种可笑的不切实际的感觉。
而百分之十五比之于百分之八十五，就“代”的运况来说，是没有资格的。
百分之八十五的返城知青如今的运况，决定了他们只能是城市里的低消费群体。
目前的“下岗”失业者中，相当一部分是他们。即将“下岗”、失业的人中，注定了有更多的他们。所幸尚未“下岗”，尚未失业的他们中，十之七八是中国城市中最低的工资收入者。
比上一代，旧体制曾许诺的微小福利，正渐渐地从他们身上化为乌有，使他们瞻前顾后两茫茫。
比下一代，由于自身知识资本和技能资本的先天弱势，在“改革”带来的竞争机会中力不从心，往往迅遭淘汰。
由于已做了父母，钱对于他们比以往任何时期，甚至比是知青的时期更重要了。面对刺激消费的种种广告，他们不能不窘数钱钞。
即使他们目前的运况好上几倍，也不太会成为一味儿向高消费“看齐”的群体，而仍将是非常理性的消费群体。
这乃因为，他们中大多数是当年拉扯着父母的破衣襟长大的。后来自己又经历过几乎同样的艰苦生活。他们对于物质的要求太容易达到心理满足了。他们早已变成了从意识本能上拒绝高消费的人，变成了意识本能上的“朴素人”。
一个当代青年，如果中了一百万彩券，他会怎样呢？
想必，首先会买辆车。接着，对家宅进行豪华装修。然后，用几身名牌衣着彻底改观自己的社会形象。
而返城知青中的某人，则也许会低头瞧着百万彩券陷入寻思：
我有了一百万就真的应该买辆小汽车么？
我真的需要把家装修得像三星级宾馆客房么？
一身名牌的我一定就比现在衣着普通的我更让不认识我的人另眼相看更让熟悉我的人觉得亲近么？
这种消费意识的差别，是“代沟”之一种。知青一代与次一代之间的“代沟”，在许多方面，比他们与上一代人之间的“代沟”更显明。在消费意识方面，尤其显明地体现出上一代人陋物自珍、能将就、善凑合的“基因”特征。
无论广告怎样怂恿和诱惑，普遍的他们，都是不太敢超前消费赊贷消费的，仿佛视此等消费方式是诓人自杀的陷阱。他们是城市中令商家大摇其头无可奈何的消费群体。商家有千条妙计，他们自有一定之规。
当然，那百分之十五中，也不乏消费意识非常贵族的人。但我们循他们的消费意识觅他们从前的自我，定会顿悟原来他们小时候的生活水平就比较贵族，或接近准贵族。他们如今的贵族式的消费，其实也体现着另一种“基因”的特征。他们或她们当年的下乡，仅仅意味着是落难。与大多数知青之间过去的共性本就极少，今天的反差自然更大。
知青与儿女
整体而言，知青一代中，少有娇宠儿女的父母。因为自己是小儿女时，一般都不曾被娇宠过。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儿缺乏责任感和爱心。如果与父母辈当年对自己们的抚养之恩相比，他们对儿女们的抚养责任感和爱心也简直可以说无微不至。父母辈当年因儿女多而难以尽到之义务，他们今天因是独生子女的父母可以尽得格外周到。
却毕竟不同于娇宠。
区别是，当他们以爱心关怀儿女时，潜意识里总难免地涌动着这样一种愿望想使儿女明白，儿女多要求是不可取的，父母多给予则是正常的。
而儿女们又总是不太能明白要求给予和父母主动给予到底有什么两样。比照别家的父母与儿女的关系，或许得出相反的结论，认为自己实际感受到的一点儿也不多。于是，往往成为知青一代父母与儿女心理上两相讳言的隔膜。不厚，但是隐约存在着。
知青一代父母常企图这样教诲儿女：你们多么幸福！你们还可以更幸福一些！我们高兴使你们更幸福一些。但你们必须承认，你们幸福着。
而儿女们比照自己的同代们，也打算虚心体会一番幸福着的感觉，却总也不大能真切地体会到。因为幸福的感觉是越向优越比越少的东西，而他们正处在一个人人从小就被诱导着向优越比的时代。
这是知青父母心口的微疼。它每每转变为暗恼。
所以，知青一代的儿女们，普遍不会向父母们要求什么，渐渐养成了默默的被动接受的习惯。给予多时并不认为多，给予少时并不抱怨少。给予多少，颇为知足地接受多少，随着年龄的增长，终于体恤到父母的不容易。
知青父母对儿女的最大寄托是考上大学，成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这又不意味着便是望子成龙。
因为他们中大多数实际上并不幻想儿女将来出人头地，一辈子名利双收荣华富贵。
他们的寄托专执一念地强烈地体现为这么一种思想知识虽然不能使人富有，但足可使人不自卑。
