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航：雨中的荷——一个苦命的女知青
我和荷是高中同学，她是从淮河边一个小镇考入我们这所省重点中学的。我认识她，正是报到入学那一天；在校门口，她向我问路，原来我们同班，她名字叫荷。她高挑的身材，穿一件袖口镶青边的月白色长裙，一头粟色长发披在肩后，一双大而深沉的眸子。我帮她提行李去女生寝室，与她并肩而行，我心里萌生一种感觉，她太像戴万舒的《雨巷》中，那个结着丁香一样淡淡忧伤的姑娘。
听说荷的家庭历史复杂，但她的功课门门优秀，文静少言，酷爱读书和弹拨月琴，她是那种典型的受书香家风熏染、气质典雅的女子。班上几个男生，包括我在内立刻喜欢上她，但只藏在心里，从不表露，因为当时班上男女生之间很少讲话，课桌中间画了一条横线。
这种男女界限很快就突破了。1965年新年晚会上,我们高二（1）班演出的三幕话剧《小城初晓》一鸣惊人。这剧是我编的，16岁高中生的幼稚之作，现在看起来极可笑，它反映的是“五四”时期曾发生在这座小城的学生罢课，工人罢工。男主角，一位工人领袖由我们班长鲍世砚担任，女主角，一位返乡的北京大学女生当然由全班最出众的女生荷担任。他俩在台上配合默契，无论是表演和道白都很出色，这台戏大获成功，夺走了全校惟一的创作奖和演出奖。
很快就有了闲言流语；世砚和荷在谈恋爱。这在中学生中是禁止的，他俩早读前常在校园一角的杨树林里背诵英语，有人在星期天看见他俩在逛大街。我们听后除了有点嫉妒，并不觉得奇怪，倒觉得他俩很般配。世砚一表人才，人长得帅，成绩好，又会写一手潇洒飘逸的“米宫体”草书。他和外公外婆生活在一起，外公是原国民党的一位将军，1949年在川西参加了潘文华、刘文辉部的和平起义，现在是省参事室的参事，过着一种衣食无忧的闲居生活。世砚的父母都在胡宗南部队供职，1949年去了海外，一直杳无音信。
1966年夏，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学校停课,红卫兵先是破四旧，抄家，接着批斗校长、老师,以后又开始学生斗学生。校园里出现“鲍世砚和荷是地主阶级孝子贤孙,是走白专道路的修正主义苗子”的大字报。他俩不去辩驳，谁叫他们家庭出身不好呢？隔了几天，由几个高干子弟组成的“赤血团”又贴出：“看看大叛徒女儿荷的真面貌”的大字报，吓得荷不敢出女生寝室一步。一个暴雨夜，一个裹着黄色军雨衣的男人叩开荷的房门──他是世砚，他冒着危险给荷通风报信，让她赶快逃走，因为第二天“赤血团”就要揪荷游斗校园，说荷的父亲是解放前出卖党组织的大叛徒。惊惶的荷随世砚翻过校园围墙，冒雨直奔火车站，她回淮北家中避一阵风潮。
第二天，“赤血团”几个干将去揪斗荷，扑了一个空，知道是世砚通风报信，便将他狠揍了一顿，关了两天“牛棚”，因为世砚的外公──那位德高望重的“老参事”作为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已被揪斗，世砚顺理成章地成了“狗崽子”。
秋天，校园内的争斗暂时趋于平静，“赤血团”干将们忙于杀向社会夺权。十一月，荷回到一片寂然的校园，终日无所事事，世砚和我，几个“消遥派”商量成立一个“向太阳”徒步长征队去北京，荷成了我们中的一员，我们沿着与津浦线平行的公路向北进发，日行百里，风餐露宿，广泛地接触了社会和人民，彼此间没有政治歧视，心情轻松愉快。我们从蚌埠过淮河，往前走正好路过荷的家乡──炉桥镇，在镇小学里，她家简朴居室里见到荷的母亲，一个年近五十，风韵犹存的知识妇女，言谈举止显露了一种大家闺秀的气韵，荷的长相极象其母，尤其是那双大而深沉的眼睛。