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一年级的小豆包（年代：1953-1955）
1953年我从幼儿园毕业。那年正好规定七周岁入学，我离七岁还差四个月，妈妈带我跑了许多小学都不收，终于在私立培元小学报上了名。
培元小学在王府大街救世军楼的旁边。我心中很紧张，怎么学校挨着坏人？我问妈妈救世军是好人还是坏蛋，妈妈说除了解放军所有的军队都是坏人。同学中有住在救世军楼里的，后来我进去看过，里面住满了寻常百姓，而且都很穷。（此照片来自网络）
这是我们入学时小学的平面图。由我的小学同学麦继平绘制。
上学前妈妈带我去买衣服。妈妈从来不给自己买衣服，也很少给我们买新衣。我早就看中了人民市场有一件天蓝色的连衣纱裙，穿上一定像小仙女一样。我拉着妈妈去看，妈妈觉得价钱太贵，没买。在她看来我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根本没必要穿那么好的衣服。
入学还要经过口试，我和小朋友们坐在阅览室等待，坐没坐相，翘起椅子腿，哪知那是折叠椅，一翘腿椅子就收起来，我摔了一个大马趴。六年级服务的大姐姐忍住笑把我扶起来，我心想：“这下完了，这个学校肯定不会要我了。”
口试时老师问我有几个兄弟姐妹。我说：“我家有四个姐妹，还有一个二哥，不是妈妈生的。”老师问：“那是谁生的？”我说：“我也不知道。”妈妈在窗外偷听，出来后跟我说：“你根本不应该提二哥。”我又想，老师一定不要我了。
我考上了培元小学！我的第一张彩色照片，1953年摄于东华门“紫房子”照相馆
每天早上我坐三轮包车上学。车夫叫老李。老李为人老实忠厚，木讷，忠于职守，说话谨慎文雅。有一次我问他毛主席是男的还是女的。我小时候分不清男女，只靠头发长短来分类，遇到半长不短的头发，就归不了类了。比如毛主席的头发就让我难以分辨。老李说：“你说呢。”我说：“半男不女。”老李马上小声说：“这话可不敢乱说啊。”
开学第一天，我蛮横地让两个玩压压板的同学下来，我要上去玩。她们不肯，我的胡同野性爆发，骂了她们最难听的话。两个同学吓得跑去向老师告状。当然我妈妈也知道了，问我：“你骂同学什么了？”我撒谎道“他妈的。”我现在都奇怪，那么小怎么还会区分脏话的轻重档次呢？
上学没几个星期爸妈把克阳刘元扔在托儿所，到学校给我和海燕请个假，就带我们出去旅游了。先去南京姨家，火车在长江边停了好几个钟头，等待轮船把火车一节节运过长江。火车坐轮渡的现象直到1966年南京长江大桥建成才结束。
妈妈在南京生病了，姨姨说认识一个大夫医术很好，不过他是一个一贯道徒。我听了吓坏了，那时配合取缔反动会道门正上映电影《一贯害人道》，在我看来那简直就是恐怖片，虽然我看不懂太多，但我知道一贯道是害人的大坏蛋。我恳求妈妈和姨姨不要让他来看病，没用，一贯道医生还是来了。和电影里的不一样，他是个穿西装革履，彬彬有礼的西医。他给妈妈诊病时，我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生怕他害死妈妈。
我们还去了上海。在上海去逛一家大百货商场。乘（梯式）电梯上楼时，到了顶端，都不知道要迈腿上平地，一家人像叠罗汉一样摔成一堆。看来爸爸妈妈都是第一次乘电梯。
爸爸妈妈真是无聊，摔完大马趴，又趁我不注意藏到一个大柱子后面，看我的反应。我茫然地四下张望，不哭也不喊，正要转身钻入人群去寻找，爸妈赶紧出来。这回他们可知道我的性格了：遇事不慌不忙，主意大着呢。
下一站是杭州，妈妈的故乡，在西湖玩了个够后，还买了大小网篮、西湖绸伞、张小泉剪刀，还有一只文明杖，满载而归。
回到学校，同学争先恐后告诉我：“刘海鸥，王老师说了，你要是再不回来，就不让你上学了。”我没给王老师留下批评的借口，期中考试轻而易举拿了双百。
我还是那个自由自在的孩子，不守纪律。上课玩玩具说话，甚至吃东西。一天上课吃香蕉，有同学把我检举了。王老师没收了香蕉，一挥手香蕉就进了垃圾桶，而我面对垃圾桶罚站到下课，闻着桶里散发的香蕉味，心中无限惋惜。
夏天中午同学们都要在教室里睡午觉。我中午从来不睡觉，每次等老师一走我就要给大家讲故事。后来我又想出了一个新主意——把妈妈盆景假山上的小人小房小动物带到学校表演故事。中午同学们都围过来听我讲故事。我讲得正高兴，王老师突然进来了，毫不容情一把将所有的小玩意全部收走，当垃圾扔了。不过王老师再批评我，也掩饰不住对我的喜爱，一年级期末竟然发给我一枚优良奖章。我自己都觉得自己“德不配位”。可是谁叫我学习好呢。我简直爱死了王老师。