这与自己们虽然具备许多长处甚至是宝贵的长处，却终因知识的缺憾常觉卑于人前有直接的心理关系。
知青父母们一般不鼓励儿女们的各类明星梦。在那些休息日带着儿女们上演艺班的父母中，一般见不着知青父母的身影。他们对由明星而名人而贵族的现象，颇能漠然视之。
他们的儿子如果英俊女儿如果漂亮，他们也还是要督促儿女发奋读书立志求学，往往会坚决反对儿女们靠了英俊和漂亮而产生的巧走人生捷径的念头。作为父母，自己头脑中更不会产生此念，甚至会认为此念鄙俗。
倘儿女们也对自己的知青经历冷嘲热讽，那么必是对知青父母的最严重的伤害。
昨天是“三八”妇女节，中央电视台的一台专题节目中，有位三十来岁的姑娘接受采访时说“我自己的事情是第一位的，是最重要的。永远是第一位是最重要的，这是我的人生观。”
之后还插播了一位女青年怀抱吉他自弹自唱的片断。
歌曰：
管他别人怎么样
只要自己很快乐
……
想来，她们成为母亲后，定会如此这般地教育儿女。
但知青父母中，肯定较少有人向儿女灌输类似的人生观。时代激变，形形色色的人有形形色色的活法。只要不恶，每一种活法都有正面的道理。或许，连知青父母们，也早就开始承认以上两种生活态度最合时代潮流。尽管如此，他们似乎还是不太会那么样教育自己的儿女。即使心里想要那么样教育，但往往话到唇边，难以启齿。总归觉得，似乎不该是父母教育儿女的话。如果自己那么样进行教育了，仿佛很可耻。
但此种教育，自己不进行，社会和时代也在以各种方式进行着。并且，轻而易举地，就将自己儿女们的思想认同争夺了过去。
知青父母们从前试图反争夺；但近年终于意识到了自己注定的失败，也就只有放弃争夺，由之任之。反正，能明白自己的事情是第一位的，是最重要的，而且永远，也不失为一种明智的活法。凡明智的，不是必有积极的一面么？
他们意识到，传统的人生观之教育内容，在今天已显得极不合时宜了。所以，想要对儿女进行教育前，每每三省再三省，为的是在自己头脑中首先判断出对错。而一遇反驳，则每每三缄其口，更加感到自己们思想的不合时宜，甚至悲哀地感到自己们思想的不可救药。
这一种现象，乃以往时代通过知青们的父母的教育思想折射在他们儿女身上的影子。此影子越来越被当代思想的耀眼光芒所逼淡。
知青父母们，瞧着在许多方面与自己差别越来越大的儿女们，有时简直不知究竟该高兴还是该忧虑。
而儿女们往往暗示当然该高兴！
将来，谁要发现五六十年代中国人的特征，那么只能从知青一代的儿女们的身上去发现了。据我想来，只有他们和她们身上，还有一两片鳞，模糊不清地具有着那一种特征。其余一概之中国人，除了性别姓名符号和外貌，头脑里和内心里的状况都会变得雷同化、类同化。就像某种基因的克隆人一样。
都将是同一时代的克隆的产物……
知青与中国离婚率
众所周知，中国离婚率逐年上升。离婚和结婚已变得同样寻常了。甚至，离婚比结婚还寻常。结婚总还需要房子，需要经济储备，需要一番热闹作为广告形式。而离婚则不需要这些。离婚只需要一方想离就实际上开始离了。若另一方并不情愿，无非是夫妻双方“冷战”一个时期。而最终获胜的必是想离的一方。因为最终的结果必是无难临头也各奔东西。或在“持久战”后离，或在“速决战”后离。
前二三年，有一种社会玩笑，两个中国男人见面，常半真半假地问：“离了没有？”
就像老辈人见面习惯于互问：“吃了没有？”
足见某些男人内心里是多么巴望离婚。欲念强烈的程度不亚于对性冒险的向往。
每有这种情况，两个男人久别偶见，一方问：“离了么？”
一方满面自喜地答曰：“离了。”
于是另一方目瞪口呆。他不过是开玩笑，没料到对方真的实践成功了。
这时若留心观察问的一方那表情，怔愣中说不定会有几分妒意，几分失落。
好比有心无肠地随口问别人：“中奖了么？”
而得到的回答不容置疑：“中了，头奖，一百万。”
但是返城知青中的男人们之间基本上不开这一类玩笑。离婚对于他们，仍是人生一件极其严肃的事。有时严肃得无比严峻。
大约从前年起，非是返城知青的男人们之间，也不怎么开那类玩笑了。因为有关方面的统计表明，在上升着的离婚率中，女性首先“发难”甚至“突然袭击”的现象显增。时代宣告离婚不再是男人的传统特权，它似乎更喜欢将这一特权交予女人们了。当然，那几乎皆是在社会地位、才貌或经济方面拥有优势的女人。有时代撑腰，她们能代表同性姐妹向男人们进行报复，何乐而不为？
所以，一个男人如果还没深没浅地对另一个男人开那一类玩笑，也许会惹恼对方。因为对方可能正是一名女性报复者的“牺牲者”。
