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男人和四个孩子、夏利的希望
《绝唱老三届》
一个男人和四个孩子
乍一看，王家祥比实际年龄要大许多。粗壮的身体，黝黑的面庞，粗拉拉的胡碴，以及他的装束和言谈举止，使他浑身上下，从里到外少了几分北京城里人的色彩，倒多有几分东北粗犷的味道。他性格豪放，爱说爱道。这让有人喜欢，也让有人讨厌。不过，见到他，却总让我想起东北三江平原那一马平川刮起的没遮没拦的风。
他比别人特殊，是因为从东北插队回到北京，像变戏法一样，一下子带回来四个孩子。在大多数年轻或同龄父母只有独生子女的对比之下，他竟拥有四个子女，便越发显得特殊。
我问他四个孩子都多大了?他数数，没有数清。“这么说吧，老大是1973年1月生的，老二是1975年3月生的，老三是1977年6月生的，老四是1978年10月生的。具体的年龄你自个儿算去吧！”
“实话告诉你说，我也并不想要这么多孩子。我爱人怀老三的时候，头儿找我开会，要我表态。我说：‘把孩子打掉，我没意见！你们只要保证我这俩孩子活就行！’农村的条件，你知道！我们那儿医院住院只保证有三天的青霉素用。平常连退烧的APC都没有。谁也不敢保证，只好对我说：‘那就再等等吧！’等等，老三等出来了。转年二月，我爱人做了绝育手术。手术感染，打青链霉素。谁知越打白血球越多，一下子涨到19000多。大夫不敢再打青链霉素了，再细一检查，我爱人怀孕已经六个月了。他们要把孩子流掉我说：‘行！你们得保证大人的安全！’那时，我爱人身体很弱，医院不敢做流产手术。老四命大，又生了下来。你不知道，我前三个孩子都是女的，末儿了老四是男孩。大家都说我有造化。”
他是个乐天派，虽像鸡婆带着四只鸡雏劳累辛苦，弄得他像陀螺团团转，却一直能黄连树下弹琴，苦中作乐。大批知青返城之际，他没做这个梦。弄着四个孩子，像翅膀坠着四块沉沉的家伙，难以起飞了。他家中兄弟姊妹六人，其中五个插队，哥仨又全在东北，他是老大，66届的老高三毕业生，他们谁能办回北京，就让谁先回去吧。
小弟早回京一年，干临时工。一边干，一边替他办着各种困退的证明、手续和关系。他做梦也没有想到，1979年春节，他和爱人带着四个孩子竟都回到北京，全家六口人的户口卡片厚厚一沓，竟都盖上了北京公安局的大印。他是队里返城的最后一名知青，一切都有些晚了，想带回点儿木板也找不到了，想带回点儿大豆只剩下豆种了。顾不上许多，他只带回一口袋豆种，便匆匆回京了。仿佛只要一回到北京，便会一切失而复得。他一下子抱有不少热望，未来得及思索一下，便将自己激动的怦怦心跳交给火车的隆隆轰响伴奏，奏响着一曲希望之歌。
北京站子母钟悠长的钟声，同十一年前送他去东北一样，迎接他的归来。北京城，虽然多了许多高楼、霓虹灯和广告牌，色彩缤纷许多，却再没有像当年敲锣打鼓欢送他去下乡一样热情欢迎他归来。大都市，显得冷漠！现实，变得严峻！
他应该想到，首先是大都市生存空间的拥挤。爱人家兄弟姊妹八人，六个孩子和母亲挤在一间半的刀把房间，已经挤成沙丁鱼的罐头。他家有三间房，各13平方米，宽敞倒是宽敞，架不住人多。父母和妹妹住一间，两个弟弟住一间，他一家六口，外加奶奶住一间。好在这样的日子不长。那时，父亲还没有离休，靠八级钳工硬邦邦的技术当上的精密机床修理总站的站长。
当一天官，有一天权，便会有人自动送“货”上门。一天，一位下属到家里找父亲，要求调动工作，见家里这么挤，便说：“您这房子够紧的，我那儿正好有一间闲房！“自然，这是需要交换条件的。那条件，便是父亲为他调动开绿灯。
沾了父亲的光，他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窝。