学校里最厉害的老师是武老师，她大概是半个领导吧，因为全校的学生她都管。她好像总是看我不顺眼，在校园里看见我，总要把我叫住批评一番。这天，我又被她抓住了：“刘海鸥，看你那个邋遢样，自己去照照镜子！”学校通往大院的过道有个“整容镜”，学生们经过都要整理衣冠才进入教室。
三年级时我已经开始看大部头的长篇小说了，那天我捧着《新儿女英雄传》（还是章回小说呢）边走边读撞见了武老师，又被她叫住：“刘海鸥，看什么呢，见了老师不行礼？”我把书抬起来给她看，心想她也许会夸奖我吧。她不屑地说：“看得懂吗？装样子的吧。”
我最喜欢的事情是过大队日，全校师生围坐在大院。我们一二年级的孩子虽然不是少先队员也都参加。除了先举行队日仪式：出旗、唱队歌、报告人数外，其实就是文艺联欢会，各班同学同学表演文艺节目，歌舞剧《瓦尔瓦拉和五个女儿》《在果园里》，新疆舞、小话剧……比枯燥的学习好玩多了。有一次是五年级的张筠英讲她在天安门上给毛主席献花的经过。
后来我们也成了大队日表演节目的主力军，我们班演出了《渔夫和金鱼的故事》。我演贪婪的老太婆，麦继平演渔夫，高忆陵演小金鱼，特成功。
还有一件高兴的事是过“撒饭节”。大多数同学自己带午饭，校工帮助加热。中午一下课，同学们一窝蜂涌去取饭盒。校工大爷认识所有同学的饭盒，一个不错地分发，一边说：“留神，烫。”偶然一个孩子的饭盒打翻在地，引起一片起哄欢呼：“撒饭节！撒饭节！”撒了饭的人因祸得福，班上的同学你给一口饭我给一勺菜，吃的比自家带的还好。我真羡慕撒饭的同学，可惜我一次也没撒过饭。
这些是一到六年级我们书包里的用具，有些东西比如算盘墨盒不需要天天带，有课时才带，书包总是轻轻松松的。
六. 家园，滋养我们成长的沃土
年代：1955-1958
1955年爸爸买了一个四合院，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家。五十年代中期的“四合院时代”是我们一生最幸福的时期，我们四个孩子的生活像盛开的花朵，一朵比一朵鲜艳，而家园就是滋润我们的沃土。
三间正北房是客厅、孩子的书房和卧室；东跨院是厨房。西跨院有两小间偏房，妈妈住；西屋三间，爸爸住；东屋两间保姆住。妈妈住北偏房。南屋住着原房主袁家，本来他们打算很快搬走，但是不久家里连遭不幸，就留了下来。四姐妹幸福成长
刚开始我们并不喜欢新家，因为胡同里的孩子们很欺生，只要我们在胡同里一露面，孩子们就成群结伙地叫骂“阔家主”“臭小姐”“荷兰猪”，往我们身上吐唾沫，粗暴地推搡，有时甚至搬出大门杠来拦路挑衅。一二十年后，那些曾经打骂我们的孩子已经长大成人，突然发现不知从哪天起，见了面，他们非常有礼貌地和我们打招呼，称“姐”称“您”，真是让我受宠若惊。
我们只好关在自己的院子里，避免出去。独门独院自有其乐趣，北屋摆了一个大办公桌，玻璃面，前后四角都有抽屉，我们姐妹四人两人占一边，一个人四个抽屉装自己的私有财产。这张桌子承担着我们全部文化生活——做功课，看书，画画，做手工，写日记，听广播……
一进大门洞就是一架葡萄。葡萄串大，色白，粒圆，甜，汁多。家里有一架梯子成了我们摘葡萄用的专用工具，夏天，我们姐妹简直就是在梯子上度过的，上不了梯子的就在地下打转，扬言要撤梯子。整个暑假四个小猴子似的绕着葡萄架，上上下下，吵吵闹闹地过去了。
吃水果那时是一种奢侈的享受。一个苹果全家人吃，由爸爸按年龄大小分配。
院子里养了十几只活蹦乱跳的小鸡，我们看着它们长大了，生蛋了，趴窝了，小鸡破壳出世了，在我们的生命中，第一次亲眼目睹一个生命的产生，心中有一种深深的感动。
除了一只讨厌的野猫闪电般从房上窜下来拖走了几只可怜的小东西，多数小鸡都长大了。
有几只公鸡长大后把院子看成自己的领地，对我们翻脸不认人，见了小孩子就追，就啄，闹得我们出门时只能飞跑穿过院子，或者撑开一把伞，当作盾牌，后退着走到大门口。
那些年学生很时兴与外国小朋友通信，我有一个法国的笔友，叫亨利·奥登。我给亨利写的信总是密密麻麻的一大篇，讲中国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整个一篇政治宣传材料。亨利的信很简单，几个字，说到哪度假去了，想要一些中国邮票等等。他送给我一个洋娃娃，一条白纱小手绢。我送给他一把工艺品小宝剑，还有很多中国邮票。
家里有大量的过期杂志画报，暑假里我们把里面的漂亮的插图剪下来，分类贴在大本子上，制成了一本本精美的画册。同学们来我家争相欣赏，其中有一本电影演员的玉照及他们所演的电影最受大家欢迎。爸爸提名《影星荟萃》。几十年后，一个同学从国外回来，还问起这本画册。
