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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爹没娘的孩子——老职工子女看知青

没爹没娘的孩子 
——老职工子女看知青

作者:何如超(据谭春来口述而作)
目 录

一. 知青是大城市来的“洋气人”

二. 知青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没爹没娘不要命

三. 知青干活也拼命

四. 知青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五. 知青就三五年的热乎气儿

忠言逆耳(代序知青文学兴起历时久矣。然,均知青写知青,或热血青年,或悲惨经历,或苦尽甘来,实乃一面之词。我叫谭春来,是西双版纳橄榄坝农场二分场一名老职工子女。父辈1960年从湖南祁东县支边来到版纳,次年生下了我。虽祖籍湖南,而我是地地道道土生土长的橄榄坝人。如今年过花甲,已在农场退休。回顾走过的路,有十年是伴随着知青的足迹长大的。知青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他们的付出与收获,成功与失败,都在我脑海中留下深深的印记,也影响了我大半生。知青到底是一群什么人呢?我说的美也好,丑也好,下里巴人俚语粗鄙,又是一种说法。忠言逆耳,我保证说出的是那段真实的历史。三言两语说不清,理了理头绪,从头说起吧。

一. 知青是大城市来的“洋气人”

我和我的小伙伴们在山沟里生山沟里长,伴着青山绿水,看着莽莽森林,捉鱼摸虾,掏鸟蛋抓竹鼠,整天玩得不亦乐乎。我们眼见父辈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复一日循环往复,没见过外面的世界,连景洪都没去过,纯纯粹粹小土包子。1968年雨季刚结束,听说知青要来了,职工们都很兴奋,纷纷积极报名组建新队,各分场都建起了几个知青连队。当然,新队一概茅草房,生活艰苦。

12月第一批知青到来了,是上海知青。好新鲜好新鲜呦!是从大上海来的,就是不一样,连走路的姿势都不一样!看他们个个高高大大,白白净净,走路都直着腰,目不斜视。再看他们穿的衣裳,刚好合体,不像我们肥肥大大,显得利利索索。尤其那些女生,个个挺着胸脯,胸前高高的,看得我们脸红心热,不好意思了。湘云姐上小学二年级了,真是有文化,她脱口说出“洋气”二字,小伙伴们一致赞同“洋气”!从此,“洋气”成了上海知青的代名词。


他们洋气的表现很多很多,比如他们天天刷牙漱口,早晨刷了,睡觉前还要刷一次。城市人牙齿软,他们的牙爱着虫子吧?再比如,休息日出门,他们总要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尤其女知青还要人不知鬼不觉地化上点妆,不留意间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行走在山路上像一道美丽的风景。

我妹妹喜欢跟知青大姐姐屁股后撒欢,大姐姐长大姐姐短的嘴挺甜,讨得人喜欢,经常讨得一块大白兔奶糖或几块饼干,高兴得不得了。有一回休息日,知青姐姐又要出门了,肯定要化妆。聪明的妹妹滴溜溜跑过去,“姐姐,姐姐,我要抹口红。”“好吧,小妹子。”大姐姐自己化淡妆,而给妹妹涂的口红深红深红的,又给她脸上扑了白粉,浓妆艳抹。完后,让妹妹照了一下镜子,“好了,出去玩吧!”也不知妹妹照见镜子里的自己什么感觉,欢天喜地跑出去找小姐妹们了。正让我撞见,“哎呀,简直像个小妖精!”可妹妹美得不得了,小姐妹们也欢呼“大美人,大美人!”妹妹一整天都在极度兴奋之中,第二天都不肯洗脸,死活要保留住她美丽的容颜。


洋气人常常显露出洋气事。不经意间我发现了上海知青的一个小小的秘密。他们的衬衣领子是活的,能摘下能装上。领子脏了摘下洗洗,干了再装上,衬衣永远是干净的,好像有好几件衬衣似的。特别是女生,可注意打扮了。她们爱美,也会美。那衣裳穿在她们身上前挺后撅,细细的腰身翘翘的屁股,前看后看左看右看就是美,一招一式都透着美。姐妹们羡慕死了,可是不敢学,会叫妈妈骂死的。