最发愁的是手头没钱。四个孩子像嗷嗷待哺的小鸟，都张着嘴巴，要吃、要喝。父亲和弟弟、妹妹都伸出手帮助他。三十多岁的男子汉了，不能接济家里，反而再手心朝上向家里要钱，怎样好意思哟！
街道办事处的头儿见他拉扯着四个孩子，“唉！人家回来带一个孩子就够难的了，你带四个！”破例照顾他，让他干个临时工，蹬平板三轮车给办事处办的代销点拉货。体力棒的一天一元，体力弱的一天八角。亏了他有生牤子一样的块头和力气，到福绥境拉手纸，到新街口拉麻酱……北京城，快让他蹬着三轮平板车转遍了。一天一块钱！
终于，他有了正式工作，北京煤气用具厂当工人。爱人也有了正式工作，街道办事处的废品收购站收破烂。
头一个月拿回工资，他34元，爱人30元，加起来一共64元，要认真算计一下全家六口人的花费。主要是买粮，全家160斤粮，就得花30元；房钱老爷子替交了，煤气费、电费，最省也得3元；油盐酱醋，起码也得10元；不敢多买肉，光是吃菜，而且还得是快到菜站下班收摊前，买点儿处理的几角钱一堆儿的菜，一月下来也得10元，他别的嗜好没有，只好抽个烟，喝个酒，好烟抽不起，只好抽两三毛一盒的八达岭、香山牌的，一月两条，5元；一个月再来两瓶二锅头酒，4元。这样粗粗加起来，已经60元出头了！爱人够会勤俭持家的了，一分钱攥在手心里能攥出汗来，还是月月到月底钱紧。跟谁哭去?跟谁哭也不管用！
只好委屈自己！只好委屈孩子！别人家孩子吃巧克力，咱们连吃糖豆都吃不起。别人家孩子穿新衣服，咱们只能捡姨家孩子穿小的衣服穿。有次，姨送来一盒酒心巧克力。四个孩子还从来没吃过这玩意儿，吃完了舔舔嘴唇，以后见了他就说：“爸爸，我要吃酒心巧克力！”他气了：“我知道那玩意儿好吃。想让我给你们买，没门儿！”他不是狠心，哪里有钱哟！
一天，孩子穿着带补丁的衣服上学，同学笑话了。也是，现在的孩子的确良都不稀罕穿了，谁还穿带补丁的衣服呢?孩子回家伤心地哭了。他能说什么呢?他想发火，又冲谁发呢?难道还要冲无辜的孩子吗?他欲哭无泪。
逢年过节了，好心的妹妹过来，用自己省吃俭用节约下来的可怜巴巴几个钱，给四个孩子每人买一件新衣服。他同爱人都要嘱咐妹妹：“买大点儿的，要能穿两年。”每件衣服都肥肥大大，孩子们穿着，身子仿佛小了一圈，那被风鼓起的晃晃荡荡的衣服后面像是藏着无数快乐的蓝精灵。原谅爸爸、妈妈吧，衣服是不大合适，显得过于大了些。有什么办法呢！谁让人家只有一个孩子，我们有四个的呢！只好人家常添新衣服，我们一年两年添一次吧！
这几年北京城春节，大家放炮仗放出水平来了。噼噼啪啪响声炒豆儿四处飞散，持久不断。哪家孩子不买他几挂小鞭、几块钱花样翻新的花炮呢?四个孩子自然要看着别家孩子放花放炮，馋得了不的，回家来磨他。行！买！咱们也买去！不过，说好了，一人只能买一个花炮，没那么多钱。孩子同意，一个花炮也高兴。花炮买回来了，三个女孩子，一个老疙瘩谁都不敢放了，只好他老将出马。不过，他600度的近视眼，黑黑的夜晚，点着那细细的捻儿，真够为难他的。“砰”的一声，捻儿着了，花炮飞上天，绽开红的、蓝的火焰，他的眼镜也崩出去了，飞得老远。在雪地上摸到眼镜，孩子们止不住开怀大笑。笑那不同寻常的礼花，也笑他黑瞎子般蹒跚可笑的样子了……
孩子们，你们快点儿长大吧！
苦就苦了做父母的。他上班离家远，爱人的废品收购站就在家门前不远，家里的活儿全都一揽子揽在爱人手里。别的不说，光是大热天给孩子洗澡，就能忙她一身汗。要烧四次热水，要轮流给四个孩子洗。这个孩子要先洗，那个孩子不干，也要先洗，澡盆前先冒起泡泡来，煞是热闹，小屋里像炸了群的蜂巢。最让爱人感到紧张的是每天中午回家给孩子们做饭。老大、老二已经上学了，回家自己凑合吃就行了。老三、老四还小呀，每天从幼儿园接回来，再侍候他们吃，时间真紧张。收废品的活儿不起眼，下午只要一到点儿，就有人来卖废品，也不知北京人怎么有那么多卖不完的破烂。她哪里能够迟到呢?
