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知青：北大荒让我多活了这20年
北大荒让我多活了这20年
——李乃利作者：朱晓军
人物简介：
李乃利、鹤岗知青，1949年3月31日生于山东日照。1960年随父母迁至黑龙江鹤岗市。1968年11月21日下乡到黑龙江建设兵团二师辖八团。1974年10月1日娶当地姑娘为妻，生有二子。在二九0农场先后当过农工、班长、排长、连长、分场场长、副场长、常务副场长。2000年因病退休，至今生活在农场。长子在北京，次子在佳木斯。
采访手记：
黑龙江与松花江沿三角边流过去，不可避免地相汇，冲出一块三角洲。
二九0农场就在那片三角洲，场域面积800多平方公里。1955年前，这是一片亘古荒原，农建二师五团(原部队番号二九○团)的官兵来到这里，开荒建点，创建了军垦农场。在上山下乡运动中，8176名北京、上海等城市的知青像十几条小溪相汇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二师辖八团。知青大返城时，知青流回城市，所剩无几。
我去二九0有四五次，采访过十几位留守知青，不知为什么留下印象最深刻的却是李乃利。有段时间只要提起二九0，我就会油然想起乃利，说起乃利也会想起二九0，似乎乃利就像靖宇县、尚志县、一曼街、兆麟街，人与地融为一体。
我采访过乃利两次，一次大约是1995年开春，普阳农场派车把我送到二九0。
这两个农场隶属于同一管局——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宝泉岭管理局，相距不足100公里，由于交通不便，我到了普阳也就折回去，不再往前走了。那次为什么去二九0，已记不清，似乎计划顺着那条道一路采访下去，还打算去名山等农场。
那时，乃利任二九0农场的常务副场长，又值插秧季节，十分繁忙。当时垦区流行有一句顺口溜——“上到白发苍苍，下到开裤裆，都得去插秧。”作为常务副场长的乃利忙得饭都顾不上吃。他的办公室挂着好几幅像作战图似的图表，上边标着各分场和连队的生产指标和进度，充满着火药味儿，图表下边有一钢筋焊的脸盆架，放着一个伤痕累累的白盆，似乎只有旁边的几盆花在悠闲自在、无拘无束地生长着。
1996年，朱晓军到二九0农场采访时，时任常务副场长的李乃利介绍农场的生产情况。
乃利穿雪白衬衫，外罩蓝夹克，干净、利整、精神，站在图表前介绍农场当下的生产状况。他挥臂指给我看图表顶端一组数字时，衣角拉上去露出军绿色绳编的钥匙链。北大荒人有部队情结，像二九0、八五三、八五九、八五一一等都是部队番号，军装是经久不衰的流行服饰。
我想看一下当年遇难的女知青墓，乃利用奥迪把我拉到黑龙江边。他在荒草丛中东拨拉西拨拉地找一番，最后指着几个土包不大自信地说：“这儿就是。"20世纪70年代末，一个班的女知青到高力河对岸的山上采榛子。傍晚回来时船超载，风浪又大，翻了。3名女知青落水遇难。
20年过去了，我没再跟乃利联系，期间去过两次二九0，也没打扰他。我知道他太忙了，忙得让人看着心疼。另外，下农场采访最大的难题就是交通工具，北大荒太大了，农场太大了，从这个连队到那个连队没有车不行。下去采访有时找不到车，有时车找到了又赶上下雨，道路泥泞车进不去，只得“望泥兴叹”。采访结束如释重负，赶紧打道回府，多一天也不想待。