荷的母亲简述她家的经历，荷的父亲是喝淮河水长大的，1941年去上海考上立信会计学校，当时正值太平洋战争后，上海正处于孤岛时期，他在沪参加地下党组织，是沪西地下党机关的机要员，1943年由于叛徒出卖，不少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一天他奉上级指令，通知一些同志去开会，他在去会议地点途中，恰恰被一辆疾驰的日本军车撞伤，即刻送到医院治伤，不料那天去开会的人全部被捕,惟独他一人幸免，因此很多人怀疑他出卖了这些同志,党内所有人都和他掐断了联系，他成了一只失群的孤雁，在上海呆不下去，便带着身怀六甲的妻子回到淮河边老家，在炉桥一家商行谋了份账房的差事糊口。荷的母亲是苏州一户穷困潦倒书香人家的小姐，眉清目秀，擅弹月琴，因此被聘为一所小学的音乐教员。1955年荷的父亲因这段说不清的历史被捕，送去劳改，1962年在苏北某盐场一场大火中丧生。荷与她母亲相依为命。
我们的长征队继续北行,到了山东境内的潍县，由于受了风寒，世砚病倒了，不能前行，大伙决定在此整休两日。我们去附近学校进行革命串联，留下荷照料正在发高烧的世砚。她为他煮姜汤，涮洗缝补衣裤鞋袜，晚上我们回接待站看见躺在地铺上的世砚，一张苍白的脸半卧在荷怀里，我们知趣地退出来，看来他俩的感情已经很深。
1968年学校开始复课闹革命，到年底全体毕业生响应毛泽东的号召上山下乡，插队落户。荷别无选择地被分到淮北农村，我和世砚被安置到皖南泾县的大坑插队。他俩劳燕分飞，黯然神伤，挥泪相别，世砚将荷送上北去的火车，叮嘱她：“你先去淮北，以后转点到皖南来，我等着你。”
我们插队的大坑村，山青水秀，民风淳朴，是个茶区，粮食由政府按计划供应，农民生活上过得去。世砚很快收到荷的来信，她叙述淮北农村的种种艰苦，土坯墙、土坯搭的炕，只有一张桌子是木头的，缺水，农民的收成靠天收，一个工不值1毛钱。她希望尽快转点到皖南来。
世砚和我很快为荷办妥了当地政府的知青转点接收证。世砚立刻兴奋地给荷回信，让她正月十五南下看看，再办户口迁移手续。他扳着指头掐算荷来临的日子，甚至还为她腾出一间空房，打扫得干干净净。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正月十三的晌午，从县里来了三个公安人员将正在地里干活的世砚铐走了，不容他辩解，押上了吉普车。
第二天，大队书记告诉我，世砚犯了现行反革命罪，去年夏天在世砚外公居住的那个地段，发现了几张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的反动标语，是草体书写的，被列为省城大案，经过几个月侦查，笔迹鉴定，确认是世砚写的，现将他关押在省城大牢里。
一连几日，我们焦急不安，荷偏偏这时在我们班女同学孔蓉陪同下来到大坑。我们只能如实相告。荷顿时脸色苍白，瘫软在椅子上。转点的事甭提了，荷急于想见世砚一面，关切他的安危胜于一切，仅住了一宿,她们就往省城赶，世砚的外公闻讯便中风在床,荷暂时就住在孔蓉家。她一趟趟去公安、检察部门打听世砚的下落，得到的回答都是冷冰冰的“不知道”。她每天一早满怀希望出去，傍晚颓然而归。孔蓉一家人都劝慰荷不要焦虑，是非曲直总会弄清楚。但荷心事重重,刚几天人便消瘦了许多。当时孔蓉的大哥孔凯，一位正在军垦农场锻炼的工业大学“老五届”毕业生，获准正在家养病,治疗肺结核,他学识渊博，以古今中外先贤圣哲“生于忧患”的遭际开导她。相处时间虽然不长，孔凯被荷的一片痴情和超凡脱俗的气质征服了，他也爱上了荷。一天他悄悄地对蓉说：“我理想中的爱人，便是像荷这样的女子，不知她是否愿意和我建立这种关系？”孔蓉嗔怪大哥：“荷正处在为难中，你怎能趁人之危？”孔凯知道此时不该道出这番心事，但心中越发对荷痴迷起来，寻各种理由找荷说话，荷并不知内情，蓉眼看大哥的失态窘状，只得催荷快快回淮北去，世砚一有消息便通知她。荷离去后，孔凯似乎丢了魂似的焦躁不安,数日，病情又加重了，住院治疗好一阵子才平静下来。20多年后，已担任某工业大学副校长的孔凯教授评价荷是他青年时代最中意的女子，是他的梦中情人，他说荷，是那种能叫绝大多数男人怦然心动的女人。