他们还会玩洋乐器,有个男生叫陈彪会吹口琴,小小的口琴在他嘴里能吹出好多好多曲子,可有意思了。还有一个女生叫唐禾君更了不得,她从上海带来一架手风琴,挂在胸前一边拉一边弹,迷倒了一大片人。等我长大一些才知道,她爸爸是资本家,有钱人家的孩子,怪不得会玩那么高级的乐器呢。后来她调到分场小学校教我们初中数学,教的可好了。业余时间她还拉着手风琴伴奏,教我们唱“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几十年过去了,那悠扬婉转抒情的旋律和歌声还在我的耳畔回荡。那真是一段值得怀念的时光。


半年后,1969年6月,队里又迎来一批北京知青。与上海知青不同,北京知青大大咧咧,不像上海知青那么精明洋气会算计,甚至有点土气,但很大气,不大计较鸡毛蒜皮的小事。在他们身上有那么一股说不出的粗犷劲儿,啊哦,京城大老爷们的气派吧。北京男知青有个毛病,说话爱带“他妈的,”动辄“你他妈的,”“去你妈的,”“操你妈的,”“你妈逼”,“傻逼”等等,很不入耳,比湖南男人的口头禅“卵子,”“逼屎”有过之无不及。我们小土包子们爱听他们侃大山,感觉很热闹。久而久之,伙伴之间聊天偶尔也会带出一句“他妈的,”引起哄堂大笑。北京知青的“土”,毕竟与我们的“土”不同,是一种“另类的土”,就叫“洋土”吧。


反正知青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正面负面,潜移默化地都影响了我们老职工子女这一代。渐渐地我们与父辈不同了,在我们身上也能看见知青的影子。

二. 知青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没爹没娘不要命

知青是大城市来的,哪受过农村的苦。刚来前两个月还好,新队有老队支援的油和菜,甚至还有一餐芋头炖猪肉。两个月后日渐窘迫,先是找野菜下锅,后来干脆“九(韭)菜一汤”,抓把韭菜扔锅里,放上盐,滴一点油,就白饭吃。知青们受不了了,刚来时的斯文劲儿渐渐丢失,变得野蛮起来,甚至野过我们土包子。

八队北京知青在一次修路收工时见到一条刚吞过食物的大蛇,硬是胆秫秫地把它砍死,吊到房檐下开膛破肚剥皮。当看到蛇皮扽到腹部呼啦啦掉下两只死老鼠的一刹那,围观的老职工子女“哇”地一声都跑开了,恶心!可这帮北京知青望着蛇肉眼睛放光,提溜着白森森一两米长棍状的蛇肉窜到队长曾凡祥家,借锅烧蛇肉。队长婆娘恶心的要死,又不好不借,捏着鼻子躲出灶房,豁出去让知青们造。不出半小时,酱油膏炖蛇肉熟了,老远闻着一股腥味,队长婆娘恶心得想吐,干呕半个时辰。知青们掀锅后一抢而光,来晚的用锅铲使劲地铲锅底,那个贪婪劲儿呀,就甭提了。


这就是知青,首都北京来的知青,刚刚两个月的艰苦生活就变得要茹毛饮血了。照他们的状态,我们长年累月没油素餐还不都得变成野人了?真不可思议。然而更可怕的事还在后头,为了吃,打群架,不要命。