每个月妈妈给我们一块钱买书，一个星期天我们喜滋滋地到王府井的儿童书店挑了几本小人书，两本字书。付钱时海燕发现钱不见了，当场大哭。书没买成，海燕一路哭着回家。我觉得很沮丧，但是也觉得海燕这样哭太不好意思了。
我们最大的财富是小人书，最多时达到一千多本。这么多书还是不够，每个周末晚上我们还要到书铺去租小人书。两毛钱租十本，回到家横七竖八地躺在床上美美地看一晚上。
我们生活还有很多内容，我们收集邮票，攒铜钱，养蚕，收集橘皮卖钱。最最主要的部分是看电影、话剧。我家附近有四个电影院，蟾宫、工人俱乐部、东四剧场和明星影院，和人艺话剧院。稍远一点还有还要跑到大华、红星或儿童影院、青艺话剧院、儿艺话剧院。我们几乎每天都要看一场电影或话剧，周末或假期有时一天要看两场。和爸爸一起欣赏邮票滑冰夏天我们去什刹海游泳。冬天去北海滑冰。我更喜欢滑冰，每个星期六晚上都会约上几个好朋友去北海滑冰，在冰场上肯定还会遇见一些同学。我们互相学习滑花样，一起玩追人，或手拉手一大排拦截别人，不管认识不认识。玩得疯极了。
我们姐妹几个还去学弹钢琴。我从小就喜欢钢琴。可是我的钢琴老师十分傲慢，也没有耐心。我在她身边弹琴，十分紧张，总也弹不好，我渐渐失去了学琴的兴趣。又因大跃进的冲击，我们都停止了学琴，但想有钢琴想学钢琴的愿望，在我心中绞成一块心结。
爸爸还给我们做了一个标准的乒乓球台。院子里有一个清代大缸养了一群鱼。每天放学后四姐妹的同学们都爱到我家来，打球，观鱼，看书。我们的院子里总是热热闹闹的。
还有一件有趣的事——拨云母。拨云母是无线电厂外发给街道大妈的活儿，一片云母矿可以拨分成无数片，用来做无线电里的绝缘体。有些家庭生活困难的同学把云母带到学校来拨，同学们看见觉得有趣，一时间拨云母成风，我们四姐妹也拨得上了瘾。妈妈制止我们拨云母，说不仅耽误学习，吸了云母尘灰会得肺矽病。有一次在我们的劝说下妈妈试了一下，立刻就上了瘾。和我们一起抢大妈们的饭碗。
周末父母带我们去逛公园或商场。秋天我们一定去西山（现在叫香山）游玩。那时到城外没有公共汽车，只有一种在西直门发车的柴油车，黑色的，比吉普大一点，开起来哐哐哧哧。两排椅子面对面可以坐十人左右。在西直门要去城外的人排成了大队，往往要等一个小时。
我们先去周家花园（樱桃沟）。那里古树参天，巨石嶙峋，溪水潺潺。我们顺游而上，到溪水尽头，岩壁上有一泉眼，泉水喷薄而出。接几瓶刚刚冒出来的清泉，把带来的水果放在溪水里冰镇，然后妈妈去挖青苔带回去安放在她的假山上。我们在溪水里抓小鱼，用爸爸的大手绢一次就可以兜上来几条。
离开周家花园要经过卧佛寺，卧佛寺的山门古旧沧桑，门前有一个茶肆，露天放几张旧裂的木桌，几乎没有人光顾。店小二热心地跑腿，端来一些煮金丝小枣、煮花生豆之类的小吃。
从卧佛寺到碧云寺有一片旷野，有一条汩汩流淌的小溪横穿而过，我们常在水里玩耍。爸爸妈妈在旁边铺开野餐，野餐食物丰盛，有“浦五房”的卤肉、熏鱼，还有“义利”的面包果酱花生酱，肯定还有两暖瓶鸡汤。
最吸引孩子们的是路边农妇们卖的野食——刚下树的核桃，清香无比；早上摘下来的山葡萄有一种极为特别的香味，或者买一把莲蓬，一人举着一支，挖出绿色的莲子，莲子肉鲜甜，清脆；还有老玉米，都是当天掰下来的，比起城市里卖的，其鲜其香不可同日而语。
1956年爸爸妈妈带我和海燕访问齐白石家。白石老人打开锁着的柜子，拿出两块蛋糕招待我和姐姐，蛋糕放的时间久了，硬得像石头一样。我慢慢地用牙齿嗑，终于吃完了。
白石老人给我们作画，我们站在旁边看。他给爸妈画牵牛花，先用墨画了几片叶子，海燕说：“什么乱七八糟的，我也会画。”把爸妈吓坏了，幸亏老人没有理会，也许没听见，也许童言无忌根本不计较。
白石老人又给我们四姐妹一人画了一幅，海燕的是四只小鸡，上面写“他日相呼”，意思是你们现在为一点小事争执，将来长大了会互相帮持的。我的是一对大虾，克阳的是青蛙，元元的是鱼。爸爸妈妈还买了一张他的“鸳鸯戏水图”。文革中“牵牛花”和我们的四张画卖给了荣宝斋，二十元一平方尺。“鸳鸯戏水”后来也卖掉了。如果知道白石画如今动辄上亿，怎样也要想法保留下来呀。（这些画的照片来自网络）
五十年后又见到它们了！我最近在雅昌艺术网站发现了它们，除了“牵牛花”没有找到，其它都在！一看见它们，无数记忆扑面而来，眼泪涌了出来。（这些画的照片来自网络）
