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扛起铺盖去高考、怀着身孕赴高考
恢复高考制度片长10分07秒
时光的砂轮，磨淡着岁月的印记，却磨不掉记忆的痕迹。“高考”的话题，引发起当年参加高考的回忆。那是改革开放的元年——距今整整四十年的1978年。漫漫长路，终有回转，科学的春天从教育起步；余味苦涩，终有回甘，改革的萌芽从高考破土。这是建国后第一次“不讲成份、不论婚否、不限年龄、不看学历、不用领导批准”的高考。它突破了传统条条框框的束缚，体现出思想的解放，显现出改革的能量。它创造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从六六届到七八届共十三届中学毕业生，同时涌进考场的世界奇观！报名人数达610万人，创出历史的最高值。一时“洛阳纸贵”，当年的考试用纸是把计划用于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后临时借用过来的。为更好地体现“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1978年成为“文革”后第一次全国统一命题的高考，以简单的分数作为录取的唯一标准。没有现在五花八门的加分、照顾、金钱、权力等因素的作用，体现出效率和公平，为寒门学子、特别是成份不好的学子开辟了一条逆袭人生的通道。
当年全国大学和大专院校共录取40.2万人(原计划录取29.3万，后增加10.9万)，录取率为6.6%。这一报考人数的纪录过了四分之一个世纪，到2003年才被打破(613万人)，但录取率已上升到62%。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那个年代的录取率极低，被形象的比喻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我们相当多的知青考生，是扛着铺盖去挤“独木桥”的。
考试时间安排在七月二十号到二十二号。每日上午七点半，分别考政治、数学和语文；每日下午二点半，分别考物理和化学(理科)或历史和地理(文科)。考试除语文是二个半小时外，其它都是二小时。各科满分为一百分，总分共五百分。最后半天考外语，由于除考外语系的考生，外语成绩不计入总分，我与大部分人一样，直接弃考了。我们身处的南通县环本农场，位于黄海之滨；考点所在的南通县南通农场，位于长江之畔。虽然在同一个县，却相距约一百公里。考点定于十九日接待南通县各农场的考生。但是当时交通运输不很方便，需要到南通市转车。如果在十九日出发，路上发生情况，公交车衔接不上，会造成当天赶不到考点的况。天无绝人之路，十八日下午正巧有一辆“东方红”拖拉机要去南通天生港拉化肥，农场领导决定把我们先送到南通市。这真是一举三得的好事。一是路途时间得到保证；二是可以提前半天不用下田干活；三是节省了农场到南通市的汽车票钱。对于农场领导的考前关怀，不但当时感恩戴德，至今仍然铭记在心。
在骄阳红似火的七月十八日下午二时，“东方红”拖拉机载着我们十一位考生，开始了高考的旅程。头顶炎炎烈日，脚踩烤得发烫的铁皮车厢，人人大汗淋漓。车轮扬起的灰尘粘在脸上，顺着汗水往下流淌。在略显沉闷的气氛中，有人吼起了京剧《沙家浜》中“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那高亢激昂的唱腔。好像在用歌声自我壮行，立即引起大家心灵的共鸣，十一条嗓门全部开启，独唱变成合唱，歌声响遏行云。
烈日喷炎晒不死，
严寒冰雪郁郁葱葱。
那“知青” (原词是“那青松”，请原谅我们临时篡改了)，
逢灾受难，经磨历劫，
伤痕累累，瘢迹重重……
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激励着我们向前。一路豪情一路歌，拖拉机开进了南通市人民医院。把医院作为考生的住宿地，这是享受“高干”待遇啊！顿时产生了受宠若惊的感觉，觉得一路艰辛值得！在我们喜悦的激动中，“东方红”拖拉机停在住院部一幢新造的大楼前，把我们放下后就立即开走了，随之也带走了我们的激动之情。原因是因为我们年轻，高兴的有点早。