记得是八月份的一天,九队北京知青与二队重庆知青打群架,我是第一次见识,那叫激烈。起因是当天早上赶街,两个北京知青看上老傣手里的一只鸭,一个重庆知青出手抢,被北京知青揍了一拳。重庆这小子力单势弱打不过,回队招呼一群队友,约摸七、八个,拿着棍棒,大中午的就报仇来了。刚进队门,大呼小叫“北京的龟儿子,给老子滚出来!吃你老爹的鸭!”北京这伙人正要吃刚炖熟的鸭,听到叫骂,毫不示弱,齐刷刷站起来,“操你妈的,找死呀!”“上!”俩伙人“霹雳咔嚓”就干上了。俗话说,软的怕硬的,硬的怕横的,重庆知青很横,横行霸道。不过还有一句,叫作横的怕不要命的。这回要打北京知青,没想到北京知青不要命。有个叫张树森的北京知青,人高马大,膀阔腰圆,好像会武术,手抡一根三尺长小碗口粗的棍子,上下飞舞左右开弓,迎头就往死里打,一个头破血流,一个胳膊骨折,一个拦腰扑地,其他人都吓坏了,连忙扔掉棍棒,双手作揖,“大哥饶命!”“操你妈的,滚你妈蛋的,滚!”这场武斗才算罢休。那次打架时我正要吃午饭,听见动静赶忙出来观看,平生第一次见这场面,吓坏了,躲得远远的。见张树森英勇无畏,得胜回屋,着实佩服,心中默念“英雄,大英雄!”从此后,没人再敢欺负北京知青了。


还有一场武斗震惊全农场。1970年3月的一天,二分场所在地的三乡杂货店来了一批猪肝罐头,这可是稀罕物,好东西。凡经济条件好点的知青都想买一筒,留作改善伙食,补充营养。大清早店门未开,几十口人就已排长队了。九点整大门一开,傣族经理岩波一看来这么多人,操着生硬的汉话连忙大声说,“排队的不要,罐头双西喜(24筒),后边的没有。”大伙一听,急了,嗡的一下都往前挤,队伍乱了,谁都买不成。正在这时,从后边挤到前边俩个重庆男知青大声吼,“挤个屌,龟儿子!老子们就要五筒,剩下的都给你们。不要乱,前边的排好队,一人一筒。”说来也怪,众人听“重庆老子”一吼,都成了“龟儿子”,乖乖地排好队,一人一筒交钱走人。重庆知青横,人所共知,不愿招事,挨两句骂忍了,能买上就好。何况一人一筒,避免了一人多筒,能有二十来人买上,也算做了好事。一会儿,19筒买走了,最后五筒,重庆知青交了钱兜起就要走。猛然一只大手搭在兜罐头知青的肩上,“兄弟别走!你仨我俩,匀出两筒。”

扭头一看,上海知青,“上海龟儿子,阿拉个屁!”重庆知青压根没把上海阿拉放在眼里,“凭什么?老子镇乎来的,给你,门都没有!”


“你排在后面,我也排在后面,你镇乎什么,是加队!必须得给!”上海知青步步紧逼,非要不可。


“你非得要!”重庆知青一探究竟。


“非要不可。”上海知青不依不饶。


“好!咱们亮亮膀子,你赢了,罐头拿走;输了,你请客,拿钱来。”重庆知青亮底了,准备蛮力解决。


“好了,你选地,阿拉跟你练了。”达成约定。


原来重庆知青是三队的,上海知青是七队的,两队相距三、四里地,都在橄榄坝通往坝外东南公路的两侧,三队在北,七队在南。约好,上午10点在三队西侧大路拐弯处碰头。所谓亮亮膀子,就是格斗比武,赢者为上。可斗急了,打红了眼,说不准出什么事。就为五筒罐头,说实在,不值得。可在那个艰苦年月,为争这点荤腥,为争这口气,两拨知青不惜大打出手。


10点未到,两拨人到齐了,各有十来个人,还都带着棍棒,有个别人带着砍刀。重庆这边还请来一个中人,是个早几年来的昆明支边青年。中人让两拨人分列两边,问是单练还是双练,即是单打还是双打。想不到两边齐声喊,“一块儿上。”为显示公平,中人裁定一边上八人,不许带棍棒,赤膊上阵。