总体而论，以目前流行的种种离婚理由作为理由的话，至少知青一代中的三分之一对夫妻的某一方不无离婚的理由。
因为知青一代的结婚，几乎都或多或少地带有“包办”的色彩。“包办”者当然非是父母，而是时代。当年的时代，像一只巨大的手，以不可抗力将许许多多男女青年的婚恋故事彻底改写了。好比一部旧戏的戏名“乔太守乱点鸳鸯谱”。有的虽遭“包办”，但幸而般配。有的极不般配，但也只得顺从时代之命。仅只出身一条，当年就曾使不少有情人难成眷属。
知青一代中大多数人的不赶离婚之时髦，使人联想到谌容的一篇小说《懒得离婚》。
“懒得”二字，于知青一代而言，不完全意味着无奈，似乎更意味着一种明白。
那么，对于离婚，知青一代究竟明白些什么呢？
其一，明白《真爱又如何》这也是一篇上海女小说家的小说。
在今天，真爱和假爱实难分得很清。假作真时真亦假。真爱转变为不爱，往往由真爱之开始就发生着了。离婚自然都是起于向往真爱的念头。眼见真爱并不可靠，自然“懒得”离婚。
其二，知青一代由于自身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每每处境艰难，收入低微，常倍觉委屈儿女。为儿女保全一个完整的家，差不多是重大责任，都不忍在这一点上再伤及儿女。
其三，离婚是家的分裂。但象征家之实体的房子却无法分裂。他们不像富起来了的人，一旦离婚反而图个独居宽敞。他们若离婚，一方便无处可居，必流落街头。这关乎基本人道，也关乎基本人权，他们和她们，都更不忍。
其四，小说家余华说过这么一句话“相依为命比海誓山盟还重要”。真爱不那么靠得住，海誓山盟才显得重要。连海誓山盟也靠不住了，相依为命的意义就突出了。既能相依为命，必有某种情愫为基础。于知青夫妇们而言，那情愫乃是在共同的命运共同的知青岁月中缔结的。它的成分其实比爱在当代的状态更单纯。当年它几乎完全以彼此的好感为前提，几乎不掺杂任何地位和经济因素的相互吸引。某些情况之下政治对某些相爱的知青男女起离间作用。但越到后来，政治的离间作用越被相爱的知青男女共同轻蔑。前边提到知青们的婚爱被时代那只无形的大手所扰乱，主要是指他们和她们的初恋而言。如果没有“上山下乡”运动，初恋也许比较顺理成章地发展为终成眷属的夫妻关系。但“上山下乡”运动使他们和她们像被大风吹散的蒲公英种子，天南地北各落一方，聚首之期渺不可求，缘分也就终于被时代硬性地钳断了。又，知青们到了渴望相爱的年龄以后，男女之间选择的范围是极有限的。普遍只能在各自所属的知青群体内进行。群体大些，范围则大些。群体极小，范围则小。跨群体相爱的可能性非常例外。选择的范围既极有限，爱的理想程度也就无法强求。所以相当一部分知青男女，结为夫妻乃是因为再也承受不了身心孤独的压迫。诚如俗话说的“有个伴儿总比没伴儿强”。不求琴瑟般配，但图彼此呵护。
正是这一点，决定了不少知青夫妻之间的关系先天不良。但也正是这一点，决定了那一种相依为命的情愫旷日持久，渐渐弥补了先天不良。它含爱的成分也许不那么浓，但它有些另外的成分，却是当今的爱中开始稀少的。又诚如自己们所说的“良心加感情，奉陪到白头”。
良心便是当今的爱中开始稀少的。
当今时代，流行着以金钱抵良心的方式。
普遍的知青除了工资，没多余的金钱，故恪守良心，如同保护唯一的财产。
而良心是这样一种事物，恪守也升值。以升值的良心为粘合剂，当今大多数知青夫妻之间的关系，虽然旧陋但却很耐磨损。好比“解放牌”胶鞋，即使不时兴了，毕竟曾是名牌。
知青一代如果不是这样，中国城市离婚率，定会再翻几倍……
最后要说明的是我在此文中，频用“他们”和“她们”，仿佛我自己非是返城知青似的。不用“他们”和“她们”，那么便得写成“我们”了。而我又明摆着比大多数活得顺遂，并不面对“下岗”和失业的烦愁，起码，目前还未面对，故我是特例。在许多方面，不能代表普遍。自谓“我们”，虽显着亲，却有冒认之嫌。
故用“他们”和“她们”，近距离内作扫描状，带着感情作客观状，以局外人似的口吻说道同类之事这总比明明不能代表普遍而又偏要自作多情地强调共同的“血缘”背景好。
我这么认为……
本文摘自《似梦人生》作者：梁晓声 图片来源网络
推荐阅读
| 长按左边二维码关注 老知青家园 点击下面阅读原文访问荒友家园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