2015年暑假，周军岳夫妇陪我去普阳、共青和二九0等农场采访。周军岳已从宝泉岭垦区工会主席的位置退下来，被一家农业公司聘为顾问，还给配了车和司机。我白天采访了两位知青，晚上跟二九0的几位朋友喝酒时问起乃利的近况。朋友说，乃利得了尿毒症，做了肾移植手术。我大为震惊，想马上见他。
“我打个电话，看看他能不能过来。”朋友不大确定地说。
我看一下表，已晚上7点多钟，在北京、上海、杭州等城市夜生活还没开始，酒吧还有几分冷清，在北大荒入阑珊，没有饭局的人看完《新闻联播》，洗一洗也就上床睡觉了。
乃利来了，若久别亲人，紧紧拉住我的手，也许从死亡线突围后更重情义。乃利老了，也胖了，气色还好。饭后，我跟乃利去了他家。他住在一幢住宅楼里，楼道黑洞洞的没灯，乃利在前拉着我的手上楼。他的夫人一袭黑裙，身高不逊乃利，有着模特般身材，端庄而优雅。他家客厅挺大，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装修风格。光线较暗，乃利把所有灯都打开，我翻拍图片效果仍然不很理想。我们聊了一会儿，乃利把我送回宾馆。
2015年秋，李乃利夫妇在家中
次日清早，乃利戴着白色棒球帽，斜背黑色小包，精神抖擞地来到宾馆，陪我去看吴保家和韩振民的墓。吴保家是上海知青，韩振民是北京知青，1970年在试制炸药包时发生意外，牺牲时年仅22岁。
树荫下，低矮围墙，方形红砖底座，馒头状的水泥坟墓，两墓挨着，上面分别覆盖着花圈。黑色大理石墓碑前有一束束枯干的花，看来前不久有人来过。1996年墓还没修葺，墓碑很小，被蒿草遮蔽，四周没有树木，光秃秃的，可望见不远处一趟趟红砖房。
乃利跟韩振民是一个连的，关系不错。乃利说，怕他们太寂寞，他退休后隔三差五就过来看看。说罢，他转过脸对着坟墓说：“振民、保家，我又来看你们了。我住进楼房了，你的墓也重修了，二九0多好啊。你们这儿安安静静的，没人打扰，旁边种的茄子、辣椒、西红柿，多新鲜哪，摘下来就可以吃，那边还有大葱，还有水，洗吧洗吧就可以吃。你要吃大葱蘸酱就告诉我，下次来给你带点儿大酱……”
从墓地回来，吃完早点，我要离开了，从来到走不足24小时。乃利真诚挽留，说再住一天。假期有限，我还要去勤得利、五九七、八五九等农场。知青大都年近古稀，每年都要走几个，随着他们的离去，故事也就带入坟墓，必须抓紧采访。
乃利执意要把我送到黑龙江边。船来了，我要过江了，突然想到此别不知何时再见，掏出相机，请开车送我到江边的朋友给我和乃利留个影。
2015年，作者朱晓军(右)与李乃利(左)在黑龙江江边
我们拥抱而别，感到乃利很温暖，也许江边的风太凉。船开出很远，乃利还站在江边挥手。
2018年3月，在整理采访素材时，杨丽萍致电乃利，乃利热情得像盆火炭。临挂断电话时，乃利迫切地说：“晓军什么时候来?告诉他，我想他了，我听罢，两眼湿润。是得再找时间去一趟北大荒，看看乃利，看看刘艳杰、陈桂花、汪旺有他们，把采访过的农场和生产队都看一遍。留下来的知青已经不多了。弹指一挥间二三十年就过去了，在我心里这些老知青已不是什么采访对象，而是朋友和亲人了，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1
哪年换的肾?1998年，克林顿访华那年。9月27号，北京一个23岁小伙子的肾给我装上了。装上以后，这个肾故障不断，三天两头输尿管梗堵，那一年动了8次手术，花了80多万。我得感谢北大荒，让我活下来，多活了这20年。