“准备,开始!”中人一声令下,八对知青张牙舞爪地向对方扑去。上海知青个子高,精瘦;重庆知青个子矮,灵活;各有长短,半斤八两,还真不好论输赢。有的上来就一拳,有的猫腰抄腿,有的踢腿撂绊,还有一交手就抱在一起互相乱锤,堪比电影里两军对垒生死肉搏,越打越凶。刚开始旁边看热闹的人还觉得好玩,越看越不对劲,这哪是比武,玩命呢!有一个老职工慌慌张张往三队跑去,通风报信,“知青打架呢,要出人命啦!”电话打到了分场办公室。


这边打得已到白热化,八对勇士几乎全部摔倒在地上,手撕、脚蹬、头顶,无所不用其极。占上风的骑在对方身上抡起拳头往死里揍,打得鼻青脸肿还不住手。一重庆小个子被压在下面打急了,往上一伸手正摸到对方的裆部,一把抓住对方的卵子,使劲一攥,瞪时只听“哎哟”一声惨叫,这个上海知青面色灰土,瘫到在地。小个子翻身上坐,抡拳狠揍。这个上海知青疼得已无招架之力了,任由锤子似的拳头疯狂砸下。


这时爆炸性的一幕出现了,在旁观战的一上海知青见被抓卵子的战友气息奄奄,青筋暴起,怒火中烧,忘记了不动棍棒的规矩,抄起身边木棒,窜到小个子身后,一棒子抡过去,正中脑壳,“咕咚”晕倒在地。对面观战的一重庆知青见状怒不可喝,“龟儿子,玩阴的,不想活了!”抄起脚下砍刀,冲过去,“忽”地一刀砍下去,上海知青抬手一挡,“咔嚓”一刀砍在手臂上。只听见一声鬼哭狼嚎般的嚎叫,胳膊折了。重庆知青愣了一下,忽然现场大乱,吼着,骂着,两拨知青全体冲进现场,你死我活般搏斗起来。


眼看一场大规模流血事件即将发生,千钧一发之际,“砰砰”两声枪响,分场的大型轮胎拖拉机载着潘营长及满车基干民兵疾速赶到,迅速包围了现场,全体知青缴械。潘营长指示,“救人要紧!”立即将断胳膊和脑震荡晕过去的知青又搬到拖拉机上,“嘟嘟嘟”地驶向总场医院抢救。


事后,肇事者全体禁闭。记过、警告了几个带头打架闹事的,并通报全场。这事就算过去了。但在老职工中的影响极大,极恶劣。我们是老农民出身,到边疆后开荒种地,斩坝挖带,种树割胶,从不打架,更别提玩命了。知识青年怎么为了点吃的东西就野的不像人样,就壑出命打架呢?想不通。

娘跟我们说,“知青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没爹没娘的,打架不要命。你们离他们远点。你们是爹娘的孩子,咱惹不起。”老职工子女都记住了爹娘的话,从未跟知青发生过任何冲突,更别提打架了。即便他们偷了老职工的鸡,摸了鸭,在他们倒的垃圾里能看到鸡毛鸭毛,也睁只眼闭只眼,不去理论,自认倒霉,今后多防着点就是了。


哎,谁让他们是知青呢?远离家乡,也怪可怜的。就像没爹没娘的孩子,没教养。

三. 知青干活也拼命

说实在话,打架闹事、偷鸡摸狗的知青毕竟是少数。橄榄坝 农场七个分场,哪个分场都发生过,也还是少数。绝大多数知青还是非常好的。知青风华正茂,朝气蓬勃,革命激情点火就着,给老职工极其子女留下深刻印象。

我记得1970年农场改军垦,实行军队编制,橄榄坝农场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四团,以下为营、连、排、班。军队领导干部还是有两下子的,组织垦荒大会战,层层动员,党团员带头,宣传鼓动,打擂比武,火线入党等等,各种措施一起上,知识青年青春的火焰瞬间点燃,革命干劲冲天,苦干实干拼命干,誓叫荒山変新颜。