忙得实在受不了，她便对丈夫讲：“我看把小不点儿和老三送到老太太那儿吃中午饭吧，咱们每月给点儿钱！”
老王是个粗中有细的精明人，对爱人讲：“小不点儿和老三马上也就上学了，一上学还得回咱自己家里吃。现在要是给老太太钱，以后可就撤不下来了！”
“撤不下来就撤不下来吧！
“那你说每月给多少钱?”
“给15吧！”
拿着15元，老王找到母亲。15元钱算什么呀！在比他们岁数小一轮、工资却比他们拿得高一级的小青年眼里，不够到老莫或全聚德撮一顿的。可这15元却是他们从嘴里挤出来的呀！老太太点头答应了。爱人中午可以喘息口气。以后，每人增补了每月75元的副食补贴。他们两口便把每月给老太太的15元增加到20元，一直到现在，孩子早大了，不在老太太那儿吃了，每月的20元照给。老人也不容易，当初也曾费力撑起一把老伞，帮他们遮挡过风雨。孩子怎么说也是孩子。家里没有电视机，每天晚上都要到爷爷、奶奶家看电视，不看到第二天节目预告出来决不回来。几乎每一天都是看着看着，东倒西歪睡着了。他们两口子驮着、抱着，拽死狗一样把四个孩子弄回家。天天如此，累得实在够戗。白天上一天班，晚上还要加这么一趟夜班，受不了！
“咱们买台电视机吧！”爱人对他说。
买！借钱咱也买！那是1983年，买电视机还要凭票供应，赶巧朋友给了张票，12寸昆仑牌黑白电视机，420元，借了钱，买了回来，孩子们再不用跑老远到爷爷、奶奶家看电视了。
工厂让他买国库券，非让他买10元。他只买5元。5元就够意思的了，他气正不打一处来哩，
“老王，多买点儿吧！”
多买?家里四口人张着嘴呢！老三到现在也没劳保，药费单有这么摞子呢，要是给报了销，我全买国库券！”
得，烧香引出鬼来，又冒出老三这档子惹他恼火的事。厂里说老三是超计划生产”，他说：“我也不愿超，我这儿有证明！
“你那是东北的政策，北京有北京的政策，照顾你三个孩子劳保就够不错的了！”
他急了：“敢情东北就不是共产党领导咋的?我家老三有户口，也是公民…”说下大天来，没有劳保还是没有劳保。国库券买5元还是买5元。
1984年，他们的日子稍稍缓过来一些。四个孩子渐渐大了。他的工资长到64元，爱人61元，每天收购废品还有8角钱的闻味费(即卫生保健费)，每天中午还有0.35元的误餐费。经济是杠杆，使家庭生活发生变化。这一年年底，爱人拿回100元奖金。他厂里企业验收合格，也拿回来100元奖金。200元厚厚的、沉甸甸的，压在手心里发热。活到三十八了，还没拿过这么多奖金。这钱该怎么个花法儿?