一九五七年我们过了一个最快乐的新年，我们选了自己喜欢的花布，每人做了一件新罩衣；每人选了一件玩具做新年礼物。之后迅疾而来的“反右斗争”、大跃进、大饥荒以及无尽无休的运动，我们再也没有过过一个像样的春节。一九五七年春节的全家福不再是独门独院1958年大跃进中，我们因为有私房受到谴责。街道要求我们腾房做食堂或托儿所，我们让出了保姆阿巧住的东屋。东屋搬进一对夫妇，一下班两人就半裸着跳舞，阿巧每经过他们家都要吐唾沫表示轻蔑。妈妈不让我们孩子接近他们，怕学坏了。四合院的欢乐渐渐远去。
七. 加入了少先队。（1956—1959，9岁—12岁）
从这时起，我们不再无忧无虑天真无邪，我们需要长大，我们正在成长。
从三年级到六年级，我们换了两届班主任，从那时起再也没有老师喜欢我了。我每年的操行评语都是“中”。我一直想当个好孩子，却不知个中奥妙。三年级开始同学们一批一批加入了少先队。入队的资格由班主任说了算，我总是不入班主任的法眼。差不多全班人人脖子上一条红领巾时，我才赶上了末班车。中队长告我，我之所以能入队是因为会画画，少先队的黑板报需要一个会画画会写美术字的人。
这张图画上面是1957年我在写板报，题目是“支持埃及人民收复苏彝士运河”。那阵天天不是支持这小国就是那小国，不是反对美帝国主义就是英帝国主义。我们唱的歌是“我们支持你，我们支持你，阿拉伯的兄弟我们在一起。”“古巴嘻古巴嘻，古巴嘻～扬基喏。”
1955年国家开展了一场肃反运动，报纸上经常报道破获了潜伏已久伺机变天的或台湾空投潜入大陆的美蒋特务集团。《中国少年报》上说有一个潜伏特务男扮女装混入国家机关，因为有大喉结并能一手提四个暖水瓶引起人们的怀疑，从而被揭发出他的真实身份。还有一个报道说南方某农村少年儿童发现家中新来的亲戚很可疑，双脚白皙，手臂上有戴过手表的白印迹，就大义灭亲，报告了公安局，果然是个空投特务。
那是一个英雄的时代，人人都想抓住一两个美蒋特务，成为英雄。我们小队活动日最喜欢到景山公园玩“打游击”“抓特务”的游戏。
一天放学的路上我在一个墙角看见一些奇怪的符号，我怀疑这是特务秘密接头的暗号，或者暗示这下面埋着定时炸弹。我立刻抄在纸上标明地址，继续往前搜索，一路抄写街上所有奇怪符号和数字。天已经黑了，我到派出所报案，郑重地把画满字符的纸片交给警察叔叔。我想象着警察抓住了特务，我在全校受到了表扬，老师也改变了对我的看法。谁知警察笑道：“这可能是电线工人或管道工人作的记号。”我满心失望地回家了。
一次妈妈的机关组织孩子们到缅甸大使馆参加缅甸总统儿子的生日庆典。我们在院子里玩游戏，我和一个小男孩一起荡秋千。这时总理走过来了，站在我身边，我停下来，有点不好意思地看着他。总理主动跟我说话：“小朋友，这个小男孩是哪国人？”我说：“是中国人。”他问：“你怎么能知道呢？”我答：“他刚才和我说中国话了。”总理笑了说：“好，你们好好玩吧。”回家海燕听到此事，责问我：“你为什么不向总理问好，为什么不让他代问主席好？”
1958年2月，全国掀起除四害高潮。这年的4月份全国开展了三天集中火力消灭麻雀的运动。
当天报纸的头条写着：
“轰！让麻雀无处落脚，饿死累死！
打！让麻雀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毒！让麻雀断子绝孙！
掏！销掉‘老家贼’的‘户口’”！
麻雀成了人们心中最凶恶的敌人。麻雀和我们有什么深仇大恨我不知道，我们只知道党的号召就是正确的。
学校也停课三天，清晨四点钟起床，我们带着脸盆，竹竿，扫帚到居民院子里轰麻雀。只要一见有鸟儿飞过便挥动竹竿大声吆喝，同时可以听到来自街上和各个院子的锣鼓齐鸣，杀声震天，如同全民的狂欢节日。
我家有棵高大的槐树，疲惫已极的麻雀落在树上歇脚，死活不肯离开。设立在本地制高点隆福医院的“轰麻雀指挥部”不断通过高音大喇叭发出指令：“崔府夹道16号大槐树上有麻雀！”我们忙不迭地在树下敲打。没过多久又听见高音大喇叭里喊：“崔府夹道大槐树上还有麻雀！”我们觉得很丢脸。
可怜的麻雀无处落脚，光是最后一天，全市捉了四十万只。城市的上空很长时间看不见一只飞鸟。麻雀的消灭破坏了自然生态的平衡，导致了后来一些地方严重的虫灾。
1958年8月，主席发令：“书记挂帅，一切保钢。”一时间为完成当年生产1070万吨钢的目标，轰轰烈烈的全民炼钢运动开始了。
老师号召我们把家里不用的铁器交到学校，回炉炼钢。回到家姐妹四个为了争抢厨房里的铁锅，打得不可开交。把阿巧急坏了：“别拿走呀，我还要做饭呢！”
大批的农民诗人农民画家和大批的民歌民画涌现出来。中宣部要求人人写诗歌颂“三面红旗”。我们的作文课也是写诗，我拍拍脑袋就写出一首，一连写了十来首。