垦荒选在旱季,版纳干热干热的,路上的浮土一踩“噗噗”的直冒烟。被斩过坝烧过荒的山坡呈焦黑色,在炙热的阳光照射下更像烧焦的锅底,一点水气也没有。现役军人耿连长在山脚下,手掌一挥,食指向上,“一排左,二排右,三排山后,山顶会师。”“哗”地知青们散开了,跑向各自的占位,向荒山开战,开带(挖带状梯田)挖穴,就像打仗一般。

一排长王龙根,人高马大浓眉大眼,力气大也不惜力,说话办事拿得起放得下。他身穿一短裤,一跨栏小背心,头戴一顶破草帽,手握钢锄,挥汗如雨,动作迅速麻利,半个小时就在山坡上开出4米长2.5米宽的一段带状梯田,紧跟着开始挖穴。穴面口径60公分见方,深50公分,底径40公分见方,呈斗状。我们测算过,每开一段带挖一口穴大致需挖掉3方土,劳动量相当大。男劳力定额四口穴,女劳力两口。王龙根拼命干,每天挖八口,整整翻一倍。那时没奖金,干巴工资28元,全凭一股朝气,立志改天换地。


王龙根不仅自己冲在前,还时时照顾体弱力小的女战友,帮她们完成任务。遇到大石头大树兜,无论是谁,他保证冲到现场,帮助排除障碍。在他身体力行,团结互助,冲锋陷阵的带动下,一排成为团结战斗的集体,月月超额完成任务。年终,一排被评为先进集体,王龙根被一致推举为先进个人。


人高马大力气大就不累了吗?也累。每天王龙根的身上就像被水洗过几遍似的,汗水干了,在背上肩上脸上留下一道道汗渍,小背心上全是汗碱。老职工见了很心疼。老职工干活不这样,是悠着劲,不紧不慢,按计划一天天推进,不会拼命卖力的。天天玩命干,那身体累垮了怎么办?他们开始担心王龙根别累坏了。艰苦的生活,繁重的劳动,无语的山坡,拼命干的知青,老职工们被感动了。这些小青年,爹娘不在跟前,若在,看他们身上的汗斑,手上的血泡,晒得粗糙的皮肤,那得多么心疼!从大城市来到这穷乡僻壤的城市小青年,太难为他们了!于是,老职工经常招呼小青年端着饭碗来家里吃口菜,那怕辣子酸菜也比“九(韭)菜一汤”强许多。老职工开始把知青当作自己的孩子,同甘共苦。


王龙根出色的表现,获得全体职工及上级领导的高度认可,五年之内,他从一名普通知青成长为连队指导员,分场党委副书记,总场党委副书记。他是知青的骄傲。


不止一个王龙根,在那个年代涌现出一批先进知青,我能叫出名字的就有李周、崔玉宝、季康英、孙爱芳、高广林、黄植基、湛佳等等。其中不乏女流之辈,堪称巾帼英雄。像是孙爱芳吧,上海女知青,一点没有城市小姐的娇气劲,样样活计都干在前头。斩坝、开带、挖穴、翻地、锄草,那样都不比男生差,人人服气。不仅如此,她还特有人缘,有亲和力,有号召力,能组织大家齐心协力卖力干。一年后她入了党,三年当了连队副指导员,实实在在知青模范。

荒山变了样,胶苗迎风长。在知青到来的前三、四年,橄榄坝农场橡胶林面积翻了一番,由原来的三万亩猛增至六万余亩;截止到现在也只是69822亩。农场创始人,第一代老领导刘天福场长不无感慨地说,“知青在的时候是农场发展最快最好的时期。”


知青在的年头,红旗猎猎,热火朝天,你追我赶,力争上游的劳动场景,自知青走后,再也见不着了。怎么就一去不复返了呢?我很怀念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那时我虽十来岁,眼见他们红头涨脸大汗淋漓忘我劳动的情景,总让我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钦佩、敬重,兼而有之。


知青大哥哥大姐姐,真棒!