他首先想起了妻子。这么多年，妻子跟着自己含辛茹苦，不挑吃，不挑穿，到现在了，身上还穿着在东北穿的小薄棉袄。两口子结婚这么多年，没吵过一次嘴，没红过一次脸，可谓是患难夫妻。那件国防加强特别绿(后来大家又叫它“屎绿”)的棉大衣，顶过东北的大烟泡，她还不舍得扔，万一天冷时再披一披。说什么也要用这200元奖金给她买件像样的呢子大衣。
他没想到，妻子也替他想好了，想法竟然和他一模一样，也给他买件呢子大衣。他一冬穿了一身油的工作服棉大衣也该换换了！什么叫心心相印?什么叫相濡以沫?什么叫贫贱夫妻百事哀?
他们买了两件大衣。他买了件蓝呢子的，花了150元；爱人买了件烟色海军呢子的，花了90元。回北京六年，活了三十多年，第一次给自己买了件像样的衣服。四个孩子蒜瓣一样簇拥在他们身边，替他们高兴，仿佛这是他们全家最快乐的节日。
我的采访从工厂一直持续到回家的路上。顶着正燃烧的落日，我们骑着自行车，一边走一边说。那话如长长的流水，流也流不断。我问他现在日子过得怎么样?他告诉我今年初又有了一间新房子，他们两口子搬过去住，四个孩子住一间，住处宽敞多了。四个孩子也大了，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每天放学回家，老四点火，老三蒸饭，老二、老大炒菜，用不着大人忙。他可以捏起酒盅，美滋滋喝几口，摆摆当家长的谱了。
今年又给我工资浮动一级，用不着领导说，国家照顾咱们，咱们也想着国家，国库券多买5块！咱讲理。”他嗓门挺亮。
我又问起他爱人，他说：“人家现在挣钱比我多，我脾气硬不起来。她要是气不顺，我就躲远点儿，等她脾气顺了，我再回来。”说完，他狡黠地嘿嘿一笑然后，他又对我说：“刚去插队那阵子我很天真，总以为像上学时下乡劳动一样呢。刚回北京时，我也天真，总觉得在插队失去的东西会很快找补回来。现在，我什么也不想，想多了也没用！工作干好，我偷着学会开电瓶车、叉车，下料的活让人挑不出毛病来。再有就是把孩子拉扯大，尽尽我的义务…”说罢，他又嘿嘿一笑。
忽然，他指指前面不远靠近朝阳区的一条护城河，对我说：“你看，我爱人每天蹬着平板三轮，拉着一车废品就往那儿送，那儿有个收购站。大太阳地的，够她蹬的。说老实话，回北京这八年，她吃的苦比我多…”
夕阳的余晖辉映在他的眸子里。这一瞬间，他的眼睛里贮满深情。
(修订版附记)
从我采访王家祥时到现在，日子已经飞速地过去了好多年。他比我大一岁，今年到生日的话，该是65岁的人，该拿老年证，可以坐公交车不用买票了。时间有时竟是这样比任何一切还要无情。想想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就这样无端地流逝而一去不返，心里常充满感伤。
老王比我要强，他是个天生乐天派的人。这么多年艰辛而又平平常常的日子过去了，苦中作乐，便是再艰难的生活，对于他也始终充满生气和弹性。
老王还在煤气用具厂当工人的时候，只不过从下料车间调到制瓶车间。虽然，许多老三届的朋友升官的升官，调走的调走，顶不济也在厂里混个办公室的差事，他却一直只是个工人。他不抱怨，也不抱非分之想，知足常乐，一天到晚上班认真干活，下班认真喝酒。他笑呵呵地说：“今年，北京市要大力治理大气污染，新型的煤气罐瓶需要很多。”有活干，就让老王高兴，他说比起下岗的，他这里强多了。老王的制瓶车间非常景气，经常加班加点，效益不错，收入也不错。
让老王得意的是他的四个孩子，两个大学毕业，一个参军当兵，一个上班。四个孩子读书都还认真，工作争气，人见人爱。当初，带这四个孩子，按下葫芦起了瓢；老王和爱人费了多大的气力呀！如今看着长成四个钻天杨一般可爱的孩子，所有付出的一切便都有了苦尽甜来的感觉。在一般都是一个独生子女的家庭之中，如今能看到齐刷刷这样四个孩子热闹的家，实在是太少，太让人羡慕。