世砚被关押两个月后，获准可以给家中写信。他就给荷写了封信，寥寥数语,意思是自己身陷囹圄，不愿祸及她，不要再等他了。荷接信后失声痛哭，信誓旦旦，她要一直等他。她的泪水将那几页信纸弄湿了一大片，几处字迹模糊。她翘首期待他的回信，但一直没有回音，以后她按那关押地址又写了几封信，都原封不动地被退回来，她猜也许是世砚关押的地点变了。
荷一直不死心，她期待着；突然有一天，世砚会突然出现在她面前，正如俄国画家列宾那幅油画《归来》，一个在西伯利亚流放多年的十二月党人，突然回到家中，在家中引起惊喜。
三年过去，依旧没有世砚的消息，已经是1974年了，荷已经是26岁的老姑娘了,她因父亲那段说不清的历史仍然没有被抽调回城。因为她劳动表现好，人缘好，每一次招工、招生，贫下中农都推荐了她，可是到了县里，政审这道关总通不过。她连“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个名份都沾不上，因为这名份主要是指原先的当权派的子女，而她是历史反革命、叛徒的女儿，只能入另册。一个大队20多名知青几乎走光了，只剩下她一人。菩萨心肠的公社五七干事与书记商量；让一个大姑娘孤零零地一个人呆在村里怕出问题，荷有文化，表现又好，决定安排她到公社中学代课，于是荷便成了汴集公社中学的一名民办教师，月薪24元，生活境遇有了很大改善。
荷的遭遇获得许多人的同情，她清纯高雅的气质也使周围一些男人怦然心动；有同校的青年教师，供销社和粮站的干部，也有邻村的复员军人,他们以各种机会和荷接近，有的是托人提亲，有的直接向她坦露心迹，都被荷一次次婉言拒之门外。她不仅仅想到自己的身份仍是一名知青，不知何年何月才能抽调上去，更重要的是她心中仍只有世砚，这个才华横溢，英俊伟岸的男人令她梦牵魂萦，她还在等他。
这时，一双淫邪的眼睛暗中盯上了她。这就是公社副主任、武装部长陶金虎，此人五大三粗，道德品质坏，当地农民送他一个绰号“花部长”,他常借下乡检查工作之机,走村串户，趁男主人下地出工，调戏那些稍有些姿色的妇女，从未嫁人的大姑娘，到40多岁的老嫂子。荷对此人的道行知之甚少。学校放农忙节的一天，陶部长让代课教师荷随她一同去柿坝村检查抗旱补苗的进度。刚上路，他还斯文，夸奖荷表现好，是知青的榜样。翻上一个小山坡，他就对荷嘻皮笑脸，动手动脚起来，荷一身正气，呵斥他放正经点，这时他原形毕露，强行将荷拖进坡下的青纱帐里，按在地上剥她的上衣，荷大喊救命，竭力反抗，抓破这家伙的脸，正好有两个荷锄下地的农民路过这里,闻声赶来,那禽兽企图未逞，钻进玉米地深处跑了。被扯碎上衣的荷回公社向书记哭诉了经过。经过一番调查后，给“花部长”一个党内警告处分,调到另一个公社当水利干事去了。这件事，对荷刺激太大，她更郁郁寡欢了。
1975年春天，久未联系的孔蓉突然给她来信，这时孔蓉已招工到县化肥厂当检验员。她告诉荷一个不好的消息：鲍世砚已在前年出狱,因为他一直不服罪,那些标语根本不是他写的。随着“9.13”事件发生,各方面政策的松动,上面对他的案件重新审查，认为当初公安部门的笔迹鉴定不实,证据不足,应予释放。临出狱前还教训了他一顿:“当初抓你没有错,现在放你也没错。回农村去好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世砚回到皖南大坑，不久便与当地一个富农的女儿结了婚，只能在农村干一辈子了。蓉在信中最后说本不该告诉你这些,只是想让你尽快决断那段痴情,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信还没有读完，荷像被雷击电劈一般，天旋地转。命运对自己已太残酷了，世砚，你好狠心，你害得我好苦，六年来多少个日日夜夜相思苦恋如竹蓝打水，你即使有什么隐情，也应该给我一封信呀！这难道就是不可捉摸的命运？