这是一幢尚未完工的建筑，我们被安排在二楼的一间大空壳内。楼梯还未安装护栏，从留在墙壁上的空洞的长方体，得以知道门窗的位置。明亮的阳光斜射在楼板上，把施工留下的灰尘照射的格外醒目。一根临时拉进的电线上吊着孤零零的一盏白炽灯泡，是室内唯一的设备。想扫去地上的浮尘，却找不到扫帚。趁着天色未暗，赶紧打开铺盖，草席铺在地上，蚊帐却由于找不到支点无法悬挂，聪明的理工男到街上买回一卷塑料绳，勉强把蚊帐吊了起来。楼下唯一的水龙头，像伤感的泪水，十分钟装不满一脸盆。大家互相谦让着，装到四分之一左右的水，就立即让给下一位。现在的考生为保证考试期间的休息，大多住在宾馆。当时怎么就没有产生随便找一个旅店对付一晚的想法呢?到底是什么限制了当时的想象力?这个问题我到现在还没有想明白。也许是领导这样安排，我们就这样执行；也许是这种旅途与在棉田里顶着烈日打农药相比，轻松了许多；也许是知青是一个同甘共苦的群体，谁也不会抛下同伴独自去享受。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面对种种不便，没有任何抱怨。认为这一切都是天经地义之事，自然的就像天热了人会流汗一样。
血色的太阳已经西沉，银色的月亮慢慢爬上星空。被太阳暴晒后的墙壁开始向外辐射热能，仿佛空气在燃烧。汗流浃背的考生在昏暗的灯光下失去了临阵磨枪的兴趣，也为了不影响同伴的休息，都钻进蚊帐，躺在一席之地上养精蓄锐。为对抗炎热，我采用了心理疗法，在心中默默地反复念叨着“心定人自凉”的口诀，不知道念了多少遍，竟然迷迷糊糊地入睡了。大约在夜晚十一点时，室内忽然有人在“哎哟哎哟”的大声呼喊中逃出蚊帐，把全体人员惊起。开灯查看，原来是一条昂首挺胸、色彩鲜艳、约三寸长的蜈蚣钻进了蚊帐，对这位毫无防备之心的仁兄进行赤裸裸的人身攻击。
深夜二点多钟，突然一阵阵尖利的歌声刺破了夜幕的寂静，经久不息的夜半歌声如雷贯耳，裹挟着一种莫名其妙的亢奋，刺激着我们敏感的神经。饱受二十多分钟的煎熬后，终于有人忍耐不住，跑下楼去，经过福尔摩斯式的一番打探，真相大白。原来是住院治疗的一位女精神病患者，趁着值班医生脱岗，跑到院子里抒发豪情。一个多小时后歌声才消失，东方已经泛起鱼肚色的光。为赶上去南通农场的第一趟汽车，在头昏脑胀中收拾好铺盖，肩扛竹竿，手提脸盆，睡眼惺松地行走在去长途汽车站的路上。这支“难民”模样的队伍，在市民好奇的目光中登上了开往南通农场的班车。
中间有条土路把学校分为东西两侧。西侧教室临时改作我们的住宿地。四张课桌拼接成一张床，虽然有些高矮不一，但比起南通医院的地铺强多了。起码可以方便地支起蚊帐，保持夜晚的宁静，不用担心“爬虫上床逗你玩，夜半歌声惊梦乡”。
东侧的教室是体现着公平公正的考场。这里不论职位高低、不管贫富贵贱，不讲年龄大小， 一视同仁地享受着相同的考生待遇。四周围起的草绳，忠诚地守护着考场这片神圣的“闲人莫入"之地，树枝上不时传出儿声蝉鸣，更衬托出环境的幽静祥和。
我们提前二十分钟进入考场，安静的等待开考。在突出政治的年代，政治总是安排在第一场考试，以示政治领先。当监考老师发卷的时候，心情突然有点紧张。几张薄薄的长方形的试卷，测量着人类厚重的无形的知识，关系着个人是继续顺着原来的生活轨道惯性前行，还是开始命运的大转折，进入大学生活的崭新天地。考场虽然没有刀光剑影的嘶杀，却是成败在此一举的无声战场，顿感倍感压力沉重。
铃声响起，答题开始。当注意力高度集中在试卷时，紧张的心情也随之舒展。遇到的最大困难是在炎热天气下手臂会出汗，一不留神浸湿试卷会造成字迹模糊。只能小心翼翼地提腕书写，不但影响了答题的速度，而且干扰了思路的通畅。所以在自认为对唯物辩证法、矛盾论、实践论等基础知识掌握的比较较好的政治上，只得了72分，是在除数学外的最差成绩。吃一堑长一智，在后面的考试中就知道用干毛巾捆在小手臂上，解除了汗水之扰。接下来的考试基本顺利。从小养成的考后能完整复述考题的能力居然没有退化。回到农场后，仔细的回忆了答题的全部内容，保守的估计总分应该在350分左右。在不清楚其它人的情况下，不知道这个分数位于什么层次。
9月初成绩公布，大专录取分数线是300分，大学录取分数线是310分，我的成绩是363分。听到消息，没有欢呼的冲动，也没有庆贺的欲望，只是当晚睡得特别香甜。回望1978年的高考，既是一次文化知识的考试，更是一次对毅力、自信心、吃苦精神的考试。如果你能把苦嚼碎，把苦咽下，把苦消化，就能感受到这是一种幸福的艰苦，艰苦的幸福。知青中不乏这种人。我们一起去高考的十一个同伴，虽然大部分是六八届初中毕业生，居然录取了九个！这个录取率在全国应该是名列前茅的。此处可以写诗作贺：
昔日荷锄背负天，