四. 知青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橄榄坝农场最早期拓荒先辈是1956年10月解放大西南的解放军转业指战员。他们在旅泰华侨钱仿周、李宗周创建的暹华胶园的基础上组建了国营橄榄坝农场。1960年第一批湖南贫困地区的农民抵达橄榄坝,成为拓荒一线主要劳动力。这两批人员有一个共同特点,文化水平很低,甚至是文盲。解放军转业干部在部队学了些文化,均成为农场各级领导,其余连一个初中文化的都没有。先天不足给后来的子女教育带来了巨大的隐患,办学校没有任何教育资源,充其量办小学。在1975年之前,整个橄榄坝没有中学校。小学老师是从湖南支边农工中硬拔上来的,连小学毕业文凭都没有,普通话也不会说。可想而知,能教出什么学生?

1969年农场试办小学带帽初中。既然办不起中学,来个小学带帽初中,算是个发明创造。结果只有总场小学校师资勉强应付,各分场一概不灵。例如二分场小学校,小学文化的湖南支边老师教初中,自己都没弄明白课本的内容,整个胡讲滥教,误人子弟。上海、北京知青的到来如及时雨,解了燃眉之急。知青中的老三届高中生很快被选拔到小学校任初中教师。老三届高中的文化基础是不错的,教初中没有问题。上海知青唐禾君、王汉豪,北京知青何如超是第一批调入二分场小学校的初中教师,正儿八经地开始教授孩子们中学课程。


我1973年9月升入初中,有幸在知青老师的教育下学习。何老师教语文兼班主任,唐老师教数学。那时何老师已任教三年,教完第一届初中生,回头接第二届,正好我赶上了,真幸运,否则我的文化水平连小学都达不到。

何老师中等个,黑黑瘦瘦的,长期营养不良的脸上一点光泽都没有,又戴一幅黑框塑料眼镜,更显得苍老孱弱,一阵风就能把他吹到了似的。第一面见到他时我暗想,这个病秧子似的老师还能讲课?未料想,开学第一课他就把全班同学镇住了。当同学们落座后,何老师拿一只粉笔在黑板上写出自己的名字,转过身自我介绍,“我叫何如超,从今天起教大家语文兼班主任,对全体同学负责。今后班里一切大小事都可找我。现在开课。第一课,毛主席诗词《沁园春.雪》。大家打开书,先听我朗诵一遍。”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何老师一张口,嗓音洪亮,气势磅礴;一改课余形象,双目炯炯,精神振奋,标准的普通话就像电台里的广播员。同学们都愣了!因为我们从未听过这么好听的普通话。湖南籍老师讲语文,说的是湖南味的普通话,南腔北调,特难听。真正的普通话我们就是从这时开始学起的。


“......群山像银蛇在舞动,高原如蜡像在奔跑,试着,要与老天比谁高!”何老师解说诗词慷慨激昂,他高昂起头,双手高举,也如伟人一般。顿时把同学们带到冬日的陕北高原,展现在眼前一幅壮美的画面,如临其境,如见伟人,深深地感染了我们,感动了我们。这第一课我们铭记终身。四十年后首届毕业同学聚会,请回昔日的老师。谭宗远同学(已任中学校副校长)当着何老师得面,舞动双手,高声背诵“群山像银蛇在舞动,高原如蜡像在奔跑.......”,逗得大家哈哈大笑。四十年过去了,学生们还清晰记得老师讲课的情景,何老师感动得眼眶都湿润了。


何老师讲课有一绝,带课本,但不看课本,放在讲台上,整篇课文都装在脑子里,无论长短倒背如流。他讲课,抬着头,看着学生们的表情。讲到重点处,他会提示我们“第几页第几段第几行,用笔画下来。”你一看,一字不错。我们太佩服了!所以,老师让我们背的文章,我们不敢不背,他太厉害了!