老王的爱人早已经退休。她一直在废品收购站工作，烈日风雨中，暴土扬尘里，实在比老王还要辛苦，早点儿退休就早点儿吧，也该歇歇了。老王家早搬到了西坝河，一套三居室的房子，孩子多，住得虽然并不宽敞，爱人却再不用起早贪晚上班忙乎了，一家子其乐融融。
老王看见孩子个个都有出息，学习都卖力气，自己也受到了感染，不甘落后，便去报名参加成人高考。其实，即使弄到一张文凭，对他也没多大用处，他图的就是这心气。平凡人家过日子，过的就是心气。
54岁的那一年，他对我说，还有一年，他的这个成人高考就能毕业了。说完，他对我笑了。我明白他笑的意思，还有我这样大的年纪还在玩命读书考文凭的吗?也许，只有这一代人，才会有这样特殊的举动。苦熬巴查地拿到文凭，也到了快退休的时候了。但是，我理解他，因为这一代人在曾经应该读大学的时候，偏偏遇上了“文化大革命”，大学的梦便一直在心中一次次死灰复燃。粉碎“四人帮”之后恢复高考，是一代人大学梦重新点燃的最好的机遇，可是，有赶上这趟末班车的幸运儿，也有因种种阴差阳错没有赶上这趟末班车的不幸运的人。老王就是这样的不幸运的人。他没有埋怨，而是一直在刻苦努力。有时想想，会有人觉得他像范进中举，但其实他不是范进，范进是为了旧科举制度，老王是为了心里的一个梦，即便这个梦不具有范进一样功名之类的实用价值，对于这一代人而言，这个梦的精神价值，足以支撑他的晚年的生涯。老王可以对他的四个孩子，甚至他的孙子说，你们的父亲，你们的爷爷，这辈子问心无愧，因为我努力过，从没有灰心过，放弃过。
如今，老王还住在西坝河，成人高考早已经毕业多年了。有意思的是毕业的那一年，他退的休，才54岁，提前退休。无论在他们的厂子，还是在朋友圈，老王的威望很高，主要得益不尽他自已以身作则活到老学到老拿到了文凭，他教育孩子很有方法，也很得体，备受大家的称赞。如今四个孩子都很有出息，个个工作不错，先后都成家结婚，关键是个个顾家，非常孝顺，有着这一代孩子难得的对父母的理解与关爱。对于老王两口子，这是他们晚年最大的安慰，也是他们一生最大的收获。
老王现在开着一辆夏利出租汽车。他开了整整三十年的车，车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他的技术是没的说。
老王在北大荒和我同在一个农场。由于根正苗红，人又老实忠厚，他一到北大荒就分配到场部的小车队，给领导开小车，这是让人羡慕的活。他很满足，北大荒的道路甩手无边，一条路连着遥远的地平线，他可以开得随心所欲，风驰电掣，有种能飞进天边云彩里的感觉。
老王是68届的初中毕业生，老婆是66届初中毕业生，比他大两岁。他们有一个女儿，在北大荒落生的。两口子是1979年那年大批知青返城潮中回到北京的，算是回来晚的了。不过，比起一些饥寒交迫的知青，北大荒十一年的生活，老王没受什么大苦，出门有车开，进门有可人疼的老婆女儿，日子过得还算是有滋有味。如果不是知青大返城，搅起“今夜有暴风雪”，他没有想到要回北京。因为北京无论他家还是老婆的父母家里，各自的哥哥姐姐都结婚添丁进口，房子却还是那样的大，窄巴巴得没有他们的立锥之地。与其回去受罪，不如在北大荒睡宽敞的火炕。
眼瞅着身边的知青哥们儿一个个炒熟的豆儿似的蹦出北大荒，心里一下子寂寞荒凉得很。再加上哥们儿一再劝他说女儿一天天长大，以后上学是个大事，我们就这样在北大荒糟尽了也就糟尽了，难道还得让女儿也糟尽了吗?以后，人家的孩子都能在北京上学工作，自己的女儿还在北大荒刨一辈子地球?