“诗”写多了，淘气的本性又发作了，我把课本上的古诗都按原来的韵律改成了浅薄的歪诗，同学还都喜欢。有一天我被叫到了办公室，校长拿着一张单子，上面记录着我的“杰作”，问：“这些诗都是你写的吗？”“是。”“有没有人指使你写这些诗？”我知道不好了，吭哧道：“没有。”“没有就好，要知道现在坏人就是通过像你这样调皮捣蛋的孩子散布这样的反动诗歌，达到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目的。”
五年级我们开始参加“十一”的庆祝活动。早上四点多钟就到天安门广场等候，我们的任务是“场内站队”——手挥纸花，高喊口号，以“花的海洋”作为游行队伍的背景。游行结束后，几万小学生要涌向天安门。老师千叮万嘱不要摔跤，否则会被踩死。
1958年《北京晚报》创刊，为了推广销量，少年儿童都上街卖晚报，我卖了半天没出去一两张，想了一个主意，到餐馆一个个地问，人们不好意思拒绝只好买了，一下子就完成了任务。大人们真好。
为响应绿化祖国的号召，春天我们到城外种植蓖麻和向日葵。秋天我们去收集他们的种子，一般来说，向日葵的花盘已经不见，但蓖麻大量结籽没人要。老师说蓖麻不仅可以绿化祖国，蓖麻籽榨油还可以当飞机的润滑油，飞机有了油就可以打击美帝。
晚上我们承担起交通宣传员的任务，主要监督自行车有没有车灯，没有车灯的，就不允许再骑车。被截住的骑车人都非常客气，答应推车回家。不过他们走出我们的视线后，就一蹁腿又骑走了。
我不过淘气而已，并不捣蛋，我真的想当一个党和主席的好孩子。我寻找各种机会为班里做好事。我把各班的小粉笔头收集起来，捣碎，加水重新搓成粉笔，晾干，当我把一盒再生粉笔郑重地交给老师时，得到的回答是：“这种粉笔根本没法用，你要专心学习，别搞这些没用的事。”
我跟老师争取到了每天早上在黑板上抄习题的工作。我每天早上六点就从家里出发，天还黑着。我要赶在同学上早自习时抄完习题。到了学校校工还没起床，我在校门外传达室的窗下高叫董大爷开门。董大爷披着衣服睡眼迷稀地打开门，总要说一声：“又是你，那么早。”
我非常关心时事政治，多次向老师建议利用晨检时间给同学们读报，老师终于接受了我的建议。我每天晚上看报选出一些内容第二天早上给大家念。有时还搞一个时事小测验，同学们越来越重视听读报。
这才是我们的天性。
我和班上几个同学组织了一个话剧团，吸引了大批同学参加。第一个话剧由我编剧导演，表现工人们克服困难，战胜保守势力，研发“活性染料”的事迹。话剧受到同学的热烈欢迎。后来我们又排演出了好几场话剧，还在全校大会上成功演出了《大灰狼》。
除了学习，我们还有使不完的精力。五年级我考上少年宫木偶组，我们排演的剧目，都是些惩恶扬善的童话故事。大灰狼由男生扮演，我被分派的角色总是狡猾的狐狸。到了晚上我们去各个小学演出。小学生整整齐齐坐在地上，小脸仰着，巴望着节目开始。看见他们我心里十分骄傲。
一天晚上演出结束后我和同学高忆陵（也是木偶组成员）走回家，看见路上有一个盲人坐在地上在叨唠。我上前去问，盲人说，他家在十里铺，领导给他安排了工作，他今天去报到，谁知日子搞错了，只好先回家，但是没有带返程的钱，一天没吃东西，也不知道怎么回家。我拿出还没来得及吃的芝麻酱烙饼给他。
我又和高忆陵凑了两毛钱，把他送上去十里铺的汽车。他一个劲地道谢，说你们真是好孩子。
小学考初中的作文题目恰好是《一件好事》，我写了这件事，得到满分。
我们看了大量的课外书，一天高忆陵同学告我在《译文》上看了一篇泰戈尔的小说，讲一个老头娶了一个九岁的女孩为妻，每天晚上人们都听到屋子里传出女孩的哭喊：“我不！我不！”高和我探讨，老头对女孩做了什么，我们做了最大的想象，结论是他打她。为什么要打？不明白。从那以后我专门寻找泰戈尔的书读，想找答案，无果。
八. 像苹果花在树枝上摇荡
（1959~1962，12~15岁）
有一首歌《伦敦德里小调》，歌词道“我心中怀着美好的愿望，像苹果花在树枝上摇荡，她飘落在你温柔的胸膛，在你温柔的胸膛亲密作伴……”那阵我整天捧着《外国名歌二百首》，这支歌不知从何打动着我，成为我一生最喜爱的歌曲。
我的青春期从这里开始了。