这场晴天霹雳使荷一下子衰老了许多,眼角有了明显的鱼尾纹。她请了两天病假，把自己关在小屋子里，不思饮食，望着头顶上的瓦脊发愣。第三天她强作欢颜，去给学生上课。但从此不愿与人接触，更少言语，天一断黑，她便关上门在灯下备课，读书，或弹拨月琴，夜深人静,月白风清,校园里传来她的月琴乐曲声，柔弱处像风中的芦苇,呜咽处似林中的落叶,愤懑处如奔腾的江河……。
辛地就是在荷情绪处于低谷时，走进她的生活。他是汴集附近驻军一所仓库的助理员，他是山西晋南人，一个农民的儿子。他们是在县城新华书店认识的。那是一个假日，荷去书店为学生买几本新华字典，然后浏览起那些文学书籍，书店里顾客寥寥，一个30来岁的军人也在专注地读那些书，已经是下午4点钟，偌大一个书店只剩下他和荷,一直在打瞌睡的女店员不耐烦了：“4点了，快打烊了”，这两个人才怏怏离去。他们素不相识，各走各的路，不料他们去的是同一个方向，都是去县车站，他俩买的都是每天最后一班去汴集的班车票，又是联号，俩人同一座位，这两个陌生人觉得有趣，不由莞尔相视一笑，荷打量这位军人，虽穿着军装，却没有军人的英武,他脸庞白晰,五官端正,倒像一位白面书生。他们随意搭讪起来，军人自我介绍姓辛，是汴集驻军仓库的，他很有礼貌地说：“如果我没有猜错，你一定是位下放知青。”因为荷的穿着、举止、口音与当地女子迥然不同。荷立刻对他有了好感，车到汴集，两人互留了地址就匆匆分手了。
荷根本没有料到，下一个星期天，辛地一大早就骑着一辆自行车找到学校来，手中提个网兜，兜里有当时紧缺的肥皂、白糖、几个食品罐头,还有一本内部发行的苏联小说《多雪的冬天》。刚开始，荷还有一点拘谨。话匣子一找开，她便对辛地有一种一见如故的感觉。辛地坦诚地介绍了自己的经历，初中文化程度，1970年入伍，三年后回乡探亲，经父母作主，娶邻村一个姑娘为妻。前年春天，他妻子因半夜难产，山区医疗条件差，连夜抬到县医院，她已断了气，孩子也夭折了。前些日子，家里人催他回来再娶一门亲，他不愿意，一直不回去，因为他已是正连职，再干几年转业，婚姻大事不能马虎,一定要娶一个有文化的。辛地对荷的现状很同情、关切，他说在县委有能说话算数的熟人，答应帮她想办法。
中午荷执意留辛地吃午饭。荷从镇街上买来鸡蛋挂面，在煤油炉上用辛地带来的罐头做了两个菜,饭菜简单，俩人吃得津津有味，像是多年不见的老同学的久别重逢，亲切、自然。直到日头偏西，辛地才恋恋不舍地离去。这一晚，荷特别兴奋，脸上一片红润。
过了几天,邮差送来辛地的一封信,上面写着滚烫的句子：“我第一眼看到你，就有一种预感，上帝把我梦中的天使送来了，这兴许就是人们常说的缘份。”
在那以后的几个星期天，荷一直在期待辛地，但他都没来，荷能理解，部队军纪严。又一个假日，辛地不期而至，并带给荷一个好消息：他去县城，找到他原来的顶头上司，也是晋南老乡，现转业担任县委任副书记，正好分管知青和文教工作。辛说荷是自己的女朋友，请他帮忙。张书记说正好最近要在民办教师中转一批正。一个月后，县教育局果然将荷列入民师转正名单中。带帽子下到汴集，于是荷就成了汴集中学一名国家编制的教师，从此结束了知青生涯。她非常感激辛地，是这个男人彻底改变了她的生活，将她从屈辱与黑暗中拯救出来。她决定以身相许报答他。在一个晚上，她将自己的贞操献给了这个侠骨义肠的军人。