说实在的，是为了女儿，老王和老婆咬牙回到北京。回到北京，他们两口子只带回简单的一个背包和20斤黄豆。家里所有的东西都变卖了，给领导上了供，作为办返城手续的润滑剂。
城市是一个最为势利的地方，北京城没有像当年他们到北大荒去的时候那样敲锣打鼓欢迎他们的归来。新的一代已经成长，他们已经被无情地遗忘。没有房子住，没有工作干。失去这两样，就像鸟没有了一对翅膀，任他有再大的本事，也飞不起来。他才觉得原来回北京比他想象的要难得多。
幸亏在通县有一所中学作为接收单位，否则连落脚点都没有，调动的关系都无法办理。但事先说好了，只是接收一下，替他搭个桥，人家并不真正接收他，要承担为他安排工作的义务。他自己也不好意思提这事，只好耷拉脑袋走人，闷头自己想辙。可上哪儿找辙去呀?到处是知青在找工作，工作一时难找，一家三口，天天这样晃，不等于在坐吃山空呀!他很着急，又一点儿辙没有，天天热锅上的蚂蚁一样转悠。
最后，转了一圈，还是通县这所中学同情老王的遭遇，暂时接收了老王，恰巧学校有辆接送城里学生的大轿子车需要人开，听说老王是司机，就先让他开着，虽然说好了是临时工，但总算一时有了饭辙，算是天无绝人之处。在自己父母家的房檐下搭间小房，比自己在北大荒住的房子边上放菜和杂物的小偏厦海小，权且有个窝住。一家三口，就这样在北京开始了艰难的新生活。北京的城市之光四处辉映，高楼大厦鳞次栉比，但没有一处是属于他老王的。
老王的车开得好，人脾气又好。虽说当初是临时工，但学校留下他开车，再也没提这个临时工的事，他一开十多年，工作稳定，饭碗有了保证，心里就踏实了许多。
好在后来老婆也找到个工作，女儿上了高中，日子算不上大富大贵，但安定了下来，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他没有什么奢望，只要把女儿供养上了大学，自己和老婆没有干的吃，能喝上稀的就满足。他天天老老实实给学校开班车，下班赶紧往家里赶，通县城里两地这样来回穿梭，破帽遮颜过闹市，却也过得有滋有味。
如果日子就这样安稳地过下去，他会一直在这所学校把这辆大轿子车平平稳稳地开下去。虽然，这期间有好心的朋友对他说，凭他开车的技术不如去开出租挣钱多，他不好意思对学校开这个口。毕竟是自己刚回北京最困难的时候，人家学校像接收孤儿一样接收下了自己。
三年多前，忽然自己和老婆两家的老人脚跟脚地相继过世，偏偏黄鼠狼专咬病鸭子，女儿住院做坏了手术弄得小肠粘连，一大笔饥荒拉了下来，一下子欠下三万块钱的账。那一年，他每月的工资是五百多元，老婆是三百多元，俩口子加起来起来每月九百元钱，该什么时候能还上这笔账?就是干到死，他也还不上这笔债呀!他真是犯了愁。
惟一的办法，是去开出租!呆呆地望着大街上一辆接着一辆从眼前穿梭而过的出租车，他想起了前几年朋友替他出过的主意，他知道自己除了开车没有别的本事，这个世界上能赚钱的法子越来越多，对于他却华山只此一条路。
万般无奈，他找到学校，不知该怎么开口，还是后者脸皮开了口，学校不放他走。是啊，哪儿找这样又好又便宜的劳动力去?人家学校一说起往事，他便像是自己有个带把儿的烧饼让人家攥住一样，先没了底气，也不好意思再强求。毕竟学校对自己有恩，自己的苦，就自己咬碎了咽进肚里吧。
谁想到，命运对待他是如此的“马太效应”，没过多久，厂子不景气，老婆不到四十五，就提前退了休，连每月三百元钱的工资都拿不着了。三万块钱的债山一样沉重地压在老王的身上，他实在有些喘不过气来。这一代人怎么这么倒霉?好事摊上得不多，倒霉的事却像雨一样一滴没落都浇在自己的身上。
一连几宿没睡好觉，在床上翻来覆去折饼，在心里翻来覆去想着前来后往的对策。看来解救自己的只有离开学校去开出租!并不是自己对人家学校不义，实在是自己已经走投无路了呀!
老婆见他总是这样折饼，问他干什么呢?他说还得找学校去!