症状是1996年出现的，走路乏力，嘴唇煞白，尿尿就像自来水似的，没色没味。我上佳木斯医院检查，那边说我有糖尿病，回来就按糖尿病治，其实是肾出了问题，体内的毒排不出来，当时哪知道啊。
我那时在农场当常务副场长，农业、林业全归我管，整天忙得焦头烂额。当时老百姓都种旱田，旱田省事儿啊，春天播完了，秋天收就行了。我在任的时候，开始大力推广水田，老百姓不愿意干，种旱种顺手了，都不愿意干，种水田得打井、买柴油机、整地机什么的，阻力挺大。班子开会研究大力发展水田。班子好研究，落实就落实到我个人头上了，二九0农场在管局是排兵头，面积大，经营状况好，我们得带这个头。我就做工作，二九0一共4万多公顷旱田，我们开发了50%。这时老百姓宁可种水田，也不种旱田了，水田效益好，产量大，一公顷打个七八吨、八九吨，比种旱田强。过去好田让他开发他都不干，现在有坑啊，包啊，他填平了也要改水田。
赶上场长去北京给他媳妇看病。他媳妇有心脏病，二间瓣三间瓣该合合不上，该张张不开，晚上心脏跳得睡不着觉。这下子我更忙了，累得在家往那儿一坐就睡着了。困，困得走道上楼迈不动步。
以前挨的累比这狠，也没这么困，这么乏。我的身体多壮?刚下乡那会儿全连割大豆，连长在地头喊：“预备一开始!”像竞赛似的，我一气儿干到2000米的地那头，一个半小时后第二名才到，连队管我叫“飞刀手”。
割谷子，一人割四垅，连割带捆，我都在那边睡了一小觉，第二名才露头。
挑砖坯子，没烧出来的一块7斤，烧出来的一块5斤，我一次挑64块。
打铁，我使18磅的锤，一天下来饿得不行，也没觉得像现在这么累。
可见这身体不对头了。1996年4月8日，开完了麦播动员会后，干脆叫下面的人管着，我就上北京了。到了北京确诊是尿毒症初期，说可以保守治疗。我在那儿住了两个月的院，每天吃中药、灌肠，早上一遍，晚上一遍。回来后，仍然是吃药、灌肠。
知青们一听我得了这个病就说：“哎呀妈呀，乃利，你在北大荒纯累的!”
1968年，我初一还没毕业，毛主席就发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有一个人上我们学校讲演，说农场生活条件比鹤岗好。我家生活挺困难，我父母6个孩子，我是老大，兄弟3个，姐妹3个，一听这个地方生活好，就过来了。当时一共来了250个知青，场直留了50人，4个分场各留50人。我分到四分场五队。
第二天放一天假，第三天就开始脱谷，我那咱体重才九十七八斤，扛袋子顺着跳板往脱谷机顶上上。第一次脱谷咱不懂，麻袋没攥住，连麻袋一起投进去了。脱谷机一下子就别住了，这帮人用铁锹往外别，把麻袋别了出来，十来分钟故障就排除了。危险倒没危险，一麻袋玉米棒子，带着叶子，没多沉儿。
这个地方没有电，生活我还挺满意，最起码能吃上白面。城市供应的是粗粮，这个地方没有粗粮。冬天虽然只有萝卜、白菜、土豆，但比我自己家的生活条件好点儿。每月挣32块钱，好赖不济自己够用了，伙食费9块，买点牙膏、肥皂乱七八糟的，剩不了多少钱。
1969年6月16日，我调到三分场二十四连，武装连队，直接让我当了副班长。武装连队的滋味不好受，白天生产，该锄地锄地，该割麦子割麦子，该播种播种，一点不耽误，晚上还得巡逻，2小时一班，一个班2个人，上大北门转一圈，夏天紧走2小时，冬天2小时都转不回来，冰天雪地的。这还不算，半夜一整还紧急集合，说苏联人来了，比野战部队还恐怖，野战部队除了训练，很少搞生产。