1959年我考上了北京女子十二中，初中部的校门外是一个教堂。一个星期天我到学校玩，见教徒们在教堂里做礼拜，我很好奇，想进去看一看，在门口被一个穿白色长袍的男孩子拦住，他说：“你不能进去，这里是圣地。”我很惊奇一个和我们差不多大小的孩子能说出这样的话。我们的天下是共产党的天下，我们少年儿童受的都是党的教育，是一种什么思想或力量能与共产党的共产主义教育并存呢？平日教堂的门总是敞开的，我喜欢溜进去感受一下其中肃穆静谧的气氛，尤其喜欢爬上教堂的尖顶。窄窄的木阶梯，一圈圈螺旋向上攀去。安静极了，只听见脚步声“噔、噔、噔”。脑子里充满了中国反特电影和外国十八九世纪的影片镜头，心中忐忑着，不知在头顶上会突然出现什么。在顶层，透过小窗户向外看，天高地小，我的思绪飘得很远。我对中学是有些恐惧的，因为爬绳。中学那时的体育课照搬苏联的“劳卫制”，其中有一项是爬绳。姐姐海燕也在这个学校，比我高一级，爬不上去，晚上吃了饭就让我陪着到学校练习，我确信我更没有能力爬上去。一天晚上一个练爬绳的同学从绳子上摔了下来，跌断了腿。此后学校取消了这项考核。这才打消了我对中学的忧虑。195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国庆节我们的任务是白天参加游行夜晚狂欢。整个九月份我们的体育课和放学后都是练习游行队伍，学跳集体舞。国庆节天安门的“狂欢跳舞”连续三个夜晚。我们和男校二十五中的学生一个圈，男孩和女孩勉强拉着手，别别扭扭送走一个迎来一个（集体舞中男女生不断换舞伴），直到深夜。狂欢之后，有很多女生收到了男生的信。连我们初一的小女孩都有男生追求。我们的班主任是共产党员，复员军人，让我肃然起敬，但不久我就对这个班主任失望了。班主任是教政治课的，讲社会发展简史，说不清道不白（本来就是说不清道不白的事）。上政治课简直是一种惩罚。同学们各行其事。有人上课看《简·爱》，这本书在学校非常抢手，每人只有一两天的阅读时间。一天校长在晨检时间做广播报告：“现在现在流行看《简·爱》，《简·爱》是什么，不就是简简单单的爱吗？中学生现在谈什么简单的爱？……”学生们笑不可遏。我最喜欢的老师是英语老师和语文老师。英语老师烫发，大眼睛，圆脸，高个，长腿，她常穿素色丝绸衬衫，下摆塞在西裤里，衬出挺拔的胸部和丰满的臀部曲线。非常洋气，但是她平易可亲，对每个学生，不论学习高低，“品行”好坏皆一视同仁。有一个星期日一个同学在中山公园碰到她，穿一件白底大红花连衣长裙与丈夫逛公园。第二天消息传遍全班。原来老师也是爱美的普通人！语文老师个矮精瘦，但是她讲课中气十足，板书大而方正，是外方内圆的赵孟頫体，和她本人形象截然不同。第一堂课讲的是农民诗，周老师满怀激情高声朗诵：“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同学们下面偷偷地捂嘴笑，但不久就被她讲课的生动所吸引。她说大跃进中她参加了十三陵的建设，她中暑了，坐在唯一的荫凉地电线杆的阴影下休息。她非常喜欢我的作文，第一节作文讲评课上来二话不说，就念我的作文。她永远给我的作文5分甚至5分加。数学老师是个身体宽大的高个。他很“勒特”，宽大的蓝制服上总是有油迹。裤腰上总是掉下一节白绳子，女生们不好意思地笑，私下议论：“他媳妇怎么也不给他拾掇拾掇。”可是他讲课脉络清晰，让我对解数学题兴趣十足。学习上我还是吊儿郎当。北京三天两头就停电，我每天放学总是要玩个痛快，晚上才做作业。碰上停电，索性不做作业了，反正有理由——停电了。初一期末考试上午考两门课，我不知道，考完一门就颠颠儿地回家了。中午放学一大群同学来家问我为什么没参加考试。我吓坏了，妈妈肯定饶不了我。更让我沮丧的是，我得和那些考试不及格的笨学生一起参加补考，真丢人!1960年的春天。三八节前工青妇委托学校选一批女孩子到人大会堂给三八红旗手献花。我们去人大会堂排练过一次，午休时一人发一个大面包、一段肉肠。大饥饿时期已经开始，这份吃的相当奢华。同学们欢天喜地，有的同学舍不得吃，带回家给爸爸妈妈弟弟妹妹。这顿面包香肠让我交了一位好朋友小溪，就是因为看到平时孤傲的她喜滋滋地吃面包，那么接地气儿，我就喜欢上她了。课间十分钟我们最爱玩“拉大炮”的游戏——一个人当大马背人，被背的是大炮，把对方的大炮拉下来。我长得粗壮，背着小溪楼上楼下地跑。我怀疑我的个子不高就是那时压的，姐姐妹妹个子都比我高。学校要求我们每天报告打死苍蝇的数量。我和小溪一人拿着三个苍蝇拍，走路到农展馆马房打苍蝇，哪里苍蝇成千上万，一会儿每人就打了一千多。其实打多少苍蝇并不重要，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次愉快的郊游。午休时如果不回家吃饭，我和小溪到教堂后面的小花园里。我坐在石凳上，她躺在我的腿上听我念巴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或听她轻声地唱歌。她最爱唱印度电影《两亩地》里的摇篮曲：“睡吧睡吧，睡神来临吧，甜蜜的美梦，它从那亮晶晶的小星星那里，轻轻跳进你的眼睛……”那阵妈妈下放农村，没人管我，我几乎天天都去小溪家。