勇攀书山不惧险。
学海无涯苦作舟，
蟾宫折桂跃“农”门。
储晓东：男，中共党员，大学学历，高级政工师。1954年出生于江苏省常州市，1968年于江苏省常州市第三初级中学毕业后，在环本农场(江苏生产建设兵团四师二十二团)务农十年。1978年参加高考，在江苏师范大学学习。历任中学教师，中学团委书记，市公路管理处工会主席。先后获省市"新长征突击手"，“省金锚奖"等荣誉称号，享受市劳模待遇。
石铭小学知青民办教师。前排右一为胡雪真（摄于1973年秋）
当时长泰地多人少，劳动强度大，20世纪70年代还是物资匮乏的时期，知青们一年到头吃不上几回猪肉，还要天天“大干苦干”，连晚上也要参加“政治夜校”学习，几乎没有什么娱乐生活。物资与精神生活双重贫困使知青们当年的理想与热情烟消云散，纷纷找门路回城。
我也想回城，但是我无路可走：由于“家庭出身”不好，招工没有我的份，推荐上大学更不可能；由于父亲已逝，母亲是家庭妇女，我没处“补员”；一位同学的母亲是医生，能为我办“病残”证明，可我不愿意用这种不光明正大的方法；不办任何手续“倒流”回城，这条路我更不愿走。
到了女大当嫁的年龄，我又不打算扎根农村，于是在1974年回漳州结婚，休完婚假立即回校教书。1975年我儿子出生了，他随我在石铭住了一年多，就送回漳州家里。艰苦的生活依然如故，加上骨肉分离的痛楚，回城无望的烦恼，我表面上平静，内心却如油煎般难受。有一天晚上到队里参加政治夜校，在回来的路上，我望着月光下的溪水，真想跳下去结束一切痛苦。也就在那一刻，耳畔仿佛响起幼子的叫声，我不能扔下儿子，为了儿子，无论如何要熬下去。
石铭小学知青民办教师。右一为胡雪真（摄于1972年冬）
就在我感觉前面一片黑暗的时候，遮天的乌云终于被驱散——“四人帮”倒台了！中国老百姓欢庆第二次解放，我的命运也有了转机。1977年未恢复高考，我的亲人寄来了高中课本，让我用业余时间温书备考。
我是67届高中生，文革时，我正上高二，高三的功课必须补！政治和语文还好办，数理化就硬啃了。幸好长泰二中星期天免费开讲座，我和几位民办教师每周日到岩溪镇听辅导课。从我们大队到岩溪，中间有一段长长的缓坡，男民办教师用自行车带我，每次要上坡时，他们都不让我下车步行，看着那前倾的后背，我心中涌起一股暖流，这辈子我决不会忘记他们的友情！就这样，利用业余的时间，攻下数理化。
还有一个让我为难的事，是专业的选择。若是按我的兴趣，必然选中文。可是，十年“文革”的腥风血雨让我心有余悸，考虑再三，我决定远离文字，最终在专业栏填上：数学。
最让我进退两难的是，我又怀孕了。考大学的机会难得，而且报考不限年龄与婚否，录取不注重家庭出身，这样的好事不知明年还会再有吗？这也许是我今生唯一的机会了！为了前途，我打算放弃孩子。于是我同丈夫找一位当妇产科主任的朋友，向她询问有关事宜，她却劝我不要舍弃孩子，考照考，孩子照生，到时再想办法。1977年底，我怀着女儿跨进考场，顺利参加了首届恢复的高考。
石铭小学知青民办教师。中为胡雪真（摄于1973年秋）
当得知我的高考成绩上了录取线时，真是又喜又愁。喜的是大学的门终于向我敞开了，愁的是我的预产期是1978年3月，碰上开学时间。我的第一志愿是福建师院，但录取是在2月份。这时，老天又一次垂怜于我。由于当时缺乏中学师资，漳州正在筹办师专，开学时间推迟到5月份，天时地利都占了！终于，我被龙溪师专录取了。
1978年3月底，我女儿出生了。5月份，我如愿上大学了！我们数学班大多数是男同学，女同学只有七位，其中五位是老三届，而且有三位正带着不满周岁的宝宝。我们这代人真是太不容易！
毕业后，我当了一名普通的中学教师，现在退休了。时光荏苒，一晃40年过去了，每当我回忆往事，最让我难以忘怀的是1978年，因为那年是我的圆梦之年，也是我人生的转折点。
“此情可待成追忆”，感恩的心和浓浓的情，让我忘不了我的1978年。
胡雪真：漳州一中六七届高中毕业生。1969年2月8日上山下乡到长泰县岩溪公社石钻大队第八生产队。1971年春在石钻小学当民办教师。1977年底参加高考1978年春天进龙溪师专数学班学习1980年春季毕业分配到漳州五中任教2003年退休。
本文选自《永远的知青》中国知青作家杯征文优秀作品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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