虽然生活比较苦，但是有意思，晚上这个屋睡2个班，那个屋睡2个班，一个排正好4个班，都是20岁左右的小青年，年轻啊，早上5点起来跑步。训练的时候，早晨起来自己扛一箱子弹，上宝泉岭东边的山上打，夏天打曳光弹，把草裸子打着了。我这辈子打的子弹，比那些当兵的打的都多。白天劳动一天不觉得累，晚上有看书的，有玩哑铃的，天天找节目，赶上休息就跑出去追野鸡。
什么活都干过，打铁，放羊，喂猪，抬木头，打鱼，当瓦工垒院墙，上窑地烧砖，割谷子，割豆子，割玉米，玉米趣青，豆叶子70%还在顶上。上面说，60公顷的玉米，一个连队必须一天收完，一到关键时刻，喊着口号上。
上江边人工卸煤，我们年轻力壮，人家扛半袋，我们扛整袋，人家4个小时卸完，我们2个多小时卸完，值班连队都是年轻小伙子。哎呀，那时候确实是苦，虽然苦还留恋那段生活。
最累的是“农业学大寨”。天还没有亮，男的女的去抢马车抢牛车。为什么抢?刨厕所里的粪。男的女的往粪坑里跳，刨好用手抱着装进筐里，上面有个人拉上来。去晚了得搁麻袋往地里背，那多累，抢到车用车拉，到了地里，前面一个人刨坑，后面这个背个筐，里面是厕所里弄出的粪，用土搅和搅和，一个坑抓一把，再放进种子埋上。
吃饭的时候，用小刀将指甲里面的粪弄干净。有的女孩干净，恶心得饭都吃不下。捂得再严，那粪也往脖子里蹦，冬天刨粪臭味轻一点，但是也不好受，冻着的大粪往上一运就化了。刨完大粪怎么洗澡?没有澡洗，拿个脸盆弄点水，用毛巾擦，擦都排不上号，一个屋两边一溜儿上下铺，中间一个小狭道，得分拨洗，你洗完他洗，一个小炉子烧着热水，供不上溜儿。
吃饭的时候最壮观，200多人吃食堂，咱们食堂多少个桌?得十五六张桌，配备了9个炊事员，一个炊事员管十几个人。武装连队人多，伙食不好，过去那个连队条件好点儿，伙食好点儿。一天三顿汤，晚上睡不着觉，就怀念过去的连队，在被窝里敲着肚皮，你唱我想回四分场五队，他唱想回四场三十二队，这么敲着唱着，外面查岗的听到了，进屋吼：紧急集合!背着枪、子弹、手榴弹跑五里地!外边下着雨，下雨也得跑，有些人穿懒汉鞋，鞋子跑丢到泥里，找不回来，就光脚跑回来。
回想起那时候，我到现在也不后悔。为什么不后悔?那时候生活虽然艰苦，感觉有劲。
2
1996年得了尿毒症，一直到1998年，维持得不错。
1998年4月底，水利施工队在下边施工，我寻思快过节了，过去看看他们。中午饭都做好了，没等吃呢，家里来人说，黑龙江边失火了，开江打鱼的人不知怎么把江边的矮树林子、灌木丛、野草垫子燎着了，让组织人过去救火。我们扑过去，一直救到半夜1点左右吧，回来刚想吃口饭，北边又失火了，接着又去救，救到天亮才回来。
第二天还得上县里，跟政府把这事汇报汇报。紧接着“五一”了，再看这身体，就不行了。
长这么大，感冒打喷嚏什么的，我从来不淌鼻涕，那天夜里老觉着有鼻涕，而且还比较黏稠，我睡得迷迷糊糊，也累，不想起来，就律枕巾上抹。半夜2点多钟，我开灯起夜，一看不好，枕巾上全是血。
后来打电话给医院，要了个车，医院院长陪我到管局医院，主管医疗的副院长一看化验单说，打从建院到现在，肌甘尿素氮(衡量尿毒症的指标)指标900左右就死人，你这家伙1900多!难怪上楼这么困难，一步一步往上蹭，太吓人了，赶紧透析吧。所谓透析就是通过机器把人身体里的血抽出去，把毒过滤完了之后再送回身体。透了两天，身体轻松多了，走路也自如了，也有精神了，也不困了。可老那么透，血管也受不了。