她家虽小，但是好客，总是吸引了一堆青少年。和他们在一起真实地体会到了生活的自由状态。有时候我们甚至不惜旷课（因为吃不饱，学校考勤很松）一起到颐和园，从南边的豁口钻进园里，在湖边捡一条小船，一玩就是一天。我们都喜爱李清照的《清平乐》，“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和他们在一起就像生活在这首词的画面里。小溪的爸爸是画家，他早就辞职在家做自由职业者，在当时属于异类。他要小溪练习画画，我也得机会陪练。有一次他搞来一把黄花插在花瓶里，让我们画油画。我不知道怎么画，他说不要拘束，就把油色“拽”到画板上，想怎么拽就怎么拽，于是我画成了我的第一幅油画。美院附中三四月份招生，小溪毫无疑问是要考美院附中的。她爸爸鼓励我也去投考，我并没有下过决心一辈子搞美术，但是在他们的撺掇下我也报了名。那年全国共有六百多名学生报考。共有三百多人取得了参加初试的资格，我和小溪都在内。初试是画一个石膏像素描，一幅创作画“夏天”。大多数人都画的是游泳。初试放榜的那天，美院附中门口人头济济密不透风。我挤进人群，扫了一眼，然后不动声色地挤出欣喜的失望的焦急的人墙。而我的心高兴得要跳出来了：六十个录取者中，我榜上有名！我高兴是因为我知道了自己有什么样的能力和实力，这和亲人朋友的夸赞不同，它是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认可。我接着又参加了美院附中的文化课复试和口试。当妈妈知道我有希望考上美院附中时，与我作了一次严肃的谈话。她坚决不同意我学美术，因为画家是自由职业，不能算作正当工作。在这个领域的人往往自由散漫，脱离集体，脱离党的领导，很容易犯政治错误。她列举了许多成为右派的画家，说我生性就自由散漫，若当了画家更是如鱼得水，前途是很危险的。又说她下放这几年我的思想倾向变得不健康了。正在这个时候附中放榜，六十人中取三十人，我落榜了。我倒也没有太大的遗憾，本来就是考着玩的，但我不知道，如果我考取了，会和妈妈发生什么样的冲突。我的功课已经荒废了许多，我必须把所有的功课捡回来。初三的学生已经放假在家复习，数学几何我几乎一题也不会做，我跑到好学生汪周南家请她给我从头讲起，才讲了一两次就悟出了门路，甚至做出了兴趣。到考试前，我的数学几何已经游刃有余。1959年中国遭遇了三年大饥荒，人们没有足够的食物裹腹，更不要说喂鸡了，爸爸带着我们到郊外去采集草籽当鸡粮。一块去的还有冯雪峰一家人，孩子们捋草籽，爸爸和冯雪峰坐着聊天。可怜的鸡好像知道末日已尽，突然爆发了鸡瘟。我家的鸡一只接一只地死去，每死一只，海燕就抱着大哭。阿巧趁着一些鸡还没死，赶紧杀了做了风鸡。在食物极其乏愦的日子，这几只风鸡多少给我们补充了些营养和安慰了一下馋虫。解说违反规定，被删除，自行脑补吧。
幸好我们是在北京，“困难”还没有大幅度影响日常生活。主食可以保持一天九两的定量，副食供应全靠配给。商店几乎空空如也。最初只有“伊拉克蜜枣”是唯一不要票本的零食。中国支持伊拉克和美国打仗，卖给他们武器，人家没钱还，只能拿一些枣子顶债。街上偶尔可以看到卖一种（唯一的一种）叫做伊拉克枣的冰棍，尽管是严冬，人们马上就争相购买，一人买十几、几十根，甚至整盒整盒地抢，聊以解饿。不久又传说伊拉克枣带有肝炎病毒，很多人吃了得了肝炎，于是伊拉克枣也突然不见了。一次在王府井，见一个食品门市部窗口挤满了人，每人手里攥一把钱疯狂地抢购汽水。售货员站得高高的，开瓶盖时有意地倾斜和晃动着汽水，泡沫冲出瓶子，汽水交到买者手里时，只剩下半瓶了，如果有人抱怨，售货员就说，：“你要不要，你不要有人要。”马上就有无数手伸过去，抢那小半瓶汽水。喝到汽水的人们脸皱成一团，什么东西呀，跟药水似的。那汽水叫“沙士”汽水，过去国人喝不惯，压了库房，现在谁还顾好喝不好喝。能进口的就抢。这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是因为大家抢汽水时的疯狂，而是售货员的作为，他们像耍猴一样，玩弄着人们饥饿的欲望，得意地笑着。我觉得人心真是很险恶，连这样一点点权利都要充分地利用来压人一头，如此人们之间生长的只有恨。大跃进之后，妈妈因为雇佣保姆受到了剥削工人的批判，阿巧只好离开我们家另找工作，但是她还住在我们家，每到休息日一定帮我们买菜做饭。平时我们就在妈妈的机关食堂吃饭。我正在长身体，肚子里没油没盐，整天想的就是吃。上课无心听讲，熬到中午第四节下课铃响，立即冲出学校到食堂吃饭。食堂的饭菜做得不够分量，大师傅们却一个个肥得挪不动窝。