三个月后，荷便有了妊娠反应。已服役8年的辛地向部队提出退伍转业的要求。1977年春节，他获准转业，恰好放寒假，辛地带着已有几个月身孕的荷,千里迢迢回到晋南那个山村。辛地的父母、乡邻看到他带回这么漂亮的城里媳妇，乐得合不拢嘴，立刻为他们操办了婚事。辛地不久就被安排到辛堡区卫生院任副院长。年后，荷返回南方，很快办妥了调动手续，安排在辛堡镇小学任教。那年夏天，荷便临产，生了个女儿，取名为莲。
一直到1996年夏天，我和几个同学发起了“30年再相会”的校友聚会，当年高三（1）班老同学在阔别30年后重返省城的母校相聚,当年全班44人,几乎来了一大半，但世砚和荷这对“才子佳人”却没有来。我们都去问孔蓉，因为这些年，只有她和他俩还保持一点联系。蓉说，当年世砚从大牢里放出来，当地公安机关仍将他作为“内控”人员监视，他为了不牵累荷，狠心斩断情线，和当地一位知书达理的富农的女儿成了家，过起与世无争的农民生活。1981年，失去多年联系的父母借道香港从台湾来国内寻子，省城的“老参事”外公早已故世，他们寻到皖南大坑，父母抱着和农民模样差不多的儿子抱头痛哭。世砚父母早已退出军界经商，并于80年移居美国西部的俄勒岗州。经与省外事部门联系，一年后他们为世砚一家三口办妥护照，他们又成了美国公民。世砚现在是洛杉机一家大广告公司的总裁，他很怀念故土和高中的同学们，尤其是荷──他梦牵魂萦的初恋情人。
我们最关心的事还是荷的近况。蓉叹了长长一口气说：“荷是一个苦命的女人。”她叙述了荷去晋南后的经历。
荷随辛地在晋南过了几年平静舒心的日子。1984年由于辛地工作出色，显露了出众的组织才能，县委提拔他为蒲寨区委书记，那是一个偏远的穷山区，县委是有意识地让他锻炼几年，再进县委班子。辛地不负县委重望,很快在计划生育和林特产开发上抓出成效，全地区的计划生育现场会便在蒲寨召开，他的仕途看好，辛地一个月回家一趟，总将她母女生活安排妥贴了才走。
两年后，辛地就很少回家，有时二三个月才回去一趟，荷理解丈夫，开会、下乡、应酬忙得他不可开交，顾不上家了。天气渐冷，荷为丈夫编织了件羊绒衫，便在一个星期天乘车去蒲寨，亲自给辛地送去，事先也没打电话，荷要给丈夫一个意外的惊喜。车到蒲寨已是晌午，区委大院里空荡荡的，因为是星期天不办公。
荷径直上了二楼，她轻轻推开辛地宿舍的门，她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满脸红光，醉熏熏的丈夫正搂着一个赤裸着上身的妇人，他的脸就贴在那女人雪白滚圆的大奶子上。这是一个年轻的女人──她惊恐地跳起来，满面羞红，披上衬衣夺门而去。辛地见妻子不期而至，从醉态中惊醒过来，面带愧色，恳求正在嚎啕大哭的妻子原谅。他如实相告这女子叫汪芳，才25岁，是区卫生院的医生，两个人的家都不在蒲寨，于是便好上了，快有一年光景，他求荷千万别声张出去，这一嚷，他的前程就完了。荷伤心地哭了一阵，望着辛地那副可怜相，念着辛地这些年对她的恩爱，念其初犯，便原谅了他，但有一个条件：向领导上请求调动，尽快回到她和女儿身边。
第二年，县政府考虑到辛地的家庭困难，将他调到县商业局任副局长兼食品公司经理。荷也随夫调到县城在县二中任教。荷一边工作一边参加自学高考，终于拿到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大专文凭。辛地的工作很忙，除了出差下基层，基本上是泡在会议桌、酒桌、麻将桌上，经常喝得醉熏熏地回来，荷劝他不要被不良的社会风气熏染坏了，辛地不屑地说：“现如今的官场风气就是这样，我能独善其身乎？”
荷感觉到与辛地之间有了隔膜，他已不再是那个酷爱读书,力求上进，侠骨义肠的辛地。她最担心的是丈夫，不能再弄出风流“绯闻”来。一天荷将丈夫的风衣拿去洗，从口袋里落出两张信纸，是一个女人娟秀的钢笔字，满纸相思情，落款是汪芳。荷责问丈夫，怎么还和这女人藕断丝连？辛地满不在乎地说:“不就是一封情书么?”