管局局长去看我，恰好有个女医生在给我透析，她的丈夫在北京朝阳医院实习过，说北京朝阳医院能做肾移植，移植手术做好了，就不用做透析遭罪了。管局局长说肾也能移植，移了还不遭罪?那就去北京!咱们二九0别说一个肾，两个肾都移植得起。就这么去了，要不说感谢北大荒呢，组织上对你的病的确上心。
到了那里一看，走廊上都是床位，住满了病人，等着住院的多得排不上号。临来时那个女医生的丈夫给院里的大夫写了封信，就给我办了住院，边透析边等肾源。那一年也不赶点儿，防汛来了，从长江一直到黑龙江发大水，黑龙江决了口，没办法，又等了2个月。我当时虚胖，浑身浮肿，血管不好找，只得在胳膊上动手术，将动脉血管和静脉血管接在一起，血管就蹦出来，蹦到皮肤表面，扎针就比较好扎，接上没多久又报废了，只得再动手术，光胳膊上就动了两次手术，手术一次得两三个小时。
人在病床上，想着这么多年的知青生活，虽然艰苦点，累点，但活得有气氛，活得有意思。
那时候集合，我们1分钟就能全部穿好衣服，5分钟全连集合完毕，包括妇女儿童都能大包小包背着上汽车，当时练的，简直不得了。千里野营走1个月，背着行李、枪、4颗手榴弹，炒的干粮装在白布包里，饿了，用水泡泡就吃。中间还来节目：“敌人要占领山头，共产党、共青团员，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赶紧冲!”把行李一卸，就往山上爬。
最后，走路走得脚上的泡大的套小的，小的又套小的，到哪个老百姓家里一住，先管人要头发，头发串进泡里头，不拿出来，第二天再走又起泡，那个水顺着头发就流出来了。累到什么程度?坐下来时腿儿一蜷都不愿意站起来。
过去，老转业兵说困的时候行军能睡着，我不相信。我后来体会到了，走着走着真能睡着，而且步伐挺好，前后距离一点不差，只是道儿不好走的时候前面那个人一停，你咕嚓撞上去。天亮了，大伙儿都瞅着你笑，敢情鼻子尖上都是黑灰，睡着时撞到前面人背的军用盆儿了，做饭用的军用盆底是黑的。
一天一宿走90公里，师部下了命令，必须今晚宿营到二九0。90公里的路程，你想想能不睡觉吗?一天一宿90公里，一点没错。那时候的人真有凝聚力。
我们坐马车打江里砍条子回来，一看老百姓忘了关门，进去抓只鸡，夜深人静时，把门一插，把鸡杀了，毛一薅，摘几个老职工家冬天屋檐下挂着的辣椒，在食堂偷点盐，往打水的桶里一放，煮了就吃了。年轻人幼稚，就那样。
有天我们在后边刨猪肥，听见前面猪圈响了一下，下午3点多钟吧。冬天3点多钟就基本快黑了，我看见一个红东西，在我前面粪堆旁边落下了，咕咚一声，是只大野鸡。冬天不冷吗，猪圈转圈儿用苞米秸子挡起来，野鸡就钻到苞米秸子底下。这家伙，男的女的就顺着两边抓，我没动，站在中间看得清楚，野鸡两头跑不通了，顺着苞米秸子往上钻，有一个绳结系在上面，越钻越紧，我上去整个拿起来，把野鸡抓住。晚上煮了，吃完了肉，我们排的人拿饭盒开始喝汤，喝得剩了个锅底儿，三排来了一个哈尔滨青年，说给我倒点，一倒，倒进饭盒里一个大毡垫儿，毡垫都煮白了，那个毡垫够脏的，喝得挺美，没喝出来有什么不对。