何老师对我有恩。我的语文基础相当差,上初中了,写作文错字连篇,病句不断,连小学四年级水平都达不到。每次作文发下来,满篇红圈圈,红杠杠,简直没法看。何老师对我没有表现出丝毫的鄙视,下午放学后都把我留下,耐心讲解错字病句。他还为我补习语法知识,主语、谓语、宾语,句子成分的习惯性用法等等,每周补一次。经过将近一个学期的努力,我的语文水平有了明显的进步,能把语言文字写通顺了,写明白了。老师表扬我,说我进步大,我的学习劲头更足了。初中毕业时正好赶上农场创建中学校,招收首届高中生,经考试,我被录取了。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天,我简直不敢相信,应考生只录取三分之一,竟然有我!全家都为我庆祝,我是我们家祖祖辈辈第一个高中生,是农村乡里的秀才了!没有何老师的谆谆教诲和悉心辅导就没有我的今天。喝水不忘挖井人,父母亲特意让我把何老师请到家里喝了一顿大酒,高兴极了!我记得,何老师当着父母亲的面夸奖我,“春来老实厚道,学习刻苦,是个好学生。上高中继续努力,一定有出息。”这话我记了一辈子,至今还记得老师讲话时的语气和样子。参加工作后我当了科长,有出息了,我感谢何老师一辈子。


真没想到,高中开学刚一个月,何老师也调到中学校任高中语文教师,我还是他的学生,他还是我的班主任。原来高中教师都是农场宣传教育科从生产一线抽调上来的华南热作学院大学毕业的技术员,他们可以教数理化,但教不了语文。无奈之下,选拔有初中语文教学经验有教学水平的何老师赶鸭子上架,硬扛。


何老师教高中属于低职高配,他的学历不够。服从办校需要,既来之则尽力之则努力尽力之。他更忙了更累了,在无教学参考资料无图书资料的环境中,他搜肠刮肚极尽所能认真备课,依然把高中语文课讲的绘声绘色,引人入胜,受到学生们的极大欢迎。最让他受累的是当班主任。学生们都住宿,早六点半起床晨练半小时;盥洗后早餐;早读;八点上课,四节,到十二点;午餐午睡;下午两节课;自由活动两小时;晚餐;晚自习一小时;盥洗后晚十点熄灯睡觉。何老师从早起一直到晚睡,全天候陪同。每一个时间节点都有何老师的身影,真是太辛苦了!有个别男生不听招呼,不守规矩,早晨不起晚上不睡,让何老师操碎了心。既当老师又当保姆,实在是太累了!何老师日渐消瘦,更瘦了,终于病了。由于生活艰苦,工作繁重,作息紧张,何老师罹患严重的十二指肠溃疡,拉黑便吃不下饭,经常半夜疼得去医务室打解痉挛药水阿托品止痛。但第二天仍坚持给我们上课,从未缺席。何老师全身心扑在教育上,扑在学生身上,同学们被感动了,再不好意思让老师为生活小事费心了,变得自觉了,努力了。何老师病倒了,谁给我们上语文课呀!

两年高中如白驹过隙,毕业典礼隆重举行。接过毕业证书那一刻,忽然觉得我们长大了,我们是橄榄坝农场第一代有知识的青年,未来是我们的。果真如此。知青大返城后,原来由知青担任的教师、卫生员等工作岗位形成真空,教育卫生系统几近瘫痪。农场中学校在校生停课,学生自找门路去景洪继续读书,大部分学生只好在农场就业。我们首届毕业生恰逢其时,在连队锻炼不到一年,迅速抽调到小学校任教,送到总场医院培训当卫生员。知青回城给我们腾出了许多好的工作岗位,加速了我们的锻炼成才。