他俩感情交流越来越少，以后荷又听说辛地和一个屠宰户的寡妇在一起鬼混，这中年妇人有几分姿色，一双媚眼，曾多次上门来求辛地办理屠宰税减免，辛地当着荷的面，与这妇人眉来眼去。荷的心冰凉，辛地怎么这样不成器。荷过着以泪洗面的日子，她知道和辛地的缘分已尽。
以后又有人给荷打电话，说辛地在外面“量黄米”（即与卖淫女鬼混）。1991年冬天，已担任县商业局局长的辛地在邻县的一所宾馆里与一个土娼嫖宿被治安联防队捉住，媒体很快曝光，辛地被撤销职务，开除党藉。他的丑闻，使得妻子、女儿在这个县城里走路都抬不起头来。
荷坚强起来，义无反顾地提出离婚，保护自尊。法院裁决他们离婚，并将女儿莲莲判给荷。1992年荷带着女儿回到淮北的炉桥镇，在镇高中任教，这是她的故乡。孔蓉最后说荷知道这次老同学的聚会，她不愿参加,她害怕这种风云际会的热闹场面。
听了蓉的叙述，全场一片沉寂，几个女生呜咽起来，大家都为荷的不幸命运感伤。我们立即拨通越洋电话给世砚，把荷的遭遇告诉他，要他主动去关心荷，并告知他荷的电话号码。
我们又拨通了荷的电话，荷又惊又喜，我们推出几个代表，分别和荷说几句话，我们说：“我们是你的兄弟姐妹，大家都在关心你，你要勇敢地往前走！”听筒那一边是荷哽咽的声音：“谢谢你们……”
我们商量着尽快去看望荷，有人当即铺纸挥毫草书了一幅辛弃疾的《卜算子.荷花》：
红粉靓梳妆，翠盖低风雨。
占断人间六月凉，明月鸳鸯浦。
根底藕丝长，花里苦心莲，
只为风流有许愁，更衬佳人步。
这将作为一件礼品送给荷。
半个小时后，世砚又打来越洋电话，他说刚才和荷通了20分钟电话，他很悲伤，为什么时代的种种不幸要加在荷这样一个弱女子身上，他自责自己，是他误了荷一辈子。他说明年他就回大陆，他要去淮北投资，他要去看望荷。
刘晓航，安徽省芜湖人。1947年8月出生于杭州，1965年毕业于安徽芜湖三中，“文革”期间先后在安微定远十八岗农垦学校及南陵弋江公社插队，二次上山下乡，长达十年，1975年招工返城，1977年参加“文革”后恢复的高考，1980年毕业于安徽师大中文系，曾任武汉广电大学二轻局分校副校长，湖北审计干部学校教务主任高级审计师，武汉科大中南分校系主任，民盟省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自1994年以来致力于中国知青文化事业，他的成名作《我们要回家》，曾先后参与策划武汉知青回忆录《我们曾经年轻》、主编《沧桑人生》（中国特殊群体写真）和《我们曾经歌唱》。是全国大型知青文化丛书《知青人生感悟录》（远方出版社）和《中国知青岁月》（广东旅游出版社）的编委，发表知青题材的小说、散文、文学评论达百篇。
文章选自刘晓航著《风吹来，满天都是白色的伞》 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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