那时候经常紧急集合，挨家查户口。小桥那边有3公顷的地，5头牛，有个老头天天晚上在那边看牛，他姓顾。电影《看不见的战线》里面有一个老特务叫顾教头，我们就叫他“顾教头”。年轻人淘气，一到那儿就砸门，老顾头说，我就一个孤寡老头，天天晚上查户口，查一次行了呗，一晚上查好几次。老顾头说，你们就别折腾我了，我那菜窖还有个狍子腿，有一点鱼鱼，你们拿走，再也别来折腾我。我们说行，拿走了以后再不折腾老头了。就是那么个年代，有时知青就这么捣蛋。
知青返城的时候有没有想走?倒是有机会走。1973年，鹤岗矿务局来招工，我没去。下乡前我下矿劳动锻炼一个月，学校组织的。我一看像老鼠似的，戴个头灯，一个人一天发一袋面包，那也不好干啥啊。那时候为了多产煤，三天两头井下出故障。在鹤岗一个月15斤细粮，剩下的全是粗粮，这还是职工，学生一个月才8斤细粮。我这胃吃粗粮不好受，闹心。我不想回去，要想回去，弄一弄也能回去。
有些知青削着脑袋往回返，有的干得挺好，也有干得不如意的，有的还后悔，觉得不如在农场。比如夫妻两人当老师的，回去以后当工人，他们就觉得不如在这。干医务工作的，回去以后没有好工作，也觉得不如在这。十三连有个北京知青，返城后兄弟和兄弟媳妇都往外撵，把媳妇办了回北京，媳妇带着女儿跑了。农场对留下来的知青还是可以的，二十连有一个北京知青，娶个媳妇是上海知青，他精神有点不好，我当分场场长时没少照顾他，知青没有说对农场有这个那个意见的。
3
1998年9月27日，等到了肾源，手术一个月后，医生将插到膀胱里头的输尿管拔了。没多久输尿管堵了，排不了尿，只得手术把肾割开，把输尿管重新插进去。没一个礼拜输尿管又梗堵了，排不出尿来，发烧10来天啊，40度居高不下，打最好的药也不退烧。专家会诊说这个肾够呛了，要报废了。主任请了6个专家一起会诊，他认为这个肾还行，完了又割开，割开一看输尿管烂了。
这一年，我一共挨了8刀，胳膊做血管连接挨了2刀，肾移植1刀，反复地插输尿管5刀，一共8刀，花了80多万。要是没有共产党，没有我今天。咱那时工资700多元，哪有奖金?有两年我抓农业，还真有奖金，一年五六万，场长说工作大伙儿干的，咱不能要这钱，跟各科室分了，我最多一次拿了1万块的奖金。没攒下什么钱，两个儿子上大学，上完大学安家。没有组织，我哪能活下来?组织上为我这个病，投入了不少心力。
我有这条命，第一靠组织，第二靠我媳妇照顾。
我们是1973年经人介绍的，在一个连队，比较熟悉。那时候要求挺严，自己不好谈，这层窗户纸总得有人捅破，别人一介绍就谈开了。她是山东青岛人，她姐夫转业到这里。1960年，山东老家生活紧张，她父母带着孩子奔她姐夫来了。她有一个大哥当时在青岛当兵，转业奔家人过来，一看蚊子小咬那么多，吓得跑回了青岛。他们家现在在青岛的就她大哥一个人了。
1975年春节，李乃利夫妇合影
我们1974年11月结婚，那天是农历八月十五。结婚时挺有意思，前半个月下雨，后半个月下雨，头天在还下雨，结婚那天天放晴了，晚上嘛，因为是八月十五嘛，月亮可圆了，就那天是好天气。连队新盖了房子，那一年有7对青年'结婚，隔那么一个月两个月就有人结婚，我们7户第二年都有了收获，同一年生了7个孩子。
婚后生了两个儿子，从我当副连长开始，到我退休之前，我始终没管过家，儿子上学，洗衣做饭，乱七八糟的事，全是我媳妇。我媳妇还爱干净，都累到她身上。
1998年我在北京住院，她护理，累得晕倒在电梯里。护士长发现了：这不是老李的媳妇吗?送进妇产科一查，严重的妇科病，身体里血色素只有4.5。