1979年高考,我们班40个同学中有7个考上了大学,非常有成就感,其中曾双来留校当了数学教授,向新南音乐学院毕业成为西双版纳著名歌唱家。他们都说,当年若无知青老师教我们,没有初中高中的基础就没有今天的我们。我们发自内心的感激知青老师。同学聚会时曾双来满怀深情地跟何老师说,“我今天的成就离不开您的培养。”何老师惊愕了,“我教语文,你当数学教授跟我有什么关系?”他回答,“老师,您还记得您给我们讲读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吗?陈景润激励着我学好数学,是您引导我走上了数学的道路。”何老师恍然大悟,并非溢美之词。这就是我们的同学呀!留在农场的同学,大部分参加成人教育获得大专学历,几年后都成为农场关键岗位的负责人。农场的各科科长、分场场长、总场场长、党委书记几乎清一色是我们的同学。我们真真正正接班了,事业是我们的,未来属于我们的下一代!

毫不夸张地说,没有知青,没有知青老师,就没有我们老职工子女的今天。

五. 知青就三五年的热乎气儿

六十年代末知青陆陆续续来了,七十年代末一窝蜂似的走了。纵看历史,知青到橄榄坝的表现分作两段,前三五年,后五六年,大致与农场体制转换相一致,即军垦时期与农场时期。

1970年至1974年,知青刚到橄榄坝没几年,不乏热血青年,战天斗地开疆拓土,学习毛选积极上进,涌现出不少先进青年。这一时期年年组织大会战,开荒的面积最大,栽植的橡胶苗最多,一举奠定了橄榄坝农场6万亩胶林的规模。知青功不可没。


这一时期的另一特点,是政治气氛浓。现役军人搞政治很有一套,学毛选学马列,评选积极分子,召开宣讲会,号召入团入党,热火朝天,生机勃勃。搞生产不讲政治不行。没有政治激励,短时间内开垦出翻倍的胶林根本没有可能。任谁都承认,知青是战天斗地开荒种树的生力军、主力军。历史永远铭记。


但三、五年后问题来了。走资派的领导干部解放后第一件事就是将下乡的子女调回城。橄榄坝第一个回城的北京知青是北京大学校长陆平的女儿陆莹。接着是军队干部子女参军。参军后曲线回城,又是一条路。留下没门路没靠山的普通百姓子女扎根边疆干革命。此时的政治教育便显得苍白无力,知青开始动摇,再无心奋斗,走向混沌。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前几年涌现出的入了团入了党,在党旗下宣誓“扎根边疆一辈子”的知青模范、先进分子,在保送上大学、保送到昆明学习提干后,一去不复返了。越是先进的知青溜得越快,越是溜得快的知青从此再也没回过橄榄坝。如二分场知青模范上海女知青陈××黎××,保送上大学后从此不回头。这是一批有心计的投机分子。


再往后知青的形象愈加低下。五、六年后知青们都大了,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心揣回城的梦想又没有门路,变得消沉没落。凡谈了恋爱的知青大多数都未婚同居,风气很不好,老职工看不惯。还有小部分未婚生育,形成回城时的孽债。孩子是自己的,敢生不敢养不敢带回城,我们看不起这些知青。他们没有担当,不配一个大写的人。甚至有个别男知青回城了,甩掉当年恋爱的老职工女儿,抛弃怀了孕的女友,导致女方自杀。我同班同学谭彩云怀了重庆回城知青的种,都七个月了,没脸见人,抱着炸药筒殉情了。四十多年过去了,永远是我们心中的痛。

后一时期,只有知青老师呕心沥血教书育人,把文化知识洒在我们心间,像一粒粒种子,在橄榄坝的红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知青老师,我们永远爱戴您们!


想说的话基本说完了,由于孤陋寡闻,难免偏颇,请知青大哥哥大姐姐见谅。

作者简介

何如超 1969年6月赴西双版纳橄榄农场工作。先在二分场八队劳动,后调至农场二分场小学校、农场中学校任语文教师。1979年5月回京。1979年9月至1999年12月先后在建设银行北京分行西四支行、海淀支行、前门支行任职。2001年1月至2009年9月调至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总部北京审计部、资本金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任职。2009年9月退休。

文章来源:知青情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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