我经常买白菜烫饭，一两一碗，用大白菜帮子和剩饭煮成。一顿饭要吃四碗，肚子撑得鼓鼓的，可盯不住时候，一会儿就饿了。在食堂经常吃超当天的定量，到了下半月眼看粮食吃不到月底，只好回家自己做饭。我发明了一种吃法，叫“煮渔网”，烧上一大锅水，把茄子黄瓜西红柿（幸亏还有些蔬菜）等切块儿放进锅里煮开。合上一小团面，也就二两，擀成薄薄一大片，下锅时又拉又扯，扯出一个个窟窿象个破渔网。这样煮出来的面显得挺多，再放些酱油和辣椒面，吃得满头大汗，撑得饱饱的。因为辣和撑，克阳就是那时候落下了胃病，后来发展成胃溃疡。而我因为胡吃海塞，竟长成了一个胖子。大饥荒时期，妈妈下放劳动。下放者都是多少有些“问题”的人。妈妈因为如实汇报出差见闻，弄了个“右倾”标签。一天妈妈突然从农村回来，因为营养不良“浮肿”已经很严重了。腿上脸上一按一个大坑。那阵浮肿病是全中国人民的共同病症。妈妈休息了几天，浮肿未消又回到农村。左上角的黑白画是1961年我画的妈妈和老乡。其实北京人得天独厚，有钱还可以买高价点心高价糖。妈妈属于那种居安思危，居危思更危的人，买了一斤高级糖不让我们吃，锁在保险箱里，等更坏的年景再吃。一搁就是一年半载。到“大饥荒”情况稍有好转，妈妈打开保险箱把糖分给我们.剥开糖纸，里面一条条白色的肉虫子把糖都快蛀空了。我们还是把虫子及虫屎捡干净吃掉了。再没得吃，也不能没有精神食粮。看书一直是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初中期间，我阅读了大量的小说。中国和苏联的长篇小说已经满足不了我的渴求，我开始阅读并深深地爱上了西方古典文学。1962年文化界开始复苏，被毛主席后来批判为“封资修大洋古”的文学艺术音乐纷纷登台。我迷上了西方音乐和歌曲，它们和我当时所看的书，我当时的心境相吻合。我让妈妈给我买一个吉他，妈妈批评我资产阶级思想越来越严重，但她还是花了69元给我买了一个吉他做生日礼物。当思绪不再被吃饭占领时，我开始意识到我已经是一个青春期的女孩了。我上学的路上经常碰到一个男孩子，一见到就心跳不止。我很想把我的感觉写在日记本上，又怕别人看见。于是我想出了用密电码写的办法。我自己设计了一套复杂的密码，变成电报符号，把青春的萌动写在纸上，再把纸封存起来。一天我在书柜的顶上发现一本盖满灰尘的书，叫《性爱的艺术》。我立刻蹲在墙角读起来。看完我惊呆了，首先想到的是难道伟大的……？再仔细看看，是民国年间出版的。好，我宁可相信这是一本诲淫诲盗的黄书，也不能想象……我看了一本《希腊神话故事》，里面《丽达和天鹅》的故事，给了我很大冲击，它以优美的语言描述的爱情故事让我对性爱产生了朦胧的意识。经历了青春期的发育，十五岁时我的体重超过了一般女孩子（其实也就是一百二十多斤，但那时十几岁的女孩体重一般八十多斤最多九十斤）。“胖子”在当时的中国是最不被人们认可的一类人，人们认为只有地主资本家才是胖子。从小到大我受到了无数的鄙视唾骂和嘲笑，自尊心受到深深的伤害，以至性格也发生改变。一次在商场看到一面哈哈镜，镜子里的影像把人变瘦，而我的身影在镜子里和正常女孩一般，我站在镜子前久久不愿离去，心想我若是镜子里的样子多好！（题外话：多少年以后，才知道《伦敦德里小调》这首爱尔兰民歌以“DannyBoy”的填词更被广为接受。歌词非常凄美。今年参观东京的市府大楼顶端，大厅里有一架钢琴供游客即兴弹奏。我坐上去用一个指头，弹了“DannyBoy”的两个乐句，就是为了照张相，没想到刚一停止，招来欧美游客的一片掌声，还跑来跟我说“DannyBoy”！）（待续……）
作者简介
刘海鸥，笔名凌之，女，1988年赴澳大利亚马克立大学读博士研究生，后因病辍学。1990年代初开始写作，主要作品有长篇纪实文学《半壁家园》《海鸥南飞》《刘海鸥作品集》三集、《夕出阳关》、姐妹合集《我们的田野》；曾在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多家主要报刊杂志发表作品，另外多部作品收入国内外小说及散文选集。《她不属于这个世界》获2003年“世界华文文学奖”。《半壁家园》《游必有信》（作品集之一）获得2013及2017年海外华文著述奖散文佳作奖。
来源：澳洲新艺术、新三届欢迎知青朋友来稿，投稿邮箱jianzi103@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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