我们这代人好身体不多，我媳妇也是，年轻时出力过多。她跟我都在武装连队，白天干活背着枪，背着手榴弹，全副武装去干，晚上还得巡逻。男的在黑龙江边巡逻，女的在营区站固定岗。白天干什么活?挖地道，像看抗战片里演的那样挖地道，挖完了还得往外运沙子。她在食堂做饭，两三百人吃饭，蒸馒头那个笼屉木头做的，男的往上挪都挺费劲，她天天搬。抬麻袋上秤，我媳妇个儿高，抬麻袋上秤得个儿高的，矮的悠不上去，就把腰伤着了，伤了三节，到医院拍片，腰椎三节都是黑的。专家说这靠养，治不了。
我住院把她折腾得够呛，家里有孩子，她在北京吃不好睡不好，最后也得病了。弄到我的病区北边那个妇产科，她在那边住院，我在这边住院。我这有病吧，弄得她也没了半条命。
1996年我在北京中日友好医院看中医专家，她一号脉，说你这个病根二十二三年了，你回忆回忆什么原因?我一回忆，1973年，我们排一个许姓的，在黑龙江边教孩子们游泳，被水流冲到江里。连队组织救人，5米多深的黑龙江，一般人不敢下啊，派我下去，把尸体捞上来了。7月份的黑龙江，就上面一层水是温和的，下面的水凉得刺骨，出来以后我就拉痢疾，光输液输了半个多月，可能就那时，落下了肾病的病根。那老太太真厉害，一号脉就号出来了。
上面讲到姓许的，教小孩子游泳死了，除了他，连队还死了两个。这说着说着，快50年了，我们排的那些老排长，现在就剩我一个，一个回四川了，死活不知道，还有几个排长全死了。
知青下乡以后，将农场文化向前推进了好大一块。这地方过去很落后，过去写字台、五斗橱都没有，知青来了以后，大衣柜才兴起的。
4
从北京回来，就吃抗排斥药，定期复查，在当地医院抽血，送到哈尔滨化验。
2002年以后，这个账就不好弄了，有些费用不好入账，报不了。当时没有大病统筹啊，都是企业自己筹，或者自己拿钱，头两年自己得掏3万块钱。我工资一分钱不剩，吃我媳妇儿的那点工资。她那时候一个月才九百多，一千出头，一千二三百，吃她的。
我大儿子一年得供我2万块的药钱，光降压药就几千，一盒7粒，68块钱，一个月吃4盒，得多少钱?还有补药，都是大儿子供的。自从有了大病统筹，我吃的药85%报销，一年工资去了15000块的药，剩15000块，够伙食费了，比原先轻松多了。再说吃好了还“三高”。虽然紧巴点，吃点孬的也行，挺好，我挺知足，我这人心态好。
出院以后，我还抓了几年工作，协助管农业的副场长跑跑面，提提意见。后来，管局书记后悔了，他说乃利，我寻思肾移植不能劳动，让你退了，我看美国那个篮球运动员，人家也换了肾，还打篮球呢，早知道不让你退那么早。
我要是不住院，就赶上最后那次考高级政工师了。我在北京住院，不能去考，找了人替考，被人发现了，都认识我，一看你哪是乃利，就给轰出去了。所以工资没上去，退了休拿3300元，我媳妇2400元。没上去我也满意，最起码又活了22年。
你说人不就是这样吗?当时计划经济，可以联产承包，利用我的权力也能搂点儿，但是你再搂，那个时候也就捞个100多万。别说捞钱，那时候到了年底分奖金，按照管局的标准，完成了任务副职应该拿四五万、五六万，我们没拿，跟科室平分了。咱没搂，可共产党给你花了100多万，咱还赚个好人当当。我挺满意，付出这些，组织也对得起咱们。
我俩儿子都是大学毕业，大儿子大连轻工，小儿子哈尔滨电工学院。小儿子属于佳木斯组织部代培，出来分配工作就是干部，现在在水务局，今年上半年提了个副科。我说，咱们家能组织一套班子了，你哥是正处，我是副处，你是副科。