他鼓足了勇气，再次找到了学校。这回，他已经成竹在胸，背水一战，在肚子里把对话演习了一遍又一遍。他先是先礼后兵感谢学校一番，到死也报答不完学校对他的恩情；然后面带羞涩，极其诚恳地提出三条路：一是给自己长点儿工资，自己这么多年了老是这点儿工资，实在太少了；二是能帮助报销一些女儿的药费和住院费；三就是把自己放个屁一样给放走得了。
学校说考虑考虑。几天后，学校把他真的跟放个屁—样放走了。
他开上了出租。
是北大荒这帮朋友的帮忙，筹集了买车的十几万的款子，买了一辆夏利，无形中债台高筑，三万没还上，又平添了十几万。倒是债多不愁，虱子多不痒，他拼命开车，起早贪晚，没个刮风下雨天，就是自己病了，也不敢不出车。他说只要天亮一睁眼，车没开就得交一百多元的份子钱!他能不开车吗?车轮子碾着北京城的大街小巷，也碾着他的心。
可以说，开车开了三十年，就这三年开的路程最多，最辛苦，但毕竟有了希望。想想，他有时只有苦笑，偷偷的，还不敢让老婆和女儿知道。活到四十多的人了，一辈子都有过什么样的希望?年轻时总希望把红旗插在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土地上，这个膨胀的希望破灭之后，他不敢再有什么希望。当这个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后，人们最大希望是赚钱，他都不敢再随波逐流，只想安安稳稳地开车，即使每月只有五百元的收入，也从来没有怨言，没有想挣巴—下，就那样像拉车不松套一样，老老实实地开车。他是属于那种一遭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人，有些老实，墨守成规，日子过得像死了一样没有生气。只有这三年，他发疯了似的开车，全家又开始围着他团团转，像是一潭死水被搅活了，荡漾起波纹。为什么?因为又有了希望。虽然这个希望对于他老王来说很渺小，但是毕竟是希望，便也很实在。
老王被这个新的希望追逐着，开着他的夏利整整地跑了三年。
今年3月，他终于还完了他所有的账。他告诉我：“上个月还完了账，我还剩下二百块钱。”他说这话时，如释重负，皱纹纵横的脸上露出一丝难得的笑容。那天，他开车拉着我迎风疯跑了半圈三环路。
附记
我很多年没有见到老王了。不过，他的夏利为他还完帐之后，车就是他的了，他可以不必起早贪黑那样玩命的干了，想什么时候出车就什么时候出，早早地收车，回家喝一顿小酒，也是常事。而且，爹妈房子拆迁，力争之下，也争下一间属于他们夫妻俩自己的房子，虽说远在四环以外，到底是自己的一个窝。每天开着出租，倒也没觉得有多么远。女儿也顺顺当当地考上大学，毕业之后找了一份工作，找了个对象结婚成了家。他正经过了两年舒心的日子。
如果不是因为后来那辆夏利闹的，一切都美美满满。
大前年，他的那辆夏利报销了，跑了十年了，也到了该报销的年头了。谁想到，要换车，必须得换索纳塔或伊兰特。他要接着开出租，必须换这两种车的一种。开了几十年车，除了开车，他没干过别的；除了开车，他还能干什么呢？他别无选择，只能认头，选择了一辆伊兰特，因为是租，每月给公司的份子钱就五千多。赚钱，一下子艰难多了，每天又开始了和刚买夏利时一样起早贪黑玩命了，离家和回家，两头不见亮，累得连小酒都顾不上喝了，到家倒头就睡。
五十多岁的人了，和年轻时没法子比，哪里禁得起这么折腾？今年初，公司发善心，强迫的哥的姐检查身体，这一查不要紧，查出老王得了糖尿病。妻子女儿都坚决不让他再开车了。
可合同没到期，不开怎么办？他苦笑着问我。
他接着对我说：再说了，不开车，让我干什么去？天天在家享清福，咱没那命呀，开车还能给我解点儿闷，不开车，病更得厉害，你信不信？
文章来源肖复兴《绝唱老三届》图片来源网络欢迎知青朋友来稿，投稿邮箱jianzi103@163.com肖复兴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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