大儿子在北京，全家都落户了。小儿子在这里，虽然工资挣得少，但够吃够喝，不用我们老人再给他种地去了。现在好些老头老太太不还帮着儿女种地嘛，我们俩不用帮儿女管这管那。两个儿子都挺孝顺，2013年，我得了疱疹，吃了这么多年的抗排斥药，可能体内的毒素太高了，身上起的水泡像蛤蟆似的。就起那个水泡可把我疼坏了，住院2个多月，我媳妇伺候我。
我们俩回到家，我媳妇去接小孙子放学，一个农村妇女骑自行车把她撞倒了。真是越渴越吃咸盐，我这儿疱疹没好利索，她的腰又坏了。宝泉岭医院说韧带拉伤没事，出院吧。回来越整越厉害，站都站不住，刷个碗要找东西靠着。我大儿子着急了，买了飞机票俺俩就去了北京。拿着这个片子到中日友好医院，那个主任助手一看：“这不断了吗?怎么还韧带拉伤?赶紧住院吧。”主任说我儿子，你回家跟你媳妇商量商量，这笔钱恐怕少不了。我儿子说，给老人看病商量什么，这天经地义的事，赶紧住院。花了四万六，做了微创手术，啥事儿没有了。四万六，最起码人没有残，要是腰断了，得瘫在床上。可遭了些罪。
李乃利夫妇与儿子、儿媳、孙子合影
我们家庭还算和和美美，比较幸福。在农场生活也行，我一天忙忙碌碌，哪儿有热闹上哪儿去，掌鞋的也去，修自行车的也去，夏天起早骑摩托车去捡个蘑菇啦，去北边大坝河边钓钓鱼，有时候上江边打鱼点儿住两天，挺自由的。
凡是我待过的单位，都没有把我当外人，机关科室的人对领导有意见，发牢骚，我进去都不背着我。我管了两年常务，我和下属科室的人不分你我，分不出我是领导，他们是下属。
我这人比较抗上，跟老百姓处得比较好。过去老百姓找咱办事，咱不推不拖，能解决尽量解决。以前种旱田，大面积种植靠机械，有的农机工人人为把机械弄坏了，该种的地种不上，该收的粮收不来，人为造成欠收的风险，种植户白忙活一年，人家挣钱，他挣不上，咱知道了得想法儿解决。
我在二十四连待20多年，老百姓的玉米出现病害了，别人他们不找，上我家来找我。二十一队有个老太太，上我家来，给我带来了四穗黏苞米，我家四口人，这感情够融洽的了。老韩，每年开江打了鱼，总得给我送条鱼吃，多少年了。
国营农场这个地方到现在我也没待够，这个地方人好，有感情，不像城市。刚来那时，老职工对咱像自己儿女一样，有个病灾的，问寒问暖，很有人情味。刨厕所捂得再严，那粪也往脖子里蹦，贫下中农不让知青下，我们就拉住那些年岁大的老职工，自己往下跳，很快就和当地人打成了一片。知青有了恋爱的想法，抹不开说，有的是贫下中农给牵线的。这个地方到现在风气都好，谁家有难了，领导一号召，大家就能慷慨解囊。比如我们修这条公路，场党委一动员，普通百姓都捐1000多元钱，一个六七岁的小孩将过年得的500多元压岁钱全捐了。
返城知青一回来就到我家里。值班连队造就人才，正科的提老了，副处也提不少，返城的不少也提了。有时我和媳妇两人上北京、上上海、上温州，这帮人见了，抱着脑袋痛哭，那感情没得说，都六七十了，还抱着脑袋痛哭。
一谈过去的事儿滔滔不绝。他们讲话了，这一段知青岁月，青春无悔，终生无悔。
我现在身体还行，一天走一万多步，在家我也不会干什么，尽我能干的干点，擦擦地。媳妇说我糊弄，我擦完了她再仔细弄一遍，哈哈哈。
文章选自《《大国粮仓——北大荒留守知青口述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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